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箭》中的心理复影策略及其伦理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意义论文,策略论文,心理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将大屠杀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Bellante 16)，他在接受访问时坦言，大屠杀是他长期以来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但却从未考虑过就该题材进行小说创作，直到产生《时间之箭》的想法(Noakes 20)。他在另一个专访中解释说，写《时间之箭》的过程就如同穿越在禁忌的森林中，这是他所遭遇过的最困难和最敏感的题材(Wachtel 17)。这些困难和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小说的主人公身份指向一个敏感的话题，谁应该拥有大屠杀的历史和话语权。有观点认为，大屠杀历史的话语权和大屠杀文学的创作权应当专属那些受害者或者他们的后代。似乎为回应这种观点，艾米斯表示他因其日耳曼血统而将大屠杀的施暴者当做兄弟，同时也对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因此他的作品是关于施暴者(Wachtel 47)。大屠杀的创伤与所有人相关，而对二战后出生的英国小说家来说，大屠杀并非意味着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暴力事件，而是有关人性的象征性事件(Hidalgo 250)。大屠杀小说具有见证者的功能，而对艾米斯来说，见证者应该关注的并非仅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屠杀受害者，还应该包括大屠杀的行凶者。那些在痛苦中丧生或者在痛苦中幸存的是普通人，而那些行凶者同样也是普通人。 如果大屠杀事件并非仅属于受害者及其后代，那么大屠杀的创伤亦是如此。《时间之箭》中的大屠杀施暴者尝试在战后开始新的人生，却总是为创伤的过去所困扰。他们的反应让我们无法仅将创伤与受害者联系起来，而排除其他人创伤的可能性。事件的受害者未必会遭受创伤，同样遭受创伤的未必都是受害者。施暴者也有创伤的可能性，因此创伤本身无法用来区分施暴者和受害者。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也指出，受害者不是一种心理范畴，纳粹军医们长期患有胃痉挛以及他们夜间的梦魇和惊叫都无法使他们变成大屠杀的受害者，却也无法庇佑他们免受创伤(79)。大屠杀的施暴者在此意义来说都是普通人，他们缺乏恶魔的心理维度来让自己对创伤免疫。 因此，那些参与大屠杀和执行最终方案的纳粹军医在身处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他们意识内部的“奥斯维辛自我”就会切换到充斥着性欲、酗酒和低俗玩笑的放纵而罪恶的生活方式，并且承担起屠杀的任务。当他们回到波兰或德国度假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相对普通的父亲和丈夫，此时主宰意识的就是更加人道的“非奥斯维辛”自我。这两部分组成整体的自我，并且都在各施其责。《纳粹医生》(The Nazi Doctors)的作者里夫顿(Robert Lifton)将这种现象称为心理复影(psychological doubling)，艾米斯在《时间之箭》的后记中明确地指出该小说与《纳粹医生》之间的互文关系，而最主要的关联之一就是心理复影策略的运用。 一、《时间之箭》中的复影策略 弗洛伊德在《暗恐》中提出，暗恐的两大特点即是复影(double)及重复(repetition)(转引自丁夏林166)，并且结合霍夫曼的短篇小说《沙魔》和《魔鬼的迷魂汤》阐释心理复影的概念。《沙魔》里，沙魔作为被压抑的恐惧的象征在纳斯尼尔生活中多次复现：律师科毕柳斯和眼镜师科波拉都是沙魔的复影；科波拉和斯帕拉桑尼之间的争吵又是科毕柳斯和纳撒尼尔父亲之间矛盾的复影；机械人奥林匹亚则是纳撒尼尔对失去眼睛或被阉割的恐惧的复影(童明110)。弗洛伊德借助《魔鬼的迷魂汤》来加强复影的概念，故事中梅达杜斯和罗马男爵互为复影的意象颇为引人注目。由此可见，通常在小说或民间故事中，两个人物会因为形似或神似而互为复影。霍夫曼在小说中强调心理过程在梅达杜斯和罗马男爵之间的转移，而弗洛伊德认为互为复影的两者之间存在“心灵感应”，两者能够“共同拥有知识、情感和经历。两者进而产生身份认同，自我便由此而混乱，或者异质的自我将会代替真正的自我”(Freud 9)。 接着，复影的概念由最初的两者相似性演变为后来主体的自我分裂，并且频繁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爱伦·坡通常会将人物的复影塑造为阴险邪恶的形象，由此来探寻人类本质的二元性。复影概念最透彻的阐释则来自里夫顿，他认为复影的心理原则指的是，自我分裂为独自运行的两部分(Lifton 418)。总体来说，心理复影具有五个显著特点：首先，主体内部自我和他者在自治和连接方面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就如纳粹医生同时需要奥斯维辛自我和原初自我；其次，复影策略遵循的是整体性的原则，奥斯维辛自我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具有包容性，并且能够与奥斯维辛环境相连接；第三，复影具有生死维度，也就是说，杀死自我的目的是伤口的愈合与自我的生存；第四，奥斯维辛环境中复影的功能可能是避免愧疚感；最后，复影同时涉及到无意识和道德意识层面。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复影才有别于传统心理学人格分裂的概念(419—20)。由此可见，复影的概念是围绕着自我而存在的，同时也是独立于自我的异质部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认为，自我并非是先验而固定的思想实体，而是在语言结构、社会象征秩序、历史发展等各种力量的压抑和支配下不断变化的。自我之中存在着他者、陌生的因素，也包含着异域和异质的成分，从而“我们”成了自己的外人或陌生人(王素英137)。 艾米斯在《时间之箭》中也是基于相同的心理复影策略将叙述和被叙述的主体进行分离，从而展现出故事的反讽效果和悲剧视野。作者在故事中也以叙述者的口吻提及复影的概念：那喀索斯爱上了自己的倒影——自己的灵魂。如果你和魔鬼打交道，而他想从你那儿拿走某个东西做代价，千万别让他拿走你的倒影。我说的不是镜子，而是镜子里的映像，那是你的分身，是你秘密的分享者(12)。这种拉康式的镜像既是作者对复影策略的影射，又能够说明故事的叙述者和主人公是同一个人：叙述者说自己的名字是托德·富兰德里，而主人公奥狄罗·安沃多本在战后也曾经用过这个名字①。然而，小说的叙述者也并非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仅是以主人公复影的身份而存在，而故事中也存在很多他无法涉足之处。他虽然没有被排斥到主人公的情感和噩梦之外，却时常无从知晓主人公的思想。 当《时间之箭》的主人公在故事的开篇垂死挣扎在一家美国医院时，叙述者的担忧暴露出主体内部自我与他者分裂的状况：我寓居的这个身体并不听从我的旨意(7)。并且，叙述者在而后的叙述中频繁地使用“我们”这个字眼来凸显叙述者和主人公之间因人格分裂而导致的心理复影现象。“我们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壮，甚至我们还长高了一点”(10)；“每天当我和托德看完报纸，我们总会把它放回店里去”(10)。虽然两者身处同为一体的状态，叙述者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和主人公之间存在着隔膜：“托德·富兰德里，我无法闯入他的思想，却能完全感受到他的情绪。我有如一条鳄鱼，潜游在他情绪的大河中”(9)。随着故事的发展，叙述者倍受这种心理复影现象的困扰，并且断言，即使其他人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分裂的状态，也绝不会经历与他和主人公类似的噩梦。“我猜他们绝不会拥有我们经历的这种梦境：身穿白长袍黑皮靴的人物，随他而来的总是狂风暴雪，有如一大群人的灵魂(10)。而后梦魇的重复也越发频繁，其中的指涉也越发清晰。出现在噩梦中的意象除了白长袍黑皮靴以外，还有将死或者已死的婴儿。“求求你，别让我看见那些婴儿……这种梦境因何而来？他根本还没做过这种事，看来这些梦境肯定是与托德未来要干的事情有关”(53)。② 显然，故事中白长袍、黑皮靴和婴儿的意象来自某些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事件，在主人公经历过后又以暗恐的方式不断重复，以至最后控制他的精神领域。如卡鲁思(Cathy Caruth)所说：“创伤是对精神造成的伤害，它在幸存者毫不知情或者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完整准确且连续不断地重复，形成所谓的创伤性神经症”(1—2)；并且“创伤并非存在于幸存者曾经经历的原初暴力性事件，而是存在于该事件无法被同化的属性——它在发生之初是无法被解读的——及其始终萦绕于幸存者心中的特点”(4)。由此，“托德心中潜藏的意识，坚持以梦的形式持续让他感觉痛苦。梦境不断重演，反复向我们诉说他的悲惨和恐惧。在这个存放恐惧的银行里，托德是最大的存款客户”(Amis 74)。此时读者能够猜测出，主人公托德因为曾经参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而遭受创伤，而《时间之箭》作为大屠杀小说的面貌也逐渐浮出水面。 故事中叙述者悄无声息地聆听主人公无法愈合的创伤所发出的声音，如同弗洛伊德讲述坦克雷德和克罗琳达的故事中，创伤的寄寓之处并非是前者误杀后者的事件，而是后者的伤口发出的哀怨之声。这种萦绕耳边的哀怨之声象征着坦克雷德作为个体所经历的创伤，然而发出声音的却并非他本人的伤口，而是作为他者的克罗琳达的伤口(Caruth 6—8)。这种声音代表着主体内部的他者，后者能够拥有和分享主体内部的自我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自我由此与他者偶遇(8)，卡鲁思将其称为复影(8)。从该角度看，《时间之箭》中叙述者和主人公互为复影，叙述者说，“虽然他无法闯入托德·富兰德里的思想，却完全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体会到他的恐惧”(9)。奥托·兰克(Otto Rank)将复影与镜中的映像、影子和守护之魂相对比，又将其与灵魂的信仰和死亡的恐惧相联系；他认为复影的概念最初是为防止自我的毁灭，是积极而坚决地否定死亡的力量的结果(qtd.in Freud 9)。而《时间之箭》中主人公复影产生的原因就是主体在经历创伤后的自我保护，这种心理复影关系的实质就是主体内部的自我与他者关系。正如麦卡锡(Dermot McCarthy)所说，如果小说《时间之箭》能够让我们对它所涉及到的历史片段重拾敏感，那么这种敏感性的来源艾米斯讲故事的方式(295)。 二、主人公的自我与叙述者的他者 《时间之箭》中的复影策略展示出，主人公的主体内部存在着作为叙述者的他者，但是自我却不知和无视他者的存在，由此无法实现主体的统一和创伤的愈合。“当然我似乎非得和托德拴在一起不可，但他却不知道我的存在，让我不免感到有些寂寞”(Amis 38)。主人公的自我和叙述者的他者相互分裂导致他们之间或轻或重的分歧。虽然叙述者与主人公托德同为一体，但是前者无法认同后者的很多恶劣行为，“他在大街上抢走小孩手中的玩具……旋即转到商店去，把玩具换成现金……(托德在去教堂的时候)竟如此恬不知耻，每次都从募捐袋中拿出好大一张钞票”(19)。他甚至认为，托德的残酷可能发展到“更加肮脏、卑鄙、离经叛道和荒诞不经的程度”(19—20)，由此可见，“当复影于主体我之外独立存在并自行行动时，主体我的主体性就被严重质疑和异化”(王素英133)。随着自我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复影逐渐演变为一种能够对抗自我的能力，并且具有观察和批评自我的功能，这也就是我们具有良知的原因(Freud 10)。兰克也认为，永恒而不朽的灵魂很有可能就是人类肉体的复影(qtd.in Freud 9)。 因此，叙述者作为主人公的良知和灵魂一次次向他发出预警。他反对主人公复杂混乱的男女关系。托德和艾玲已经建立稳定的恋爱关系，却又和该诺偷情，叙述者对此无法认同且试图劝阻；但是主人公对此置若罔闻。“托德，我想告诉他千万别这么做。这是良心之声，但是声音却如此微弱，根本没人听见”(63)。叙述的声音代表着主人公的良知和灵魂，所以当主人公的女友艾玲抱怨主人公，说他没有灵魂的时候，叙述者能够感同身受，觉得自己也非常苦恼(62)，作为灵魂的他“只能像一只白色的蝙蝠倒挂在暗处，任由黑暗主宰白日”(100)。叙述者代表着托德这个主体所缺乏的善良和温情，但是主人公却拒绝与代表着良知的叙述者产生移情，因此无法触及到善良，继而维持着冷漠无情的状态。这种没有灵魂的孤独状态也自然会导致主人公生命的残缺，而叙述者认为他们所经历的恐惧就来自这种残缺。“关于托德的恐惧，当我停下认真加以分析后才明白那是确确实实的恐惧，不过我无法解释。那必定和他心中的残缺有关，然而是谁造成这个残缺？他有办法避免吗？”(9-10)。这种残缺就是因为主人公将主体内部的他者排斥在外，这种自我对他者的排斥导致他无法对他者做出反应，或者对他者承担责任，这进而会引发伦理问题。 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曾经在《论逃亡》(“De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