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挑战”：刘大年晚年关于革命史范式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史论文,范式论文,晚年论文,刘大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史研究经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塑造，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建构起以“革命”为“中心事件”和“最高价值”的完善的革命史范式体系。刘大年是这一范式的重要构筑者之一。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革命语境的笼罩，革命史范式一直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到了1970年代末，随着社会政治主题的变换，中国重新向现代化定向，现代化研究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因之崛起。这一“变局”导致支撑革命史范式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受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晚年时期刘大年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事实上，这也是他这一代曾经参与构筑这一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因应时代新变化，不少史学家对自己过去的治史理念和方法进行了反省和调整，开始从不同角度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历史。刘大年谨守革命史学观念，继续捍卫革命史范式，同时，也在不断探求这一传统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他的相关思考成为守护这一范式的思想重镇。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革命与改良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构成这一学派在“后革命”时期思想认识的内核。分析刘大年晚年对革命史范式的思考，对于考察继史学“五老”之后革命史学及革命意识形态在“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术命运具有一定意义。
一
与以史学“五老”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相比，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①不仅参与了革命史范式的构筑，为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奋斗过，而且还经历了革命史范式不断遭受质疑和挑战，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版图“中心”退向“边缘”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更复杂。所以致此，概因史学家之学术活动与时代演进和社会主题变换之间的双向互动。
美国学者柯文曾说，研究历史“虽然有一些通行的求证规则使我们忠于史实，但是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引进大量主观成分。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关切的事物不同，反映这些关切的问题和前提假设也随之发生变化”。②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主要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学术势力的进退与时代演变和社会主题变迁谐振。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和阶级斗争一直是社会运动的主题。20世纪20年代末，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探求未来国家出路，郭沫若曾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③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抗战，翦伯赞强调，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他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他研究历史是为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④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矛盾又以“反美”为主的“反西方”斗争的新形式而继续存在；在新中国选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背景下，资产阶级作为即将被消灭的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是社会政治运动的主题。因此，“革命”仍在继续，其与民主革命时期相伴的“解放”、“新生”等涵义继续“发酵”。“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使无权言政的人们得以发言，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⑤新中国成立后，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的崇高定位，为“革命史范式”支配近代史甚至整个历史研究领域提供了足够的外在支撑。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中国近代历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修订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再版)、戴逸的《近代中国史稿》、刘大年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近代部分)、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都以革命为“中心事件”和最高价值。
但是，“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取代了关起门搞建设，中国重新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开始了实质性的转型。现代化成为新时期中国最具号召力的时代主题。社会主题的变换一方面给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的变化带来新的契机，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进行变革的时代要求。国内有学者指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重启之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还原了农民的个体性主体地位，市场经济的培育又使一个新的社会精英主体(资产者阶级或阶层)成长起来，并加入了历史命运的主体、主宰行列。重新阶级化或组织化的社会崇尚物质利益、科学技术和理性秩序。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循序渐进的社会变革模式。所有这一切，都为重估近代历史上的各种社会阶级价值、阶级斗争形式或政治效果提供了某种反思的酵素，为现代化历史的起源和过程的重新定位，提供了新的佐证。⑥美国学者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社会转型对传统史学的影响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史学家开始重写中国近代史，以便用过去来为自1980年代起步的现代化努力提供支持的时候，他们如何处理革命的过去”，⑦成为革命史范式论者和现代化范式论者都需亟待解决的问题。“先前的历史解释曾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它构成了指导历史探究的问题群的核心”。⑧现在，“既然这一革命乃是一逝去的事件，革命的诸种动因已纷纷受到质疑，它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围绕它而构成的那些历史问题也就十分可疑了”。⑨
比较而言，批判和否定过去要比重建过去容易得多。由于社会主题的变换动摇了“革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之后，“近代中国史研究者面临的不仅是如何解释过去的问题，而且是比这远远难以把握(并具有颠覆性)的问题，即需要解释什么样的过去”，⑩以适应社会主题变换的要求。无论从历史本体层面还是从历史认识层面上说，近代历史研究领域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的分歧概纠葛于此。现代化范式学派主张以现代化为取向重新打量中国近代史，叙述“追求现代化的近代中国”，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观点，建立了以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资本主义为线索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式，对传统革命史范式专注近代政治、军事研究，固守“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僵化框架，以及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一切等做法提出严厉批评。革命史范式学派继续坚持以“革命”为取向解释中国近代史，叙述“不断追求革命胜利的近代中国”，他们坚信自己的治史理念和方法，认为革命史范式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内容，他们反对因现实而改变历史，在严格区分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认为革命史范式仍然是十分有效的解释模式，而现代化范式在解释中国近代的革命和阶级斗争方面是无力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两种研究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冲突，形成激烈论战。从争论的双方阵容看，大致可以这样认为，黎澍是现代化范式学派的精神领袖，刘大年则是革命史范式学派的一面旗帜。双方论题主要围绕洋务运动与近代史基本线索，民族独立和近代化的关系，革命与改良等问题展开。
二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思想解放成为理论界、思想界和学术界主流。在思想解放的潮流里，史学界在批判“文革”极“左”思潮的过程中，开始对过去长期存在的教条式的观念和做法进行认真清理和反思。1979年已有学者开始重新评价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并初步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流问题。黎澍在总结、阐发这一新动向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引领了从现代化取向思考中国近代史的先路。他说：
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当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这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代之而起。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它的目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准备条件，而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11)
黎澍在这里事实上已经提出了一条迥异于传统阶级斗争主线说的新线索，(12)那就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3)这显然不同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革命史范式的解释，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的新认识。
确切地说，黎澍在这里只是粗略地勾画了一条粗线，并没有进行详细论证。而详细阐述者是李时岳。1980年，李时岳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沿着黎澍的思路，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文开篇，李时岳首先提出：“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接着，他对这几次运动进行详细分析，最后得出大致与黎澍相同的结论：
1840年到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个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14)
黎澍、李时岳的观点一出，很快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几乎与李时岳同时，刘耀也著文指出，用“三次革命高潮”把中国近代史划成三个阶段是不正确的，其原因是，这种分期法突出了农民运动，贬低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这样的三次革命高潮中，农民运动占了两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只有一次称得上是革命运动，而另一次称不上为革命运动(因为采用改良手段实现变革)。这样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前进的方向究竟是谁？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事件又是什么？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实际上就是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道路)？这些问题都是不清楚的。(15)于是，史学界掀起了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大讨论，观点纷呈，有的是对过去阶级斗争主线说的修补，有的是对黎澍、李时岳观点的引申和阐发。
非常明显，以何者为近代史的基本主线直接决定着如何叙述近代史和叙述什么样的近代史。刘大年不赞同黎澍、李时岳等人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看作一脉相承的观点。198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最近国内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撰述里面，都有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看作一脉相承的。但是，仅从共和制问题上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根本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恰恰相反，它们是彼此对立的。“如果维新运动、辛亥革命都讲‘民权’，表面上还有一点联系，那么，洋务运动一味尊君权，反民权，与共和制任何联系也没有。即使凭这一点，也不可以把辛亥革命同洋务运动放在一条历史轨道上去评价”。(16)
新时期以来，对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起因于重新评价洋务运动，从当时论者的观点看，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不仅影响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认识，而且会导致对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的改写，因此，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似乎都具有“枢纽”意义。分析诸种观点分歧产生的原因，根源在于如何认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那些肯定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的观点，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对推动历史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在刘大年看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结合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来评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从私有制到社会主义这样空前深刻的大变革，为什么一些阶级、一些人的斗争最后失败了；而一些阶级、一些人的斗争最后胜利了，这不能完全从生产力水平方面来解释，而必须充分考虑生产关系的因素。生产力水平，在一定范围内是决定性的，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抓住这一点，一切疑难就会像庖丁解牛，奏刀騞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矛盾太复杂、太尖锐。事实证明，单从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生产力水平，不能说明中国是否会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因为：
历史的动向、行程和归宿，决定于整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在私有制社会，决定于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而存在的社会各阶级间的对立和斗争，决定于革命阶级的觉醒和斗争实践，不决定于任何人主观想象的“标准”。古往今来的历史从来也不是按照人们主观想象的“标准”行进的。以为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然后进入社会主义就合乎逻辑了，不算人为的了，那不是历史的研究，而是一种历史假设。(17)
显然，刘大年对于历史进程的分析，更看重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刘大年认为洋务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进步运动。他说：
洋务派的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军用、民用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实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受到帝国主义支持，是中央政权或地方政权的当权派。在经济地位上，他们和买办阶级相联系，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所办的工业，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减轻中国民族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也丝毫没有改变和减轻人民所遭受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相反地，是成了维持、加强那种压迫，剥削的力量。中国社会历史前进所迫切需要的，恰恰就是要摆脱那种压迫剥削，要有自己的民族工业，民族资本主义，而首先是要求民族独立，要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因此，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便力求同洋务派划清界线，把他们作为封建统治势力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崛起，除了与改良派论战，矛头也指向洋务派，也是把他们作为封建势力去反对的。洋务派如果确实是一个顺潮流而动的进步势力，那就必须承认，是历史奇特的恶作剧，几乎愚弄了所有的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都受愚弄、看错人了，都把进步势力作为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帝国主义也受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的势力当做自己的同盟者加以支持，去镇压中国人民。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洋务派是怎样一种势力，通观中国近代史，就可以了然于怀。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必有的产物，是与这个制度相终始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存在，洋务派这个阶级力量、政治集团就存在。(18)
应当承认，刘大年对洋务运动的特点认识是准确的，但是，他运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便力求同洋务派划清界线，把他们作为封建统治势力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崛起，除了与改良派论战，矛头也指向洋务派，也是把他们作为封建势力去反对的”(19)这一逻辑来论证洋务运动不是进步运动，应当说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黎澍提出的“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20)观点。一般来说，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后人站在后来历史发展的新的高度，肯定会发现前人的不足，对前人的活动做出批评，甚至是全部否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人这种否定并不必然说明前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动的、退步的，因此，刘大年在逻辑论证上没有让人信服。
到了1980年代中期，刘大年就直接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洋务—维新—革命”的框架说，作出正面回应。他认为洋务派引进了西方近代技术，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这些民用工业不管怎么落后，它在中国是规模较大、出现较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高出一个历史阶段，中国要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必须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仍然不能改变洋务派清政权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洋务派属于清政权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一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这样说，基本适合洋务派的阶级地位和洋务运动的性质”。(21)他指出：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中，一些人因此极力主张重新评价洋务派、洋务运动。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洋务派并不只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他们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他们和清政府中的顽固派相反，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不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兴办近代工业、传播资本主义，就做了最大的好事。龚自珍、魏源等是中国近代最早主张改革，学习西方的先进者。洋务派的思想和龚魏等人一脉相承。过去他们被贴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标签，把他们推进资本主义的显著功绩也给否定了。那太不实事求是了。洋务运动完全是一个进步的运动。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动脉是资本主义。中国近代史的新篇章应该从资本主义写起，即从洋务运动写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环节，构成了整个历史前进的链条。不这样理解洋务运动，就等于否认中国当时学习西方，引进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先进性。一味强调反帝反封建的观点，是过时的不足取的观点。有的研究者把它加以简化，叫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洋务—维新—革命”框架说。(22)
刘大年认为这种“框架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单从经济上来看，“洋务派举办民用工业，对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起过某种作用。看不到这一点，不能全面说明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但是这个事实决不足以改变洋务派大官僚和他们种种活动的反动阶级属性和历史位置”。(23)
刘大年这时强调的理由显然仍是洋务派举办的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洋务派大官僚与封建政权相结合；洋务派和他们的种种活动，既没有推进中国的民族独立，也没有减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受的压迫，而一切都恰恰相反。刘大年这时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并不都是在洋务运动的轨道中发展起来的。没有洋务派，一般地主商人只要有利可图，也照样会去走兴办工业的道路。因此，决不应妄自抬高洋务运动的地位，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从刘大年对洋务运动的评价看，它与顽固派属性基本一致，但是，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看，洋务运动的确又与清政府中的顽固派的做法不同，那么，如何看待他们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刘大年认为，洋务派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在清政权内部的反映。当我们评价洋务运动时，不能把他们的经济、政治活动分开。“政治，归根到底，是对一定的政权采取什么态度、提出什么要求的问题，维护它，推翻它，或者改良它。洋务派办工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无不出于镇压人民反抗、保持封建统治的最终政治需要。他们一点也不肯损害这个政权和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只着眼于拼命维护这个政权及其阶级利益，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明确表现出了他们所以采用西方科学技术那种‘用’，是为了保持和不触动封建政治统治这个‘体’。在这个要害问题上，洋务派是坚持到底的。政治、经济分开了，他们就不成其为洋务派，而且也不成其为任何阶级势力了。所谓分开评价，只不过是表示‘进步论’无法自圆其说。考察全局，我们确实找不到根据，可以把洋务派、洋务运动，看作进步的势力、进步的运动”。(24)
很明显，刘大年评价洋务运动，坚持的是革命史观，以“革命”为最高价值，注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政治的或阶级的利害。在强调经济与政治不能分开的前提下，只要政治动机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那么，洋务派的经济活动，无论促进了社会多大发展，也是不足取的，而且，这方面的事做得越多越反动，因为它有利于“镇压人民反抗”和“保持封建统治”。如果真的坚持这样的标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当如何认识呢？因此，刘大年的这种观点连同其他观点又遭到了“进步论”者的反驳。
被动应对挑战不符合刘大年的性格，在回应现代化论者对阶级斗争主线说质疑之时，刘大年努力寻找突破口以主动出击。他对中国近代“两个基本问题”的论述正是这一点的突出表现。
三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实现近代化，是客观存在的两大问题。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学者大都认可这一观点，但是二者谁重谁轻，谁先谁后，不同学派却有不同的回答，而不同的回答往往决定对中国近代史的不同叙述。刘大年认为在帝国主义侵略下，面临被瓜分、灭亡的中国，人民为了生存下去，一要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封建阶级的统治，二要发展资本主义，求得民族、国家的前进，二者缺一不可。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拯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独立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那就必须把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看作历史前进的动力，有了这个动力，才有其他。如果相反，在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秩序统治下，中国有无或有多少资本主义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前提，那我们就必须把发展资本主义看作推进历史的灵魂，一切就应当服从这个灵魂。反帝反封建斗争，即使不必取消，实际也无关痛痒。(25)两者的关系到底如何？刘大年认为历史的进程已经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非常明显，当时中国的问题，不在发展资本主义如何重要，而在如何才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前几代中国人，对认识这个问题有过痛苦的经历。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不缺少感性认识，但难于从社会阶级上去理解。他们陆续提出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一类的主张，亦即认为有了资本主义，就可以使中国由不独立变为独立，由弱变强。他们也都失败了。他们又陆续提出爱国、革命的主张，仍不反对帝国主义，甚至以为后者可以赞助自己的事业。他们都失败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中国历史进步所必需，但不从解决民族独立、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入手，而从发展资本主义本身入手，就决不能满足这个必需，只会流为幻影。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大动脉，看待处于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统治下的中国近代史，未免不顾历史对问题所作的回答，重新提出了一个世纪以前人们提出过的资本主义救中国的老问题。给洋务运动安上新的生产力之类的名词，并未改变问题的实质。所以，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新篇章的开头，是没有道理的。(26)
刘大年提出并阐述“两个基本问题”谁先谁后不久，史学界展开了激烈讨论。李时岳对此问题提法本身提出了质疑：“有人说，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化是不能成功的。不先解决独立和民主问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业化。因而，中国近代史的本质过程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化，而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其言甚辩但悖于理。”(27)李时岳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独立和民主问题是和资本主义化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提出孰先孰后的问题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导致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玄学争论。固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化不是中国的前途，但当时人们不可能知道。难道要当时的人们奉行这样的信条。斗争就是一切，前途是没有的，或至少暂时是没有的吗？(28)徐泰来也在承认“两个基本问题”的同时，提出了与刘大年相反的观点，他指出，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是先独立后发展生产力，问题在于，如何争取独立，凭什么去争取独立？中国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独立是怎样失去的，除了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主要原因难道不是中国的落后吗？落后就要受人欺侮，就要挨打。中国不正是因为落后挨打，打不赢，就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地失去独立吗？在这种情况下，空喊要独立，能得到吗？空喊打能打赢吗？“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赶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用洋务派的话说，就是要自强求富。如何自强求富，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是西方已经发展起来的近代生产力。西方之强，就强在有这种生产力，中国之弱就弱在没有这种生产力”。(29)“生产力没有一定程度的近代化，中国既不可能推翻封建统治，也不可能恢复完全的独立地位”。(30)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刘大年反复强调“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两个问题尽管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代替，但是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31)“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回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32)刘大年还认为：“以前我们把中国近代史叫做‘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民主革命’里面有民族独立的要求，没有直接的工业化的要求。这当然不是表示革命者们不要求实现近代化，而是表示他们知道中国的近代化要从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来突破难关。难关一旦克服，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办法就形成了，前进的道路就打开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曲折地走过了110年的道路和结局。”(33)
“民族独立”和“近代化”孰先孰后，谁重谁轻，意义重大，直接决定了中国近代史解释模式。如果前者重要，当然要围绕民族独立斗争和革命解释，那么，传统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就不会有多大问题；如果后者重要，中国近代史则要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为中心叙述，这样，传统的革命史解释体系就需要反思，甚至要重新改写。因此，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两派学者各自据以支撑自己解释体系的重要基石，其方法论方面的意义之重大是明显的。但是，两种叙事毕竟各自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值得学界认真思考。基于这一认识论意义，即使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另一重要人物——胡绳在1995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再版序言中，也曾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可行的”。他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做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胡绳又接着说：“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34)
在胡绳认可“以现代化为主题”叙述中国近代史的同时，刘大年则明确提出“民族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化运动”实质是“民族运动”观点。他说：
110年的历史运动是什么？我以为基本的运动是民族运动。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有两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从西方侵略中国这一天起，就是民族运动的开始，也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这110年的斗争，总的说就是这两件事。这两个问题不能相互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但两个问题又是联在一起，不能分开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两个问题的内容是变换的。我们说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基本上是民族问题，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中国所有的阶级，没有一个不参加民族斗争，不卷入民族斗争的。(35)
刘大年认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突出、最频繁的事件是战争，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参加了民族战争，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民族压迫和反民族压迫的问题，也就是外国侵略不许中国民族独立，中国则要求民族独立。国内战争好像不是对着外国的，但实际上都是在外国侵略、压迫的背景下出现的。人民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同盟进行革命，那个同盟的盟主正是帝国主义。两种战争或运动来回改变的只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哪个为主为次，暂时哪个最尖锐，而不是改变民族独立的目标，不是改变民族矛盾的存在。所以，中国近代的历史运动，归结起来是一个民族运动。整个民族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要求改变落后，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两个内容的民族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是不是更加切合历史实际一些。我们不能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简单化，拿一个代替一个，但半殖民地表明了民族矛盾是最后起作用的”。(36)
很显然，两位近代史学界的头面人物对“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看法存有差异。胡绳给予“近代化”以更多的重视；刘大年试图用“民族运动”概括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而且认为在这个“民族运动”中“民族矛盾是最后起作用的”。(37)因此，重视“民族独立”多一些。如果说胡绳在求新、调整方面做了探讨，那么，刘大年则像一名战士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刘大年虽然认为“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38)但是，他强调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同时并举来实现两个任务，或者毕其功于一役。唯一解决办法，就是革命，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
四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而言，革命与改良是解决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两种基本形式。革命意味着使用暴力手段实现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改良意味着采用和平方式实现渐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中国向现代化定向后，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为主题向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社会转型。现实的经济改革大潮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学者由于过度迁就现实改革，在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之时，出现了片面拔高改良，否定革命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出现了“告别革命”思潮。
到底如何看待近代的革命与改良，刘大年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针对一些人片面拔高近代历史的立宪、改良，贬低革命的观点，他指出，分析这个问题，应当回顾一下历史。最初，地主阶级中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他们希望在遵守不平等条约、不触动封建制度要害的条件下，利用西方科学技术，保住旧的统治秩序，实现所谓“自强”、“自立”。推行的结果，中国进一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迫，艰于成长。经历30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倡导、启迪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应运而起。他们要求清政府自上而下变法改良，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奖励民族资本，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亡。他们一手握着皇帝命令，一手举起孔学为护符，表面上雷厉风行。但是，当封建顽固势力略施还击时，维新运动又迅速失败了。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任凭研究者这样那样解说，一个卖国，一个爱国流血，性质不同。但它们的失败，却说明同一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化的中国，要求独立富强，达到近代化，走改良的道路，不管皮毛枝节的改良，还是政治制度上的改良，都是“此路不通”。洋务运动把中国“自强”、“自立”解决了，维新运动就不会出现了。同样地，维新运动把中国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问题解决了，辛亥革命就不会出现了。洋务运动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有维新运动。同样地，维新运动也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有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前进所必需，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由来。刘大年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定要根据这种必要性来评价革命派、孙中山的历史功绩。认为立宪派的道路可以致中国于近代化，相信这种说法，不知他们如何看待从洋务运动到立宪派本身一连串失败的历史。革命派、孙中山试图经过革命，凿开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通途，立宪派抵制革命，阻塞那种通途。他们的根本相异之点，就在于此。(39)
20世纪90年代初，“国学热”和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学术界出现了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认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已经过时，否定辛亥革命，否定五四运动，甚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等观点。还有人甚至认为“‘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40)“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41)刘大年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史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其基本观点、主场和方法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刘大年也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要进行具体分析。他认为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并不是不可理解，但即使有这些问题，我们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门科学了，它还是指导人们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带给这个世界的改造运动，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历史发展的最基本规律是不平衡，“资本主义发展有高潮与低潮，社会主义发展也是如此，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还是黎明，不是充分发展的高潮，高潮还在后面。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科学的，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42)
针对“告别革命”论认为激进主义把中国搞坏了，还是保守主义好的观点，刘大年指出，这种观点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或者基调是“革命”。不仅中国严肃的历史著作是这么叙述的，西方严肃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也是这么讲的，因为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那样。人们不管赞成与否，对此是无法否定的。二是无法回答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独立国，但中国除了部分地区，又没有变成外国殖民地，这与历史的脊梁即革命运动、人民起义是什么关系？刘大年列举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之所以没有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而且最后终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恢复了民族独立，根本原因就是，“有包括人民各种反抗斗争在内的整个革命运动，有革命这个历史的主旋律。不管人们赞成与否，对此同样是无法否定，也无法顾左右而言他的”。(43)因此，在刘大年看来，既然革命是近代历史的主基调，既然革命使中国避免沦为殖民地，并且恢复了民族独立，改良当然与革命无法相比了。
近代一百多年历史，通常被称之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以革命名之，抓住了这段历史的基本特点，凸现了当时代的社会主要问题。但是，应当承认，革命的确不是这段历史的全部，即使从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改良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革命扫除了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当然应当重视，但是，社会进步同样与改良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同样值得重视。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近代中国的大趋势是走向现代化。革命是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开辟道路，改良也是向着现代化方向前进，两者的方向和目的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把两者对立起来，相反，他们在同一方向前进的过程中，可以互相促进。但是这并不是说，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而且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有时还很尖锐，近代以来发生过多次革命与改良之争，如辛亥革命派与改良派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等。从根本上说，他们之间的对立和分歧，是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争论通过何种途径，才能使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也正因为当时存在意见分歧和斗争，所以，当我们回望近代历史，特别是当我们拘于现实政治的、思想的和意识形态的立场，从学术层面上评价近代革命与改良孰轻孰重、谁主谁次的时候，不同的学者才有了不同的观点，这属于学术研究的正常态。因此，只要不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目的，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宽容的、兼容的态度，是应当提倡的。
进入新时期以来，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冲突，是在新的社会主题下出现的学术论争，反映了两派学者在史学研究观念上，是摆脱还是坚守长期弥漫于史学界的“革命意识形态”。刘大年选择继续坚守革命意识形态观念，从学术认知上看，也可能是因为他坚信，在这种史学观念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准确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面貌；从史学研究的政治功用看，可能是因为刘大年担心如果放弃这种观念和解释模式，中国共产党执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就会找不到历史的依据。其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新中国的历史合法性，历史早就给出了肯定答案，而不在于我们如何言说它。(44)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里，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大概不会因为有人从学术层面上提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新中国初期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45)因此，如果仍然出于这样的政治维护而坚持革命意识形态，其价值和意义可能会越来越小。但是，如果从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角度思考，革命意识形态之于学术研究的确又有它的特殊作用，我们决不能轻视和忽视它的存在。“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因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没有考虑到的”。(46)革命意识形态为理解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诚如这种意识形态在学术史上所呈现给人们的那样：由于这一意识形态的牵引和提供的动力机制，(47)唯物史观派史学家们对过去无人问津的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研究和掘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因此，在回应现代化范式挑战的同时，更多地从学术层面深入掘发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史范式的学术价值，在“后革命”时代可能更有意义。
注释：
①刘大年曾说：“我同侯老或其他诸老，根本不是一辈人，在工作的任何一点上，绝对不应当把我同他们放在一起谈论。侯老和其他诸老，是我的长辈、领导者和指引者，我是他们的后辈、被领导者和小学生。”参见刘大年：《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②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前言，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页。
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群益出版社，1951年。
④参见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⑤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总第10期。
⑥参见王学典、牛方玉：《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阶级观点问题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7页。
⑦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⑧⑨⑩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
(11)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10页。
(12)参见王学典、牛方玉：《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阶级观点问题研究》，第330页。
(13)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第10页。
(14)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5)参见刘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16)刘大年：《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7)(18)(19)参见刘大年：《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0—163页。
(20)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第10页。
(21)(22)(23)(24)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93—96页。
(25)(26)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96—97页。
(27)(28)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1期。
(29)徐泰来：《关于洋务运动研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
(30)徐泰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31)参见刘大年：《关于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问题》，《文汇报》1996年11月13日。
(32)(33)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5)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36)(37)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
(38)刘大年：《方法论问题》。
(39)刘大年：《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
(40)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
(4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序言，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42)刘大年：《马克思主义是史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8期。
(43)刘大年：《方法论问题》。
(44)参见王学典：《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见《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6页。
(45)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1页。
(46)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47)参见陈峰：《利弊交织：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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