汉国匈奴与氐人联盟的解体——以刘乂案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匈奴论文,联盟论文,中心论文,刘乂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国匈奴与氐人的联盟，是刘渊建国的政治基础之一。氐族首领单徵外孙、单后之子刘乂，则是维系该联盟的关键人物。晋元帝建武元年（刘聪麟嘉二年，317）刘乂案的发生，导致匈奴与氐人联盟的瓦解。汉国国势由盛而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①
一、刘乂身世之谜与匈奴、氐人联盟的建立
永嘉四年（刘渊河瑞二年，310）七月，汉国皇帝刘渊死。太子刘和即位后与诸弟兵戎相见，② 刘渊第四子刘聪凭借强大武力代刘和称帝。在这次皇权转移的过程中，刘聪弟刘乂扮演了颇不寻常的角色。
刘渊后妃中呼延后为刘和之母。张夫人为刘聪之母，单后为刘乂之母，诸史所言甚明。③ 另据《晋书·刘聪载记》：“伪太后单氏姿色绝丽，聪烝焉。”④ 《资治通鉴》：“单氏年少美色，聪烝焉。”⑤ 单氏此时“年少”，其子刘乂尚在龆龀，似无疑问。《刘元海载记》：永嘉元年（刘渊元熙四年，307）刘渊入都蒲子，“氐酋大单于徵……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⑥ 《资治通鉴》文略同，唯“氐酋大单于徵”作“氐酋单徵”。《考异》云：“当时戎狄酋长皆谓之‘大’，徵即光文单后之父。‘于’衍字也。”⑦ 其说可信。氐族首领单徵降汉的时间，《晋书》与《资治通鉴》所记相差一年，但无论哪种记载属实，单氏同刘渊成婚都不会早于永嘉元年；刘乂的出生不会早于永嘉二年。也就是说，建武元年刘乂为刘聪所杀时，只有10岁左右。令人费解的是，中古史家笔下刘乂的行迹，完全不像童稚所为。
刘和被杀后，刘聪与刘乂曾互让帝位。《刘聪载记》：“既杀其兄和，群臣劝即尊位。聪初让其弟北海王乂，乂与公卿泣涕固请，聪久而许之，曰：‘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祸难尚殷，贪孤年长故耳。此国家之事，孤敢不祇从。今便欲远遵鲁隐，待乂年长，复子明辟。’于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⑧ 《资治通鉴》文略同，唯乂作义，疑为手书之误；“聪初让其弟北海王乂”，作“聪以北海王义，单后之子也，以位让之”；“待乂年长，复子明辟”，又作“俟义年长，当以大业归之”。⑨ 《资治通鉴》同年载刘义舅单冲谓乂曰：“疏不间亲。主上有意于河内王（引者按：指聪子粲）矣，殿下何不避之！”乂答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让义。义以主上齿长，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终弟及，何为不可！粲兄弟既壮，犹今日也。且子弟之间，亲疏讵几，主上宁可有此意乎？”⑩ 按刘乂追忆“河瑞之末”事，可与上引刘聪之言相印证。问题在于，刘乂此时不过两三岁，何以能当众推举刘聪登极？并与人讨论自己的政治前途呢？
卢志等人策动兵变，为太弟刘乂所拒，《刘聪载记》曰：
聪以其太庙新成，大赦境内，改年建元。雨血于其东宫延明殿，彻瓦在地者深五寸。刘乂恶之，以访其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为太弟者，盖以安众望也，志在晋王（引者按：刘粲封晋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归之。相国之位，自魏武已来，非复人臣之官，主上本发明诏，置之为赠官，今忽以晋王居之，羽仪威尊逾于东宫，万机之事无不由之，置太宰、大将军及诸王之营以为羽翼，此事势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测之危厄在于旦夕，宜旱为之所。四卫精兵不减五千，余营诸王皆年齿尚幼，可夺而取之。相国轻佻，正可烦一刺客耳。大将军无日不出，其营可袭而得也。殿下但当有意，二万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云龙门，宿卫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马不虑为异也。”乂弗从，乃止。(11)
《资治通鉴》文略同，唯司马光所记劝刘乂谋反者中，脱去为首的太师卢志。(12) 然而，刘乂此时仍是童蒙，何以能对卢志等人的政变计划作出判断呢？
卢志等人密谋败露后，刘乂面临严厉的处罚。《刘聪载记》：“东宫舍人荀裕告卢志等劝乂谋反，乂不从之状。聪于是收志、玮、遐于诏狱，假以他事杀之。使冠威卜抽监守东宫，禁乂朝贺。乂忧惧不知所为，乃上表自陈，乞为黔首，并免诸子之封，褒美晋王粲宜登储副，抽又抑而弗通。”(13) 《资治通鉴》文略同，唯脱“乂不从之状”一句；“乞为黔首，并免诸子之封，褒美晋王粲宜登储副”，又作“乞为庶人，并除诸子之封，褒美晋王，请以为嗣”。(14) 按刘乂上表乞“免诸子之封”，所言“诸子”应不止一人。《晋书》、《资治通鉴》载郭猗诬刘乂为变事，有“武陵兄弟”一语，详见下引。胡注：“武陵兄弟，当是乂之诸子”，(15) 或有所据。可刘乂此时不过8岁，何以会有子嗣而且不止一人？
征诸史籍，刘乂此前确已婚配，“初，靳准从妹为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杀之，而屡以嘲准。”(16) 按汉国立太弟孺子，所依为西汉之制：“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17) 靳孺子之上还应有妃，可见刘乂妻妾不止一人。靳准报复刘乂，在建兴四年，刘乂纳靳准从妹为妾，必在此前。不可思议的是，刘乂此时年仅七八岁，何以就有妻妾数人，甚至因其孺子淫于侍人，怒而杀之？
郭猗等人构陷刘乂，刘粲参与其事。郭猗谓刘粲曰：“臣昨闻太弟与大将军相见，极有言矣，若事成，许以主上为太上皇，大将军为皇太子。乂又许卫军为大单于，二王已许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并握重兵，以此举事，事何不成！臣谓二王兹举，禽兽之不若也。背父亲人，人岂亲之！今又苟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后，主上岂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东宫、相国、单于在武陵兄弟，何肯与人！许以三月上巳因燕作难，事淹变生，宜早为之所。”刘粲“深然之”。(18) 《资治通鉴》文略同，唯“二王”作“三王”；“一切之力”作“一时之利”；“故在忘言”又作“固不待言”。(19) 刘乂此时还在幼年，不可能考虑政变中的人事安排，上引郭猗之言，都是无中生有。但刘粲对这类有悖常理的传闻，何以又深信不疑呢？
卢志等人被杀后，刘乂容貌变化颇大，“燕群臣于光极前殿，引见其太弟乂，容貌毁悴，鬓发苍然，涕泣陈谢。聪亦对之悲恸，纵酒极欢，待之如初。”但刘乂此时不过八九岁，何以会变得“鬓发苍然”呢？《刘聪载记》另载靳准向刘粲建议：“宜缓东宫之禁固，勿绝太弟宾客，使轻薄之徒得与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20) 《资治通鉴》文略同，唯“勿绝太弟宾客”，作“使宾客得往来”。(21) 然而刘乂此时还是童稚，其“素好待士”，乃至与“轻薄之徒”交游，又该作何解释？
如果刘乂是单氏随父降汉后与刘渊所生，则以上种种匪夷所思的记录就是汉赵史家的杜撰。但汉赵史家对刘乂的事迹频繁造伪，而且编出大量具体情节，北魏及唐宋史家又毫无察觉，在其新著中一律照搬，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刘聪承诺让位，有“待乂年长”之语，可知刘乂永嘉四年时尚未成年，但刘乂当众推奉刘聪称帝，又与他人讨论政治上的进退，显然不是3岁幼儿思虑所及。关键的一点是，刘乂成年不晚于建兴三年，此前他与靳准从妹等结婚，所生数子皆获封号。如果刘乂建兴三年不小于20岁，则其出生的年份，就在3世纪90年代中期。换言之，刘乂可能并非永嘉之初单氏与刘渊所生。永嘉四年单氏立为太后时“年少”，刘乂却不小于15岁，就两人的年龄差距而言，单氏也不可能是刘乂生母。笔者据此推测：单氏和刘渊婚前曾与他人成亲，所育一子，在单氏再婚后转为刘渊之子，年齿在刘和、刘聪之下，并更名刘乂。
有学者提出另一种猜想：单后在单徵降汉前就已同刘渊结婚，刘乂是他们那时所生。(22) 此说可以使刘乂在刘渊去世时接近成年的现象得到合理的解释。但也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单、刘两家联姻、生子已有数年，则双方早就应该结盟，单徵及其部落何以要到元嘉元年刘渊入都蒲子之后才正式降汉呢？单徵降汉的时间，诸史中都有确切的记载，推翻这类反证，似乎也非易事。
实际上无论单氏何时嫁入刘家，笔者通过这项婚姻个案的考察，对汉国匈奴与氐人结盟的背景，已有一些新的认识。匈奴早期婚俗或与氐人类似，《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23) 《三国志》卷30《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说氐人“嫁娶有似于羌”；(2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则谓羌人“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25) 马长寿先生说：“《魏略》所记氐嫁娶之习有似于羌，未知与此有关否？”(26) 两晋之际匈奴与氐、羌婚俗的异同似不清楚。单太后为刘聪所烝，“乂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27) 刘乂执意反对，是否出于部族传统的约束，还难于判定。呼延后谓刘聪曰：“陛下承高祖（胡注：“刘渊，庙号高祖”）之业，太弟何为者哉？”(28) 其质疑刘乂继承帝位的资格，是否由于刘乂非刘渊亲生，也无从断言。不过，我们由刘聪让帝位一事获知：刘乂的嫡子身份已为屠各高层所普遍接受。这种局面的形成，肯定又与刘渊生前的安排有关。
众所周知，汉国的核心集团为匈奴五部，匈奴五部是并州屠各与南匈奴融合的产物；并州屠各与南匈奴的融合，又有赖于屠各刘氏与南匈奴贵姓的亲密关系。永兴元年（刘渊元熙元年，304），刘渊在左国城称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永嘉二年初，刘渊称帝时，呼延后不见踪影，估计此前已经去世。刘渊“立其妻单氏为皇后，子和为皇太子，封子乂为北海王”。(29) 《资治通鉴》卷87系此事于永嘉四年正月。(30) 刘渊立呼延后子刘和为太子，表明屠各刘氏与南匈奴贵姓呼延氏的婚姻关系，在汉国仍受到高度重视。(31) 刘渊立单氏为皇后，又表明匈奴五部与氐人的联盟，在汉国也受到极大的关注，此举进一步彰显刘、单两家联姻的政治色彩。
刘聪时期的刘乂已不是无知的幼童，其各种带有政治意味的活动并非完全受人操控。上引刘聪建元元年卢志等人谓刘乂曰：“主上往以殿下为太弟者，盖以安众望也。”其中“安众望”之“众”，既是指匈奴开国元老，也是指氐、羌诸部首领。刘乂成年在永嘉、建兴之交，即刘聪嘉平年间，他随外祖父单徵降汉前，可能已在氐人部落中生活多年。刘乂出任大单于后，与氐、羌首领之间也应有实际的交往。刘乂案发生时，刘粲遣靳准、王沈“收氐、羌酋长十余人”，详见下文；前引《刘聪载记》靳准劝刘粲“缓东宫之禁固，勿绝太弟宾客”语下，靳氏又说：“殿下与太宰拘太弟所与交通者考问之，穷其事原，主上必以无将之罪罪之。”(32) 《资治通鉴》作“殿下收其宾客与太弟交通者考问之，狱辞既具，则主上无不信之理也”。(33) 受刘乂案牵连的“氐、羌酋长”，可信多在“太弟宾客”或“宾客与太弟交通者”之中。至少在刘乂的政敌们看来，“氐、羌酋长”与刘乂的关系最为密切。刘粲、靳准、王沈等人制造刘乂谋反的假象，就要从这些人身上寻找突破口。
二、氐人的政治动向与刘聪让位的隐情
刘聪接受群臣劝进，称“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祸难尚殷，贪孤年长故耳”，见上引《刘聪载记》，此言颇可疑。《资治通鉴》载：“汉主聪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34) 刘恭既是嫡出又长于刘聪，(35) 当时公卿（即刘聪所谓“群公”）以“年长”推奉刘聪，何以会绕过更为年长的刘恭呢？
《刘聪载记》：“新兴太守郭颐辟为主簿，举良将，入为骁骑别部司马，累迁右部都尉，善于抚接，五部豪右无不归之。”另据《刘元海载记》：“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按五部帅“皆以刘氏为之”，刘聪诸兄如刘和、刘恭是否出任部帅、都尉，却未见记载。刘聪为右部都尉，“五部豪右无不归之”，固然与其父刘渊的地位、影响有关，但刘聪本人在刘渊诸子中声望最高，得到“五部豪右”的普遍拥护，也是可以肯定的。《刘聪载记》又载：“河间王颙表为赤沙中郎将。聪以元海在邺，惧为成都王颖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积弩将军，参前锋战事。元海为北单于，立为右贤王，随还右部。及即大单于位，更拜鹿蠡王。”(36) 刘渊组织五部起兵，首先返回右部，右部无疑是其主要的根据地之一。这种形势的出现，与刘聪对右部的经营有关。
刘渊寝疾时汉国公卿的名单，诸史所录各不相同。《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有太尉刘洋，太宰刘延年，大司马、大单于刘聪三人；(37) 《刘元海载记》则有太宰刘欢乐，太傅刘洋，太保刘延年，大司马、大单于刘聪，大司徒刘裕五人；(38) 《资治通鉴》不从《前赵录》，而与《刘元海载记》同，并补入尚书令刘隆，抚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刘乂，征讨大都督、领单于左辅刘曜，冠军大将军、领单于右辅乔智明，左仆射刘殷，右仆射王育，吏部尚书任
，中书监朱纪等数人。(39) 吴士鉴比较各家之说，谓“时刘欢乐为太宰，不应一时有二太宰，崔录盖误”。(40) 太宰班次在太师、太傅、太保之前，刘渊病危召诸公“入禁中受遗诏辅政”，刘欢乐又列在首位，故此时任太宰者应是刘欢乐，而不是刘延年。刘洋排名在欢乐之后、延年之前，其所任官职的班次也应在太宰、太保之间，《刘元海载记》作太傅更为合理，《前赵录》记刘洋、延年官职皆误。
刘延年为刘渊长兄，(41) 刘裕、刘隆为刘渊子，(42) 刘曜为刘渊养子，(43) 刘欢乐、刘洋与刘渊是否有亲缘关系，未见记载，但他们位居刘渊兄弟子侄之前，极有可能是刘氏族中长老。《晋书》卷90《良吏·乔智明传》：“鲜卑前部人也。少丧二亲，哀毁过礼，长而以德行著称。”(44) 据周一良师考证，“鲜卑前部”为“匈奴前部”之讹。(45) 乔智明后与刘渊同在成都王颖麾下任辅国将军，又与刘聪同参宰相前锋军事。(46) 刘欢乐、刘洋、乔智明等刘渊时期的公卿，(47) 多为匈奴五部头面人物，即诸史所谓“五部豪右”或“五部俊杰”，他们拥戴刘聪为主，大概与刘聪任职五部的经历有关。
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北单于，又以刘聪为右贤王，右贤王之上还应有左贤王，或许是刘聪长兄刘和。刘渊即大单于位，刘聪更拜鹿蠡王，应是为右贤王刘宣让位。不过，鹿蠡王在刘渊的王爵系统中，也是位居前列的，而且刘聪改封楚王后，又以大司马兼大单于，王仲荦先生说：“大单于的权力极大，其实就是副王，如刘渊临死前，以第四子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有十万以上的兵力，都掌握刘聪手中”。(48) 刘渊一朝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当时真正的副王是太子刘和。但刘聪以大司马、大单于领匈奴五部与六夷诸军，(49) 军权已凌驾于宗室诸王之上。他参与汉国前期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军功也超越宗室诸王。(50) 汉国公卿以“年长”为准选择新一代君主，却放弃刘恭，就是看重刘聪理政、治军的能力。刘聪所谓“四海未定，祸难尚殷，贪孤年长”，已点明这一层意思。那么，对刘聪让帝位于刘乂之举，又该如何解释？
刘渊在世时，刘聪、刘乂所任官爵的变化，大致如下表所示：
时间 刘聪 刘乂 出处
永兴元年（304）
鹿蠡王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资治
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
永嘉二年（刘渊元熙抚军将军
《资治通鉴》卷86，晋怀帝永嘉二年
五年，308）
永嘉二年（刘渊元熙车骑大将军 《资治通鉴》卷86，晋怀帝永嘉二年
五年，308）十一月
永嘉三年（刘渊河瑞楚王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三年
元年，309）
永嘉三年（刘渊河瑞楚王、大司徒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三年
元年，309）十二月
永嘉四年（刘渊河瑞楚王、大司徒北海王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资治
二年，310）正月 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
永嘉四年（刘渊河瑞楚王、大司马、大单于北海王、抚军大将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资治
二年，310）八月
军、领司隶校尉 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
其中刘聪封楚王，不晚于永嘉三年（刘渊河瑞元年，309）。(51) 刘乂封北海王，则在永嘉四年正月。(52) 也是在这一年，刘聪拜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刘乂拜抚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大司马位在抚军大将军之上，(53) 刘聪官职似高于刘乂。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载：“元海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欢乐为太宰，洋为太傅，延年为太保，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以其子裕为大司徒。”刘聪职位的调整，是刘渊“顾托之计”的一部分。又载：“元海疾笃，召欢乐及洋等入禁中受遗诏辅政。”刘聪是否也被召入禁中，并不清楚，但他与刘欢乐、刘洋等人，此前确已被选作顾命大臣。反观刘乂直到永嘉四年才获得官爵，而且未能参与顾命。此人在政治上起步迟缓，可能是由于尚未成年的缘故。问题在于：刘聪称帝前，其军功、官职、声望都在刘乂之上，何以要将帝位拱手相让？
更耐人寻味的是，刘聪让帝位于刘乂，并非出自棠棣之谊。刘聪“因恭（引者按：指刘聪嫡兄刘恭）寝，穴其壁间，刺而杀之”，(54) 就是有力的证明。刘聪为巩固帝位而暗杀嫡兄刘恭，(55) 对嫡弟刘乂自然也不会留情。(56) 笔者据此猜测：刘聪初“以大位让乂”，接受劝进后又承诺“俟乂年长，当以大业归之”，其实是另有原因。匈奴五部内部立嫡的传统，对刘氏兄弟有所约束，(57) 刘聪“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让乂”，刘乂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终弟及，何为不可”，(58) 都是受此传统的影响。然而，仅从这样的角度还是无法解释：刘聪在除掉嫡兄刘恭之后，何以会放过嫡弟刘乂？
刘和代父称帝，多数宗王包括其异母弟聪、乂均遭敌视，成为政治清洗的对象。上引《刘聪载记》，刘锐、呼延攸怂恿刘和清除诸王，《资治通鉴》略同，其中“三王总强兵于内”一句，胡三省释曰：“三王，谓安昌王盛，安邑王钦，西阳王璿也；或曰：三王，谓齐王裕，鲁王隆，北海王乂。”(59) 《刘元海载记》又说：刘和“使锐、景攻聪，攸率刘安国攻裕，使侍中刘乘、武卫刘钦攻鲁王隆，尚书田密、武卫刘璿攻北海王乂”。《资治通鉴》载此事作“锐帅马景攻楚王聪于单于台，攸帅永安王安国攻齐王裕于司徒府，乘帅安邑王钦攻鲁王隆，使尚书田密、武卫将军刘璿攻北海王乂”。安邑王钦、西阳王璿为和所遣攻鲁王隆、北海王乂，其不在“三王”之中甚明，“三王”指齐王裕，鲁王隆，北海王乂，胡注所引或曰是。(60)
《刘元海载记》“密、璿等使人斩关奔于聪”一句，(61) 《资治通鉴》作“密、璿挟乂斩关归于聪”。(62) 按“使人”二字颇费解，疑与“挟乂”形近而讹。《资治通鉴》此条，为刘渊诸子间的冲突补充了重要情节。田密、刘璿“挟乂斩关归于聪”，表明刘乂当时的动向引人关注。刘乂是刘渊嫡子，又是氐酋单徵外孙，他在汉国皇权转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正是由这两种身份决定的。刘渊“遗诏”并未外露，但由其此前“立其妻单氏为皇后，子和为皇太子”之举，可知“遗诏”的基本内容，就是保证刘和继承帝位、单氏为皇太后这样一种权力格局的平稳实现。与此相关的安排，则是“封子乂为北海王”。
刘渊称帝后，宗室封郡县王已成制度，(63) 但刘乂在单氏立为皇后的同时获封北海王，似乎又有特殊的意乂。刘乂诸兄见于记载者，有长兄刘和、次兄或三兄刘恭、四兄刘聪及刘裕、刘隆五人，其中刘和、刘恭为嫡子，刘聪为庶子，刘裕、刘隆嫡庶身份不详。刘聪即位时，刘和、刘裕、刘隆已死，(64) 刘恭不久也被杀。《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建武元年四月：刘聪闻刘乂死讯，有“吾兄弟止余二人而不相容”之叹。这些迹象显示，刘渊称帝后，其身边大概仅有刘和、刘恭、刘聪、刘裕、刘隆、刘乂六位皇子。刘和、刘裕、刘隆死后，刘聪越过嫡兄刘恭，直接让帝位于嫡弟刘乂，可信刘乂在当时的皇位继承序列中，处在仅次于刘和的地位，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刘乂成为第二皇位继承人，究竟是在何时。刘渊这样的政治设计，使匈奴五部与氐人的利益都得到照顾。司马光谓刘聪“以北海王乂，单后之子，以位让之”，(65) 揭示刘乂母家背景对汉国皇权转移的影响，可谓慧眼独具。(66) 刘聪在刘乂问题上的反常之举，可能是迫于刘渊遗嘱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刘聪以大单于、大司马“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67) 周一良师谓十万劲卒“兼苞匈奴及以外诸种姓”(68) 是合理的推测。其中匈奴“以外诸种姓”，指此前陆续降汉的“六夷”部落。“六夷”中氐、羌人数众多，也可以断言，刘乂案发生后，“氐、羌叛者十余万落”，(69) 就是确凿的证据。汉国氐、羌诸部尽归单于台管辖，刘聪麾下“十万劲卒”中氐、羌兵力所占比重颇大，不难想见，他们与大单于刘聪之间，已建立特殊关系。刘聪在与刘和的政治角逐中一举获胜，氐、羌及六夷方面的支持，可能是重要原因。笔者由此推测：刘聪让帝位于弟乂，又承诺日后归政，称帝时尊单氏为皇太后，(70) 立刘乂为皇太弟，不仅是囿于五部立嫡的传统及刘渊生前的排序，更是出自巩固与氐人联盟的实际政治需要。刘聪重建汉国的皇权秩序，氐人的合作大概也是不可少的。
三、刘乂案发生与匈奴、氐人联盟的解体
刘乂案的发生，源于刘乂母家单氏与刘聪后族呼延氏的冲突，此事不见于《晋书》，《资治通鉴》则有详细记述：“呼延后言于聪曰：‘父死子继，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业，太弟何为者哉！陛下百年后，粲兄弟必无种矣。’聪曰：‘然，吾当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变生。太弟见粲兄弟浸长，必有不安之志；万一有小人交构其间，未必不祸发于今日也。’（胡注：“言乂将杀聪。”）聪心然之。”又载：“单冲泣谓义曰：‘疏不间亲。主上有意于河内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义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让义。义以主上齿长，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终弟及，何为不可！粲兄弟既壮，犹今日也。且子弟之间，亲疏讵几，主上宁可有此意乎？’”(71) 按呼延后、单冲所言，反映冲突双方的基本立场，是有关刘乂案不可多得的背景资料。单后与刘渊、刘聪两代呼延后的关系是否一向紧张，已无从查考，但刘聪呼延后为刘渊呼延后从父妹，(72) 单冲为刘渊单后兄或弟，两人分别代表南匈奴贵族与氐人大姓，则是可以确定的。
呼延氏、单氏对待冲突的态度判然有别：呼延后力促刘聪清除刘乂，单冲却在苦苦劝说刘乂为刘粲让路。汉国的匈奴与六夷明显不同，一方面表现为双方族称、习俗的差异，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军事、行政制度中，汉国的司隶、大单于系统，以及以刘氏诸王为核心的将军系统，正是将匈奴五部与六夷隔离管理的形式，笔者对此另有专文解说。这里要强调一点：匈奴五部在汉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是凌驾于包括氐、羌在内的六夷之上的。屠各所担任的重要军职、文职远比六夷为多，就是直接的证明。刘渊选择顾命大臣时，六夷中无一人参与，也凸显匈奴五部在汉国政治中的核心位置。笔者进而怀疑：在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中，呼延氏、单氏攻守态势不同，可能与匈奴五部与氐人政治地位的高下有关。
汉主刘聪的立场，对刘乂案产生决定性影响，但相关记载往往不够清晰，有待细致辨别。《晋书》卷102《刘聪载记》：“伪太后单氏姿色绝丽，聪烝焉。单即乂之母也，乂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后知其故，乂之宠因此渐衰，然犹追念单氏，未便黜废。”(73) 由“乂之宠因此渐衰”一句，可知刘乂此前的确有宠于刘聪。刘乂批评单氏与刘聪的淫乱关系，导致单氏的死亡，刘聪因此产生反感，也在情理之中。但“追念单氏，未便黜废”云云，却耐人寻味。刘乂可能并非单氏所生，已见上述，刘聪出于对单氏的怀想，就要保留其继子储君的地位，有些牵强。笔者以为：五部立嫡的传统及匈奴与氐人结盟的需求，可能仍在制约着刘聪的政治行为，尤其是制约他在立嗣一事上的选择。上引《资治通鉴》卷87永嘉四年呼延后称，刘乂对刘聪父子构成潜在威胁，刘聪回答“当徐思之”，司马温公则谓“聪心然之”。(74) 呼延后危言耸听，意在为其子刘粲争取皇储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此说得到刘聪的认可，却有些蹊跷。因为我们知道：七年后刘乂案发生前夕，刘乂仍维持皇太弟称号，呼延后的上述建议，看来并没有被刘聪采纳。“聪心然之”，大约只是推测之辞，未必真实可信。
上述刘聪“假以他事”杀太弟太师卢志等数人，并未点破其劝刘乂谋反事，(75) 可知荀裕报告“乂不从之状”，对刘聪裁定此案起了作用。虽然刘聪“使冠威卜抽监守东宫，禁乂朝贺”，却未接受刘乂让位的请求，也未改变汉国皇位继承序列中刘乂在前、刘粲在后的原有格局。郭猗称“主上（引者按：指刘聪）过垂宽仁，犹不替二尊之位”，就是一项佐证。郭猗又说：“臣屡启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谓臣言不实。”靳准诬告刘乂密谋叛乱，提示刘粲“主上爱信于太弟，恐卒闻未必信也。”(76) 此言出自刘乂政敌的观感，可信程度颇高。上引建兴四年九月：刘聪引见太弟刘乂，乂“涕泣陈谢”，聪亦“待之如初”。数月后，刘乂落入刘粲等人的圈套，刘聪对刘乂兵变的消息仍将信将疑，王沈等人谓刘聪曰：“臣等久闻，但恐言之陛下弗信。”(77) 不得不重新寻找证据。由此可知，诸史“待之如初”一说不误。王沈等人逼氐、羌酋长诬刘乂谋反，刘聪谓王沈等人曰：“吾今而后知卿等之忠也！当念知无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78) 其中“往日言而不用”一句，可与王沈“但恐言之陛下弗信”、靳准“恐卒闻未必信也”及郭猗“谓臣言不实”之语参观。郭猗、靳准、王沈屡次密报刘乂为变，刘聪均未采信，并非偶然，靳准所谓“主上爱信于太弟”，正是刘聪与刘乂关系的基调。
建武元年刘乂案的发生，不仅使刘聪与刘乂最终决裂，而且使汉国匈奴与氐人的联盟受到严重破坏。《刘聪载记》：“刘粲使王平谓刘乂曰：‘适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敕裹甲以备之。’乂以为信然，令命宫臣裹甲以居。粲驰遣告靳准、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东宫阴备非常，将若之何？’准白之，聪大惊曰：‘岂有此乎！’王沈等同声曰：‘臣等久闻，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于是使粲围东宫。粲遣沈、准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乂同造逆谋。聪谓沈等言曰：‘而今而后，吾知卿等忠于朕也。当念为知无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于是诛乂素所亲厚大臣及东宫官属数十人，皆靳准及阉竖所怨也。废乂为北部王，粲使准贼杀之。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氐羌叛者十余万落，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以讨之。”(79)
《资治通鉴》亦载此事，文字则颇有异同，靳准白汉主刘聪“太弟将为乱，已衷甲矣”，《刘聪载记》未录。《刘聪载记》王沈等人称“臣等久闻，但恐言之陛下弗信”，《资治通鉴》作“臣等闻之久矣，屡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刘聪载记》“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资治通鉴》作“坑士卒万五千余人”，胡注：“所坑者，东宫四卫之兵也。”(80) 按平阳城中的居民，并非以东宫卫兵为主，刘粲所坑“士众”或“士卒”，仅限于“东宫四卫之兵”，“平阳街巷”何以会“为之空”呢？胡氏上说似不确。又《刘聪载记》“北部王”，胡三省解释说：“北部，即匈奴后部，居新兴。”(81) 刘渊称帝后，“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82) 刘聪继位后一仍其旧，“北部王”于例不合，疑为某郡王之讹。
《刘聪载记》“粲遣沈、准收氐、羌酋长十余人”，《资治通鉴》文略同，胡注曰：“乂为大单于，氐、羌酋长属焉，故皆服事东宫。”(83) 此说也值得推敲。刘聪称帝前就是大单于，刘聪称帝后，大单于一职改由太弟刘乂兼领。建兴二年十一月，“汉主聪以晋王粲为相国、大单于，总百揆。”(84) 刘粲任大单于，又是取代刘乂的位置。刘聪、刘粲父子先后以大单于掌六夷，同样是“氐、羌酋长属焉”，问题是氐、羌酋长在刘乂离任后，何以既不“服事”前任单于刘聪，也不“服事”在职单于刘粲，而是继续“服事东宫”呢？笔者以为：氐、羌酋长“服事东宫”，实际上与大单于的职掌无关。刘乂单徵外孙的身份以及在氐人部落中长期生活的经历，才是他与氐、羌酋长长期信赖的基础。
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刘乂案是一桩冤案，但众多氐、羌酋长屈打成招，刘聪又为近臣所蒙蔽，匈奴与氐族首领之间显然缺乏沟通，这类现象反映了汉国匈奴与氐人在分治背景下结盟的实际状况，双方似乎是相当隔膜的。刘渊通过与氐族首领单氏的婚姻，同氐人部落建立了政治性的联盟，但该联盟的维系过分依赖于单后或刘乂个人，以至于刘聪与刘乂关系的恶化，立刻导致匈奴与氐人联盟的瓦解。刘乂案中“氐、羌叛者十余万落”，最终酿成大规模的种族冲突。汉国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85) 单于台所辖六夷合计二十万落，已如周知。刘乂案中叛汉的氐、羌十余万落，占六夷总数一半以上，汉国氐、羌人口，实际上还不限于这批叛逃者。(86) 氐、羌诸部构成六夷的主体，也不难想见。氐、羌部落的离析，造成汉国匈奴与氐人联盟的解体，此事对汉国政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上引《刘聪载记》郭猗谓刘粲曰：“臣昨闻太弟与大将军相见，极有言矣，若事成，许以主上为太上皇，大将军为皇太子。乂又许卫军为大单于，二王已许之矣。”靳准谓刘粲又曰：“闻风尘之言，谓大将军、卫将军及左右辅皆谋奉太弟，克季春构变。”(87) 《资治通鉴》文略同，胡注：“聪以子骥为大将军，子励为卫大将军，皆粲弟也。”(88) 按《刘聪载记》下文有“大将军刘敷”入谏事，(89) 《资治通鉴》系于晋愍帝建兴四年二月，又作“大将军勃海王敷”；(90) 《刘聪载记》另载：“署其骠骑大将军、济南王刘骥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卫大将军、齐王刘励为大司徒”。(91) 《资治通鉴》卷90系此事于晋元帝太兴元年（刘聪麟嘉三年，318）。(92) 刘骥迁大将军，在刘乂死后，郭猗、靳准相继提到的大将军，当另有其人，笔者怀疑就是刘骥兄刘敷。(93)
大将军刘敷、卫将军刘励，都是刘乂案发生前传闻中参与刘乂密谋的人物。这些政变传闻多出于别有用心者的编造，又经过郭猗、靳准等人渲染，但刘乂政敌的诽谤从反面证明：刘敷、刘励在屠各上层人物中，与刘乂关系最为密切。《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建武元年在刘乂遇害一事下又说：“乂形神秀爽，宽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94) 刘敷、刘励应该都在其中。刘敷所任大将军一职，在汉国官制体系中极为重要，刘敷之前的历任大将军，除刘景与刘渊的关系不详外，(95) 刘和为刘渊世子，刘渊称王后拜大将军，刘粲为刘聪世子，刘聪称帝后以丞相领大将军。刘粲后拜相国，总百揆，刘敷代为大将军。(96) 刘聪诸子中，刘敷的地位仅次于其兄刘粲、刘易，(97) 可信为刘聪所倚重。笔者由此想到：卢志等人谋反事发后，刘乂因朝贺遭禁而无法与刘聪见面，此后数月间，刘乂为变的谣言甚嚣尘上，但刘聪对此一律加以排斥，甚至在宴请群臣时接见刘乂，与之和好如初，这说明刘聪身边有人在为刘乂辩护，为刘聪、刘乂修复关系而斡旋，此人（或数人）深受刘聪信任，大约就是大将军刘敷。此说如能成立，则卢志等人谋反事发前后刘聪与刘乂及氐、羌诸部联系的途径，大致就如下图所示（竖线表示直接的联系）：
刘敷可能已成为联络刘聪、刘乂兄弟，协调匈奴五部与氐、羌关系的关键人物。刘敷死于建兴四年，(98) 第二年（建武元年）就出现刘乂案，这两件事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不得而知。但刘敷去世前后，刘聪对刘乂谋反一事的判断发生根本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余论
《刘元海载记》：“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命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将讨鲜卑。刘宣等固谏曰：‘……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99) 《资治通鉴》文略同，唯“鲜卑、乌丸可以为援”，作“鲜卑、乌桓，我之气类，可以为援”。胡三省曰：“鲜卑、乌桓，东胡之种，与匈奴同禀北方刚强之气，又同类也。”(100) 匈奴与鲜卑、乌桓，分属不同部族，刘宣等人强调双方“气类”相近，希望刘渊超越单一的匈奴族的范围，建立包括北方各少数族在内的广泛政治联盟。匈奴五部建国之初，与氐、羌为主的六夷携手，一度形成强大武力，主导了北部中国的政局。然而，汉国匈奴与六夷缺乏牢固的政治纽带，其盟友关系实际上潜藏危机，双方的融合远未完成。刘乂遭刘粲等人陷害，氐、羌部众因涉案而大量叛逃，汉国匈奴与氐人的联盟遭受重创。屠各刘氏在同石勒杂胡集团的抗衡中，失去来自氐人的支援，汉国的国力被严重削弱。刘宣等人的上述理想与入塞匈奴统一中原的尝试，也随着刘乂案的升级而烟消云散。
注释：
① 以往史家对刘乂案也有论及，但相关研究多是旧史的复述，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周伟洲：《汉赵国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2—114页。
②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刘聪字玄门，一名载，元海第四子也。”（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57页）《魏书》卷95《匈奴刘聪传》：“渊死，子和僭立。聪即和第四弟也。”（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5页）据此则刘和为刘渊长子。
③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元海死，和嗣伪位……宗正呼延攸恨不参顾命……和即攸之甥也。”（第2652、2653页）可知呼延后为刘和之母。《晋书》卷102《刘聪载记》：“母曰张夫人。”“伪太后单氏……单即乂之母也。”（第2657、2658页）
④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58页。
⑤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757页。
⑥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0页。
⑦ 《资治通鉴》卷86，晋怀帝永嘉二年，第2738页。
⑧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58页。
⑨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1页。
⑩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7页。该条下胡三省曰：“乂此言必不发于是年，《资治通鉴》因呼延氏之言，遂连书之。”
(11)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6、2667页。
(12) 《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三年（刘聪建元元年，315），第2820页。另据《资治通鉴》卷88，晋怀帝永嘉六年（刘聪嘉平二年，312）：刘粲、刘曜攻晋并州刺史刘琨，俘其尚书卢志、侍中许遐、太子右卫率崔玮，送于平阳，“聪以卢志为太弟太师，崔玮为太傅，许遐为太保。”（第2783页）可知《资治通鉴》前引文脱太弟太师卢志之名。
(13)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7页。
(14) 《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三年，第2820页。
(15)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9页。《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四年，第2827页。
(16)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70页。
(17) 《汉书》卷97上《外戚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61页。
(18)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9页。
(19) 《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四年，第2827页。该条下胡注称“二王”指刘粲弟大将军刘骥、卫大将军刘励，《刘聪载记》下文有“背父亲人，人岂亲之”一语，可知“二王”皆为刘聪子，并不包括聪弟乂，但其时大将军并非刘骥，详见下考。《刘聪载记》下文“二王兹举，禽兽之不若”，正与上文“二王居不疑之地”相呼应，《资治通鉴》作“三王”误。
(20)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73、2670页。
(21) 《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四年，第2828页。
(22) 如侯旭东先生与笔者讨论此事，就有这样的想法。
(23)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43页。
(24) 《三国志》卷30《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58页。
(25) 《后汉书》卷87《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页。
(26)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27)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58页。《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7页。
(28)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7页。该条下胡三省注曰：“乂此言必不发于是年，《资治通鉴》因呼延氏之言，遂连书之。”
(29)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0、2652页。
(30)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47—2748页。
(31) 内田吟风氏说：“五胡之乱时的匈奴诸国，由于君主的中国式皇权的确立，以呼延氏等作为特别姻族的习惯已经消失。”（《北亜史研究·匂奴篇》，京都：同朋舎，1975年，第213、214页）并非汉国初期的情形。
(32)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7、2670、2671页。
(33) 《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四年，第2828页。
(34)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7页。
(35) 刘和为刘渊长子、刘聪为第四子，俱见上述；刘恭为刘聪兄，则应为刘渊第二或第三子。
(36)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57—2658页；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37) 《太平御览》卷119《偏霸部三》引《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册，第575页上栏。
(38)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2页。
(39)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49页。
(40) 吴士鉴：《晋书斟注》卷101，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8年，第14页a。
(41) 《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二》太原府文水县“大于城”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2页。
(42)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载裕为渊子。（第2652页）又载刘锐、呼延攸称“三王”为刘和“诸弟”。（第2653页）所谓“三王”，即指齐王裕、鲁王隆、北海王乂，说详下，可知刘隆亦为渊子。
(43)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年八岁，从元海猎于西山，遇雨，止树下，迅雷震树，旁人莫不颠仆，曜神色自若。元海异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从兄为不亡矣！’”（第2683页）刘曜为刘渊从兄子，幼为刘渊所收养。
(44) 《晋书》卷90《良吏·乔智明传》，第2337页。
(45) 详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匈奴乔氏”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8、99页。
(46) 《晋书》卷90《良吏·乔智明传》：“成都王颖辟为辅国将军……惠帝之伐邺也，颖以智明为折冲将军、参宰相前锋军事。”（第2338页）另据《刘元海载记》：成都王颖镇邺，以刘渊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颖为皇太弟，以渊为太弟屯骑校尉；惠帝伐颖，颖假渊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及六军败绩，颖以渊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颖遣渊返五部发兵，又拜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子聪背河间王颙，奔成都王颖，颖以为积弩将军，参宰相前锋战事。（第2647、2658页）《资治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元熙元年，304），载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多“使将兵在邺”一句。（第2698页）刘渊“在邺”所将之兵，应是五部兵力的一部分。乔智明与刘聪父子同参宰相前锋军事，疑是共领五部之兵。
(47) 另据《资治通鉴》卷82，晋惠帝永熙元年（290）：杨骏辅政，“辟匈奴东部人王彰为司马”。胡注：“匈奴东部即匈奴左部也，居太原兹氏县。”（第2602页）王彰刘聪时为中军大将军，（见《资治通鉴》卷88，晋怀帝永嘉六年，第2778页）此人刘渊时或己任要职。
(48)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
(49)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刘和嗣位，卫尉西昌王刘锐、宗正呼延攸进言曰：“先帝不惟轻重之计，而使三王总强兵于内，大司马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为寄坐耳。”（第2652、2653页）周一良师解释说：“近郊指平阳西之单于台，十万劲卒则兼苞匈奴及以外诸种姓也。”（《乞活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50) 诸史载永嘉二年刘聪与王弥合攻洛阳，败东海王越部将曹武、宋抽、彭默；又转攻宜阳，败平昌公模部将淳于定、吕毅；同年冬天，刘聪与王弥、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攻洛阳，败晋军于河南。此后尽管刘聪接连受挫，如大夏门一战，部将呼延颢阵亡，部众溃散，刘聪被迫撤军，壁于洛水；宣阳门一战，遭东海王越帐下三千劲卒突袭，部将呼延朗阵亡、刘厉自杀，刘聪被刘渊召回，但并未丧失军权。
(51)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三年：“汉主渊以王弥为侍中、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青州牧，与楚王聪共攻壶关，以石勒为前锋都督。”（第2743页）此事《晋书》不载。
(52)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2页；《资治通鉴》卷87系晋怀帝永嘉四年正月。
(53) 晋愍帝建兴二年（刘聪嘉平四年，314），刘曜以车骑大将军迁大司马。晋元帝太兴元年（刘聪麟嘉三年，318），刘骥以大将军迁大司马。晋明帝太宁三年（刘曜光初八年，325），刘胤以卫大将军迁大司马，均为升迁之例，汉国大司马位在诸大将军、杂号大将军之上甚明。
(54)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7页。
(55) 刘恭的排行及母系均未见记载，但我们知道刘和为刘恭兄、刘恭又为刘聪兄，刘聪为刘渊庶子，排行第四，刘恭为刘渊嫡子，排行第二或第三，疑为呼延后所生，刘和同母弟。
(56) 《资治通鉴》卷90，晋惠帝建武元年：“聪闻其（引者按：指刘乂）死，哭之恸，曰：‘吾兄弟止余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第2846页）
(57) 关于匈奴立嫡的原则，内田吟风氏有详尽考证，见《北亜史研究·匂奴篇》，第211、212页。
(58)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7页。
(59)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0页。
(60) 周伟洲先生说：“从以后事变发生后的情况看，‘三王’应指齐王裕，鲁王隆，北海王乂。”（《汉赵国史》，第74页）
(61)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3页。
(62)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0页。
(63)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载刘渊称帝之际，“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第2652页）
(64) 刘裕、刘隆为刘和一党所杀，见《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3页。
(65)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0页。
(66) 内田吟风氏说：匈奴单于诸子嫡庶的地位，是“由母后的尊卑确定”的。又说：“在蒙古及土耳其民族中，母亲的顺位决定儿子顺位的事例颇多，匈奴大概也是如此。”（《北亜史研究·匂奴篇》，第213页）
(67)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3页。
(68) 周一良：《乞活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8页。
(69)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75页。尽管“氐羌叛者十余万落”中，未必都是永嘉元年随单徵降汉的，但其首领多受刘乂案牵连，可信与单氏关系密切。
(70)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记刘和继位事，并未提及和继母单氏的地位。同书《刘聪载记》记聪称帝后，“尊元海妻单氏日皇太后”。（第2658页）《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条同，第2751页。刘渊单后立为皇太后，可信是刘聪时的安排。
(71)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七月，第2757页。该条下胡三省注曰：“乂此言必不发于是年，《资治通鉴》因呼延氏之言，遂连书之。”
(72)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七月：刘聪即位，立其妻呼延氏为皇后。“呼延氏，渊后之从父妹也。”（第2751页）
(73)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58页。
(74) 《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第2757页。
(75)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7页；《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三年，第2820页。
(76)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9、2670页。
(77)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75页。
(78) 《资治通鉴》卷90，晋惠帝建武元年，第2846页。
(79)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75页。
(80) 《资治通鉴》卷90，晋惠帝建武元年，第2846页。
(81) 《资治通鉴》卷90，晋惠帝建武元年，第2874页。
(82)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1页。
(83) 《资治通鉴》卷90，晋惠帝建武元年，第2846页。
(84) 《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二年，第2817页。
(85)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5页。
(86)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第2728页）《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太兴元年（刘粲汉昌元年，318）十月作“勒进攻准于平阳，巴及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勒皆徙之于所部郡县。”（第2863页）靳准之乱中降于石勒的羌人部落，在“巴及羌、羯降者十余万落”中占多大比重？他们是否就是刘乂案中“氐、羌叛者十余万落”中的一部分？尚不清楚。
(87)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9、2670页。
(88) 《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四年，第2827页。
(89)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71页。
(90) 《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四年，第2829页。
(91)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76页。
(92) 《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太兴元年，第2856页。
(93)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聪立上皇后樊氏，即张氏之侍婢也。时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七人，朝廷内外无复纲纪，阿谀日进，货贿公行，军旅在外，饥疫相仍，后宫赏赐动至千万。刘敷屡泣言之，聪不纳，怒曰：‘尔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来哭人？’敷忧忿发病而死。”（第2673页）《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四年七月文略同，（第2833页）唯“刘敷”作“大将军敷”，“尔欲得使汝公死乎”作“汝欲乃公速死邪”，可证敷为聪子。又《资治通鉴》卷88，晋怀帝永嘉六年三月：“汉主聪封其子敷为渤海王，骥为济南王，鸾为燕王，鸿为楚王，励为齐王，权为秦王，操为魏王，持为赵王。”（第2778页）司马光此条记刘聪子刘敷等八人封王事，当是以长幼为序，又可证敷为骥兄。
(94) 此言不见于《晋书》。
(95) 刘渊建国之初，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此人在刘渊以大单于起兵时为右于陆王，是与左贤王刘宣、左独鹿王刘延年比肩的人物，估计是屠各族中长老。
(96) 见《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8、2671页。
(97) 诸史记载刘聪时期的分封活动共有两次，所封诸王皆为刘聪之子。一次是永嘉四年，《晋书》卷102《刘聪载记》：刘聪即皇帝位，“封其子粲为河内王，署使侍节、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易河间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第2658页）《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四年同。一次是永嘉六年，已见上引。由于诸王分封时均无军功可言，故诸史所述顺序应该就是兄弟的排行，据此则刘粲诸弟中刘易最年长，刘敷又长于刘励。
(98)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73页；《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四年七月文略同，第2833页。
(99)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8、2649页。
(100) 《资治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第27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