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的英雄史诗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诗论文,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格说来十八世纪的意大利学者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在他的主要著作《新科学》（该书全名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质的新的科学原则》）中并没有专门的意图探讨英雄史诗理论，与英雄史诗相关的理论和观点是他在探讨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尝试中表达的。由于他把历史发展的观点建立在共同人性发展的基点上，英雄时代是他阐释的人类的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所以英雄史诗的人性内容和它展示的时代普遍性都被予以深刻剖析。在探讨英雄时代的文化史中，他直接分析了史诗的语言、诗、习俗心理、人物性格，还把它作为宗教、政治、法律等方面的解说证据。正是在这样的从头开始的历史溯源法和广阔文化背景的综合考察下，与英雄史诗相关的各民族的村俗文化被予以系统的揭示，英雄史诗这一体裁的历史属性和表现特点也被给予了充分的说明。一西方学者言道：“社会批评源出于十八世纪维科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他的研究揭示了希腊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①]把荷马史诗纳入民间创作，并给予彻底民俗研究，维科是第一位。但至今为止，还没有对他这方面的成就给予充分的关注，这实在是个缺憾。
维科认为在互不相识的民族中间存在着一致的观念，典章制度和习俗，及共同的生理与心理的行为，它们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造成这一共同真理基础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共同本性。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各民族的发展过程有大致相同的经历。维科认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同人的生命成长过程相类似，人类的童年、青年和成年犹如每个民族都经历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贯穿《新科学》的三段历史分期法是维科从埃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时代有三种本性和制度：神的时代，其中诸异教（指非基督教）民族相信他们在神的统治下生活，神通过预兆和神谕来向他们指挥一切，预兆和神谕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英雄时代，其时英雄们结成贵族政体，并由此施行统治，因为他们自以为比平民具有某种自然的优越性；人的时代，其时一切人都承认自己在人性上是平等的，因此首次建立了一种民众（或民主）的政体，这两种都是人道政权的不同形式。[②]他所说的三个时代所用的语言也是三种：一、神的时代的语言：当时异教的人们刚被接纳到人类范围之内，这时各民族用的是一种哑口无声的语言，是用些符号和实物，和他们要表达的观念有些联系。二、英雄们掌权时期所用的语言的手段是些英雄徽志，或是些类似、比较、意象、隐喻和自然描绘，这些手段就形成英雄统治时代的语言的大体。三、人的时代使用书信用的俗语，它用于生活中的一般用途。[③]在维科看来，人类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生、发展、灭亡都与一个民族的出生、进展、成熟、衰微和灭亡过程相联系，是民族不同发展时间段上留下的永恒的历史记录，象神话、史诗自然就是“时代和方式统一”的人类文化产品。他依据神话还原神的时代现象和人类的共同本性，依据荷马史诗发掘原始民族中英雄主义的起源和英雄的类属，乃至英雄体制，英雄诗人，英雄语言等。他对每一阶段的文化要素都给予了一种不容出错的定位。“如果哪一个命题不一致，就会和全部命题都不一致，因为其中每一个命题都是和全部命题一致的。”[④]因此在维科的著作中，无论探讨哪个问题都要从事物的开始处开始，都要从综合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去寻找。
一、诗性的智慧
这里所说的诗性的智慧是就原始人类利用想象去认识世界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它依据想象的虚构进行创造，其虚构的基础是生命自身的形象类比和人类情感的习俗。想象作为普遍的思维形式，它传达着人类的共同感觉和情感，沟通、感染着理解它的人们。诗性的智慧实际上就是原始思维，也就是人类最初的形象思维。原始人何以能够以生动具体的个性形象，表达外部事物和客观现象呢？维科指出：人心由于它的不确定性，每逢它堕入无知中，它就会对它所不认识的一切，把自己当作衡量宇宙的标准。[⑤]“人心的不明确”指认识还限于感性方面，还不能进行抽象思考，对事物得出明确的概念。在不知而求知中只能凭借自己切身的经验。[⑥]
诗性智慧的特点：
1，感官色彩强烈
维科把感官强烈看作原始人的由生而来的天然本性。从人类历史发端来看，刚刚脱离野蛮的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的心智如同儿童一样薄弱。童年阶段是先凭感官去接受外界事物的，用维科的话说，人心所理解的东西没有不是先已由感官得到印象。[⑦]想象依凭自身的感官印象记忆而进行，由此达到一种对形象具体形式的感觉和把握。在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道路上，维科提出人们起初只感触而不感觉，接着是用一种迷惑而激动的精神去感觉，最后才以一颗清醒的心灵去反思。[⑧]
维科从原始生存状态出发，提出没有能力抽象思索的人类有着最敏锐的感官。我们在荷马史诗里所看到的感观描述，都特别清晰，光辉灿烂，以至后来的诗人们都模仿不上，更不用说并驾齐驱。[⑨]原始人敏锐的感官是和他们愚昧残酷的野蛮时代生活相适应的，原始时代野兽般的生活使得人们保持下来的感官如同动物一样灵敏。维科一再强调：“长于诗的原始民族的各种感官都极活跃生动。[⑩]”由于感官发达而理解能力低下，原始的感官印象和与其相关的感觉习惯都成了诗的材料。人们对他们不甚清楚的事物，自然而然地经常按照他们自己的某些自然本性以及由它们所引起的情感习俗来进行解释。根据这个准则，凡是起源于最初的野蛮粗鲁人中的寓言故事都很严峻，适合于刚脱离凶残的野兽般的自由状态而开始创建民族的那种情况。[(11)]由于不能运用理解力，最初诗人的创建都致力于感性主题。“他们用这个主题把个体或事物的可以说是具体的特征、属性和关系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它们特性的类”。[(12)]
维科从人类历史的原始时期和人类成长的儿童阶段之相互映衬中，揭示了原始思维的强烈感官色彩的必然性。从他系统的阐述里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形象思维感官认知浓厚的方式是那个阶段人类思维的必然表现，它普遍地存在着。就原始人诗歌强烈的感官特点，维科还得出了形象思维的一般结论：按照诗的本性，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既是高明的诗人，又是高明的玄学家，因为玄学要把心智从各种感官方面抽开，而诗的功能却把整个心灵沉浸到感官里去；玄学飞向共相，而诗的功能却要深深地沉浸到殊相里去。[(13)]诗人们是人类的感观，而哲学家就是人类的理智。[(14)]
由感官情欲引发的想象不免有着粗鲁、粗俗，维科认为，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初是粗鲁的。[(15)]荷马因显其粗鲁而伟大高明，他（荷马）的伟大就说明了我们在他的诗篇中，何以往往遇到一些粗俗的表达方式。[(16)]荷马史诗中取自野蛮事物的一些比喻确实是无比高明的。[(17)]
2、以己度物
维科指出：隐喻是受到赞赏的，如果它使无生命的事物显得具有感情和情欲。最初的诗人就用这种隐喻，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这样就用它们来造成一些寓言故事。[(18)]由于原始思维是以具体的形象和感官的印象作为思维的材料和手段，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都很强，以己度物便成了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他们把自身的生命特征和情感赋予到自然生态的世界和神灵的世界，各种形象的类比，不但使认知的对象都有着具体可感的形象，而且还有活生生的情感，所谓万物有灵。维科说：儿童的特点就在于把无生命的事物拿到手里，并和它们交谈，仿佛它们就是有生命的人。[(19)]
从词汇来看：原始人把精神的外部功能归结为身体的五种感觉，但是对于这些浑身是强烈想象而少有或简直没有推理的人们来说，感觉都是尖锐，生动和强烈的。这从他们用来表达感觉的词就可找到证据。[(20)]如听觉的词仿佛就是两耳吸引由其它物体引起动荡的空气；看是用象筛子的眼睛筛取或分辨事物；触有偷取之意，触到一个物体就从中取一点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几乎都用人体及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例如“首”来表达顶或开始，用“额”或“肩”来表达一座山的部位……。[(21)]因此形象和意义混融一体，可以相互指代。维科提到，在希腊人中间，“名称”和“性质”意义相同，所以教会神父们把“神的性质”和“神的名称”两个词看成同义，可以互换。[(22)]
维科以“以己度物”来揭示原始思维古老而又普遍的认识方式，可谓非凡的真知卓见，同时他也证明了比喻是人类古老的表达自己印象的方式。在人类的儿童期比喻作为必需的原始思维手段，它的具象性，它的生灵觉力，它的移情现象都是与生俱来的。最初的诗人给事物命名，就必须用最具体的感性意象，这种感性意象就是替换和转喻的来源。[(23)]维科说：“一切比喻前此被看作成作家们的巧妙发明，其实都是一切原始的诗性民族所必用的表现方式，原来都有完全本土的特性。但随着人类心智的进一步发展，原始民族的这些表现方式就变成比喻性的，人们就创造一些词，能表示抽象形式，或包括各个分种的类，或把个别部分联系到总体。”[(24)]因此比喻成了史诗原始特长和风格，英雄时代的语言是一种由显喻，意象和譬喻来组成的语言，这些成分的产生是由于当时还缺乏对事物加以明确界定所必需的种和类的概念，所以还是全民族的共同性的一种必然结果。[(25)]
3，想象的类概念
最早民族有一种特点，不会就具体事物抽象出一些属性来，所以只能用具体事物的名称来指它们所有的抽象属性。[(26)]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使得它对许多相同的事物，类似的意义都通过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来代表。换言之，相类似的事物和性质是通过不同的许多种具体事物和意象来表达的。维科所指出的“想象性的类概念”就是以形象、具体、个别的东西同一般的普遍意义的东西相结合，一方面个性鲜明突出，一方面又有较概括的、典型的意义。维科给“类”概念的产生提出三条依据：一，人类心灵按本性就喜爱一致性。例如，人们在描绘未知的或辽远的事物时，或者想对旁人也不了解的事物作出说明时，总是利用熟悉的或近在手边的事物的某些类似点。[(27)]再如，村俗人民有一种自然倾向要创造人物性格而且要把他们创造得恰如其分。二，儿童们的自然本性就是这样：凡是碰到与他们最早认识到的一批男人、女人或事物有些类似或关系的男人，女人或事物，就会依最早的印象来认识他们，依最早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三，埃及人把对人类生活有益或必要的一切发明都归功于最伟大的霍弥斯。[(28)]
此外原始儿童还通过强烈的情绪渲泄来表达某些心理力度和情感意象。经验表明在推理能力最薄弱的人们那里我们才发现到真正的诗性词句。这种词句必须表达最强烈的热情，所以浑身具有崇高的风格，可以引起惊奇感。[(29)]他们从不回避震憾人心的话题，象死亡、鲜血、凶残、恐惧等，甚至还夸张放大它们，因而巨大的形体、崇高的气魄常是英雄史诗的天然风格。维科认为：神学诗人们因为还不能运用理解力，就采取了相反的而且较崇高的办法，就认为一般物体也有感觉和情欲，而这些物体可以象天，海和地那样大。[(30)]“原始人在他们的粗鲁无知中却只凭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而且因为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这种崇高气魄伟大到使那些用想象创造的本人也感到非常惶惑”。[(31)]这些想象的类型都是凭一些最活跃的想象而形成的。英雄的诗性人物性格的那种合身合式的表达，决不是今天擅长哲学、诗学和批评技艺的学者们所能达到的，所谓荷马把谎说得圆。[(32)]
尽管史诗的诗性智慧生动、伟大、崇高，但维科并不认为古人的智慧无以伦比，相反它却是人类语言贫乏时代的产物。“诗性语言的产生完全由于语言的贫乏和表达的需要。[(33)]推理力愈弱，想象力也就愈强。维科勾画了一条思维发展途径：“人类思想的次序是先观察事物的类似来表达自己，后来才用这些类似来进行证明，而证明又首先援引事例，只要有一个类似点就行，最后才用归纳，归纳要有更多的类似点”。[(34)]
人类儿童阶段表达方式的幼稚使得史诗有些欠妥贴和不文雅的表达，这是“由于希腊语文正在形成时期极端贫乏，用它来表达须费大力，就不免显得笨拙”。[(35)]由于理解力薄弱而感官却很发达所造成的“人心的不明确性”，在诗的风格上也印下了这种“不明确”的痕迹。荷马所写的英雄们在心情上轻浮象儿童，在想象力强烈上象妇女，在烈火般的愤怒上象莽撞的青年。[(36)]感性的思考习惯也影响了对事物的思考和描述定力。史诗中常有题外话加入，而题外话产生于英雄心思的粗野，维科说，他们不能局限在当前切题的那些事物的主要特点，象脑力薄弱的人们，特别是妇女们，生性都是这样。[(37)]由于感官的敏锐和强烈，诗的表现必然真实、崇高、热情、恐怖。维科称赞道：荷马在他的诗句里象星空那样崇高。他的诗句是真实热情的表现，或者说是一种烈火似的想象力，使我们真正受到感动。[(38)]
诗性语言被维科称作“打开本学科的万能钥匙”。他把人类早期语言的虚构性质和创造力看作诗的活动。这种诗的活动（形象思维）弥漫于当时的各个生活方面，因此一切都是诗性的。古代人的智慧是诗性的，由此派生的原始的一切文化支派也都是诗性的。维科分别述之以诗性的玄学、诗性的逻辑、诗性的伦理、诗性的经济、诗性的政治、诗性的物理、诗性的宇宙、诗性的天文、诗性的时历、诗性的地理等。“这种诗性和智慧，即神学诗人们的认识，对于诸异教民族来说，无疑就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39)]正是在这种诗性的探源中，维科充分肯定了英雄时代的崇高诗人和诗作，同时还指出是人类推理能力的欠缺才产生了崇高的诗。这样的关于诗的起源的发现，也消除了古人智慧无敌的看法。[(40)]
二、诗体
诗体的产生根源于原始的生存状态。维科说，人们用迸发出的歌唱来发泄强烈的情感，象我们观察到人们在最伤心和最欢乐的时候所表现的。根据这样的公理可知诸异教民族都曾象不说话的野兽在野蛮状态中到处流浪，所以都很懒散，除非在激烈情感的冲动之下，并不爱表达自己的心事，这种野蛮人的最初的语言一定是在歌唱中形成的。[(41)]各原始民族用英雄诗律来说话，这也是自然本性的必然结果。在共同的书写文字还未发明以前，天意就安排好各族人民用诗律来说话，使他们的记忆借音步和节奏能较容易地把他们的家族和城市的历史保存下来。[(42)]维科进一步用语言学知识证明诗体产生的原始性。使用希腊语和法语的两个民族都早熟地从诗律的时代过渡到土俗语的时代，都留下很多双元音词，在人把声音提高时会自然地发出双元音和歌唱。在对这两种语言分析中，维科提出：各种语言都是从歌唱开始的，[(43)]而且一切民族中用诗律的语言都早于散文的语言。[(44)]维科列举了一些民族事例证明：“语言都是从史诗音律开始，最后才变成散文”。[(45)]
诗体的应用在原始社会是广泛的，在各种原始文化支派中都可发见原始诗的遗留。涉及歌唱竞赛的故事和歌唱词汇包含的“预言”意义表明，歌唱实指英雄们争夺占卜权的竞争。后来歌唱还含有行魔术的意思。[(46)]有一种村俗传说，谈到女巫们都用英雄诗体歌唱，而各民族的神诏也用英雄格的六音步回答女巫们的祈祷。[(47)]神的时代和英雄时代都处在诗歌弥漫时期，象时代的历史顺序一样，两个时代的诗也属不同的历史层次。他说，最先产生的是神圣的诗，后来才产生英雄的诗。[(48)]根据诗性智慧的发展层次，维科还把荷马以前的诗人分成三个时代：首先是神学诗人们的时代。神学诗人们自己就是英雄，歌唱着真实而严峻的神话故事；其次是英雄诗人们的时代，英雄诗人们把这些神话故事窜改和歪曲了。第三才是荷马时代，荷马接受了这样经过窜改和歪曲的神话故事。[(49)]维科的“英雄”诗人是与英雄时代相一致的，英雄专指英雄时代的强人或贵族，一个英雄就是一个酋长，涉及这个时代的制度，习俗乃至文艺，语言和斗争都是英雄的。[(50)]英雄时代经历了英雄故事、传说时期和史诗时期。
在维科带有浓重的历史色彩的归纳中，他恰当地提出了原始时期诗的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原始性，另一个是普遍性。这两个“公理”在已经把握大量的民族志材料的当代研究领域，依然毋庸置疑。英雄史诗是在原始诗的语言海洋里，在原始歌唱的沃土中生长的，许多史诗的素材我们几乎随手即拾。如象诗一样演唱的农事歌，狩猎歌，成年歌，婚礼歌，丧葬歌，祭祀歌，裁判歌。在许多原始文化色彩已经淡化的民族中，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的史诗中发现许多唱段的文化来源，如预言歌，咒语歌，赞神歌，族法歌，神谕等。众多的史诗要素在民族中的广泛活动，使得史诗取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由度，可以从容不迫地漫游在无边无际的诗的海洋中采集、编排。无论是史诗异文还是诗的结构上的弹性和节外生枝，索其根源都应归于维科描述的诗的海洋一般环境。同时他论述的神话诗与英雄史诗固有的不同的历史属性和内容与形式上的个性，及英雄史诗自身不同的发展层次，对我们掌握英雄史诗体裁的整体面貌和它的运动发展规律，至今仍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在我国南方民族中流传着大量的神话诗，象纳西族、白族、独龙族等民族的《创世纪》，彝族的《阿细的先基》、瓦族的《司岗里》、苗族的古歌、壮族的《布洛陀》等等，其中众神的遍布宇宙的创造伟力和整顿自然的丰功伟绩以具体化人格化的形象方式展现出来，证实了维科所说的神的时代所特有的各民族关于万物来源的无穷兴趣和充满气势与热情的感性想象。我国各民族间流传的大量英雄诗，也如维科所说，包含着英雄史诗的不同发展层次，如满—通古斯语各民族的英雄歌，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各民族中的中、短篇英雄歌，同《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这种成熟的史诗显然有某些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区别。
三、荷马
维科提出荷马不是一个具体的诗人，有关他和史诗的出生地和年代的不同说法都成为维护这个观点的证据。关于众多的荷马故乡，维科解答，为什么希腊各族人民都争着要取得荷马故乡的荣誉呢？理由就在于希腊各族人民自己就是荷马。[(51)]关于荷马产生年代的分歧达460年之久，这是由于“荷马确实都活在各族希腊人民的口头上和记忆里。[(52)]”荷马在英雄诗上的无比才能也是根源于人们共同的诗性智慧和希腊人对这种智慧的历史继承和发展。“这些神话故事起初原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叙述”是希腊人自己对神话一词所下的定义），后来就逐渐遭到修改和歪曲，最后才以歪曲的形式传到荷马手里”。[(53)]
荷马史诗不是某个人的创造，它是全体希腊人民的创作；它也不是某一特定时代的产品，而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成形的。因为传说的产生和流传的基础在民间。“凡是民俗传说都必然具有公众信仰的基础；由于有这种基础，传说才产生出来，而且由整个民族在长时期中流传下来”。[(54)]荷马要遵从他那个时代的野蛮的希腊人的十分村俗的情感和习俗，因为只有这种情感和习俗才向诗人们提供恰当的材料。[(55)]让我们允许荷马叙述当时流行于希腊各民族中的那种无人道的习俗吧！例如拒绝埋葬在战场上打死的敌人尸首，任狼狗和鹰鹫吃掉那种无人道的习俗。例如战神在争吵中骂明诺娃是一个狗屎苍蝇。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相呼为狗。[(56)]因此通过荷马史诗可以发掘希腊民族的文化宝藏，“如果荷马史诗就关于古希腊习俗的民政历史，它们就是希腊部落自然法的两大宝藏”。[(57)]荷马不过是希腊唱诗者的代名词，荷马史诗是希腊人民诗性智慧的帐册。于是维科道：让我们把荷马本来确定有的东西记在荷马帐上吧！[(58)]
维科断定荷马不是一个具体的诗人，因为全民族都是诗人，荷马只是当时诗人的理想或代表，是英雄时代的英雄诗人，是“一切崇高诗人的父亲和国王”。[(59)]他所谓的“真正的荷马”就是指创作《荷马史诗》的集体英雄，指整个希腊民族。正由于是人民的创作，荷马才是伟大的诗人。史诗的全方位的民族性同样也体现在内容上，所以荷马还是“希腊政治体制或文化的创建人”，“他是一切流派的希腊哲学的源泉”，“是最早的历史家”，也是“一切其他诗人的祖宗”。[(60)]
当然，来自民间的史诗样式在历史过程中也经历着不断加工、编排。比如官方的编篡。“庇西斯特拉图王朝雅典暴君们自己或是让旁人把荷马的诗篇加以化分和编排，成为两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前此的荷马诗篇原是一堆混乱的材料，我们现在还看得出这两部史诗在风格上大不相同”。[(61)]但更主要的还是民族长期存在着的史诗演唱家的不断采用和编织。维科利用词源学上的证明和它散发的灵气，说明传播者的这一作用。“rhapsodes（说书人）这个词的词源是由两个词合成的，意思是把一些歌编织在一起，而这些歌是从他们本族人民中搜集来的”。[(62)]
维科认为诗人们凭借记忆和想象来创作诗歌。想象是对感官接受的外部世界印象的记忆的综合，维科清楚地表达了记忆和想象之间的联系。他说记忆有三个不同的作用，当记住事物是就是记忆，当改变或模仿时就是想象，当把诸事物的关系作出较妥贴的安排时就是发明创造。[(63)]人类童年长于记忆和想象“儿童们的记忆力最强，所以想象特别生动，因为想象不过是扩大的或复合的记忆。这条公理说明了世界在最初的童年时代所形成的诗性意象何以特别生动”。[(64)]荷马在英雄时代始终都是一位高明无比的诗人，正因为生在记忆力特强、想象力奔放而创造力高明的时代。[(65)]维科一直强调记忆力牢固和想象力的强烈的荷马一类诗人的突出特点。
说书人（普通的民众、盲人、流浪汉）就是英雄诗篇的作者，“因为他们就是这些人民中用诗篇编制历史故事的那一部分人”，[(66)]他们是村俗人的教师，起着教化人民的作用。
在全民性的说唱环境中史诗是人们喜闻乐见的精神财富，发挥着独特文化的功能。伟大的诗都有三重劳动：一，发明适合群众知解力的崇高的故事情节；二，引起极端震惊，为着要达到所预期的目的；三，教导凡俗人们做好事。[(67)]诗的崇高性和人民的积极接受是史诗的生命力之所在，是诗的一个“永恒的特质”。
关于史诗艺人的研究在我国史诗研究领域方兴未艾。大量生动的艺人传承和传播经历，以及他们丰富的记忆和创作材料，被发掘和研究，这方面的突出成果在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艺人的研究上。我们在这个领域得天独厚，我们还有荷马，还有各种各样的荷马，其中包括象荷马一样的“英雄诗人”，如著名的“玛纳斯奇”居素甫·玛玛依，著名的格萨尔说唱家扎巴、才让旺堆等。在杨恩鸿著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中，著名的格萨尔说唱家达二十余位。我们在史诗艺人和他们活动的文化环境的关系问题上，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作，维科在荷马研究上的理论和方法对我们今后的史诗艺人研究有着十分现实的借鉴作用。
维科创建的崭新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是他的“新科学”的灵魂。“他以前的古代理论家间或不自觉地触及这种批评方式，但有意思地自觉地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彼此交融影响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看并进行研究的，无疑当首推维科”。[(68)]在以往的史诗评论中，虽然在史诗的结构、选材、格律、主题等方面的研究及历史、语言、宗教、习俗、荷马等方面的考证上，都有过一些宝贵成果，但把史诗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同样运动着的文化属类，一个处于由历史的必然规律支配着的人类精神习俗网络中的一分子，来揭示它的生成，运动，发展规律的，揭示它与历史中各种文化事象内在的联系的，维科是第一人。他不孤立地看待史诗，而把它作为英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的产品，它与那个时代的各方面的人类习俗、律法都有内在的同一性，它包含着那个时代的普遍意义。他也不静止地看史诗，它象人类历史一样，有个发生、发展和消散过程，它的生命历程与人类历史演化过程相伴随。在这样的规律中，使得史诗研究在纵横两方面问题上都有规律可寻。他提出了一系列看待史诗问题的原则。如以己度物和感官敏感对史诗语言和风格的影响，想象的类概念与英雄人物性格的关系，歌唱的表达方式对诗体创造的制约，诗体演变与习俗变化的关系，史诗歌手的群体性和他们的形成、发展之原因等等。关于原始诗歌，维科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他指出：诗的理论的全部区分包括1，故事（或情节）；2，习俗（或人物性格）及其适应性；3，语句及其表达力；4，寓意；5，歌唱；6，诗律。[(69)]显然他要把原始诗歌联系到人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关系中，及一般的诗歌的规律中去研究。维科为史诗的研究带来了历史发展的观点，提出原始诗由低到高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神话诗，英雄诗、荷马史诗和它们内在的继承性；维科为史诗研究带来了综合分析的方法，他把史诗放到民俗生活之中，提出史诗的某些必然特点和它与时代一致的表现和规律。其中最精彩的是史诗创作的集体性，史诗风格的时代性及荷马论。他的方法和观点在我们今天进行的史诗探讨中，是不能忽视的。
注释：
① 埃德蒙·威尔逊言，载魏伯·司各特《当代英美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转载于阎国忠主编《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中23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维科《新科学》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以下引自本书者均只标页码
③ 26—27页、④134页、⑤97页
⑥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⑦ 152页⑧105页、⑨365页、⑩231页、(11)105页
(12) 230页、(13)429页、(14)152页、(15)110页、(16)429页、(17)429页、(18)180页、(19)98页、(20)364页、(21)180页、(22)195页、(23)181页、(24)183页、(25)431页、(26)398页、(27)298页、(28)102页、(29)28页、(30)179页、(31)162页、(32)433页、(33)213页、(34)189页、(35)431页、(36)431页、(37)213页、(38)430页、(39)7页、(40)167页、(41)107页、(42)432页、(43)215页、(44)108页、(45)28—28页、(46)334—335页、(47)216页、(48)101页、(49)451页
(50) 432页中译者注
(51) 443页、(52)443页、(53)443页、(54)89页、(55)411页、(56)412页、(57)90页、(58)411页、(59)430页、(60)448页、(61)436页、(62)432页、(63)428页、(64)104页、(65)448页、(66)444页、(67)162页
(68) 邱紫华《维科》载于《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237页
(69) 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