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情况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国外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4)06－0085－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破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难题，用新的思想观点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为此，有必要对国外的相关研究情况作基本的梳理和分析。 一、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基本情况 在国外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和评论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方面的研究。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印度、越南等数十个国家都有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相关研究的主要学者及其著述包括：俄罗斯季塔连科等的《中国改革与俄罗斯》，杰柳辛的《邓小平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斯米尔诺夫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现代化经验：国内外的一些观点》，乌索夫的《邓小平和他的时代》，费奥克蒂斯托夫的《邓小平的著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皮沃瓦洛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美国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沈大伟的《国务活动家邓小平》、《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沃纳·德拉贡主编的《中国的发展奇迹：起源、改革与挑战》，阿尔菲拉德·霍的《中国的改革与改革者》，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金德芳的《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和传统》，詹姆斯·王的《当代中国政治》，杨大力的《中国改革30年：挑战与展望》，阿里夫·德里克《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系列文章等等。日本矢吹晋的《邓小平传》，渡边立夫、小岛朋之的《毛泽东与邓小平》，毛里和子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折户洪太的《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与经济理论》，许介鳞、村田忠禧的《现代中国治国论》，天儿慧的《巨龙的胎动：毛泽东与邓小平》，益尾知佐子的《邓小平对外开放构想与国际关系》，茅原郁生的《中国军事大国的原点：邓小平军事改革之研究》等。英国班国瑞主编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等。德国康拉德·赛茨的《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等。新加坡郑永年的《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等等。学术论文的数量更是相当的丰富，在此不一一列举。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外学者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一般依个人和机构的研究兴趣及研究需要而定，从其研究内容看，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争议最大的是关于道路的“姓氏”问题。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今，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议从未停止。2012年底，《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还出版了一期《“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西学者的对话》专刊。黄宗智、崔之元和伊万·赛乐尼等人展开专题研讨。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关注和研究的持续性和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讨论最热烈的是关于中国发展的“模式”问题。与中国道路姓“资”姓“社”关系密切，引发热议的是中国模式问题。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模式是否真正存在，中国模式的概念、内涵、特点以及影响等问题上，包括了“三定理说”、“八大特质说”、“六特点说”、“三特点说”等几大类。其中，持肯定、承认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着整个国际格局，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变化，能为一些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当然，对此持否定、质疑态度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其中还裹挟着“中国威胁论”、“大国重起说”等负面的观点。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外学者从探讨中国模式是否存在，转向分析中国模式能否持续；从探讨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等基本问题，延伸到追寻支撑中国模式的文化渊源；从探讨中国模式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转向研究世界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各种观点表述不一、理解不一、效果不一。 总体来看，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所持的基本态度不外以下几种：敬佩中国道路的成功；质疑当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体系未能提供如此鲜活而又富有生命力的发展成果；反思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对西方经济和民主模式的冲击；敌视、甚至害怕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持续快速发展。 第三，问题最突出的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或对立起来。国外学者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历史的研究，涉及面较为广泛，研究较多的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三个时段。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将毛泽东和邓小平领导的两个历史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立起来。一些人借“褒扬”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否定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否定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对邓小平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和提供的理论基础；否定毛泽东在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开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丰功伟绩，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有些学者将这方面的研究放在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其中不乏一些原来对改革开放持否定态度的研究者，其观点在中国取得的实际成就面前发生了变化。也有学习、仿照中国道路的；有与对象国或其他国家的建设和执政经验加以比较分析的，如中国与俄罗斯、越南、印度等国家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但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将中国道路成功与否与中国的国际身份相联系；与是否会因中国的发展而改变西方中心或欧洲中心的地缘政治格局相联系；与中国是否会以自己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经济管理模式而非西方意愿的体系和方式统治未来世界相联系。于是唱盛、唱衰中国等多种论调屡见不鲜。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现实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国外学者的相应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和推进。 第一，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邓小平带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于是，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从个人生涯研究为主，转到分析邓小平理论的国际影响，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党建、一国两制等多个领域，经历了从带有偏见到认识逐渐客观和清晰的过程。其中，关于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要主题，争议也最多。 第二，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目前而言，这方面研究鲜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但研究的起点比较高，带有信息网络化和中外学术交流扩大化的时代特征。研究成果以新闻报道、时评、研究论文等形式居多。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中，中国共产党吸收私营企业家人党是很多学者感兴趣的议题，并且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学术成果。但目前国外学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内涵，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关系等方面均缺乏充分和系统的认识，对其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和历史影响研究不多。 第三，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21世纪以来，各国在研究中逐渐突破了以往惯于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与领袖个人紧密相连、重视“权力斗争论”的研究范式，能够结合时代背景和中国国内现实需要，分析科学发展观的积极作用，从而得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应对复杂社会变化的明智之举的正面结论。这是国外学者在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研究中取得的进步之处。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仍处于解释介绍阶段，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源、理论内涵方面的分析不够深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科学发展观整体认识的深度。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逐步展开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也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以打击。在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的博弈中，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新政权开始重视，创办了第一份专门研究新中国的权威学术刊物《中国季刊》(The China Ouarterly)。与此同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开始了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研究。总的来看，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涵盖了对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及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多、领域宽。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理论问题研究、诸多制度研究、若干专题研究等内容。 第一，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研究中主要论及的问题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及其在中国实践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与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关系的研究等。 第二，相关制度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大致以1978年为界，围绕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的相关内容展开。相关研究包括：关于中国的国体、政体的研究，如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关于中国司法体系和司法制度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关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研究；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关于执政党建设和执政能力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外基本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等。 第三，相关专题的研究。除了综合性研究外，还有涉及与新中国各项制度建设相关的历史和现实的专题研究，包括关于1949年新中国政权建立的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研究，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原因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研究，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和建国方略的研究，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研究，关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研究等。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大量涉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执政能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党的未来前景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如中组部、中宣部、各级党校成为一些学者近年关注的主要目标。美国高校使用的“中国政治”教材，内容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国家的各项制度和行政架构等多方面的分析介绍，详细实用，对于培养“中国通”这类精英人才的作用显而易见。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不能以西方政党理论的角度看待中国共产党，而应该以中国社会为大背景，立足于中共党史来研究党建问题，注重党史、党建研究的交叉作用和影响。 (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范围广泛。这充分体现在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相关的诸多研究领域就包括党的组织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构架、法制体系、内外政策等诸方面。学者们阐述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优势和劣势的看法，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成果的长期观察和思考。 第二，大量使用实地考察和调研资料。近年来，国外学者愈加重视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其中一些学者是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他们来华的目的，一是购买新书和采集新信息，也奔走于各个国际学术会议的会场；二是直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效果。他们访问的对象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市民和农民。此外，媒体和互联网对他们及时关注和利用中国官方公布的各类文献和文件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第三，不同历史阶段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美国和西方国家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在争议中不断调整变化，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最高峰，尤其侧重从民族主义寻找邓小平理论提出的背景，从经济的角度分析这一理论的历史作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分析，侧重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当代中国发展的角度作分析比较。其中，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传承多一些，对科学发展观的分析有两种倾向：俄罗斯学者马马耶娃认为它更加回归了《共产党宣言》的本源；西方学者则更强调它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关系。中共十八大以后，国外学者对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及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予以极高的关注和分析。 第四，研究以服务现实需要和制定对华政策为目的。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主要出发点大致与本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国际战略、世界格局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学术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的研究逐渐减弱，对改革开放实践效果分析的力度明显增大。如近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注意从反思苏联历史教训的角度，研究和借鉴中国的改革发展经验，从指导思想、发展方式、政权稳定、远期和近期目标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发展成就给予肯定和赞扬，对发展道路“中国化”的经验很欣赏，明确认为，中国保持改革开放、基于现有制度的特色道路是走对了。甚至有人提出俄罗斯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的问题。 二、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趋势及对策分析 上述国外学者的相关著述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国际影响。适度借鉴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我们开阔学术研究的视野，推出更加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彰显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研究趋势 第一，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群体正在继续扩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有20多个国家陆续开展了对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近年来世界各国关注、研究中国的学者数量不断增加，但美、日、俄的研究领先优势不会有太大变化。研究者从以往以历史学、政治学学者为主，扩展到上至国家政要，下至媒体、商界人士，包括接受中国大学教育后出国且已在国外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华人学者。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解读中国，于是通俗性的研究开始占有一定比例。 第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关研究将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和修正。随着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历史进程的有序推进，有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时代化的内容将会增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研究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深化。但这也或将成为敌视中国、惧怕中国发展的一种借口，如现实中西方已经出现“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批判性的题目。这也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追踪国外中国学研究动态的复杂性和开展评析工作的艰巨性。 第三，理论层面的研究将与实践成果的分析并行于今后的研究中。从表象看，理论研究成果渐少、考察成果增多的趋势明显，学者们越来越将观察分析判断当下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作为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或轻视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研究，他们只是增加了对理论指导下实践成效的分析比重。在跨国界、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渐形成的趋势下，特别是受基金会基金投向、档案解密和国际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综合性研究成果仍然会产生，但个案研究正在增多。 第四，智库、学术刊物、媒体和网络等相互结合，相互借力，作用和影响会越来越大。这里既有客观的因素，如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信息传播前所未有的广泛与快捷，也有一定的社会心态因素，如民众对本国官方信息信任度的降低以及对海量信息的选择性解读等。 (二)对策建议 在关注国外学者相关研究情况的同时，也需要反思目前我们在评析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工作中的不足。如受研究框架和思维习惯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不善于从对象国的研究实际出发思考问题；开展多学科、跨国界的中外合作交流和学术争鸣的程度还很有限；从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角度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深层分析和理论层面挖掘明显不够。鉴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在对外学术交流中把握好话语主导权，有利于以史为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习近平的讲话为我们更好地开展对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分析指出了努力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正视国外对中国发展五味杂陈的感情现实，让外部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掌握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无疑，研究中国，准确的话语阐释和信息来源应该是中国。应解决好“以谁为主”(中国为主，不削足适履)、“怎么说”(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话语方式说)和“说什么”(说需要外国人正确认识和理解的中国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在实践中继续破解社会主义是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世界性难题。既要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更要向世界正面介绍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独特性，才能真正展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也才能对维护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作出贡献，推动国际范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 第二，推进中外学术观点的商榷和争鸣。应区分学术观点的分歧与政治阴谋，开展中外学术界之间在友善基础上平等、客观的商榷与争鸣。可选择一些典型的著作和观点作重点评析。如随着史华茨、施拉姆、迈斯纳、竹内实等国外老一代学者辞世，国外中国学研究进入更新换代阶段。因此，可选择这些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有世界影响的学者的著述，开展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再如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用50余万字的篇幅，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对当代中国的巨大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该书出版后，引发了国际范围对邓小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的重新解读。班国瑞的4卷本《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汇集了1958～2006年间68位外国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81篇文章。体现了几十年间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视角、热点和趋势，值得认真了解和评析。 此外，应注意分清国外的长线研究和短线议论。面对涌入的国外研究信息，我们比较重视对近期短线问题的回应。而长线研究中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或被忽视，将可能出现导向性的失误。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姓“资”姓“社”、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评价、邓小平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都是长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抓好这些研究，更有助于提升我们研究的科学性。 第三，扩大国内相关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的外部影响。应加大国内学者外文发表学术文章、出版研究著述的力度，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和中国梦的理论依据、思想渊源的解读。为此，需要制定向国外推荐相关学术成果的具体规划。应以客观的、充分的材料，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两段现代中国历史的关联性和各自的历史经验，正面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缘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传承等。目前的工作重点可考虑放在两个方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中国解读；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论证。建议考虑出版外文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二卷和国家“马工程”项目成果。笔者在俄罗斯访问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样的中国官方最新教材表示了极大兴趣。最近，由武力主编的“小康之路”丛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2013年中英文版)做了很成功的尝试。 第四，注意客观对待国外各类研究群体。应注意将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与展示当代中国发展成果并行，同时应做好三个区分：一是将各国研究中的主流代表性观点和一般民众的看法区分开；二是将理论问题的研究和闲谈议论、甚至带有某种目的的炒作区分开；三是将意识形态宣传和一般性新闻报道区分开。此外，对即将出现的外国学者出版专著、发表文章、来华考察调研的热潮，以及由此对中国民众产生的正、负面影响，相关部门需有应对预案。 第五，重视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海外中国学研究内容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属于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是从目前国外研究动态和趋势看，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将成为中国追梦进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党史、党建；另一方面，由于国外研究者观念中“党”、“国”不分，也可以被表述为国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及执政党的研究。他们分属法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门类，所以，明确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科归属及其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我们站在新的高度，依托多学科的背景，深入分析国外的研究动态及其动因，更好地推动此项研究工作的发展。 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跨领域、多学科的特点造成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相对分散的状况。整合资源，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新局面，是促进学科发展、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手段。因此，应重视国家级党史研究部门的智库作用，树立其在相关研究及研究组织中的权威性；应建设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信息数据库，推出高水平的系列追踪评析成果，定期出版“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发展报告”；鼓励开展与国外学者跨学科、跨国界、跨领域的多种类、多层面合作研究。 第六，重视专业队伍和学术资源的建设。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一是要培养专业背景、外语好的研究人员，组建专门从事追踪国外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的信息服务机构，以牵头单位为核心，整合相关学术资源，研究互补，信息共享；应特别注重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系研究人员的培养，扩大研究视野。二是要重视学术期刊和网络电子资源的特殊引导作用，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专业学术期刊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网站增加“书评”专栏的比重，通过这个平台，使各界对国外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新成果能有及时的了解和评析。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我们克难攻坚，理论工作者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作出更大努力。而追踪国外的研究动态，借鉴、参考国外的研究成果，对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时政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