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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3)-03-0019-11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几乎每一个进入网络的人，都必须随时面对这样一群神秘之客：他们或许与你并没有多少关系，也不可能让你一睹芳踪，但他们就像猴子眼中的水蜜桃一样，每每让你梦魂牵绕。这群人就是：黑客。“黑客”一词来源于英文Hacker，原指那些非常聪明、富有独创意识的高级编程人员，或曰“超级网虫”。1998年日本出版的《新黑客字典》对黑客的定义是：“喜欢探索软件程序奥秘、并从中增长其个人才干的人。他们不像绝大多数电脑使用者，只规规矩矩地了解别人指定了解的范围狭小的部分知识。”[1]黑客在网络里总是如鱼得水、无孔不入，能轻松绕过一道道“警戒森严”的防火墙，闯入一个个壁垒重重的禁区，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高超技能”。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你的系统中发现一些安全隐患和技术漏洞，并及时地提醒你如何解决自己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客是很多计算机爱好者(包括当今的微软总裁比尔·盖茨)都曾热衷扮演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一名黑客在当时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其声望与义侠佐罗几乎没什么区别。
但是，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迅速普及，以及在人类生活中地位的不断攀升，黑客也由原先那种纯粹的技术精英，逐渐演变成一种极为复杂的现代文化符号。他们既是天使，又是撒旦；既是技术霸权的挑战者和解构者，又是强权文化的同谋者或掘墓人；既是民族尊严的维护者，又是世界秩序的破坏者……作为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以幽灵般的方式，时刻动摇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秩序的信息化设想，并呈现出某种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裂变形态。
一、从技术精英到文化精英
作为网络技术的精英分子，早期的黑客是维持并促动网络虚拟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远离商业意识，远离政治意识，专注于计算机程序研究，专注于虚拟世界的设计与建构，是一种相当纯粹的技术主义者。对黑客而言，“计算机本身就是娱乐”，[2]P10黑客之所以沉迷于编程，是因为他们觉得编程本身有趣、令人兴奋和快乐，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于自我在人性本源上的欲求。Linux系统的创始人之一、世界著名的黑客李纳斯·托沃兹就认为：“娱乐看起来像一个奇怪的选择，但是我认为娱乐不只是玩天堂游戏，它是下棋、它是画画、它是试图解释世界的精神体操。当爱因斯坦研究物理学时，动力不是来自生存，它可能也不是社会性的，对他而言是娱乐。娱乐是内在有趣并富有挑战性的东西。”[2]P3有“技术神童”之称的美国学者派卡·海曼也认为，在黑客的伦理准则中，他们“不是根据常规化和不断优化的工作日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是根据创造性工作与生活中其他激情之间的动态方式，在他们的生活节奏中为玩耍留下了一席之地。黑客工作伦理包含了自由与激情的融合。……他们不是把金钱本身视为一种价值，而是把它视为实现社会价值和开创性目标的行为动机。黑客渴望与他人一起实现激情，渴望为社区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并因此获得同行的承认。他们允许自己的成果被任何人使用、发展和检验，这样人们就能互相学习。尽管当今信息时代的许多技术进步是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和政府项目中产生，但是，如果没有将自己的创造奉献给他人的黑客，它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我们时代的象征，即网络和个人电脑——将不会存在。”[4]P103～104因此，在最初的黑客群体中，他们对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的执著追求，是完全膺服于人性中的自我快乐原则，是围绕着娱乐需求所进行的一种非功利化的技术探索。
有人曾为黑客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这样一种描述——20世纪70年代早期：“黑客”(Hacker)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褒义词，指的是那些尽力挖掘计算机程序的最大潜力的电脑精英。198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首次逮捕6名少年黑客(因其所住地区电话区号为414，又被称作“414”黑客)。6名少年侵入60多台电脑，其中包括斯洛恩·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和诺斯阿拉莫国家实验室。1984年：艾里克·克力在美国创办黑客杂志《2600：黑客季刊》，成为黑客交换信息的重要场所。1985年：地下记者“塔兰王”和“闪电骑士”创办电子杂志《弗兰克》(Phrack)，专门介绍攻击计算机的知识。1987年：17岁的高中学生赫尔伯特·齐恩(又称“影子鹰”)承认侵入美国电话电报局新泽西州电脑网络。齐恩是美国被判有罪的第一位黑客。1988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生罗伯特·莫里斯(22岁)向互连网上传了一只“蠕虫”。这个程序为攻击LUNIX系统而设计，侵入其他电脑并自我繁衍，占用大量系统资源，使当时近1/10互连网陷入瘫痪。198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管理员克利弗·斯托尔发现了5名西德电脑间谍入侵美国政府和大学网络。5名西德人最终因间谍罪被逮捕起诉。1990年：美国一个黑客组织——“末日军团”中四名成员因盗窃南方贝尔公司911紧急电话网络的技术秘密而被逮捕。同年，美国联邦特工处发动“阳光罪恶行动”对黑客进行严打。1994年：美国宇宙航天局的电脑网络受到两名黑客的攻击。1995年：俄罗斯黑客列文(30岁)在英国被捕。他被控用笔记本电脑从纽约花旗银行非法转移至少371万美元到世界各地由他和他的同伙控制的帐户。1996年：一位代号Johnny的黑客向全球大约40位政治家、企业领导人和其他个人发送邮件炸弹，一个周末便制造了高达2万条邮件垃圾。1998年：美国国防部宣布黑客向五角大楼网站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系统性的攻击行动”，打入了许多政府非保密性的敏感电脑网络，查询并修改了工资报表和人员数据。1999年：美国参议院、白宫和美国陆军网络以及数十个政府网站都被黑客攻陷。黑客在美国新闻署网站留下的信息最引人注目“水晶，我爱你。”署名为：Zyklon。同年，挪威黑客组织“反编译工程大师”破解了DVD版权保护的解码密钥，并公布在互连网上，引起震惊!2000年：在三天的时间里，黑客组织使用了一种叫做“拒绝服务式”攻击手段，即用大量无用信息阻塞网站的服务器，使其不能提供正常服务，使全球顶级互连网站——雅虎、亚马逊、电子港湾、CNN等陷入瘫痪。同年6月，黑客将一个木马程序用邮件的形式传给雅虎的一名职员，而这个职员不小心运行了程序，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盗走了雅虎中大量用户的密码并查看了一些用户的资料。
这种技术探索，一方面体现了黑客们对未知领域渴望了解与征服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们在计算机与网络程序上的创造激情。充当黑客的大多是些充满幻想的年轻人，他们对计算机有着强烈的猎奇心理和创造欲望。正是这种心理，不断地驱动他们去寻找各种技术挑战，去进行各种技术冒险，甚至在泛自由主义名义下非法闯入各个禁区。对此，巴雷特曾说，黑客“无法摆脱对这些系统的好奇心。所以，大部分的黑客活动也都是为了完全娱乐性质进行的，只是向当局展示他们可以进入其系统，当局的系统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安全。”[3]P33与此同时，黑客们也并不赞成“时间就是金钱”的格言，而宁愿信奉“时间就是我的生活”的格言，因为在他们看来，工作就是我们生生不息的生活的一部分，在工作中，我们也必须为其它激情留下一席之地。“改革工作模式不仅是尊重工人的事情，而且还是把人类当作人类来尊重的大事。”[2]P33因此，他们视计算机技术创造为生命激情和娱乐本能的高度体现，将编程工作作为全部生命的欲望满足来实现。除了这些人性本能的愿望之外，黑客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还呈现出某种乌托邦式的完美主义理想倾向，甚至表现出愿为程序而倾尽所有心血的生命热情。他们说：“要正确奉行Unix哲学，你必须忠诚于完美。你必须相信，软件是一种值得你付出全部智慧和激情的艺术……软件的设计和应用是一种快乐的艺术，一种高水平的游戏。……要正确奉行Unix哲学，你必须持有(或重新获得)这种态度。你必须去关怀。你必须去玩。你必须心甘情愿去探索。”[2]P5这种宗教般的完美主义信仰，使他们永不满足于现存的技术世界，永不满足于网络自身的现实秩序，也使他们对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产生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使他们乐于探索操作系统的奥秘且善于通过探索了解系统中的漏洞及其原因所在。在黑客的早期活动中，他们曾一直恪守着这样一条准则：“Never damage any system”(永不破坏任何系统)。他们以近乎疯狂的姿态钻研电脑系统知识，并乐于与他人共享成果，因为他们觉得，“上帝作为一种完美无缺的存在，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是他渴望创造。在黑客的态度中，创造是一种内在的价值。”[2]P114从事黑客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计算机系统的最大潜力进行智力上的自由探索，就是尽可能地使计算机的使用和获取信息成为免费和公开，就是坚信完美的程序将解放人类的头脑和精神。而他们之所以不断地闯入各种网络禁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干扰或威胁了各种系统的自身安全，是因为他们必须通过这种危险的实践过程，才能有效地发现缺陷的存在，也才能确认自己改善缺陷、完美体系的能力。事实也是如此。在黑客的早期阶段，尽管他们不断地非法进入各种重要网站，有时甚至会故意留下“到此一游”的踪迹，但并没有进行一些破坏性的活动或外泄其中的一些机密资料。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下，他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自律性行为准则。而这，正是他们受到人们普遍尊重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黑客在近乎颠狂的技术实践中，还形成了自身一整套的伦理准则和价值理想。这种准则和理想的核心内涵就是：自由。它不仅包含了个体生命在工作选择和兴趣愿望上的完全叠合，还包括对计算机系统中所有软件和信息的公开化、免费化的追求。他们认为，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不应该被任何组织机构任何人占为己有，而应该完全公开。[3]P35他们就是要努力将这些信息公开，并认为对系统信息内在真相的了解，是每个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力。而现有的版权体系主要是保护软件厂商的利益，却牺牲了许多用户利益，尤其是像微软等垄断性技术制造商，他们不仅对随机捆绑的Windows产品从不提供任何服务，而且使用微软产品还得接受苛刻的条件：“用户使用本软件造成的任何损失，微软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意味着消费者没有权力过问产品的质量，更不保证消费者的权益。而黑客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向世人公布所有系统的原代码，并促进产权形态走向开放，还消费者以主权。他们公开宣称：“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世界，而没有由种族、经济权利、军事力量和出生形成的特权和偏见。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在那里，不管多么奇异，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表达他的和她的信仰，而不必害怕被强制保持沉默或保持一致。……在电子计算机空间，我们将建设一种精神文明。愿它比你们的政府先前创造的世界更人道、更公正。”[5]P236-238
最为著名的例证，就是黑客们对Linux系统的成功开发。“大多数所谓的软件许可证实际上在剥夺你共享和修改软件的自由。与此相对，GNU通用公共许可证，则致力于保护你共享和修改软件的自由——保证自由软件对所有用户都是自由的。”在http://www.gnu.org上，这是GNU版权声明的第一段，它无疑也是黑客文化的最佳诠释。早在1991年8月，李纳斯·托沃兹在Con.os.minix新闻组曾贴了下面一段话：你好，所有使用Minix的人，我正在为386(486)AT开发一个免费的操作系统(只是个人爱好，不像GNU那么大，那么专业)。事隔几年之后，在全世界上千名黑客的大力相助之下，终于形成了当今举世闻名的Linux操作系统。Linux是一个可以运行于X86、SUN、SPARC、DEC、ALPHA机器的免费操作系统，它包括了UNIX的全部功能，但又和传统UNIX不尽相同。由于它是由全世界众多黑客共同开发的系统，所以它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只要是优秀的就吸收进来。尤其是Linux独特的内存分配技术(当进程申请内存时，只分配一个标识，在进程将其投入运行时才真正分配)使得它的内存利用率极高，而且Linux还在文件系统中采取了浮动缓冲区技术，没有固定大小，只要有内存都可以用来作为文件缓冲区，因此Linux的文件系统是所有操作系统中速度最快、性能最优的系统。你可以很容易地免费获得Linux操作系统，包括它的源代码，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修改代码得到自己的操作系统，同时，你还可以将自己的优秀思想变成Linux正式发行版的一部分。目前，Linux已成为惟一可以和微软Windows相抗衡的操作系统，大量的计算机制造商(包括Intel、Oracle、IBM、Netscape以及康柏)，都已宣布支持Linux。我们完全可以预见，这种黑客智慧的结晶，很可能将改变微软等软件垄断商的命运以及未来计算机技术的走向。
事实上，真正的黑客精神还远不止这些。它无时无刻不渗透于各种计算机技术的尖端领域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信息技术上碰到的很多棘手的难题，包括美国的FBI，都常常请求黑客来慷慨解决。譬如，最近挪威国家语言和文化中心一名计算机管理员因意外猝死，而这名管理员负责看管的却是挪威最重要历史文献的电子复本，访问这些文件的密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情急之下，中心的主管便在电台中大播广告，重金悬赏世界各路黑客高手，请求他们帮忙破解该中心数据库的密码。[6]因此，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黑客仅仅沉迷于计算机技术的堡垒里，为人类信息的完美而不懈地努力着，着实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可贵品质。
黑客既是一群技术精英，同时也是一群文化精英。因为在他们崇尚技术、追求自由的精神中，始终潜藏着一种反对权威、反对技术专制的倾向，或者说，他们的骨子里就一直渗透了英雄般的反叛思想，体现出一种超越一切而又自我约束的自由秉赋。黑客们认为，专制技术对监察和保密之类的事是很有效的办法，然而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上的监察和保密，是资源共享和发挥最大作用的天敌。技术专制和独裁的结果，将使丰富多彩、富于创造性的互联网趋于平淡，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既定的模式运行，没有激情，没有生命。[4]P23掌握专制的任何一个给你命令的人，都能凭借那些笨得可以的理由，阻止你解决任何吸引着你的问题。所以，黑客必须向任何独裁式的技术行为进行挑战。他们相信，自愿性质的合作和自由资讯，可以有效地对抗监察、保密以及使用外力强迫或迷惑可以信任的人的行为。正因如此，布鲁斯·斯特林指出，各种各样的黑客，骨子里都渗透了英雄般的反权威思想。他们渴望成为一种文化原型而被人们所认识，他们自诩为牛仔的后现代电子主义化身。[13]
美国学者戈登·麦耶尔和吉姆·托马斯也认为，黑客行为反映了一种改造、重新占有和重新构造那种逐渐支配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的权力——知识关系的企图。他们体现出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相互联结的文化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社会，一种刚刚开始的反独裁主义的政治意识，一种根据互惠和成熟的社会化仪式、网络信息共享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独立的规范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黑客们的行为，是抵御技术专家政治意识的一种嬉戏式的努力，是用一种无政府式的嬉戏方式，对理性技术控制进行了巨大的文化学意义上的讽刺。[5]P239在被视为黑客“官方”新闻通讯的《PHRACK》杂志上，黑客曾明确地为自己立下了三项基本原则：一，黑客拒绝这种主张：“权利”只属于那些有权进入和使用现代技术的群体。二，在反对计算机技术扩展的战斗中，“黑客手段”是主要的武器。三，因为设备的高代价超出了大多数黑客的财力，它在感觉上造成的结果是，运用黑客手段和飞客手段是把计算机技术传给大众的惟一办法。[5]P242～243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黑客们的反抗行为并非是盲目的、本能式的情绪冲动，而是带着反文化、反体制、反技术封锁、反信息霸权的精神导向，是对整个信息时代强权体系及其文化秩序的质疑。
黑客之所以体现出这种明确的反抗意识，关键就在于信息时代的技术垄断行为，已经严重地制约和束缚了人类的自由天性，并与黑客自身的一切信息技术免费共享的伦理准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这种冲突，表明的是信息技术与网络平等秩序的悖论性真实景观——人们一直坚持认为，在网络世界里人人平等，用《纽约客》上的话说，就是“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因为它成功地隐蔽了任何一个上网者的政治身份、社会角色和性别意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乐园。但是，由于大量的网络技术本身是以非开放性的产权形式提供给全世界的消费者，没有人能真正地了解这些技术的内在真相和它的安全程度(他们不可能提供源代码)，也没有人真正地知道它是否存在着被技术提供商潜在控制的威胁。有不少人就认为，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有效的改善，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它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的不断加强，一旦出现技术提供商的强力控制，或者暴露出重大的技术漏洞，人类的灾难将难以估计，尤其是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系统(如航空航天、核武器部署等)，更是脆弱不堪。
毫无疑问，黑客的这种反抗精神，还带着极大的现实利益的消解策略。在通常情况下，人类的一切技术发明总是被人们以专利化形式所强制性占有。计算机制造商们不仅在硬件上处处争夺领先地位，而且在软件上也处处追求完善化、全球化——从系统设置到网络设置，以迅捷而又秘密的技术通道构成一种快速高效的市场机制，寻求历史进程的领先地位。由此而形成的结果，便是从技术垄断走向文化垄断，最终导致全球性生存秩序的垄断。犹如福柯所论述的那样，“权力是建立在无数特定的权力、特定的权力的效应之上的。正是这一复杂的领域值得研究。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独立的，或者说外在于经济和生产过程”。[7]P176～177事实上，任何文化霸权的形成，都是基于各种经济以及政治的特权之上。但是，黑客在“信息共享论”的原则下，以特有的团队合作精神不断地对这种霸权行为进行瓦解，在本质上既动摇了某种技术专制的经济利益，也动摇了他们进一步形成文化霸权的企图。
因此，黑客的反抗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恰体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因为，现代主义的文化以理性、技术增长、依附于中心控制和大众传播为特征。而后现代主义是对“文化的现代性”的反动，意味着对目前“最大程度的安全社会”的解构，它取消了人们对中心控制的依附。黑客们则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形成了一种对原子化、被动的和冷淡的大众文化的知识进攻，这种进攻通过对电子技术的渗透，在战后已经达到了顶峰。[5]P241正是这种诙谐性的造反、无礼的颠覆和把幻想与高技术融合在一起的风格，形成了黑客独特的后现代文化消解策略，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叛逆者，成为技术霸权以及文化霸权的抗争者。
二、从技术罪犯与财富强盗
尼采曾说：“与魔鬼搏斗的人得千万小心自己在搏斗中也变成魔鬼。当你往深渊里看时，深渊也在注视着你。”[8]P64随着计算机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人类在计算机上所投入的赌注越来越大，计算机已不仅仅是用以存储大量专有信息的数据库，它还负载着极为重要的商业和政治内涵。计算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互联网世界，也在一种开放式的结构形态中涌入大量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精神品位、不同人生追求的技术主义者。这些人在扮演黑客角色的过程中，使黑客这一原本纯粹的技术群体，开始在人性与文化上发生了种种裂变——原先那种高度自律化的黑客精神不断地被瓦解，大量的黑客滑入技术罪犯的深渊。从某种角度上揭示了黑客角色的文化变迁，即，由技术精英走向技术罪犯。这里所说的“技术罪犯”，就是指使用计算机技术来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的黑客，他们主要是以电子数据处理设备作为作案对象，如非法侵入和破坏计算机系统，故意泄露一些重要部门的资料信息，设置各种计算机病毒和程序木马，甚至潜在地控制别人的计算机程序运行等等。这种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关键就在于，黑客们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些拥有正当权益的用户构成了侵害，破坏了人类在信息网络中所构建起来的基本秩序，也动摇了人们对信息安全的信任，在客观事实上造成了对信息共享原则的破坏(如涂改网页，炸毁服务器等)，也造成了合法用户极为惨重的经济损失。
必须承认，这种纯粹的技术犯罪只是一部分黑客的行为(有人曾将他们定义为Cracker，即骇客，以区别真正的黑客，但无论怎样，他们均是从黑客队伍中衍生出来的)，而且他们在本质上并非以获取利益为目标，而是一种相对单纯的非利益化的技术探险，即，他们是以挑战者的角色，主动地对一切技术权威进行有效的瓦解，使自己在技术冒险的过程中获得创造的愉悦。很多时候，他们的破坏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自己的高超技能，而且还为了向世人展示某些垄断性软件内在的缺陷，还消费者以了解真相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全世界各国对黑客犯罪行为的认定一直存在着文化学意义的巨大分歧：一方面他们是明显地故意攻击，带着明确的主观化破坏意图；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受个人物质利益的驱动，既非利己也非利他，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一方面，他们常常在客观上造成了别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他们又似乎让更多的消费者洞悉了某种技术的内在真相。同时，这种特殊的技术犯罪，由于计算机网络自身的庞杂性和黑客自身手段的隐蔽性，很难迅速地确定其犯罪者的身份，也很难有效地控制其破坏范围，所以更显示出其潜在的巨大危害。
这种危害随着“后病毒时代”的到来，更是让人不能等闲视之。以前，黑客是不屑于经营病毒这种“小儿科”的，他们要干的都是大买卖——闯入全世界各大网站，尤其是各大商业机构和政府机关的网页。如今不同了。黑客与病毒共舞，病毒开始借助黑客的高超手段频频攻击世界各地的计算机，从大网站到所有的普通电脑用户，一个都不能少。对此，金山公司反病毒专家陈飞舟的解释是，黑客利用病毒广泛和迅速传播的特性，把黑客攻击手段从以前的一对一，变成现在一对多的攻击模式。同时，“带有黑客技术的病毒也将更具有伪装性、主动性和破坏性。它的攻击效果，将从以往仅局限于本机，发展到局域网传播、服务器瘫痪、系统遭破坏、信息泄密等方方面面。传播速度也会更快：48小时以内就会传遍全球。”[10]据说，它可以在2天内从上百万人那里收集到他们的信用卡号和密码，而这些人却毫不知晓。2002年3月6日，各大反病毒网站都贴出了一种新发现的群发邮件蠕虫病毒，它伪装成微软的安全升级程序，通过在被感染的系统上安装“特洛伊后门”，使攻击者能够远程登陆被感染系统。这便是臭名昭著的“尼姆达”。不久，又传出“红色代码”病毒，它的编写者也是使用了黑客提供的技术，使病毒的传播和发作不需要人类的干预。比如，以前电子邮件病毒发作需要收件人点击附件，而这两个病毒则不需要，它们是自动传播和主动攻击。此类病毒包括“爱虫”、“求职信”等等，已造成全世界范围内无以计数的财产损失。还有更利害的黑客病毒，它可以自动把盗取的用户个人资料传回病毒制造者那儿，让他真正地坐在家中便可“胸怀全球”。最近，据安全服务商Riptech公司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最易受到黑客攻击的国家中，美国排在了第一位，其次是德国、韩国、中国以及法国。在今年上半年的电脑攻击记录当中，40%的攻击记录来自美国，7.6%来自德国，韩国7.4%，中国6.9%。[11]此调查足以说明，无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无论他们体现何种自由精神，这种行为本身已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秩序的伤害，其犯罪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黑客们一旦进入了犯罪领域，也决不可能只是停留在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技术层面上。他们必然渗透到无处不在的经济利益中。尤其是在信息化的生存时代，“数据具有了真正的商业价值。拥有数据本身，同拥有土地或资本一样重要：信息不只是力量，它是财富。”[3]P3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财富，黑客们尽管有着高度的自律性，但也不可能做到像圣徒一样真正地超然物外。所以，在这种财富利益的诱惑下，不少黑客开始逐步变成了专门利用网络技术进行财富掠夺的信息强盗。他们不再满足于自由出入那些涉及公司机密和国家内幕的保密数据库上，也不再满足于对页面进行毁容，或随意更改人家的资料，而是开始盗取人家的信息资料进行贩卖，甚至直接窃取人家的钱财。譬如，1998年8月，西北某银行系统被黑客入侵后，提走现金80.6万元。而2001年，美国的网络因黑客造成的损失，高达8亿美元之巨。有的黑客甚至干脆闯入层层设防的银行计算机系统，窃取用户账号和资料，然后明目张胆地要挟银行定期向他们付款。而银行正是担心自己的安全性在客户心目中受损，更害怕客户资料被外泄而带来的被动局面，不得不向黑客交纳赎金。有报道曾说，仅1998年，大约就有30多家国际银行承认黑客曾经光临，许多交易、账号和密码等重要资料被黑客窃走，为了取回这些资料，银行总共付出了一百余万英镑的赎金。[4]P239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发现的计算机犯罪案件已达数千起，作案领域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内外贸易、工业企业以及国防、科研等各个部门。有专家预测，“在今后5至10年左右，我国的计算机犯罪将会大量发生，从而成为社会危害性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犯罪。”[12]
据有些黑客组织自己透露，在黑客内部，其实也有三六九等之分。其级别不同，不仅技术手段大有差异，精神品位也大相径庭。言下之意，那些专干坏事的，多是些不能上台面的黑客新手，他们虽然技术稍嫌稚嫩，作战经验不足，却颇为积极活跃，破坏欲极强。而黑客界里的“中年骨干”均为侠客，技术水平成熟稳定，可以独自应付相对复杂的情况，但他们多不屑于攻击网络。只有极少数的真正高手，算是天王级的人物，技术手段和精神段位都极高，从不轻易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我对此看法很是怀疑。有例为证的是，被誉为“世界黑客天才”的凯文·米特尼克，显然就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品位。此人目前已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黑客，也是第一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著名黑客，现年38岁，正在家中接受假释。据说，他只要对手机吹声口哨就能发动核战争，一念之差就能让市政府的电脑系统瘫痪……因为从摩托罗拉、网威、诺基亚、太阳微系统公司以及南加州大学等知名企业和学校中偷窃软件并篡改数据，他被判5年监禁。2000年1月，他因表现良好出狱，开始了为期3年的假释生活。但这位电脑奇才假释的代价是——不得与电脑有任何接触。根据这项严格的缓刑法令，米特尼克将不准接触电脑、手机，甚至其他已成为许多工作场所常用工具的高科技电子器材。假释官还禁止他到便利店当售货员，因为收银机也是电脑操作的。报载，此人目前正在写一本有关黑客的小说，其中将披露大量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黑客手段。由于他在黑客领域中的特殊地位，此书尚未完成，各大公司目前就已纷纷把它圈定为反恐必读教材。
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历史的存在，黑客在其自身的精神内部，同样也存在着文化伦理上的冲突。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始终如一地恪守着所谓的黑客精神，而是必然要带着一个正常公民的情感特征和社会文化角色行事。因此，在《数字化犯罪》一书中，尼尔·巴雷特曾说：“随着我们跨入计算机王国时代，因特网和数字技术产生了一个‘潘多拉盒子’的效果，这些自由发展的科技已经对我们的国家、公司企业以及个人的安全造成了威胁，我们必须要在这些技术尚未控制我们人类以前，对其加以控制。”[3]P195如今，尽管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已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而黑客的犯罪记录仍直线上升。由此可见，“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要真正地控制这种情形，已绝非易事。
三、民族情结与大众灾难
黑客似乎天生就是一种悖论的存在。一方面，他们看似有着超越阶级超越民族的自由、解放、平等、免费、利他的伦理准则，体现出反抗霸权、匡扶正义、兼及天下的黑客精神；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政治势力的不断分化和重组，特别是宗教冲突的日益加剧，黑客又不可能绝对地超越他们与身俱在的文化观念，不可能以超然的态度来对待他所置身其间的民族情感、价值信仰和政治热情。所以，如今的黑客不仅每天在网络中干着各种掠夺财物的事，不断地向商业化领域渗透，而且还逐渐向政治化的意识形态领域迅速渗透，并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内涵。
最为明显的事件，便是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之后所爆发的黑客大战。撞机事件发生后，当时的美国不仅不为此向我们道歉，其黑客们还借助自身的政治情绪，在本国媒体的煽动下，大肆攻击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网络系统，由此挑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中美黑客大战。仅仅4月中旬至下旬，美国黑客组织Pr0phet、PoisonBOx等就频频攻击我国网站，致使近400家中国网站惨遭毒手。他们还叫嚣：“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身上，让他们的服务器见鬼去吧!”为此，中国的黑客们利用“五一”长假开始对美国网站奋起反击，代号为“南海行动”。在这次大战中，中华黑客联盟的统一页面是黑色背景，中央飘动着一面五星红旗，下方是飞行员王伟烈士的遗像，左侧有血红色中文字样：“作为中国人，我们深爱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当祖国母亲再次受到帝国主义侵扰的时候，我们感到无比的愤慨!我们能说的是：祖国!您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乃至生命!”右侧为白色英语译文，末尾署有“中华黑客联盟”的组织标识和网址。还有的黑客在网页上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打开页面时即有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起。“中国红客联盟”也选择了五星红旗作为标志。“中国鹰派”的页面上还加有毛泽东像。[13]在这场黑客大战中，应该说，中国的黑客还是颇为理智的。这主要表现在：中国黑客在攻击美国网站的时候，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只修改页面，不破坏文件和系统；中国黑客行动组织周密、协同一致；在达到目的以后，及时提出休战，真正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
面对这场大战，我相信，任何一个局外人都会被黑客们那种空前高涨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所感染。然而，大战之后，再冷静一想此事，便觉得心有余悸。网络，什么时候悄悄地变成了黑客以民族和国家的尊严名义进行政治报复的对象和手段?而且他们竟然能够让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都不忍对其进行应有的批评。尽管我们也明白，绝大多数受害网站可能与此事毫无关系，却照样无法逃过被“黑”的命运。
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在黑客的历史上并不少见，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在如今的巴以冲突中，黑客同样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2000年10月6日，以色列黑客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网站，其背景是因为有3名以色列士兵遭绑架。以色列黑客和其支持者24小时开着浏览器，直至造成真主党2个网站瘫痪。面对以色列黑客的攻击，黎巴嫩记者格瓦在报纸上发表文字，呼吁阿拉伯网民向以色列发动“电子圣战”，巴勒斯坦5万网民率先响应，部分伊斯兰网站甚至向用户提供利用电子邮件阻塞网路的自动攻击程序。此后，以色列政府网站连续受到攻击，总理办公室网站中断20个小时，外交部网站被迫关闭2天……世界最大的网上犹太人图书公司站点也受到了干扰和破坏。11月13日，阿拉伯黑客杜迪在被其攻击的以色列网站上声称，可使超过以色列70%网络信息传输量的NetVison服务器陷于瘫痪。……进入2001年，巴以黑客的“网战”愈演愈烈。3月4日，以色列内坦尼亚发生恶性爆炸事件，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声称对此负责，6日，哈马斯网站即遭到袭击，网站被变成了一个展示色情资料的场所。哈马斯组织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这是在破坏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形象。20日，以色列多个政府网站受到名为“不公平”电子邮件病毒的攻击。该病毒类似早些时候在全球发作的“我爱你”和“库尔尼科娃”病毒。以色列24个政府和政治组织的电子邮件系统，均在几小时内受到成千上万份类似邮件的攻击。专家惊呼：这是第一次由政治背景引发的利用大宗电子邮件传播的电脑病毒。[14]面对这种大面积的灾难性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集纳了民族、爱国、宗教、尊严与历史的价值内涵，随着个人民主意识的增强，将会在黑客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突出。
与此同时，国家黑客的诞生，也表明了这种政治意识在黑客精神中的不断加强。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黑客受雇于各种政治团体，带着明确的政治使命，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自觉地帮助某些政治势力从事战略意义上的扩张野心。他们不断地非法闯入一些敌对势力的机密网站，了解他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决策，甚至是战略部署，盗取他们的军事政治机密，为自己的政治集团提供有效的情报资料。2000年7月，美国第八届计算机黑客大会在拉斯维加斯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千余名黑客高手参加了会议。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美国军方的高级官员也频频出现在会场。他们不是来监督大会，而是来邀请黑客加入美国军队。率领美国军方代表团的是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兼负责指挥、通讯和情报的五角大楼首席情报官职阿特·莫尼。他对每一位黑客必说的一句话是：“我邀请你们回到政府部门工作，或者是私营企业，但是请务必不要忘了国防部。”同年同月，墨西哥左翼政党于总统大选前夕，反对党在要求革命党公布商界大亨的交易未果的情况下，也雇佣了黑客来对革命党手中的密码进行解密，以此来刺探银行里有争议的一千亿美元受益人的秘密，从而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4]P194～195这一现象同样表明，黑客已开始在现代权力体系中逐渐进入某些政治核心地带，甚至成为国家权力意志的一种重要法码和工具。
黑客的这种政治意识，将在未来的国家战争格局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众所周知，在现代化的战争冲突中，大量的军事指挥系统和通讯系统都是建立在计算机程序设置和网络系统之上。它直接给未来的战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即信息战争模式。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全面利用计算机业开发的各种新奇信息技术，对敌对军用与民用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系统进行快速、隐蔽和摧毁性破坏，使敌方军队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士气瓦解，甚至让敌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也出现大乱，并最终使进攻方达到先发制人和兵不血刃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披露，在前不久进行的科索沃战争中，不仅北约方面的专业黑客有计划、有目的、有分寸地对南联盟的整个网络系统进行了试探性的攻击，而且南联盟方面也自发地对北约方面展开了一场范围广泛的网络游击战。[15]P279这也就意味着，信息时代并没有使人类远离战争，而是将战争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它少了力量与野蛮，多了智慧与技术。这种战争可能没有任何先兆，被攻击者很难确定攻击者的准确身份，战争形式也显得相当文明，战争的时间将空前缩短，年、月、日的概念将被时、分甚至秒所取代，战争的开始与结束可能只是瞬间的事。但是，战争的范围将空前扩大，政治、经济等一切领域将同军事领域一样，都很可能成为那些有着某种狭隘的政治或民族情结的黑客们的攻击战场，而且他们所造成的损失也更为巨大，甚至会使整个社会生存体系陷入瘫痪，使更多无辜的平民失去正常生活的依托。[15]P280这种灾难，显然是对黑客最初理想的根本性消解。
所以，在匆匆论述了黑客的一些悖论性文化景象之后，我以为，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群体，以及他们所潜藏的巨大威胁(如网络恐怖主义)，已经不能仅仅借助于简单的褒与贬来对他们进行评判。他们已构成一个相对自足的社会，带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标签和价值取向，全方位地渗透到我们的互联网时代。如何有效地解决黑客与现代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将是我们在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社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