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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是从属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的一对命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随着工业时代的开启和全球化的滥觞，公平与效率问题越来越超越地域、民族、国家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公平与效率问题越来越与人类终极价值紧紧相连：它牵涉到对自由、权利、平等、正义等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些核心概念的界定，更越来越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及全人类的福祉有关。于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地分享全球化成果、如何实现全人类的利益和进步便成为当下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
公平与效率是由人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性质即需求状态和摄取性质决定的。在人的社会性意义上，人之需要的无限性与价值对象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公平与效率何以可能的人学基础。公平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构成人与人的关系；效率是一个生产能力问题，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类原初状态下，由于极其低水平的生产能力，摄取的生活资料非常有限，分配只能以绝对平均的方式进行。这种分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公平的特殊形式。严格地说，公平作为问题在这个时期尚未显现。公平问题是在产品出现剩余但又不是绝对剩余的前提下显现的。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活动领域的扩大，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公平问题已超越狭隘的产品分配领域而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同时，与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人道等联系得越来越密切。公平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在任何时候都是具体的、相对的。
效率的本意是指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效率问题是任何社会的首要问题。正如布莱希特所言：先得有食物，然后才谈得上道德。在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对于需要程度总是稀缺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它就不可能期待有多大的收益和增长。也就是说，稀缺性迫使社会在作出资源利用选择之前必须供给和安排一套规则、制度。哪怕这种规则、制度如诺思所言是最糟的也比没有的好。这些规则、制度就是社会制度规范体系，也就是罗尔斯所谓的社会建制体系，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有效性及社会的稳定性。社会制度规范体系是否合理便体现在生产、交换活动的有效性和社会的稳定性上。于是，效率问题即转化为社会制度规范体系的合理性及其运作的公平性问题。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实现公平与效率更好结合的进步过程。
（二）
公平与效率问题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较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寻求公平与效率的更好结合上：
在物质创造方面，资本主义第一次展示出人的活动能力充分发挥能够取得什么样的伟大成就：机器生产创造出了完全不同于古代社会类似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建筑的人间奇迹；跨越太平洋、大西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帝国，实现了历史上为各种形式的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所望洋兴叹的远征；开创出社会化大生产，以至在它诞生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得多。由此，拉尔夫·达仁道夫会说：“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供给革命”。[1]
资本主义在人类争取公平的曲折历程中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但在理论学说上承认“天赋人权”、“生而平等”，更重要的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类第一次有可能从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共同体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2]人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在社会关系上大为简单化促成了形式上的自由和机会上的平等，并逐渐为之提供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一整套思想体系以保障它的有效性。为了真正的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的表面形式上的公平是必要的。
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不但从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发展中获得体现，而且在于对世界整个文明进程的贡献。资本追求最大效率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止境扩张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它必须也必然“不断变革”、“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3]这是以往一切时代所不曾有的特点；表现在对外方面，为了扩大产品的销路，“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4]。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在客观上就成为一种推动“世界历史”[5]（用今天的话语就是“全球化”）形成的物质力量：当它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打破地域、民族国家间的界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同时，就势必越来越造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的格局。[6]于是，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也就越来越在更大程度上，从民族的历史向“世界”的（或“全球”的）历史转变。人类历史上也就从此有了处理、协调和解决民族国家交往过程中的各种事务、矛盾和冲突的国际制度体系，并在一步步地走向合理、公平。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为寻找公平与效率的最好结合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思想和对今天仍有意义的实践上的尝试和应用。从斯密“看不见的手”——市场作为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唯一准则，到巴斯夏的经济和谐论，由边沁、密尔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说和公益合成论直接导致的边际革命，发展到李斯特的“道德的人”及在其思想影响下“铁血宰相”俾斯麦推出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福利政策，直至20世纪的凯恩斯主义及其影响下的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西欧福利社会模式的确立，都围绕着公平与效率的主题，更包含着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进步。而面对日益被推向全球范围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资本主义为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提供了一系列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安排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制度规范体系成为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公正在历史上的重要举措，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推动和人类整体利益的提高有积极意义。康德说，永久和平和世界公民社会都需要制度。
（三）
诚然，公平与效率问题第一次系统地在理论上被提出来并在实践上得以尝试解决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崇尚自由主义、保护私有财产和以市场竞争为唯一准则的（全球）社会中，公平何以能真正实现？首先，市场并不是如那些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所认为的是万能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曾认定市场存在一种“财富的自然进步”，最终会把一切不平等铲除。[7]但伴随资本主义经济长足增长的却是18、19世纪的工人阶级陷于饥寒交迫的“悲惨世界”的结果。斯密以后，哈耶克作为当代自由经济理论著名代表，虽然预言了剥夺一切个人经济自由的计划经济必然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但他却以“致命的自负”断言市场是唯一确定财富回报的机制，而那些“支持分配公正（即每个人都应得到自己道义上应得的份额）的整个思想，在人类合作（或交换）的扩展秩序中是毫无意义的”。[8]这种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国家大受青睐和推崇，正迎新科技革命涌动而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突飞猛进并出现又一轮的增长高潮，一些发达国家率先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但紧随而来的却是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日趋加剧，经济增长成了没有再分配的增长被称为“没有目标的发展”，[9]由此产生的全球性的冲突日趋频繁。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竞争导致的第一结果就是富人“把竞争的负担转嫁给本国社会最贫弱的人们”[10]。第二结果使得竞争的有益的一面丧失殆尽，“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社会团结受到严重威胁。[11]再一个结果是把人类全部状况简化为人的经济主义立场与行为方式，即人与人的竞争，把人文社会历史浩大丰富的范畴压缩成一个范畴——竞争精神。[12]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恶性竞争导致经济混乱；各国之间的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和居民的边缘化；全球生态体系受到过度开发与损害（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地方荒漠化、土壤大批受到侵蚀，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海洋河流严重污染）。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高效率却是以这一切为代价的，这种进步是片面的并负有罪责的。今天，阿拉伯世界的冲突、非洲地区的动荡和拉美国家的困境以及“奇迹”破灭后东亚“小龙”、“小虎”的无奈，除了自身的和其他一些原因外，难道不也是在为这种历史的错误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吗？
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壮大和发展并不全都在自由竞争前提下，更多的是建筑在早期对大多数落后国家的野蛮掠夺和极不公平的交换基础上的。殖民主义的统治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极端伪善性和自由贸易的虚假公平性暴露出来。19世纪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及对印度的殖民地化就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野蛮行经。对于大多数落后国家来说，它们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初就注定处于不公平的地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家何以能敌过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国家？尽管资本主义的冲击瓦解了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并在发挥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的作用，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却只能落入“边缘化”和“半边缘化”的悲惨境地，只有极少数例外如日本。在殖民体系的条件下，不公平的国家间的关系和极不公平的贸易（掠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西方资产阶级口口声声唱的自由、平等和正义在这里荡然无声。即使在后殖民时代，已经独立的后发国家的发展也由于曾经被奴役、被压榨的严重不公平的历史而受到极大的抑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模式更多地属于建立在国外市场基础上的依附型的外向经济，因此，商品经济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而经济的外向性注定使农业陷于停滞，有时甚至倒退。因为由于前资本主义结构屈从于外国资本的需要把一部分人逐出土地，使之无产阶级化，但并没有创造一种需求来为这部分过剩人口提供就业，也就是缺乏一种通过自主中心工业化的出路，只能增加对土地的压力。所以，在积累时期的欧洲社会存在着保证劳动力就业的新平衡，而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种倒退的平衡，把一部分劳动力排挤出生产体系。[13]
再次，资本主义全球化引出的国际分工，不论是旧的形式——发达国家（即北方国家）提供制成品，而不发达国家（南方国家）提供原料，还是新形式——不发达国家（南方国家）供应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而发达国家（北方国家）提供设备和“软件”，都是不公平的。这种国际分工使南方国家在一开始就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主动性，从而使追赶和获得真正的独立无法实现。这种不公平的分工体系使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分裂。通过和发达国家的直接联系更使各个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从属性联系更为分散，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越来越冲淡和弱化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谈判力量。
最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技术上处于弱势，迫使落后国家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先进技术。这种依赖往往意味着失去自主权，使之在政治上处于独立但又不能完全自主的不平等地位。落后的、依附的经济使它们在国际政治社会里不可能拥有发达国家所有的权利、获得发达国家所能够获得的全球利益，它们很难改变和影响全球化，摆脱不公平的遭遇。事实也正像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体系论”（沃伦斯坦等）、“依附论”（阿明、多斯桑托斯等）代表人物所论证的那样，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努力创立的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目的只在于建设一个依附于自己的国家，而决不会是能够获得独立发展的国家。
如此提出问题并不意味着否认落后国家融入全球化的必要性和利益所得或者说是“应得权利”[14]，况且，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已经宣判了那种脱离于全球世界经济体系的封闭模式的死路；同时，也不意味着西方殖民扩张完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机器工业的产生、现代科技和教育的推广、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这一切都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进步的内容和标志。只是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这种进步的获取是由不公平的“交往”带来的，它充满了血污、耻辱和剧痛。这种进步的成果和所产生的利益也不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及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公平享有的。这种不公平的片面的进步导致并加剧了世界范围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使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所以，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反全球化逆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阿拉伯世界、中亚、南亚地区尤甚，因为这些地区几乎是在发展之外且受到资本的无视甚至抛弃，除了石油和它们所构成的威胁才被发达国家重视），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新生的力量如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反对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甚至伴有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四）
尽管无论在军事、金融、文化、生态、政治领域还是在生产领域，全球化在当代的演进仍然存在高度的不对称、严重的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将会长期存在，但是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已经变得更少欧洲中心化或者大西洋中心化”[15]。况且，无论是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缩小差距进行努力。
“上帝”为了自己的再发展伸出援助之手：发达国家减免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并成立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发展中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等，虽是杯水车薪，但毕竟是有所作为的。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就曾提出世界各国应在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共同稳定原料价格。60年代，诞生了南方国家争取经济权益的第一个国际组织——77国集团，第一次明确主张建立“新的公正的经济秩序”。70年代初，77国集团发表《利马宣言》，声明发展中国家应有权“充分参加改革世界贸易和金融制度的任何磋商和决策”。而中东国家石油斗争的胜利把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权利斗争推向了高潮。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77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分析了建立新的公平的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旧体系是“阻挠发展中国家获得彻底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是导致不公平的根源，强调世界的发展“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国际合作是所有国家都应具有的目标和共同责任”。文件还对如何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如何加强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和如何改变南北方商品贸易中不平等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建议。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也紧锣密鼓。在货币金融领域，联合建立了若干多边机构，有清算机构和援助机构等，以期通过相互合作解决资金融通中的严重困难。在生产贸易领域和科技领域，也有广泛的交流和密切的合作。由于地区、发展程度和任务及目标的不同，南方国家合作的主要形式逐渐趋于区域性经济合作。其中显示较强生命力和富有成效的有东盟、西非经济共同体、拉美一体化协会和南亚联盟等。当然，由于南方国家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泛，经济发展程度不一、社会文化背景迥异以及融入全球化大趋势下的不同的应对方式和应对能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别，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高擎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以后，全球进入了又一轮的恶性竞争，致使许多南方国家招架不住：拉美国家越来越为严重的债务危机所困，非洲大陆在连续的天灾和政策失误的打击下陷于停滞和衰退，中东石油国家也因油价大跌或产量下降受到遏制，而东亚许多国家也由于1997年金融危机结束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般的历史，它们之间的全面合作变得越来越艰难。致使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公平与效率的更好结合的努力受到挑战。
但是，人们并没有放弃。就整个世界而言，由于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以及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超越的困境严重抑制了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再发展。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强烈地感受到被绑在一起，受困于同样的问题、面临同样的命运。共同的利益和困境使人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竞争固然产生高效率，但无节制的竞争最终只会带来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全球市场经济必须有全球范围内的监控机制和规范体系（连乔治·索罗斯也如是说），市场不能成为唯一的调节者，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全球）社会再分配的增长；不公平的政治经济秩序必须改变……这些思想和共识使公平在全球范围得以实现成为可能。
许多有影响的国际知名人士认为需要达成一个全球新契约，它要以全球的公共利益为目标，包括共同制定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目标。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平衡之路，全球马歇尔计划》一书中提出，全球调控变得十分必要，迫切需要制定并且实现全球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富国把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让给穷国，为有节制的人口增长与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资助。日本经济调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走向新的全球模式》的结论也有类似的考虑。甚至连全球金融寡头为寻求全球化对策主办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东京全球论坛、国际贸易持续发展委员会等。而许多国际组织更在孜孜不倦地为建立一个公平和谐的全球社会努力着，如联合国系统下的众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科学机构联盟、勃兰特发展问题委员会、帕尔梅安全问题委员会、布伦特兰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尼雷尔南部问题委员会等都广泛宣传了全球相互依存原则、宣传了全球协调和共同努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对界定和贯彻所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而1992年里约热内卢国际会议曾尝试接近于作出这样一种决策。在这次会议中，涉及到如何对世界幸福与人类整体福利作出解释和进行改造，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与分配——考虑到世界各国和民族中许多不同集团的需要、愿望、潜力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作为一种全球契约的典型具有伟大的象征性意义和潜在的政治意义。
可以说，这种以全球公共利益和人类整体福祉为首要原则的全球契约，是国际关系中全新的思维。它的实现除了共识还必须建构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秩序：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公共政治规范——在罗尔斯《万民法》中有系统论述，这是一种把“公平的正义”理念推广到整个世界，体现了对弱势者的强烈同情和重视的理论——和全球范围的最底线的伦理准则。这就迫切需要重新发挥政治的重要作用，即通过国家、政权和非政府组织占领跨国政治空间——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得出的教训，对全球市场实行有力而广泛的政治调控，以避免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误入“市场极权主义”。随着“自由主义的终结”，“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政策”已经成为“21世纪首脑外交的创造性使命”。[16]它要实现这样两个目标：一是减少被排除在全球市场福利之外的大规模贫困；二是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赢者与输者之间争取更多的分配和收入公平。在南北关系政策上必须赋予社会公平理想同等的地位。社会公平作为政治准则在现实中并不意味着结果平等，而是共同工作，建设一个能够保护人的尊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承担或排除现代经济发展代价的世界社会状态。这个任务必定是极其艰辛和漫长的，但这毕竟是人类要追求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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