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消解启蒙理性，阻挠人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情结论文,理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10年来，中国文化界的民族主义文化情结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总体看来，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鼓吹者缺乏系统的理论，也并不理性，大多是情绪性的诉求，尚未形成一种自觉的、系统的文化思潮，因此主要是一种民族主义“文化情结”的涌现。这种民族主义文化情结导致的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状态的严重恶化、与传统文化的复杂纠缠以及所涉“中西之辩”的误区，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严重恶化
这种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有一个极为突出的表现，即一些原来持启蒙主义价值观的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其实，“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本来也不完全是反面的。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概念，但也有一些民族主义是并“不狭隘的”，且有其正当性的，比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就有一个民族主义。在当下中国，“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运用起来比较混乱，且有大小之分，既有针对国内所讲满族、汉族等“56个民族”之“民族”，亦有针对国际意义而言的“中华民族”，而后者显然又有某种“国家”意义，“民族”与“国家”的意义混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内涵的混乱。在我们当下的文化语境下，民族主义大多带有负面价值而不太带有正面价值，因此可以不必称其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而直接采用“民族主义”的概念。所谓“民族主义文化情结”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沉迷于本国的文化，而拒绝外来的、先进的文化。
大约一年前，我在南京见到钱理群教授。因他与摩罗比较熟，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摩罗以前写的文章还是不错，基本上坚持了启蒙的价值，为什么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站起来》？这不就转向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了，极端到说鲁迅、蔡元培、胡适和陈独秀等这些人都是‘洋奴’，连五四时期的那些极其保守的老先生都没有这么骂过，摩罗的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是内部政治的压力还是经济诱惑？”结果，钱理群的回答令我非常吃惊：“无非是读书多了，进步了！”这个回答令在场的几位专家都非常吃惊。于是我进一步追问：“怎么进步？”钱理群回答：“从个人主义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当然是进步了！”显然，钱理群在面对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醒的。最近他在武汉一个关于大学问题的研讨会上有个说法广为流传，即认为我们的大学是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对此，我在2012年5月24日的《社会科学报》上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当然不要利己主义者，但这样说没有从根本上划清极左路线与专制主义的界限。我们记得，1949年以来，我们被集体主义教育了好多年，结果发现所谓的集体主义大多是假公济私的借口而已。”
自上世纪80年代末，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对现代化的要求备受打击，又经过1990年代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已经严重恶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长期被压抑，在1980年代刚刚冒出一点主体意识，刚刚萌芽的对启蒙价值、现代性价值的追求，不久就被打压下去了，此后一直处于一种压抑状态。这一严重恶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五四以来的对启蒙价值的守护和启蒙立场的坚持，导致了整个文化价值体系的大溃败。前不久，在一次对话中，我们就对此种文化思想状况提出了一个概括，即知识分子“反价值”、“泛价值”和“无价值”的表现[1]。
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这种恶化，在不少人看来是一种“新的追求”，是一种“进步”。前些天，我与几个已经毕业的博士生谈话时提到我所批评的民族主义，其中一个已是教授的学生跟我坦言，“我现在唯一的依靠就是民族主义”。可见，过去我们都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这是指以前那种脱离实际、超越社会阶段的理想)，然而现在它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力在知识分子中逐渐式微了。此时，知识分子突然发现自身的文化追求失去了根基，而民族主义正好填补了这一理论根基的空白。在“民族”与“国家”的名义下，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团结，民族主义取得了一定的、客观上的合法性，因此，知识分子在乌托邦失效之后开始信仰民族主义。
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恶化，有以下三种表现。其一，回到传统、回避现实。回到传统、回到古代，如果认真做有价值的学问还好，但有些人却不是如此，而是趋向于“文化帮闲”。“文化帮闲”就是利用文化做一些没有用，对权力腐败也没有任何威胁性的事情，成为一种文化装饰。比如有位颇有成就的古典文学学者，近些年来针对中国人过“洋节”而一直在提倡节日的“中国化”：如主张要将母亲节定在孟子诞生的那一天，这位学者考证应在农历四月二日。且不说学界已经否定了孟子的这个“生日”，即使说孟子虽是先秦诸子中比较重民的一个，但其母亲本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什么贡献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便是典型的“文化帮闲”。另外，民族主义者们常常不得不面临一个自身难以解决的思维结构性矛盾：既然是民族主义，排斥西方，那就不要以西方为样板，可是中国没有母亲节而西方有，于是你就以西方为依据要搞一个“自己的”母亲节，这本身就在思维逻辑上违背了自身的价值准则。导致知识分子趋向“文化帮闲”、成为一种“文化装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下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人格，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其二，知识分子的“文化帮闲”状态其实还不是最坏的，更严重的状况是知识分子主动成为与异化权力合谋的“文化鹰犬”。这部分知识分子数量虽然不多，能量却不小。被纳入异化权力内的不算，仅仅在公共领域活跃的“文化鹰犬”就有相当的影响力。
其三，除了“文化帮闲”、“文化鹰犬”之外，更多的是在压制之下做沉默的“文化奴隶”。这样的知识分子数量最多，都是抱着一种“混一混”的心态，不批判、不反抗，只求得在体制下安安稳稳地生存。这些人基本是“中间派”，哪边更得势更有利可图便倒向哪边，也同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这么看来，目前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贫瘠的时候。反观“五四”时期，无论是激进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是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很正常的。即使是保守知识分子如辜鸿铭者，也都是精神饱满地上课、批判激进知识分子的革命主张，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活力，而那些激进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更不用说了，还有大批普通的知识分子亦是如此，主体精神都是极为活跃的。就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知识界充斥的孤独、苦闷也是基于追求的热烈和希望的强烈，否则，孤独与苦闷就不会产生。回到当下，知识分子连苦闷都没有了，留下的唯有麻木。这其实就是鲁迅讲的那种失去了能想的头但还活着的状态。再如1950年代思想改造，尤其是反右，算是知识分子的一次大灾难，他们都很痛苦，这痛苦来自对过去的否定和抛弃，然而，就是这种痛苦，现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当下，知识分子除了成为“文化帮闲”、“文化鹰犬”，就是默默地成为“文化奴隶”，对社会历史除了麻木还是麻木。
除了政治经济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教育屡次遭到破坏、教育的失范是导致知识分子精神状态恶化的直接原因。我曾撰文论述过，在此不作展开。
传统文化的沉重负担
民族主义的文化情结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文化情结包含着一种“寻根”情结，民族主义鼓吹者们总是不断地去传统中寻找文化的“根”。民族主义者的“寻根”，是要从传统中寻找到对现实问题的回答，面临现代历史带来的现实问题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极其不安，希望能在传统文化里找到某种安慰和满足，这是民族主义文化情结的一贯表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有精华亦有糟粕，并不是文化越古老、越悠久就越好。民族文化历史的长和短与这个民族在当前的处境，是双面的而不是单面的，那种认为文化越悠久越好，不过是对传统文化认识的一个误区而已。其实历史已经证明，文化传统越悠久的民族，其精神负担反而更重，其现实进步就更加困难，因此，完全没有必要迷信传统文化的悠久。就中国而言，一般说来有5000年的文明，许多人认为如果对传统文化不了解，就是“无根之谈”，对此，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谈论文化问题，根在现实，并不在传统。传统文化无非是那些典籍、故事和传说以及一些文化精神、道德准则等等，这些可以为我们谈论现实文化问题提供一种有益的参照系，传统可以是我们的营养，是阳光雨露，但这并不是根。人们还常说，“忘了传统文化就是忘了本”。其实，传统文化也不是本，本还是在现实，在当下。
当然，现实中有没有传统，这个问题的解答可参照李慎之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概念。他曾指出，“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其中任何一种，不论从今人看来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只要没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没有受到(1840年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彻底改造的都算。”[2]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变的”。在李慎之看来，文化传统是一以贯之的，当然融入了现实的土壤中，而在中国所谓文化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李慎之在这篇长文中进一步说明，“必须分清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如果是前者，可继承发扬的当然是极多的；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继承作为顽固的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当下中国带有民族主义文化情结的人并不区分这两者的差异，他们往往对传统文化看得极重，也不讲传统文化的两面性，将传统文化看成“根”。因此，在当下看来好的东西，他们都想在传统文化里找到，比如产生于西方文化里的“民主”。他们一方面反对西方，一方面又按照西方的标准来重新定义传统。那么，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没有民主的因素？在我看来，先秦百家争鸣时期，思想多元化，倒也能找到一些古代民主思想的碎片，比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但显然并不是普遍性的，也不成体系，没有形成一条延续下来的线索。
当下，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最坏的一种表现就是，本身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很浅显，却完全出于政治实用主义的目的简单地将其“现代化”，从而为专制主义历史和思想张目，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他最近又出了一本历史理论著作《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此书的核心观点完全有悖于人类历史文明的共识。在严肃的学术意义上，学界当然是不屑与之辩论的，因为这本书本身不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严肃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其中常识性的错误太多、太离谱。该书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在世界上要想立稳足、想要有发言权的话，就必须找到我们的“原生文明”，找到之后就直接移植到现在，于是他找到了秦文明，这样，从秦到现在的中间几千年的历史是可以不管的。在该书看来，秦文明的核心在于铁血，在于暴力，当然也包括“批判儒家文化霸权”的“焚书坑儒”，其实就是专制主义，全书写得非常系统。作者主张将秦文明这种法西斯般的铁血“原生文明”直接移植到当下，这样中国才能在世界上具有发言权，否则就没有发言权；主张对外“大争”的外交战略，对内则将民众当成“国强”、在国际上争得发言权的工具。显然，作者完全屈从于先秦法家的思想，而法家的基本思想，在对待百姓上首先要反儒家，将百姓“愚昧化”，打仗才会勇敢，其次要让百姓贫穷，百姓贫穷才会执着于生产，才会听话；在政治上法家主张权谋术，这样往往导致阴谋政治；在教育上，主张“以吏为师”。充斥着如此错误思想的一本书竟然还能面世，而且具有很大的市场，也颇能说明当下中国带着何等沉重的传统负担和历史欠账。当然，学界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这种观点不可思议，而作者的思想也是过于极端。另外一方面，《大秦帝国》的反儒姿态也迷惑了许多人，认为是反对专制而崇尚法治。事实上并非如此，先秦法家与儒家虽然思想主张不一样，但其目的却是一致的，即奴役百姓，服务专制，而且往往长期结合在一起，即所谓“儒表法里”的文化传统。
另外，“国学”热也是民族主义文化情结的一种表现。自五四以来，我们的古典文学文化研究还是颇有成就的，像胡适、鲁迅等人都从未否定过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现在的民族主义者看来，他们是彻底的反传统，于是他们便要将五四先驱们“否定过”的传统文化重新“恢复”过来，可是他们复活的却是传统文化中旧的一面。其实，1980年代以来，在党内就有三四次关于要不要批判封建主义的大辩论，每到改革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开始批判封建主义，而批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有保守派出来阻止。封建主义又往往会和专制主义搅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国学热往往成为承载专制糟粕的工具，百家讲坛里就有不少，比如讲《三字经》、《弟子规》等等，这些所谓“国学”直接传播传统文化里的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就当下而言，传统文化里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现实问题碰到一块，往往会形成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情结，这必然会解构现代性的启蒙理性，遮蔽人的自由，阻挠人的现代化。
反思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有两大弱点。第一，这一代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烈的依附性，如政治依附性、思想依附性以及组织依附性等等。正如孟子批评孔子的那句话：“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3]这就是我们的特点。第二个弱点，就是知识结构不合理。大环境使得我们这一代可读的书和能读的书不多，这使得我们在知识结构上比前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大欠缺。另外，我们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影响着我们，“修、齐、治、平”的文化理念使得我们具有很强烈的家国观念。这些特点都使得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权势者产生了依附，以及对民族主义的鼓吹，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唯一的精神安慰。如此一来，传统文化无疑成为了我们思想解放的沉重负担。
“中西之辩”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化研究中一直有个误区，即把时间的差别和地域的差别混为一谈。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两条线互相影响：第一条即是从古到今，按照时间顺序的文化进化线，我称之为E线(Evolution)；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会互相交流，这就产生了第二条线，即横向的、按照不同地域流传的文化传播线，我称之为D线(Diffusion)。[4]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这两条线相互交叉作用的结果，在这两条线交叉的地方，是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也就是文化相互碰撞最激烈、最有看点的地方。对于中国而言，传统上这两条线就经常有各种大小交叉，比如唐代的时候，西域传入的各种音乐和舞蹈等，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进入，就发生了文化进化线与传播线的大交叉与大碰撞，这才出现了我们的现代文化。
显然，只有当两条线都具备的情况下，文化发展才是正常的，而当下的民族主义鼓吹者们往往只讲一条线，即进化线，而否认文化发展中的传播线。不仅如此，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还拒绝外来文化，并认为自己的文化任务就是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排斥外来文化，拒绝承认文化的传播线。在民族主义文化情结里，人们形成一种只看一条线而不兼顾两条线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其实，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播线，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将会极为缓慢，甚至会出现反复与倒退。事实上，文化发展的进化线和传播线，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汤因比就持此论，其历史“应激反应”的观点，即任何民族只有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并做出反应后，民族及民族文化才会进步。我们的“中西之辩”已经进行了100多年了，仍然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纠缠不清，仍然没有走出认识的误区，民族主义文化情结就是这种误区最典型的表征。
近些年来，有人提出了一个“东方价值”的说法，以批判普世价值，这显然是基于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文化价值当然有其特殊性的，但文化的最基本、最具决定性的价值恐怕还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文化在最根本最普世的那一点上，各民族文化还是一致的，否则，人类文化就无法交流了。文化在各个国家、民族或地域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不一样的，但在最核心的价值上应该是一元的，比如平等、自由等价值应该是普世的、一致的，但这些价值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可以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的民族主义者们否认文化的核心价值的普世性，认为东方价值与西方价值是各自独立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反现代性的。事实上，所谓“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的说法恐怕很难成立，在核心价值的意义上，称“现代价值”和“前现代价值”或“反现代性价值”似乎更合理，比如，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价值”，却成为了我们的指导思想、最高价值，而且，所谓“东方”其实也不是一个整体。所以，所谓“东方价值说”在逻辑上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民族主义文化情结最关键、最致命的地方在于阻挠人的现代化，之所以反对普世价值，其实还是对人的看法不一样。在中国，“人”想要走向现代化，必须用现代性的价值替代所谓“东方价值”。“人”的现代化，应该从四个方面全面考虑：经济现代化，即经济市场化；政治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文化现代化，即文化多元化；思想现代化，即思想自由化。这“四化”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向一个“现代人”观念。“人”的现代化，最基本的还是要确立个人本位主义，也即首先要“立人”。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个人主义被歪曲成个人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个人被赋予了负面意义，同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评价，承载着沉重的道德负担，长期得不到正名。其实，个人主义是一套社会政治理念体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在现代启蒙思想体系中，个人主义具有正面意义，其核心是要完成个人本位的确立，尊重个人的主体性，这是现代社会一块最基本的基石，而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西方被称之为Egoism，但我们依然将其翻译成个人主义，这显然混淆了个人主义的内涵。事实上，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区别以前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的主要标志，前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工具，而在现代社会里个人都应该是独立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就抛弃了启蒙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启蒙，本来应该比资本主义启蒙更高一层，然而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有时候却被变成了一种反启蒙思想。对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个人尊严和价值，在民族主义文化情结中，这些都是不被尊重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政治，我们在两大领域破坏严重，一个是文学，一个是教育，而这两个领域正是对人影响最直接的领域。总结起来，教育经历了五次大的破坏，而对教育的破坏，说到底还是对个人本位的破坏，教育被破坏，个人价值也被取消了。冯友兰曾在晚年总结，说自己的一生是经过了三步：第一步是在二三十年代找到自我，第二步则在1950年代以后失去自我，然后到了新时期，又重新找到了自我，这其实也是冯友兰对他们这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总结。然而，对于我们这一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没有这三步，因为我们一开始接受教育就没有了自我，只是到了新时期才开始寻找自我，我们的人生只有两步。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间的教育和文学，都是失去自我的教育和文学。原本是人格培养和提升的教育，变成了工具培养和驯化的教育，原本应该和谐发展的、有自我的人，变成了一个个有用的机器；而文学更是长期依附于政治，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充斥着“工具论”和“去自我化”意识。“十七年”中或许只有那些受批判的作家作品还有一点点自我的意识，而那些大量受主流意识形态支持的文学作品，既没有作家的自我意识，也没有写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们基本上是失去了自我的，而到了19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浪潮给人带来的麻木，也是失去自我的表现。现在一些年轻人放弃责任、沉迷享受，以为这样就是个性，这就是找到了自我，其实大谬。这种沉醉于个人物质享受的所谓“自我”，并不是正常的健全的自我，按照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的说法：“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5]这种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个性，才是健全的个人主义，否则，“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在强大的传统文化惯性下，要想个人主义的正面意义完全凸现出来，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概念是有必要的，且这个概念在五四的先贤们那也是经常提到的。卢梭说过：“公民社会注重个人自由，臣民社会注重社会和谐。”这“和谐”其实指的是一种依附的稳定，服从即是和谐，完全排斥个人自由。卢梭的这句话正好切中了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们的要害，显然他们主张的民族、国家价值至上，而最小化个体价值，这不是现代公民社会应该存在的价值，而是属于臣民社会，是反现代的。
本文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徐先智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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