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巴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教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印巴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九一一事件后有利于改善国家关系的国际形势下，印巴两国反而进一步走向了对峙。印度认为，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是巴基斯坦长期支持跨境恐怖行动（尤其是在克什米尔地区），使得印度损失和牺牲惨重，特别是2001年12月发生的袭击印度议会事件，更使得印度忍无可忍。由于巴基斯坦的某些部族和极端组织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印巴紧张局面的责任主要在巴方的观点就显得更有说服力。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在调停印巴冲突的过程中，一再呼吁穆沙拉夫总统采取实际行动打击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恐怖组织，似乎证明国际社会也认同这一观点。
本文尝试从另一个视角，即从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政治社会和印巴关系的影响的角度观察印巴关系，说明在印巴双方互动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扮演了促使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角色。笔者并不否认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对印巴关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但此问题当另文探讨。
印度民族主义催生了印度人的反巴情绪
从80年代开始，印度逐渐进入了一个政治“断层期”，主要表现在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奉行的世俗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不结盟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主张受到普遍怀疑和批判。至90年代中期，印度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联合政府时期，在经济上进入了一个进一步开放受阻的时期。政府不断更迭和经济改革放缓与冷战结束后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的雄心壮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允诺给印度带来新面貌的政党——印度人民党，作为一个由印度教复兴运动和印度教极端势力推动而快速崛起的政党，于1998年上台执政。
从印巴关系的角度说，1947年印巴分治以后，巴基斯坦在印度人的眼里就是印度的主要威胁。尼赫鲁时期印度在外交领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使巴基斯坦处于较为孤立的地位；英迪拉·甘地执政期间，东部巴基斯坦（即现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这些都满足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感情。90年代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其他地区的跨境恐怖主义活动（普遍怀疑一些印度穆斯林参与其中）支持了恐怖来自巴基斯坦的看法。随着印度倾向于以更激烈的方式进行还击，声称代表此方式的印度人民党便受到欢迎。通过激发“印度教情结”而争取到部分印度教徒的支持，特别是印度教徒中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从而走上崛起之路的印度人民党在执政期间以反对“伪世俗主义”的名义，纵容印度教组织散布“一种文化（印度教文化）、一个民族（印度教徒）一个国家（印度教国家）”的极端印度教教派主义观念，不断地推动印度政治文化朝着“印度教化”方向发展。
自1998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处处反映出其印度教民族主义特色。无论是在进行核试爆和实施一系列相关的军事计划中，还是在经济改革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将恢复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努力与改变印度落后面貌的决心联系进来。但是，由于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到执政计划都离不开印度教组织印度国民志愿团的观念、组织、力量的支持，因此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观念与极端印度教组织的教派主义、原教旨主义观念形成了汇合之势，其结果是推动着印度社会朝着偏激的方向发展（注：邱永辉：《解读印度新一轮教派冲突》，载《南亚研究》2002年第1期。）。虽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问题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问题长期都没有引起国际社会足够的重视，但它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是明显的。其突出影响之一便是在国内形成了一股反对巴基斯坦的思潮。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中，对印度教和印度教传统文化的骄傲是与对其他宗教（特别是作为入侵者和统治者宗教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贬损甚至仇恨相联系的。因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长期以来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贬损和打击的对象。从80年代印度教复兴浪潮开始，这种对“异教徒”的仇恨就集中在巴基斯坦身上，特别是被印度教极端分子称为“巴基斯坦的第五纵队”的印度穆斯林身上。长期的印度教极端主义宣传和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对国内青少年产生的毒害作用已经明显可见。2002年1月，在国际社会都在担心印巴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之际，印度中央邦的西瓦普里发生了一起引人深思的绑架事件。绑架者是两名年仅17岁和10岁的男孩，被绑架者是一名8岁儿童，他们索要赎金的目的是购买武器、潜入巴基斯坦刺杀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要成为印度的“民族英雄”。据报道，这两名少年对自己的罪过供认不讳，地方官员认定他们的动机的确是“爱国的”（注：The Telegraph,Jan.21,2002.）。这起绑架事件只是印度发生的许多极端事件之一。这反映出长期以来印度教极端主义价值观的宣传对年轻一代的影响。这种价值观讴歌男性主义、原始力量、暴力、扩张和战争，将残忍“正常化”，将巴基斯坦甚至本国穆斯林视为敌人。这助长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使得印度社会上的反巴情绪进一步高涨，无论从选举、社会思潮还是有关教派冲突的争论中，都可以看出对巴基斯坦的仇视和贬损。进入21世纪后，长期影响印度政坛的阿约迪亚罗摩庙问题与印巴关系紧密联系了起来。世界印度教大会表示，只有发生与巴基斯坦的战争，才会考虑延长建立罗摩庙的最后期限。印度学者注意到，在2001年底北方邦和其他三个邦的邦议会竞选期间，“印度人民党高级官员采取将焦点集中在边境局势上的办法，竭力煽动沙文主义。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说，印度人民党失败会被认作是巴基斯坦的胜利，会使前线部队士气低落。”（注：John Cherian,"Battle-ready Still",Frontline,Vol.19-issue 05,Mar.2-15,2002.）与此相呼应，印度人民党阵营在选举中打出了恶化印巴关系的口号，如其青年组织的口号是：“巴基斯坦，别梦想我们会给你克什米尔。我们决心把拉合尔和卡拉奇夺过来！”“每一个小孩都要准备为罗摩事业献身！”受其影响，甚至低种姓政党也在选举中高呼“克什米尔是印度的王冠”等口号。
印度人在90年代比任何时候都更急于实现大国梦。信息产业的领先、军事高科技实力的增强（包括跨过核门槛）和与美国关系的陡然升温都使印度有了得到大国承认的资本。一方面这种升腾感使执政党在国内坚持印度教民族主义强硬政策（尤其是小宗教没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制造“中国威胁论”，大幅增加军费，不断进行军事扩充，对巴基斯坦的态度也更加强硬。九一一事件后，巴基斯坦在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军事行动中的战略地位增强，印度将对克什米尔之争的忧虑和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忧虑联系在一起，逐渐走向了将巴基斯坦和印度国内穆斯林一起作为打击目标的危险道路。
不谈判政策与临战状态
世界舆论最早关注印度教民族主义问题是在1998年。是年3月印度大选的结果是以印度人民党为主导的政府上台。新政府上台不久就进行了震惊世界的核试爆。面对世界各国对具有浓厚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瓦杰帕依政府执政的担心，印度外交官的解释是：无论哪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执政，其政策都会服从国家利益，特别是在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肯定会有连续性。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印度教极端组织的宣传鼓动和行动，都与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联系在一起。因此研究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巴关系的影响，困难之处主要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印巴关系。这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印度现政府的对巴政策与以前的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有什么区别？
以印度人民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执政以来，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巴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不谈判政策和不满足条件就开战的边境屯兵行动。
印度现政府改变了往届政府的一贯做法，以坚持民主原则为名，坚持不与巴“军事独裁政府”进行谈判。这种政策遭到许多印度学者和政治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印度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因为从印巴分治50多年的历史看，影响印巴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克什米尔争端。经过双方不断的探索，包括战争、冷战和谈判等形式，印巴形成了以《西姆拉协议》为标志的共识，即双方都不寻求通过使用武力的方式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印度现政府不与巴基斯坦政府谈判的做法是将自己装扮成“反对军法专制政权的民主捍卫者”。从表面上看有某种合理性，但这种“没有民主就没有外交”的策略却为印巴和谈设置了先决条件，使得远在2001年12月“印度国会袭击案”发生之前，印巴谈判的大门实际上就关闭了。
“没有民主便没有外交”的政策，实质上是不与巴基斯坦政府进行谈判。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仓促举行的阿格拉会谈，由于印度人民党强硬派领导人从中作梗而无果而终。
九一一事件后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朝着有利于改善印巴关系的方向发展。首先，印度自称一直是塔利班支持和训练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国，清除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势力是印度梦寐以求而自己本身无力做到的，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无疑在客观上有利于印度。其次，在过去几年中，瓦杰帕依总理不止一次地强调说，一个稳定的、温和的和趋向现代化的巴基斯坦最符合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巴基斯坦成为抗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前线国家后，国际社会重新与之积极接触，美国取消经济制裁并恢复经济援助，这些都有利于巴基斯坦走出困境。印度面临的外交挑战，实际上是如何缓和国内的激烈情绪，帮助巴基斯坦朝着走出困境的方向走下去。但是，复杂形势下发生的暴力事件为印度提供了向巴施压的机会。印度将部队派往边境并申明不满足其条件（即结束跨境恐怖主义）就开战，这在印度独立以来还是第一次。
印度现政府的对巴政策对印巴关系的影响，至少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有利于形成印巴“没有任何谈判空间”的局面。
以巴方为攻势的卡吉尔冲突和以印方为攻势的当前的对峙，说明在目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下，战争几乎不太可能是印巴两国解决问题的选择。现在两国间“没有战争也没有和平”的局面，实际上是一种力图避免爆发大战但又“没有任何谈判空间”的局面。前任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主任贾斯吉特·辛格认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为‘取’和‘舍’建立必需的谈判空间。”（注：Jasjit Singh,"For Defensible Frontiers",Indian Express,Jan.18,2002.）没有空间就无法谈判，即使迫于国际社会压力坐在一起，也是为谈判而谈判，就像阿格拉会谈一样，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或者是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想迫使对方单方面让步，这样必然会恶语相加，进一步恶化关系。果然，穆沙拉夫总统说，克什米尔问题是巴基斯坦的核心问题，它流淌在巴基斯坦人的血液中。瓦杰帕依总理回应道，巴基斯坦别想得到克什米尔的一寸土地，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愿意就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展开对话，能否创造互信和对话的气氛取决于巴基斯坦。
其次，造成印巴长期临战状态。
从2001年12月开始，印度对巴基斯坦采取了强硬的政治军事姿态，至2002年3月仍毫无减弱的迹象。在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之后，2002年2月穆沙拉夫总统表示他不太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轮到印度作出回应了。但是，印度做好了长期保持对峙局面的准备，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排除了在巴基斯坦完全满足印度提出的要求之前退兵的可能性。印巴处于自1971年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印度现政府改变往届政府的对巴政策，不能单纯地看作是对新形势的反应。从传统上看，印度人民党的前身人民同盟及支持它的印度教组织出于对巴基斯坦建国的仇恨，历来主张对巴采取强硬政策。无论是不谈判政策还是不满足条件就开战的威胁，都是这种强硬政策的延续。
印巴危机在2002年1月和5月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由于国际社会的斡旋，印巴的核对抗和印巴均受制于美国的反恐部署，印度终于不得不部分从边境撤军。2003年2月23日，瓦杰帕依总理在吉隆坡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重申了其政府的政策，即“一旦巴基斯坦结束恐怖主义，第二天就可以谈判”。各种迹象显示，印巴之间不谈判和临战状态还将继续下去。
宗教狂热与南亚意识形态温和化
（一）缓和印巴关系需要整个南亚的意识形态温和化
观察家指出，“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地理、文化和血缘关系造就了南亚问题的复杂性，解决问题除了在关注地区基础上，而不是局限在各国的范围之内，没有别的办法。”“显然，反对狂热主义罪恶的行动必须以地区为基础，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同时展开。”（注：Anil Athale,"The Monster of fanaticism".http://www.rediff.com/news/2002/mar/06anil.htm）印度分析家指出：“巴基斯坦的原教旨主义行动影响了世俗力量日渐弱小的印度。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在政治上相互获利的同时，他们对各自的社会和国家造成的政治影响是致命的。”（注：M.B.Naqvi,"Tolerance of Pluralism",Deccan Herald,Mar.28,2002.）因此，意识形态的温和化不仅有利于印巴关系，也利于两国自身的稳定和发展。
九一一事件后的形势发展使巴基斯坦政府遏制伊斯兰教极端力量不仅与巴基斯坦融入国际社会和得到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联系起来，也与穆沙拉夫总统巩固自己的地位联系起来。穆沙拉夫总统2002年1月12日发表讲话，提出为了消除地区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将采取大胆的措施，包括谴责恐怖主义、限制国内宗教极端力量、改革伊斯兰宗教学校和清真寺等。穆沙拉夫的讲话在印度受到欢迎，就连印度政府中的强硬派也不得不承认巴基斯坦的措施是“开拓性的”。从目前情况看，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成效。过去印度从来没有力量影响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进程，印度的任何呼吁也都无助于巴基斯坦脱离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现在巴基斯坦朝着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温和化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有利于印巴两国建立互信和重开谈判。
克什米尔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一。印度因为过去的惨痛教训，拒绝任何第三方插手克什米尔问题，因此印巴两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创造双边良好的谈判气氛的基础，而两国的政治温和化则在其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从目前的情况看，印度国内的宗教狂热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印巴关系的改善，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危机。
随着印度现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强硬政策和对国内穆斯林的强硬政策相汇合，印度的宗教狂热从90年代后期进一步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除了大规模的军事对峙外，印度教组织仇视巴基斯坦和穆斯林的宣传鼓动也进一步升级。世界印度教大会总书记普拉温·托科迪亚建议中央政府与犹太人及其他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团体联合起来反对穆斯林，并说“450年前巴布尔毁坏罗摩庙与去年9月11日毁坏世贸中心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两张面孔。”（注：“世界印度教大会说只有战争能阻止寺庙建设”，载《印度时报》2002年2月8日。）
九一一事件已经过去近两年，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加强了与印度的全面合作关系，穆沙拉夫政府调整了克什米尔政策，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印度更为有利。但是，印度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却不利于印巴关系的真正改善。人们发现：从2001年至2002年初，印度人民党在邦议会选举中连连失利，但在古吉拉特邦成功地运作了“印度教特性”政治后，却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胜利（注：邱永辉：《浅析“印度教特性”政治》，载《南亚研究季刊》2003年第2期。）。印度观察家认为，“印度教特性”是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使用的惟一有效手段，但在条件不同的其他邦可能很难奏效。为了取得选举的胜利，不排除印度人民党以保卫克什米尔或反对恐怖主义为名与巴基斯坦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注："The Role of Hindutva in Indian Politics",South Asia Monitor,No.55,2003-2-1.）。从近年的情况看，总体而言，印度主要政党在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可能比以前更危险，有可能会引发坏的后果。
（三）印度人在思考自己的意识形态温和化问题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颇具影响但受到广泛批评的《文明的冲突》中指出：被称为原教旨主义的运动，在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有发现；在大多数国家和宗教中，参与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人是青年、受过高等教育者、中产阶级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等（注：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由于印度教有崇尚非暴力的传统，加之印度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因此在多数人的眼里，无论是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极端教派，还是阿富汗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政权，都更具危险性，因而也更受国际社会关注，而印度教派极端势力的活动及他们所推行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和沙文主义主张长期未受到国际社会足够的关注。但印度目前的局面却使国内的宗教和睦和印度在国际上的形象均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从长远看，无论是恢复国内秩序还是保持地区和平，都离不开印度社会在意识形态温和化方面的努力。
2002年2月底开始的古吉拉特教派冲突，促使印度社会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问题。印度人不仅看到了而且不得不承认：“在印度，我们也有自己的疯狂分子，自己的塔利班式的狂热”（注：Anil Athale,The Monster of fanaticism.http://www.rediff.com/news/2002/mar/06anil.htm）。一些学者认为，目前盛行的印度教沙文主义是一种“有毒的、侵犯性的、排外的、争斗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印度的地大物博使得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将邻国看成是矮子、侏儒，不配与印度这个巨人进行比较。印度是惟一的，印度是例外的，印度是无可比的，印度是永恒的。”（注：The Hindu,Mar.18,2002.P.V.Rao,"Itching for a War:BJP in the Nazi Mode".Tehelka,Jun 1,2002.）正是这种极端宗教民族主义，曾被泰戈尔称之为“大威胁”和“印度麻烦的根源”。印度教徒中的有识之士认为，如果印度教徒像伊斯兰圣战者那样行事，就会给印度教造成悲剧（注：Hindustan Times,Jan.20,2003.）。
民意调查显示，“九一一事件和12月13日印度议会大楼遭袭事件发生后，全国涌动着一股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暗流。但这股暗流却没有变为对印度人民党的积极支持”，相反，“阿约迪亚运动的形象加深了人们认为这是东方狂热主义的最坏版本的印象，刺激了人们对‘印度教塔利班’的恐惧”（注：Swapan Dasgupta,"In the Line of Fire",India Today,2002-3-11.）。印度人民党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路线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也造成了不利影响。由于印度人民党在选举策略中突出了国家安全和反对恐怖主义，将打击目标锁定在巴基斯坦和国内的穆斯林，使自己的反其他宗教的形象更加突出，故而在近年的邦议会选举中失去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笔者认为，印巴关系的症结是克什米尔问题，因此两国关系的改善，取决于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出现“双赢”的局面。这无疑需要双方真诚的协商、真正的理解和痛苦的让步。西方外交思想库和印巴部分高层人士都认为，印巴应当进行“将实际控制线变为边界线”的认真对话。从目前印度方面的情况看，无论是从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还是改善印巴关系的角度，印度现政府都应当对自己的宗教民族主义意识及其政策进行认真的反思，如果温和派能够在意识形态温和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使印度社会回到多元、温和、包容的传统文化，就有望在缓和印巴关系的万里长征中成功地迈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