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吴一辉说”是中国期刊的开端_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论文

再论《吴医汇讲》为中国期刊的肇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肇端论文,中国论文,期刊论文,再论论文,吴医汇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背景与《吴医汇讲》的期刊本质

       自1955年祝荩梅[1]、金寿山[2]等认定《吴医汇讲》(见图1)为中国第一份期刊以来，学界并无异议。《辞海》载明其为“最早的中医杂志”[3]。《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史卷》载明“系我国最早具有医学刊物性质的著作”[4]。《中国医籍大辞典》载明“刊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清嘉庆六年(1801)……是我国最早的医学杂志”[5]。《中医人物词典》“唐大烈”条载明“《吴医汇讲》十一卷……为国内最早具有刊物性质之医学文献”[6]。白寿彝的《中国通史》[7]、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中国医学通史》[8]、《中国文化通志》[9]、《中华文明大辞典》[10]、《中国科学技术史》[11]、《汉法双解中医名词术语典》[12]、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编的《出版专业基础》[13]等，均将其列为中国最早的不定期刊物。

      

       图1 《吴医汇讲》乾隆壬子(1792)岁新镌校经山房刊本和嘉庆元年(1796)补镌本

       否定《吴医汇讲》为中国第一份期刊者，所涉文章极少，主要为图书馆学者。其余所持观点与图书馆学者区别不大，或为附会，或为臆测，直到2015年还有人或社团把西方传教士于1815年在马来西亚创办的中文期刊作为“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诞生200周年纪念[14-15]。对此，我们已发表了一些论著进行了讨论[16-19]。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期刊概念调查[20]和《辞海》等中文工具书的定义，期刊最根本的性质：一是具有无限期出版的意图，哪怕它没有实现，但确定已宣示了这种理想；二是具有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的特征，最长出版周期为年刊。其外在特征有：册页装订，有固定刊名，以期、卷号或年、月为序，版式、开本也固定不变，可以数期、数卷合刊，也可改版、合订。其内在特征有：根据一定的编辑方针(如凡例、征稿启事、投稿须知、简则、简章等)，将特定领域的作品汇集成册出版，每期的内容一般不重复，即有求新的特征，一般应有创刊辞(序、卷首语、发刊词)表示诞生、休刊说明(或声明)表示终止，以及内容范围、目的、宗旨等文字表述。《吴医汇讲》具备无限期出版和连续出版的本质，外在和内在特征大部分具备期刊的特征。其《凡例》即相当于征稿启事、投稿须知、简则、简章的功用；唐大烈的《自序》则相当于发刊词；前置的缪遵义序、蒋楩序和末置的朱克柔《书吴医汇讲后》均具有发刊词的意义；唐大烈孙庆耆的《爰书数语附于简末》相当于休刊说明。

       其编辑特征：古有编辑6艺或7艺之说，6艺即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原稿、整理发稿，7艺则增加获取信息[21]，而现有编辑12艺之说，即信息采集、选题策划、修订和优化、审稿、签订出版合同、加工整理、整体设计、发稿、校样处理、样品检查、出版物宣传、信息反馈收集等。《吴医汇讲》不仅具有传统的6艺，审稿也已有编辑初审和同人复审，而且也已有著作权和防止盗版的概念。唐氏常与同人进行中医学术切磋，“(嘉庆元年丙辰，1796年)余去冬曾与邻金子东屏、胡子诚斋、谢子由乔，暨同道唐子迎川、周子思哲、朱子涧润，以及门人王文海辈，谈及是日防受寒邪”[22]。唐庆耆也指出：“仆先祖笠山公……旧存见闻篇什，及诸公送来佳作，先祖必反复细阅，再商之二三老友，考订尽善，方始付梓。是以采取者果多，存止者亦复不少……不苟采选，可见仆先祖慎且重也。”[23]这些均表明其编辑工作是严谨认真的。对其他编辑出版要素已有专论[18]，本文不再赘述。

       2 与主要观点的再商榷

       2.1 对3种否定性观点的商榷

       1)苏铁戈先生认为其是分2次在3个年份内刊刻完成的，并非在11年间每年出1卷，“应该是一部医论杂著的总集”，因此否定其为期刊[24-25]。姚远已经在1997年的论文中与苏先生做了充分、友好的商榷[16]，苏先生也于2006年致函姚远，表示所持《吴医汇讲》为期刊的观点自有道理，不再争论。

       2)江乃武先生除附会苏先生“根本就不是10年里分11次刻的，而是3个年份里两次刻成”的观点以外，还认为当时“生产力较前发展”“人民言论自由”“科学技术已有所发展”“已有一批思想较以前解放的知识分子”这4大社会条件尚不具备，“没有相应的环境它无从诞生”，而且认为“唐大烈也缺乏相应素养”，因此，“乾嘉时期尚不具备连续出版物的条件”[26]。田峰、尹玉吉也附会江先生的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仍处在封建专制极度强化的时期，不允许有学术产生、发展的土壤”(这是极为武断和罔顾历史的一个看法)，甚至用历史上废止中医的极端观点，认为“中医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细胞、分子、原子的程度”，“一直以来遭到质疑”，“封建‘盛世’下没有学术期刊产生的条件”等[27]，以此来否定《吴医汇讲》的期刊属性。

       3)沈敏等除附会苏先生“最多是分两次出版的”“11卷之间是不相连续的”观点，又提出其“缺乏时效性，无法及时传播学术信息”，“《吴医汇讲》之后，后继乏人”，“分次出版、卷以日增”的“招术”只是为了“防止盗版翻刻”，故“作为中国期刊之源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只是“优秀的中医论文集”[28]。这里实际上形成了该文一方面说《吴医汇讲》“不具备连续性”，而同时又提供了分卷、分次连续出版的证据，以致前后矛盾。至于文献[28]引述祝荩梅“《吴医汇讲》之后，后继乏人”的问题，也与历史事实不符。仅1815—1911年的清代，在我国境内和海外出版的中文报刊就有1753种，另有国内出版的外文报刊136种[29]，表明我国报刊从邸报传统、丛刊传统和西式引进3大方面均在发展生长。仅江苏省就创刊有报刊70余种，包括唐大烈家乡吴县(今苏州一带)的19种，诸如《吴门杂志》《蒙学报》《东吴校刊》《学桴》(《东吴月报》)等。这些期刊，包括清代传教士办的期刊，大都诞生于唐以来的《邸报》背景，或产生于南宋以来《儒学警语》丛书、丛刊(如《吴医汇讲》)的背景。其共同特征是似书似刊，竖排线装、木板雕刻印刷、以卷分期，最初载文大都是国外书刊甚至百科全书知识的译介，就科技知识多为粗浅的、片段的和陈旧的内容。比如，清道光癸巳年(1833年)八月号《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甚至报道558年前的1275年马可波罗到达北京的消息，竟然是报刊关于马可波罗来华的最早报道。因此，指责《吴医汇讲》“缺乏时效性”、不具备“及时流通和广为传播这些新见解”的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中医史学界对其学术创新、新闻出版界对其编辑出版创新已多有论证)，也过于苛求和缺乏历史观。即便是唐大烈《自序》提到的《吴中医案》《名医类案》的模仿，也是“仿”中有“或出心裁”和“领新而标异”。如《名医类案》这种明代医家摘录前代和明代医家的医案集成的著作，即使同一医家的治疗不同疾病的案例也会收载于不同条目之下，体现的是编辑者的思想，原作者的片段只是编者的引用材料，原作者并未作为独立作者存在，而《吴医汇讲》则完整保留了原作者的思想，原作者仍作为独立个体存在。这正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于鸣镝先生就此明确指出：“必须历史地、发展地看待《吴医汇讲》”，“用现代期刊的特征去对照，并由此得出它不是期刊的结论是值得研究的”，“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现代期刊并不是一出现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近代和现代期刊存在着一些差异”[30]。

       简言之，持否定立场者只有苏铁戈先生从图书版本学的视角提出了有价值、有功力的论证，对各种版本作了比前人更为仔细的校阅，也得出了不少正确的结论。本来，就此已与苏先生友好休战。但是，江乃武先生等在不提出新的文献证据的前提下，只是附会苏先生“医论杂著的总集”的观点，又变化为“中医论文集”，故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2.2 关于《吴医汇讲》连续出版特征的商榷

      

      苏先生否认《吴医汇讲》为期刊的主要论据：以《吴医汇讲》只在第7卷末篇结尾最后一行题刻“吴医汇讲卷七终”为据，认为第2次刊刻(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始至乾隆五十八年二月止的7个月之间)时已有前7卷的内容，第2次(嘉庆元年五月望日前后)又续刻了后4卷，即认为《吴医汇讲》全11卷的选刻是分别在3年中进行的。因此，否认其为连续出版物。这是关于《吴医汇讲》为最早中文期刊之争的关键。

       我们认为，刊刻的次数不能作为是否连续出版的唯一判据，还要看各卷刊行传播的次数。因为即便现在，也有的期刊由于稿件积压过于集中，而有一次印刷分期发放，或数期合期出版的做法。有很多迹象表明，《吴医汇讲》是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将11卷合订成册的，苏先生也表明是“后来合订在一起的整部《汇讲》”。由《吴医汇讲》所附缪遵义、蒋楩、朱克柔等作于不同月份的4篇序、跋来看，表明曾分卷传播发行过数次，他们是单卷成册、第1卷单卷本或第1、2卷合订本的第一批读者。其中朱克柔写跋的“壬子仲冬”(1792年11月)，在3个月时间内该书大约只能刻完第1、2卷的内容，卷二目录页的尾行也特别注明有“余稿颇繁，分卷续镌”这种未完待续的字样。另外，朱克柔的《书〈吴医汇讲〉后》有“汇为一编，名之曰《吴医汇讲》。自著诸条……”[31]的字样。这里的“自著诸条”，显然是指唐大烈自己撰写的、刊于卷二的《〈金匮〉上工治未病一节辩论》等9篇文章(之后的卷三～六均无唐大烈的文章)，可见唐大烈送请朱克柔为之作序的《吴医汇讲》只可能为第1卷单卷本或第1、2卷合订本。另外，2位被邀作序的缪遵义(笔者注：苏先生将缪遵义“兹手辑《吴医汇讲》一编，请序于余……”误为蒋楩。缪遵义与叶天士、薛生白号称“吴中三家”、乾隆朝进士，因母疾弃官从医，作序时已83岁，次年即逝；蒋楩为现任元和知县，年资较浅，故其《序》置于缪之后，而另一位作序的朱克柔为缪的门生，故其《序》不敢置前与师并为序，执意置后为《跋》。唐大烈将名医之《序》列在现任知县之前，也显示了他对科学的尊重)，“时年八十有三”(1792)，他所说“兹手辑《吴医汇讲》一编，请序于余，披阅其书……”[32]，以及元和知县蒋楩于乾隆癸丑(1793)仲春(农历二月)在鸿城官舍作序所说“今笠三……汇订成集”者，也可能只是第1卷单卷本或第1、2卷合订本，亦即《吴医汇讲》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创刊至蒋楩作《序》的乾隆癸丑仲春的6个月内，只出版了第1、2卷就流布于一定范围了。我们以为，无论缪氏看到的是1卷还是数卷，《吴医汇讲》再次分卷传播则属无疑。其中，特别是缪序中有“兹手辑《吴医汇讲》一编”和“余披阅其书”等句，表明缪氏看到的是成品，而不是手稿。即便是确认《吴医汇讲》全11卷是在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始至次年的二月间第一次集中刊刻，嘉庆元年五月望日前后的补刻和续编中唐大烈之孙庆耆跋语时的补刻，前后至少已持续六七年时间，加之考虑其在刊刻中曾分卷出版成书，并加以传阅分送，被后人合订，所以其不定期连续出版的概念还是明显成立的。

       另外，卷九《申明三年中气候相乖化疫之说》一文编者按有：“本集第二卷，薛一瓢先生《日讲杂記》中有此一则，而语焉未详，书出之后，诸同学迭有来问此说者，爰为之详说于左。”其中的“书出之后”，显然表明起码第2卷曾在第9卷刊行之前流传于“诸同学”之间，再次提供了分次、分卷连续刊行传播的事实。卷八叶天士弟子杨存耕的《保护元阳说》文后，有缪松心(缪遵义)“吾与杨君亦云然”的赞同式的评论，表明此文曾送请缪在1793年逝世前评审，另有叶元符、程清泰的简短评论；卷八国学生陈元益的《辨活人书妇人伤寒之说》一文后，亦有顾业师“本仲圣以论伤寒治法，由正路也……独开生面，斯可谓用古而不泥古，今而后读《活人书》者，当知所择矣”的评论。这种前卷形成问题后卷作答的形式，以及当期附载审稿人对单篇文章评论的做法，也正是连续出版物常用的编辑方式。

       2.3 《吴医汇讲》中有关无限期和连续出版的表述

      

      证实《吴医汇讲》具有无限期出版意图和连续出版的证据，首推主编者唐大烈置于序言和目录之间的《凡例》。该《凡例》含有今天编辑体例、稿约、征稿启事的基本要素。它表明出版方式为：“各分版页，不相连属，以便续增”；“随到随镌，不分门类，不限卷数……以冀日增月益，可成大观”，其中镌，即雕刻、雕版，亦即稿件随到随出版；《凡例》另一处表明：“是集，系就先见教者先为付梓，现在广以奉征，正无已时”；“现因卷帙不匀，故亦先刻几条，俟诸同学陆续赐教，余亦渐次补镌，非止限此几卷，便为完书也”，这证明唐大烈一开始就有先期出版数卷，再“广以奉征”“陆续赐教”“渐次补镌”和“卷以日增”的连续出版的考虑。这是在缩短出版周期和加快知识传播方面对传统的丛书、丛刊出版方式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改造，也是向近代期刊出版方式进化所迈出的可喜的一步。无论以后唐大烈是否随到随镌，是否做到了不定期连续出版，但这种思想肯定是有了。另外，关于“购阅者须认本堂原板，乃得卷以日增，若夫翻刻之本，焉能随补随翻，决非全集”，六七次提到“不限卷数”“随补随翻”“卷以日增”“日增月益”“正无已时”“非止限此几卷”“决非全集”等说法，以及唐大烈在朱克柔于乾隆壬子仲冬所撰的后序之后也说“拙集不限卷数，以俟陆续赐教，随时增订”，均表明其无限期出版的意图和长期连续出版的意愿，已经具备了期刊2个最根本的性质。不管它是否实现，这种意图和意愿肯定已经具备。

       《吴医汇讲》无限期连续出版的趋向也是明显的。在唐大烈编辑至第11卷第8页周省吾先生佳章时，突患重病，于康熙辛酉(1801)去世，故第11卷仅有周省吾一位作者的5篇文章。其孙庆耆亦自称“年幼无知”，难以承续，只能以此不完整的形式出版。由此可见，第11卷不是“终卷”，而是“残卷”，如果唐大烈不去世，该刊还会继续编辑出版下去。其孙庆耆也许有“续”意，但终因“不能克承家学”，“虽承佳章赐教，不敢续入集内”[23]。唐大烈逝世后竟无人能“克承家学”，《吴医汇讲》遂空有无限期连续出版的志向。然而，唐大烈的拓荒之功却永远彪炳中国期刊史册。

       2.4 有关连续性出版的版本证据

      

      《吴医汇讲》的版本[33]有：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吴门唐氏问心草堂刻本5册1套合订本；清乾隆壬子岁新镌无锡玉海山房监制4册1套本；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扫山房刻本；乾隆壬子岁新镌上海校经山房成记督造4册1套本；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刻本；清嘉庆元年丙辰(1796)补镌本(附：洞主师白喉治法忌表抉微)；清嘉庆六年辛酉(1801)刻本；清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校经山房刻本，应为唐大烈孙庆耆复刊本，最显著的是有附于简末的“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戌春正月孙男庆耆”的跋语；清嘉庆年间(具体年份不详)刻本；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上海扫山房石印本；年份不明抄本；1923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抄本(4卷，藏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195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铅印本；198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私藏有：杨氏藏本(杨守敬，1814年)；朱氏藏本(金华朱颜珍藏，嘉庆年间)；乾隆壬子岁新镌桐城龙谟勖尧藏6册本；绍兴名医何廉臣、何幼廉父子原藏的乾隆壬子岁新镌校经山房刊本藏本；钱塘连氏乾隆壬子岁新镌藏本等。

       《吴医汇讲》卷七第10页唐立三的《司天运气赘言》“续刻”(在卷七目录和正文均标明“续刻”，实为“待续”，即续1)；卷八第17页唐立三的《摄生杂话》“再续”(目录和篇名处均标明“再续”，即续2)；卷九唐立三的《〈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辨》篇首页第3次连载“续三”(目录遗标)；卷十目录上的唐立三《司天运气征验》第4次连载“四续”(正文篇首亦标明“四续”，见图2)。在卷十“四续”《司天运气征验》一文开始，作者特别指出“余曾撰《司天运气赘言》，已镌入是编第七卷矣”，并说明这篇“四续”是专为卷十撰写的。这个声明一是清楚地排除了卷十是与卷七同时镌刻的可能，二是表明连载的4篇文章并非一次完成和一次性镌入。这说明苏先生“为了大致平衡每卷的篇数，便分别在八至十卷(正确应为第7～10卷——笔者注)适当地加进了自己撰写的四篇九则文章”的推测，是不准确的。

      

       (1)卷七第10页唐立三《司天运气赘言》“续刻”；(2)卷八第17页唐立三《摄生杂话》“再续”；(3)卷九唐立三的《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辨》篇首页第3次连载“三续”；(4)卷十正文唐立三《司天运气徵验》篇首的“四续”；(5)卷七末页的“吴医汇讲卷七终”。

       图2 《吴医汇讲》的续刻连载

       这里卷七～十的4次“续刻”“再续”“三续”“四续”，至少表明《吴医汇讲》有过在卷与卷之间的4次接续连载。这有3种可能：一是主编者唐立三的稿件尚未完成，有待下一卷付梓；二是为求各卷页码大致平衡，规模相当，以主编者自己所撰稿件垫底；三是为求稿件题材、体裁多元化，将编者自己较长的稿件分卷连载。但是，无论是哪种可能，只有具备连续出版性能的媒介，才具有连载的功能，如果是在11年中一次性刻成或2次刻成，则大可不必使用连载这种会减弱单篇论著的拳头效应、而且阅读不便的编辑出版形式。

       2.5 分次、分卷刊行传播的版本证据

      

      今所见大成老旧刊数据库“古籍文献”所藏“乾隆壬子岁新镌桐城龙谟勖尧藏本”，为《吴医汇讲》卷一曾单独刊行提供了证据(见图3)。其卷一按原次序包括：主编者唐大烈《自序》；吴中三大名医之一缪遵义《序》；元和知县蒋楩《序》；唐大烈《凡例》；卷一目录；卷一首页署长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辑，门人沈文爕玉调氏校订；王云林《祷告药王誓疏》、叶天士《温证论治：计二十则》、陈献传《人身一小天地论》、谷雨田《书方宜人共识论》等4篇论文。这个“新镌”本，应该还不是缪遵义和蒋楩作序之前见到的那个卷一单独刊行或卷一、卷二合订册的那个版本，最初的清乾隆壬子吴门唐氏问心草堂刻本《吴医汇讲》5册合订本(卷一、卷二为1册)应该有不含缪遵义《序》和蒋楩《序》的一个样本。这有2种可能：一是唐大烈请缪、蒋作序时“手持一编”为样书，拿到两《序》后，在“新镌”本入编(因为“各分版页，不相连属，以便续增”，故置前插入很方便)；二是最初还有一个不含缪、蒋两《序》，在小范围流布的样本。究竟何如留待后人验证。然而，无论如何，《吴医汇讲》曾单卷刊行和分卷、分册多次传播的事实是确凿无误的。

       其分6册分卷刊行状态如下：卷一为1册；卷二、卷三为1册；卷四、卷五为1册；卷六、卷七为1册(卷七末页附言“吴医汇讲卷七终”)；卷八、卷九为1册；卷十、卷十一为1册。这个藏本的发现，表明为何会在卷二目录页标明“余稿颇繁，分卷续镌”的声明和在卷七末页附言“吴医汇讲卷七终”的字样，原因在于“余稿颇繁”，一开始就有“分卷续镌”和分卷刊行的意图，“卷七终”和“分卷续镌”也表明这种分为6个分册、分卷刊行的方式，并非印刷者图谋卷帙均匀所致，而是编者的本意。

      

       (1)每册均有的封一(刻印“吴医汇讲”，收藏者手书“桐城龙谟勖尧藏本”)；(2)封二，只有第1卷有，余以篇首、书眉方式注明刊名、卷号、页码；(3)篇首页，有“吴医汇讲卷一”、“长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辑，门人沈文爕玉调氏校订”、作者署名、作者简介和稿件来历、文章标题；(4)卷二、卷三册封面，依稀可见左上竖排刻印的“吴医汇讲”和藏者手书；(5)卷二目录页。

       图3 《吴医汇讲》6册本(乾隆壬子岁新镌，桐城龙谟勖尧藏本)卷一单卷刊行本

       在清乾隆壬子吴门唐氏问心草堂刻本《吴医汇讲》5册合订本(见图4)中，见有5个封面。笔者之一姚远于2016年2月18日咨询委托影印的古籍网描述原始件清乾隆壬子吴门唐氏问心草堂刻本的外观为：卷一、卷二为1册；卷三～五为2册；卷五、卷六为3册，卷七、卷八为4册，卷九～十一为5册，共有5个封面。乾隆壬子岁新镌无锡玉海山房监制本(见图5)，分为一(卷一～三)、二(卷四、卷五)、三(卷六～八)、四册(卷九～十一)。这表明，《吴医汇讲》有过分为4册各自出版的史实。

      

       (1)、(2)为卷三～五(第2册)的封面和卷二的末页；(1)左边为卷三目录页。

       图4 清乾隆壬子吴门唐氏问心草堂刻本《吴医汇讲》5册合订本

      

       图5 乾隆壬子岁新镌无锡玉海山房监制本

       乾隆壬子岁新镌由上海校经山房成记督造的《吴医汇讲》4册1套(图略)。

       另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见到数个标明“乾隆壬子岁新镌”的版本，其中1部为连自华藏书(图6)。连氏为浙江钱塘人，清末名医，曾应诏入为慈禧、光绪把脉。该书上有连氏藏书印记及朱墨2种笔批注，纸张甚佳，字迹边角清晰整洁，当为早期印本，对于研究版刻风格辨识度较高。该书前有缪遵义、蒋楩、唐大烈自序，接着是凡例，正文9卷，后附朱克柔后序(无卷十、卷十一)。此版本每1卷装订为1册，共9册。该书卷一～八均为9行20字，但各卷刻笔不尽相同，如同为卷三，周思哲和蒋星墀2文的笔刻粗细不同，卷五～八均有这种情况，卷九第1篇文章亦为9行20字，但第2篇《古方权量说》一文，每行多达25字。怡宁居主也注意到，绍兴名医何廉臣、何幼廉父子原藏的乾隆壬子岁新镌校经山房刊本中，“版片多有不同，因刊于不同年代，出自不同刻工之手。如卷九为九行二十五字，而卷一为九行二十字”[34]。这些均表明其曾由多个刻工在不同时间镌刻，并以多种装订形式、在不同时间刊行传播。

      

       图6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现存乾隆壬子岁新镌钱塘连氏藏1卷1册本

       以上版本流传中的《吴医汇讲》6册本(乾隆壬子岁新镌，桐城龙谟勖尧藏本)、乾隆壬子吴门唐氏问心草堂刻本的5册本、乾隆壬子岁新镌无锡玉海山房监制本、乾隆壬子岁新镌由上海校经山房成记督造的4册本、钱塘连氏藏乾隆壬子岁新镌的全册9卷并单卷装订本，再次表明其分卷、分册刊行流布的事实。其中后2个刻本只比“吴门唐氏问心草堂刻本”多了“新镌”2个字。创刊次年又有清乾隆癸丑(1793)刻本。这4个刻本出版时，只可能有前几卷。创刊4年后出版的清嘉庆元年丙辰(1796)补镌本，则又“补镌”了新的卷册；清嘉庆六年辛酉(1801)刻本和清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校经山房刻本出版时，则已出齐11卷，故可出全套的合订本，也逐渐消除了逐卷、逐册刊行流布的痕迹，故常常引起初涉者和未考察过版本全貌者的误解。

       3 结论

       我们提供的以单卷、卷一单卷(余2卷合订)分为9册本、6册本、5册本、4册本刊行传播的实物证据，并以诸版本卷七～十的4次“续刻”“再续”“三续”“四续”和众多文字表述的史实，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吴医汇讲》无限期出版意图和不定期连续出版的特性，彻底推翻了“3个年份里两次刻成”的错误观点。

       《吴医汇讲》承载和传递的信息和文化符号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它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多卷本图书出版传统，通过改造丛书、丛刊的编辑出版传播样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随到随镌”“不限卷数”、无限期连续出版的期刊这种新的刊行传播样式，创造了新的学术文献载体和媒介，在中国新闻传播和编辑出版史上显然具有拓荒意义。这和西方传教士在此之后传入的近代期刊一起，标志着中国期刊的诞生有着2大源流：一为在传统的书籍出版和新闻报纸出版土壤中土生土长的连续出版物；二为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经由传教士传入的西式连续出版物。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客观科学地地看待《吴医汇讲》的实际出版方式与近现代期刊的一些距离，它毕竟已不同于丛书的连续出版方式，在很多方面也具备了连续出版物的特征，并向期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我们说，《吴医汇讲》及其他尚待发掘的类似的丛刊出版物，应该视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期刊的萌芽。《吴医汇讲》这株萌芽中的期刊，由于由卓有成就的医家主编，由于处于全国刻书业中心之一的苏州，由于有名医荟萃、学术文化繁荣、医学教育发达的良好地域环境和文化氛围，故一亮相就显示了较高的起点，如：对叶天士温病学说的特约传播，首先提出中国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首倡“发前人所未发”的求新选题原则，首倡“两说并采”的学术编辑方法，首倡编者先“反复细阅，再商之二三老友”的审稿方法，首倡以随到随镌的连续出版方式防止盗版，等等。另外，期刊出版形式之所以首先出现在中医学领域，也与我国古代最早形成天、算、农、医4大学科，以及较早形成发达的医疗制度这一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命至重，贵于千金”这样流传千古的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这也奠定了《吴医汇讲》这类连续出版物广泛的作者和读者市场。

       综上所述，《吴医汇讲》是在中国传统的丛书、丛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于以往图书总集的出版物，是在丛书、丛刊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连续出版物，既带有丛刊的某些特征，更具备了绝大部分近现代期刊的元素，标志着中国期刊的萌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17]。在中国期刊的肇端已十分清晰的今天，那个发端于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35]、后经权威著作《中国新闻传播史》[36]确认，以及众多论著[14，37-38]附会的错误论断——“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是1815年由西方传教士在马来西亚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应该寿终正寝了!

标签：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论文;  文化论文;  吴医汇讲论文;  自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