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论“杜尔克姆主义”的相关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中国社会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今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上，我们将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分为三大流派，即一派是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以及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另一派是韦伯分层理论以及后来的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第三派是功能主义的分层理论。而对于杜尔克姆的分层理论则有所忽视。近来国际上一些社会学家开始重视“新杜尔克姆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这种新的倾向也使我们对于杜尔克姆的理论流派进行反思。在剖析中，笔者发现，该理论对于目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还是有特殊意义的。
本文首先重新考察一下杜尔克姆的分层思想，试图检查我们过去忽视了他的什么思想，然后考察所谓“新杜尔克姆主义”分层理论，最后分析该理论对于我国的改革与社会转型的特殊意义。
一、传统杜尔克姆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社会整合与职业共同体思想
1.杜尔克姆的功能主义分层思想
尽管后来美国成为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大本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杜尔克姆是功能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当然，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角度看，杜尔克姆的分层理论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功能主义分层理论，另一部分是职业共同体分层思想。以往，我们仅仅重视了他的功能主义分层理论，而对于后者则有所忽视。
让我们先从他的功能主义分层理论谈起。杜尔克姆是在探讨分工的社会功能时阐述了他的功能思想。他认为，所谓功能是指有机体的系统与有机体的某种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①他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首先从当时的一个时髦话题谈起，即关于社会发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大思想家卢梭早年所写的那篇檄文的主题，即认为，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道德的堕落。杜尔克姆认为，分工的发展与道德的需要并没有什么关联。他认为，分工的最大意义也并不在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仅仅是分工的一个附带功能，分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于社会整体发挥作用，它将整个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成为可能，没有分工的这些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分工具有着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并且是凝聚社会的主要因素。②这里实际上阐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核心思想，即部分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十分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杜尔克姆曾经用一个很好的比喻说明整体与局部的这种相互关系，他说：“如果能够使肌体得以成活的重要器官被分割下来，那么整个生命就会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③
作为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先驱，杜尔克姆解释了社会分层体系的必要性，实际上也是在为社会分层辩护。笔者将他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社会分工是必须的，并且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工体系越来越复杂。
第二，在任何社会的分工体系中，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
第三，社会上人们的才能、知识、智力、技术水平各不相同。
第四，所以，让最有才能者去担负最重要的工作，让弱者去承担较轻的工作，应是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则。他说：“一个病人完全可以在社会组织的复杂结构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他的身体比较柔弱，精神却比较健康，那么他就可以从事某种研究工作，把自己的思辨才能发挥出来。如果他的大脑不太健全，‘当然就不应该加入知识领域的激烈竞争，但社会的蜂房还会给他提供一个不太重要的巢室，使他幸免于难’。”④
第五，社会分工体系各种社会角色、职位的配置是有一定比例的，不是任意的。他说：“如果公职人员、士兵、经纪人和牧师的人数过多，其他职业就不免会受到这种过度亢奋的损害。”⑤所以，处在高层位置上的人必然是少数。
功能主义虽然解释了分层的必要性，但是，对于社会分层以后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如社会分化、底层社会、贫富差距等，既没有真诚的关注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正是在试图解决分层的社会后果问题上，杜尔克姆提出了他的第二重分层思想。
2、杜尔克姆关注的基本点是社会整合
杜尔克姆认为200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出现最为严重的混乱状态，为了解决社会失范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群体，建立起规范体系。而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靠职业群体。⑥他认为传统社会是机械团结的方法联系的。传统社会瓦解后，社会出现了极端混乱的状况。其实他所说的状况，有点象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道德滑坡、信任断裂，用社会学家的术语说，就是严重的“社会失范”。杜尔克姆说的是当时的法国和欧洲，原来联系人们的是人们的熟悉关系和熟悉群体，村庄、村落、家庭、邻里等等，但是，由于社会的转型，传统的维系社会的方式很难继续存在。于是，杜尔克姆想寻找一种东西，能够把社会重新联系起来，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社会整合”。正是在寻找实现社会整合的新的途径和方法时，他提出了职业群体这一渠道：“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将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创造出有机团结”。
与杜尔克姆所讲的情况非常相似，中国社会目前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职业体系还没有形成。最为典型的就是今天的农民工群体，一方面他们似乎进入到了现代的工业职业群体中来，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职业群体。如果形成了，我们就不会管已经进城、已经在工业体系中劳动的人，还叫他“农民工”。农民工的多数处在一种临时职业的位置上，城市里一般称为“临时工”，农民工的多数还是处于循环流动的地位上，即候鸟式的流动，随时都可能回到农村。由于其人数十分巨大，一般认为，目前已经达到1亿4千万人之多，其年龄是在20-30岁左右，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动能力的群体。所以，对于中国的影响极其巨大。如果按照杜尔克姆的社会整合的思路看，如果不能够将农民工变成稳定的工业劳动职业群体，我们就无法结束社会转型期的混乱状态。
所以，仅从农民工一个群体看，在我国，稳定的职业体系还远远没有形成，由于没有形成，社会失范就比较严重。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本文最后一部分将予以详述。
3、阐述了职业群体为什么能够成为社会整合的基础
杜尔克姆所憧憬的是以职业群体为基础的“有机团结”的新社会结构。那么，职业群体为什么能够成为新的社会整合的基础呢？笔者以为，杜尔克姆阐述了如下的九点原因。应该说，论证还是相当充分的。
第一，人们寻找职业、自我选择的力量会使相似心态的工作者进入了相似的职业。
第二，频繁的社会互动。分工和职业是人们每天的活动，每天的见面使人们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其他的关系比较起来都相对短暂。⑦
第三，共同工作的社会互动，使同一职业的工人之间产生合作和共享的价值观。
第四，各种专业化培训是一种社会化，加上非正式的互动的效果，产生了同质化效果。
第五，职业的责任、义务使得就业者形成了可以追求的共同利益。
第六，在分工为基础的职业群体内，会形成一种行为规范和组织形式，而这些形式会变得非常稳固和明确，成为职业内的法律法规。⑧
第七，在职业群体内部，还有很多不成文的习俗，职业内部的习俗又可以大大巩固法律法规。⑨杜尔克姆还进一步认为：“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⑩认为，职业伦理是确保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提出将职业伦理推广到各个职业群体中去，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他说：“如今，我们已经有了为牧师、士兵、律师和官员等制定的职业伦理。为什么不为贸易和工业制定这样的伦理呢？为什么没有制定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相互义务呢？为什么不制定商人之间的义务呢？这样可以减弱和调节他们彼此的竞争，使他们不再像今天这样，时常卷入象战争那样残酷的冲突。”(11)所以，他对于社会的和谐，寄很大希望于职业伦理的建立。
第八，分工的有机团结的特点。杜尔克姆认为，表面看来分工造成了人与人的分化，实际上，“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12)，“群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了各自的功能，相互已经难以分割”(13)，分工使人与人形成了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分工“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了一个能够永久地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利和责任体系。”(14)所以，杜尔克姆就将“归因于劳动分工的团结称为‘有机’团结”。(15)
第九，从分工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还有一个特点，即比较容易缓和矛盾，比较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因为，在解释人们地位差异的时候，一个比较温和的说法是“分工的不同”。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比如，当年，刘少奇主席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我们之间只是分工的不同。这比较容易为处在下层地位上的人所接受。杜尔克姆说：“各种不同的职业可以同时存在，互不侵害，因为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士兵追求的是赫赫战功，牧师追求的是道德权威，政治家追求的是权力，资本家追求的是财富，科学家追求的是学术声誉。每个人可以在不妨碍他人实现目标的同时达到自己的目的。”(16)他还说：“幸亏有了分工，不然竞争对手就会把对方置于死地，不能共同生存下去。在某些同质性较强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个人都是注定要被淘汰掉的，然而正因为有了分工的发展，这些人才能够自保和幸存下来。”(17)
总之，杜尔克姆认为，在实现社会整合方面，现代职业群体所具备的条件是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群体所难以比拟的。结论是，如果充分发挥职业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则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失范、社会无序和道德沦丧是可以克服、纠正的。
4、杜尔克姆与马克思和韦伯的比较：三种分层理论所涉及的实质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分层？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目的，然而，从大的宏观政策的角度看，研究社会分层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发现具有真实社会活动和社会互动意义的社会共同体。于是，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开宗明义所提出的关键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下面试比较一下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克姆的分层思想，看看他们各自关心的最主要的社会共同体是什么？
马克思强调阶级的共同体，他设想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会由于经济地位、经济利益的一致性而形成紧密联合的共同体，他甚至提出跨越国界的“工人阶级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略构想。如果社会的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经济差异，真的断裂成了如此巨大的鸿沟，那么，因经济利益一致而形成的阶级，也可能形成具有密切互动意义的共同体。但是，西方社会后来的发展证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经济差异并没有那样巨大，所以，阶级作为共同体的意义是下降了的，更何况，阶级的共同体过于巨大，在今天，形成社会互动和社会活动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如果仔细考察韦伯的分层思想的话，就会发现，韦伯陈述了三种社会共同体：即阶级、身份群体与政党。在三种共同体中，韦伯不是很看重阶级的共同体社会互动意义，认为阶级形成共同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形成的多是一种“不完全的大众反应”，阶级组织起行动来，需要的条件太多。政党作为共同体是韦伯的视角，他认为党派是通过建立一种理性的制度，并且执行这种制度，而形成的共同体(18)，当然这是有重要的社会互动意义的；但是，其范围必定窄小，只是对于那些进入了政党派别的人有约束，不是对于普遍的社会人群具有约束力。
所以，作为韦伯分层理论特色的，以及作为韦伯的更为实质的贡献，是提出了“身份群体”。身份群体是社会声望、社会荣誉地位相似的群体。但是，韦伯的身份群体其内容十分庞杂，包括了从等级群体直到俱乐部、兴趣群体的各种类型的共同体；韦伯认为有两种最为主要的身份群体：一种是以分工为基础的，也就是职业群体，另一种是以世袭为基础的等级群体。所以，韦伯实际上是将各种类别的共同体凑在一起，对于这个大杂烩称为身份群体。
而杜尔克姆对于共同体的思考，则要清晰得多，他强调的就是因分工不同而形成的职业群体，实际上是提出了不同于前两位理论家的另一种社会共同体，即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的特点是兼顾了马克思的经济和韦伯的身份群体，因为，职业有明确的经济含义，有些职业本身就是同一个阶级，比如，公司老板。职业作为共同体，内部具有实质的社会互动，是有真实意义的社会群体。
所以，虽然韦伯分析了三种共同体，但是，从对于社会整合的意义看，还是杜尔克姆的职业共同体更为现实。
尤其是，当一个社会由于社会转型、社会规范巨变而变得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连基本的社会信任关系都失去了的时候。依靠什么能够重建社会整合呢？职业显然是最有利的渠道。其原因，在上述的杜尔克姆阐述的九点原因中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当今日中国，由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而造成社会解组、社会信任链条断裂以后，依靠职业群体重建社会整合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关于新尔克姆主义
传统上，社会学界对于杜尔克姆分工思想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对于职业共同体思想，以及通过职业共同体实现社会整合的思想重视不够。前一阶段，也有一些学者开始重视杜尔克姆的这一思想，称为新杜尔克姆主义。本文在此对于这方面的观点作一简述和剖析。
1、对于职业共同体研究的新趋势
在社会学的传统分层研究中，相比较而言，更加受到关注的“共同体”是阶级。上文已经分析了，阶级共同体的分析范式存在不少弱点，因而，西方学界对于阶级共同体的分析范式存在很大分歧。主要是两个大的派别，一派认为，阶级的共同体仍然有现实的意义，可以反映在社会行动上。另一派则认为，由于社会结构与经济状况的变迁，阶级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尤其是对于群体行为、集体活动和群体意识没有什么影响。阶级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格鲁斯基(David B.Grusky)与索伦森(Jesper B.Sorensen)在《美国社会学季刊》上发表文章，试图在主张阶级分析的与反对阶级分析的之间找到第三条出路。他们提出，阶级是太大的群体，如果下降分析的层次，可以找到比阶级更为真实的社会群体。这样，他们又重新探索杜尔克姆的“职业共同体”的分析视角，并且自称为是“新杜尔克姆主义”。(19)
从理论渊源上看，格鲁斯基与索伦森的职业共同体思想确实是承继了杜尔克姆的“共同体”理论。当然，从解决的问题看，格鲁斯基与索伦森所面对的西方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与杜尔克姆当年所遇到的问题是大相径庭的。杜尔克姆当年遇到的是一个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的西方社会，社会解组、道德失范、社会失信，他想用职业共同体的途径重新建立社会规范、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础。而今日的西方社会大体上处于结构演变已经完成的比较稳定的发展状态。所以，格鲁斯基等只不过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继承杜尔克姆的理论，认为职业共同体更能够揭示人际互动模式，更能解释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
然而，如果从应对的问题看，中国当前遇到的问题与当年杜尔克姆所遇到的反而十分相近。所以，如果说从理论和现实意义看，那么，杜尔克姆的职业共同体和社会整合理论对于今日中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2、格鲁斯基等对于采用职业群体分析模式的进一步论证
如上文所述，杜尔克姆认为职业是现代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力量、职业可以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并阐述了职业群体为什么能够成为社会群体的基础。格鲁斯基与索伦森则继承了杜尔克姆的立场，继续论证，职业如何是“真实的社会群体”(real social groupings)，为什么要将大的阶级群体分解。所以，论证的实质是延续杜尔克姆主义。
格鲁斯基等主要是从阶级认同的弱化、社会屏蔽机制和集体行动三个方面论证了为什么要采用职业群体的分析范式(20)。
第一，他们认为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在当代，人们的阶级认同意识已经大大弱化。他们提供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数据，证明多数人并不认同于阶级概念。相反，人们却认同于具体的职业圈子。社会上有专门的职业学校来训练各职业群体，在就业中雇主也在强化这种职业群体的培训。所以，职业已经深深地嵌入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机制里面。然而，阶级主要成为学术界的概念，是学者们分析使用的概念，而不是工人、雇主以及广大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概念。
第二，特殊的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机制在促生职业群体。现代社会，比较流行的是产权、证书、许可证等制度化的屏蔽手段，相反，阶级只是在学者们的定义中才能区分。分解阶级，难度很大。格鲁斯基等认为，实际上社会屏蔽理论真正可以应用和操作的是职业群体。比如，非常现实的社会屏蔽机制就是专业协会、技术协会等，他们基本上是区域型的组织而不是全国的大组织。这些技术协会建立和实施一套屏蔽措施，比如许可证、执照、证书等，防止非专业人士的竞争。这些许可证、执照是在具体的职业进口和出口起到控制作用。所以，职业群体有代表自己的组织：职业协会。而大的阶级聚合体却没有代表自己的组织，也没有合法的、制度型的屏蔽机制来防止其他群体成员的进入。所以，所谓阶级，例如，赖特(Wright)的阶级，其内部隐藏着高度分化的群体，内部充满利益上的裂痕和差异。
第三，职业层次上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是可以实现的。新马克思主义使用阶级概念目的还是为了探讨阶级行动。然而，当代社会学家所确认那种聚合的大阶级，却并不按照此种理论所说的走向阶级行动。
他们认为，对于阶级行动的探讨，应该归结到职业群体上来。在职业群体的层次上，集体行动的策略是保护自己职业群体的利益。认为，职业群体集体行动有三种主要的类型：职业群体对于位置比其低的下层职业群体的集体行动目标是屏蔽战略，即限制下层的人进入该职业位置；对于与自己相似地位的职业群体是竞争关系，采用竞争的战略；对于上层的战略是，从国家和雇主那里获得更多的利益。
格鲁斯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有真实意义的社会群体需要有锻造该群体的社会化机构，而职业群体就是从各种专业化的机构中训练出来的，比如，各种职业学校，大学的职业训练等，在这些机构中，现代职业群体往往是通过长期训练才得以传授行为模式的。职业甚至还体现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因为，当就业者根据他们的价值观选择职业时，当雇主根据他们的价值观和职位的要求去选择职员时，这些职业的倾向和习惯就得到了加强。所以，对于生活方式、气质、态度等进行分析，如果用传统分析方式就没有解释力，如果用作为共同体的职业分析，就很有解释力。
3、格鲁斯基等对于职业共同体发展趋势的分析(21)
格鲁斯基等还强调，从长期趋势看，职业共同体也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认为，从嵌入劳动分工的技术层面的活动看，从执行这些活动的组织层面看，以及从生产领域发展的职业群体的联合方式看，职业共同体的地位都会上升。
首先，从技术变迁的趋势看职业内部的团结更重要了。后现代主义认为，生产领域个体技术要素的增强，会削弱劳动分工领域内共同体的社会团结。格鲁斯基等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证明所有以生产为基础的团结就不复存在，实际情况是，这种团结范围缩小了，新的技术变迁趋势不仅需要技术工人团结，而且需要技术工人有更多的交流。所以，技术的发展使得职业共同体更有必要了，使得团结更有必要了，当然，这种团结是小范围的、区域的。
其次，组织变迁的趋势。格鲁斯基等认为，当代的组织越来越依赖于团队的工作、依赖于交互的训练和多元的活动，早期工业中被分解了的劳动，在后工业时代，表现为合作、融合的特征。
最后，协会的变迁趋势。虽然大规模的工会组织已经衰落，但是，区域型的、部门的工会、协会等，作为建立在部门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组织，对于工人仍然很有影响。不过，工人分解为小的职业利益群体，这种变化有利于保障小群体的利益，防止其他职业群体人员的进入。所以，协会变迁的趋势是以职业为基础的、小的专业化的组织会发展起来。
格鲁斯基与索伦森认为，职业共同体的思路，可以成为社会分析、阶级分析中的第三条道路。他们同意杜尔克姆所说的，职业协会可以成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结合物，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组织力量，一方面与阶级的力量相抗衡，另一方面与国家的暴政相抗衡。认为，无论是赖特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模型，还是戈德索普的新韦伯主义的阶级模型，都不是真实的社会群体，也不具备实际操作的意义。所以，这些分析模型所能够做的只是纸上谈兵。而只有在劳动分工中，围绕分工的功能位置出现的职业共同体，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社会群体，其分析才具有实际意义。
总之，这些理论的基本范式是杜尔克姆提出来的，格鲁斯基等的新杜尔克姆主义的贡献在于作出了进一步的挖掘和现代的阐释。
三、建设“职业共同体”，解决今日中国的社会问题
1、今日中国所遇到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失范问题
上文已述，杜尔克姆当年所遇到的社会局势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颇有相似之处。当年，欧洲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逐步建立起市场机制。由于维系传统社会整合的纽带已经瓦解，而新的整合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欧洲社会曾经陷入了极端混乱的状态。相比之下，今日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难题。中国27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开始，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中国遇到的难题比欧洲大得多。欧洲当年的人口总共不超过4亿人，社会转型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对外扩张来解决内部危机的，甚至还因为转型激化矛盾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今日中国面临13亿人口的转型，转型的时间比欧洲要短得多，而且遇到的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农村问题、城市问题等，都比当年欧洲遇到的问题还要严峻，更何况中国完全是靠自己内部的调节来化解危机，而没有企及于外部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引发了社会失范和社会解组，笔者以为，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组织上看，改革以前有整合社会的比较严密的组织体系，比如，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单位管理体制，而改革以后，这些组织或者瓦解、解体或者发生重大变迁，不再能承担大范围的或全社会的整合功能。对于组织解组、解体的分析，下文有进一步阐述，此处不赘述。
第二，从规范上看，社会管理规则发生了根本变革。改革以前尤其是“文革”时期，一度出现所谓“群众专政”，流行的是“造反哲学”、“造反的意识形态”，当时是领袖意志即规则，当时的流行观念认为立法机构产生的法律规则是“资产阶级法权”，认为法律是虚伪的。毛泽东主席曾说，这样的做法是乱了敌人，但是，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社会规范搞混乱了。笔者以为，规范混乱也是一种“社会管理形态”，也就是人们不认同规范和规则，动辄就否定规范或规则。这种现象的负面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迄今，中国的一些社会冲突仍然根源于人们对于规范、规则的否定态度。如果与习惯于遵守法制的国家相比较，就更容易发现我们的问题。比如，在美国，一旦司法判决了，即使存在不公正问题，人们一般不再对于司法本身和法律规则进行争执。在美国，没有人敢于“抗法”、敢于与警察争执。而在我们这里，长期地宣扬造反哲学、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使得人们常常对于法规本身进行争辩，甚至抗拒法律的执行。
改革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几乎是重新建立的，1982年的新宪法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四部宪法了，共和国当时成立了仅仅33年。对于不断变换的法律体系，老百姓当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了解和适应。据统计：仅自1979年起至1999年8月底止，除新宪法外，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已审议通过了253件法律、106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800多件行政法规，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批准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还发布了3万多件规章；90年代中期以后，最高立法机关平均每13天就“生产”出一部法律，国务院平均每6天就制定出一部行政法规。(22)
面对如此多的法律和法规，普通老百姓当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够全面了解和适应。从如此大量的立法到这些法律法规变为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之间，当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社会失范”得以滋生和泛滥。
第三，观念上的混乱。上面第二点讨论规范问题已经涉及到观念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最初是源于思想解放，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社会标准、社会定义，此事非同小可，观念变迁对于变革中国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观念变革也是“双刃剑”，一方面推进了中国社会，另一方面也带来思想混乱。最近，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讲了社会学关于“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23)，其中有两条：一条是对于社会基本事物之涵义有一致的认识，另一条是社会群体奋斗目标的基本一致。这两条都是强调观念在整合社会中的作用。观念、意识形态就好比巨大钟摆上面的固定点，一般来说，观念、意识形态的稳定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而如果钟摆的固定点变了，钟摆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从这种观点看，改革以来，我们对于原来的社会定义和社会目标的修正，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观念的混乱，特别是主导意识形态的混乱。比如“致富的观念”、比如对于所有制的看法，比如对于股市的看法等。根据社会学的原理，对于社会定义和社会目标的修正必然会造成观念上的混乱。
所以，改革与观念变迁密切相关。近些年，人们激烈地讨论贫富差距，讨论社会公正问题，比如“郎咸平与顾雏军之争”等，均源于观念上的冲突。观念上的混乱使得人们的是非界限就没有了。
今日中国遇到了严峻的观念冲突问题。仅仅举几个例子吧：笔者曾经用职业声望调查的数据证明，在社会评价相对最为稳定的职业声望的评价上，中国人也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和冲突。(24)再比如，连传统上比较受尊重的社会群体，律师、医生、教授也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近来有“黑蛇、白蛇、眼镜蛇”之说，可见社会示范群体的声望危机。
总之，由于组织上、规范上、观念上的巨变，导致今天的社会解组与社会失范。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道德水平下降，道德滑坡。比如，社会信任链条断裂，陌生人之间不能信了，现在传销搞得连熟人之间也不能信任了。再比如，违规行为比比皆是，在大城市里面，到处可以看到办假证件的小广告，卖假发票的、私刻公章的、卖盗版、黄色光盘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路人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社会成员居然能够如此容忍违法行为，确实反映出社会的混乱。
社会解组和社会失范必然造成犯罪率的上升。由于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公布全国犯罪率的数据，笔者就采用统计年鉴的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字代替，大体上也能够反映犯罪急剧上升的情况。参见表1。
表1 1996年至2004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情况
案件类别
1996年1998年1999年 2000年 2002年2003年2004年
杀人25411 27670 27426
28429 26276 24393 24711
伤害68992 80862 92772 120778 141825145485146623
抢劫
151147175116198607 309818 354926340077341908
强奸42820 40967 39435
35819 38209 40088 36175
拐卖妇
8296 6513 7257
23163
5684 3721 3343
盗窃 1043982
1296988
1447390 2373696 2861727
2940598
3212822
诈骗69688 83080 93192 152614 191188193665205844
走私 1147 2301 12051993
1149 1178955
伪造出售贩
5128 6654 10047
15863
5238 3151
2315
其他184111265917331988 575134 710814701537741426
合计
1600716
1986068
2249319 3637307 4337036
4393893
471812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至2005年各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表1可以看到，自1996年至2004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总数从大约每年160万件上升到大约每年470万件，上升速度为约300%，确实反映出违法犯罪问题比较严重。从具体的刑事案件内容看，抢劫案和盗窃案增长速度很快，这类犯罪的目的是追求钱财，反映出市场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受到财富目标的很大影响。另外，刑事案件的“其他”类增长很快，这说明，犯罪的种类变得多样化，这也是转型时期犯罪的一个特点。
总之，转型时期，我们遇到的社会解组和社会失范问题是比较严峻的。我们与杜尔克姆当年遇到的问题相似，杜尔克姆当年给法国社会开出的药方：“重建社会共同体，实现新的社会整合”，对我们也是有意义的。在分析如何实现新的社会整合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传统上以及改革以前中国社会是如何实现社会整合的。
2、中国传统上的社会共同体与社会整合
中国的社会整合具有其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国家政权在社会整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政权的最突出作用是通过强制的甚至武力的、法制的力量，从上至下施加力量，实现社会整合。不服从者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仅仅靠自上而下的、强制的力量，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长期的、稳定的社会整合。所以，成功的社会整合必然还有其内在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下面，笔者就试图分析一下，传统的中国社会和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是靠什么样的民间社会力量、社会共同体来实现社会整合的。
传统中国社会，也就是民国以前的、君主时代的中国社会，从民间来看，有两种力量在整合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一是士绅阶层，其二是家族、宗族。士绅阶层是政府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重要缓冲力量。它一方面与政府结合，成为政府选拔官员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它又与民众相联系，是民间社会的最重要的组织者和表率。传统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家族、宗族。家族和宗族是整合传统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社会共同体。而上述的这两种共同体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都早已瓦解了、不复存在了。20世纪目睹了中国士绅阶层的瓦解以至消失，而今日中国社会家庭已经小型化，目前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只有3.4人，所以，家族宗族早已销声匿迹了。当然，整合传统中国社会，从规范来看礼教在起作用，而当时整合社会的思想体系是儒家学说。所以，传统中国社会有一整套组织、规范和观念整合全体民众。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共同体与社会整合机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大体上是由“单位制”完成社会整合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个人对于单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连结婚、生孩子都要单位的批准。遇到各种问题包括生活困难、疾病等都由单位解决。所以，单位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城里面一部分没有单位的人归街道、居委会管理，全社会基本上没有“盲点”。农村则由人民公社、生产队完成社会整合。
改革以后，原有的社会组织瓦解了。首先是农村的人民公社解体，农民变成了自由人，虽然自由度大了，可以到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但是，社会整合的组织体系瓦解了。城市里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转制，多数人失去了传统上依靠的单位体制。
目前，多数人开始到公司求职，公司与过去的单位的区别在于，它们仅仅是挣钱的地方，不再承担社会整合的功能。
应该承认，改革以前城市的单位体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曾经非常成功地整合了中国的城乡社会。当然，这两种共同体的问题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单位体制是与当年的计划经济相匹配的，而人民公社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在今天都不可能成为整合社会的力量。
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怎样形成新的整合社会的共同体？本文开宗明义就指出职业共同体可以实现此种社会功能。那么，除了职业还有其他的共同体吗？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其他的有实际意义的社会组织，由此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职业共同体最为重要。
3.今日中国的社会共同体分析
本文一开始就探讨了社会学对于社会共同体的观点。马克思特别强调“阶级共同体”，韦伯认为有三种共同体：阶级、身份群体与政党，杜尔克姆重视的则是职业群体。那么，在今日中国的场景下，怎样看待传统的社会学关于共同体的分析？在中国有实际意义的社会共同体有哪些？作用如何？什么是有利于今日中国社会整合的共同体呢？
首先，我们看看阶级。阶级属于超大型社会共同体，马克思阐述了阶级关系的核心问题：剥削。所以，阶级共同体的最主要是相互之间具有“冲突”的特性。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强调阶级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整合。而且，阶级也确实具有局限性，阶级由于群体过于巨大，即使处于同样阶级地位上的群体，其内部形成真实互动的可能性很小，这就是为什么韦伯总是说，阶级的行动需要很多特殊的条件。中国目前也不具备阶级行动的这些条件。所以，谈阶级也是空谈。近来，人们爱谈“中产阶级”，其实，中产阶级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群体了，中产阶级按照上中下划分，从方法上看已经是一种等级群体而不是真正的阶级群体了。更何况，今日中国，无论怎样计算，中产阶级加上家庭成员，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至多不过12-15%，也就是说中国人85%以上都不是中产阶级，所以，仅靠中产阶级无法实现全民族的社会整合。
其次，我们看看政治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力量最强大的政治共同体有两个，政府和政党。前文已述，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在社会整合中起到重大作用，从古到今莫不如此。当然，上文也分析了政府整合的弱点，即它是自上而下的、外在力量的整合。完全靠政府的力量实现社会整合的实验我们也做过，即改革以前城市依靠公有制单位所为载体，农村依靠人民公社为载体，实现政府对于社会的全面整合，实践证明，这种完全靠政府的全面整合也有很大缺陷。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其在中国社会发挥的巨大整合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改革27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机制逐渐法制化、规范化，比如，每年9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对于下一年工作方针的建议，然后广泛征求意见，在下一年的人代会上通过，从而成为指导全国工作的方针。当然，执政党的整合功能并不排斥民众中多元的社会整合能力，社会的整合当然需要多重力量，正如本文分析韦伯的共同体思想所指出的：政党主要是对于那些进入了政党的成员的约束，而不是对于普遍的社会人群的约束。
第三，各类经济共同体。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各类经济共同体变得异常活跃，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称作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以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其重大缺陷之一就是否认经济共同体的独立性，将几乎所有的经济组织，比如企业、公司、工厂、作坊，都改造成了各级政府控制的国营或集体单位，结果扼杀了经济共同体的活力，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改革以来的重要经验就是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保证经济共同体的独立运转。所谓经济共同体既包括实体的企业，也包括联系企业的工商业的协会、行会等。中国近27年来之所以经济高速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承认经济共同体独立运转的特点。而经济共同体与杜尔克姆讲的职业群体是一回事情，杜尔克姆在讲职业共同体、法人团体时，常常使用“corporation”，本身就有企业、公司的涵义。企业是人们职业活动的最重要的载体。所以，经济共同体聚合了最为广泛的职业群体，与职业群体是一致的。
第四，各种专业共同体。所谓专业群体，其基础还是职业群体。一部分有经济功能的与前述的经济共同体也是交叉的。这里只是强调除了具有明显经济功能的企业、公司以外，还有不少非经济类型的职业。比如，在我国，有各种专业型的学会或协会。在我国民政的社团部门注册的正式团体，多数是这类学会或协会。这类共同体非常重要，是民间的最有活力的社团组织。这类组织与本论文的主题，强调职业群体共同体的核心作用，是完全一致的。所谓专业型组织，就是职业组织，下面一节会更详细分析。
第五，社区共同体。在改革以前，中国曾经实现了社区共同体与职业共同体的一致性，单位分房子，将职业与居住社区一致化，农村也是一致的。今天，随着城市的房屋体制改革，人们的住房越来越与职业活动分开。中国今天的居住小区开始多元化。社区共同体，邻里相助对于人们的生活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离退休的老同志来说意义更大。但是，对于多数在业人员，如果将社区互动与职业活动比起来，当然职业活动还是第一位的。
第六，各类NGO（非政府组织）。这在我国是九十年代以后兴起的。近来在社会生活与社会活动中开始崭露头角。不过，迄今为止，中国的NGO都有挂靠单位，所以，名为NGO实际上是政府功能的延伸。不过，这类组织与笔者说的职业群体也是类似的，专职的NGO是以社会帮助活动为职业的群体。
第七，各种兴趣群体。近年来，随着民间社会生活的繁荣，各种兴趣群体应运而生。这类共同体的特点是，社会网络的形成具有自发性，是真正的民间群体。组织松散，聚得快散得也快。比如，超女比赛时期，“粉丝”变得铺天盖地。然而超女比赛一结束，又变得迅速落潮。多数兴趣群体不是很大。群体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比如，早晨锻炼的群体多由中老年构成，英特网络群体多是年轻人，街头秧歌队多为中年妇女，街头舞伴群体多为中年以上的人员。兴趣群体也会发挥整合功能，由于群体仅仅是社会的一部分人，所以，功能有限。如果与职业群体相比较，这类兴趣群体仅仅是起到补充的功能。
为什么笔者特别重视政治共同体以外的社会共同体呢？因为，中国有13亿人，如果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政党的控制，必然耗费巨大的行政成本。面对13亿人，要组织多少人才能监督、控制得住呢？譬如，目前我们对付制假贩假，简直防不胜防，但是，如果生产者群体组织自治的共同体，比如行业协会，其制约是内部发生的，这样的约束才是最有效的。那么，什么是老百姓中最有自发动力的社会共同体呢？职业群体恰恰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老百姓要生活就必须找工作、进入职业体系，该道理杜尔克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就是杜尔克姆所说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区别，仅仅靠政治的共同体实现的仅仅是“机械团结”，而职业共同体的自治实现的是“有机团结”。
总之，改革以后，中国社会共同体发展的特点是多样化，但是，在多样化的社会群体中，全面的有机整合功能却只有职业群体可以承担。
4.职业共同体与今日中国的社会整合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处于社会结构的剧变时期。27年来，以农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已经变成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并且第三产业甚至第四产业上升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产业结构的巨变自然导致了职业结构的巨变。而在传统职业体系瓦解的同时，中国大陆还发生了以国有、集体体制为主体的管理体制的变迁，与国有、集体企业共生的单位制出现衰落，原来承担社会整合功能的单位制衰落，导致了社会整合的危机。
所以，本文的核心就是要探讨，如何培育新的社会共同体以推进中国新的社会整合。本文的观点很明确，这个新的共同体就是职业共同体。
目前，中国正处在传统职业群体瓦解，新的职业群体形成的特殊时期。由于新的职业不断涌现，进入到新的职业位置上来的多是“新人”，所以，职业共同体和职业规范的建设就异常重要。然而，近些年，我们恰恰对这方面的工作相当忽视。比如，我们有超过一亿四千万的城市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就业的基本特征就是不稳定，就是缺少共同体的建设。其实，职业共同体的建设是整合处于解组状态的社会的最好途径。因为，农民工急于打工挣钱，他们必然要进入职业共同体，哪怕是一个小包工队；我们的任务是使得他们进入的职业群体形成稳定结构，在群体内部产生信任，协调小群体与外部的关系，雇主和用人单位应该为雇员提供保障等等。这样，从小单元看仅仅解决了农民工的个人生存问题，但是，从大单元看实现了社会的整合。
笔者以为关于通过职业共同体建设实现新的社会整合，具体说来，我们需要做到如下几方面：
第一，职业道德建设。职业内部有着明确的道德规范。中国目前不是一般的道德滑坡，职业道德水平也大大下降。传统上社会对于一些职业有着明显的角色期待：比如，法官的公正不阿、医生的救死扶伤、教授的为人师表等等。然而，近来传媒上频频披露的却是司法腐败，医生“拿红包”、“吃回扣”，教授剽窃、嫖娼，于是，社会上有所谓“黑蛇、白蛇、眼镜蛇”之说。好的职业道德可以固化法律规范，滑坡的道德体系却可以瓦解法律规范。前文已述，我国目前是法律规范体系正在形成的时期，通过职业道德来辅助这样的规范体系的建设就异常重要。这也正是杜尔克姆阐述的，为什么职业群体可以整合社会的原因。
第二，职业技术建设。职业是社会的分工体系。职业的很重要活动是专业的活动。任何一种劳动或职业活动都有技术可以钻研。比如，今天，中国制造的产品打遍全世界，产品、特别是手工制品物美价廉，为什么会如此呢？显然是因为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农民工制作的工艺水平很高。但是，我们恰恰忽视了对于工人追求工艺技术水平的奖励。过去，中国还强调技术比武、技术评比、技术考级，今天却很少有耳闻了。中国建筑业是建国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我们在最近十年所建造的高楼、高速公路、城市建筑集群等，几乎超过了过去100年建造的总和。完成这些建设的工人（包括农民工）都是技术的高手，无论是瓦工、木工、漆工还是架子工、管道工等等，都具备了与世界上包括德国、日本的技术工人在内的职业技术可以攀比的水平。但是，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这些人的大多数，没有被纳入规范的技术级别认定体系。全社会最为热衷的是对于经济、技术、产业没有什么直接贡献的高考的分数，还给号称什么各省的状元的高分者以很高的荣誉。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忽视了维护职业体系的核心环节：职业技术。
第三，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笔者以为职业群体之所以可以自发地形成向心力、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职业的从业者具有很强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传统上，中国社会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是要敬神的，当木匠、瓦匠要拜鲁班为祖师爷，当郎中是要拜“药王”的。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缺少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为什么呢？有多种原因。首先，改革以来虽然社会进步很大，但是官本位的趋势有增无减。官员成为全社会的核心，各行各业都在追求官员的位置和官员阶梯的攀升。近来高校毕业生考公务员，几百人、上千人才能取一名就是一例。于是，除官员以外的各种职业、专业都受到忽视。有时候，连专业技术也要给予官员的位置以后似乎才有地位，比如，大学也强调行政级别，再如，所谓院士相当于副部级等等。另外，中国的社会上升机制也造成人们不尊重自己的职业，比如，中国的高考，造成千军万马走高考独木桥，除了高考以外，其他似乎都不是上升的正规途径。
再者，目前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社会变化太快，人们不断变换工作，缺少稳定性，比如公司、饭馆、企业，没有长性，动辄就转手，职业不稳定问题突出。中国改革以前是没有流动，现在是流动率过高。中国的情况恐怕还是形成相对稳定的职业体系比较好，在这方面，日本的模式值得我们考虑，在日本“永久雇佣制”比较普遍，稳定的就业体系比较有利于形成尊业、敬业的局面。
此外，改革以前是“铁饭碗”，人们没有失业压力自然就不敬业，但是，中国目前是劳动力市场体制，劳动力市场又明显是供大于求，人们获得职业不容易，按道理，人们应该更加重视、尊重自己的职业或职位，但为什么还是存在不敬业的现象呢？笔者以为，还有观念上的问题。中国社会有一种很不好的社会意识，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笔者的研究曾证明，中国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25)，多数人当然处于职业的下层，而社会流行的等级观念看不起下层。人人都想往上爬，都看不起自己的职业，这样，多数的就业者没有职业荣誉感，于是当然就缺少敬业精神。比如，看不起服务业，在中国很普遍，认为低人一等，相比之下，其他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比如，在日本，列车服务员就非常尊重自己的职业。笔者认为，应创立一些制度，以促进全社会尊重那些职业位置比较低的群体的工作。比如，我们看一些古代的建筑，工匠的名字常常是刻在建筑物上的，这体现了对于劳动者的尊重和责任，所以，笔者主张，在今天的千千万万的新建大厦上，应该刻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建设者的姓名，以示尊敬、尊重和责任。
总之，市场会是很好的机制，市场的机制会驯化劳动者的敬业精神。现在要利用好机会，在劳动力市场机制建立的初期就形成尊业、敬业的局面。否则，相反的路径选择也是可能的；即形成一方面是供大于求的局面，另一方面是人们不尊重自己的职业。
第四，职业亚文化建设。各种职业都会形成特定的亚文化。职业是有分工体系的不同专业构成的。正如杜尔克姆所说，职业内部的习俗可以巩固法律法规。任何职业活动都有自己的规矩，都有伦理在里面。比如，过去的老手艺人，非常强调工序操作的严格，绝不许偷工减料，而今天恰恰由于不按照工序要求去做，劣质产品充斥于市。职业亚文化的建设就是要挖掘出各职业的合理的成分，推进职业伦理的建设，从而有助于推进社会的伦理建设。过去的一种宣传有负面影响，即所谓“五七指示”，认为所有的就业者都要兼做别业，其实，一行有一行的诀窍，不是别人能够作得了的，什么人都来“掺和”，其结果是淡化了职业亚文化。长期以来，受到这种反对分工战略影响，职业亚文化也受到很大伤害。职业的亚文化是职业的标识，职业的亚文化是职业魅力的体现。职业亚文化建设也有利于上面谈到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的形成。
第五，企业和企业主的社会责任。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固然需要全体雇员或就业者的配合，但是，企业和企业主（单位或单位负责人）的社会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为什么说企业主比一般雇员承担着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呢？这不仅因为企业主处在指挥者的位置上，他可以对企业发号施令，而且因为，企业如果获利他是最大的受益者。近来，人们对于贫富的问题争议较大，其实，贫富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问题是隐藏在贫富背后的，为什么贫穷？为什么富裕？如果一个企业主因为经营的能力和创新使得企业发展而富裕起来，比如象比尔盖茨那样，这样的富裕就是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仇富”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因为关键不是富有不富有，而是，富有者是否承担了社会责任，企业主是否承担了应尽的社会责任。在建设职业共同体上，如果企业主起了表率作用，关心雇员的利益，按照我国的《劳动法》建立了覆盖企业职工的医疗、养老、就业保险的机制，支持在雇员中推进各种有益身心的文体活动等等，那么，这种企业的职业共同体建设就会比较顺利。反之，如果企业主只顾自己捞钱，根本不为企业的雇员的社会保障出力，甚至连工资都拖欠，那么，雇主、雇员之间就会相互不信任，企业就没有凝聚力，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就会十分困难。
第六，职业群体的内部关系。职业共同体为什么能够成为新的社会整合的基础呢？前述杜尔克姆讲了九点，已经很清楚了，笔者不赘述。笔者只想谈谈，在中国的场景下，职业共同体承担社会整合功能的特殊性。费孝通先生在理解中国社会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26)，笔者以为确实是解释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精髓。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特征是以“己”或以“自己家庭”为中心的“小圈子社会”，这种小圈子是在中国最有生命力的“社会共同体”。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社会共同体就会有极强的生命力并发挥重大作用，凡是不符合这一原则的社会共同体总是难以发挥作用。比如，改革以前城市里的“单位制”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形成，重要原因之一是单位制符合了中国人“小圈子社会”的原理，单位成为维持“小圈子”利益的重要机制。笔者重提杜尔克姆提出的职业共同体整合社会，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职业共同体符合了中国“小圈子社会”的原理。所以，笔者强调的职业共同体，其基础是人们日常交往的职业小圈子，比如同事、同单位等。笔者以为，不同社会“共同体”的特点不同，比如，杜尔克姆在讲职业共同体时，可能是指欧洲的比较大的职业共同体。而笔者强调的中国社会的职业共同体的特征是：小圈子、熟人关系，这种职业群体是社会成员交往最为密切的小组。换言之，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家族、家庭曾经成为社会整合的最重要的载体，但是，在今日中国，当家庭的小型化导致它难以承担社会整合的首要机制以后，当改革以前的“单位制”也衰落以后，笔者认为，推进人们日常交往的小的职业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就凸显出来，成为今天社会整合、社会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民间基础。
注释：
①涂尔干：《社会分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第13页。
②涂尔干：《社会分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第24-27页。
③同上书，第111页。
④同上书，第228页。
⑤涂尔干：《社会分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第229页。
⑥涂尔干：《社会分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第15-17页。
⑦同上书，第28页。
⑧同上书，第28页。
⑨同上书，第29页。
⑩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7页。
(11)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3页。
(12)涂尔干：《社会分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第91页。
(13)涂尔干：《社会分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第110页。
(14)同上书，第364页。
(15)涂尔干：《社会分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第92页。
(16)同上书，第224-225页。
(17)同上书，第228页。
(1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1页。
(19)Grusky,David B.and Jesper B.Sorensen.1998."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187-1234.
(20)Grusky,David B.and Jesper B.Sorensen.1998."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196-1207.
(21)Grusky ,David B.and Jesper B.Sorensen.1998."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213-1219.
(22)金亮贤：《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文化变迁述评》，引自“程序太平洋网站”：http://www.dalma.com.cn/，首页→免费论文→法学类→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文化变迁述评。
(23)李强：《从社会学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24)李强：《我国转型时期冲突型的职业声望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25)李强：《‘丁字型’的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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