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衰退的挑战及其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动力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9）01－0053－05
存货周期、房地产周期、企业设备投资周期、证券市场负财富效应等多周期性因素叠加以及受外部国际环境冲击，使得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或将持续一到两年。在这段时间，我国宏观经济将呈L型走势。然而，比目前宏观经济周期性下滑更为严峻的挑战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正在明显衰退。
一、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正在衰退
（一）多种周期性因素叠加造成我国宏观经济将呈L型走势
第一，企业存货规模是衡量企业产品供给是否过剩的重要标志之一，每当多数企业的存货增长达到一个相对高点时，整个宏观经济就将进入下行通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企业的存货增长率曾出现过三个历史高点：第一个高点是1996年，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达26％，之后是一轮经济增速下滑；第二个高点是2004年，存货增长率超过25％，同时伴随着工业增加值的下滑；2008年三季度，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已上升到28.5％，证明本次经济下滑程度要比以前两次更为严重①。
观察存货周期是否结束的一个重要先行指标是工业企业用电量是否开始回升。中电联公布的全国电力生产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全国发电量及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快速下滑。从单月数据来看，2008年10月份当月全国发电量为2645亿千瓦时，同比降低4.0％。全社会用电量2704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2％。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继续下降。2008年1～10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398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200小时。其中10月份单月同比降幅达到62小时②。
而产成品库存居高不下带来的制造业生产活动放缓是2008年10月份用电量快速下滑的主要原因。2008年2月通货膨胀率升至近11年来的最高点（8.7％），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正在经历一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全面飙涨，强烈的通胀预期使得众多企业加大了原材料的采购力度，想方设法囤积商品和原材料。而这种囤积行为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和原材料的短缺现象，使得国内企业对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可能导致的通缩趋势估计不足。随着需求减弱以及通胀预期回落，通胀——通缩的快速转换导致企业的大量高价原材料库存难以消化，需要经过一段痛苦的调整期。在这段存货调整期内，工业生产的正常行为被打乱，大量企业减产或停产，导致生产的急剧下滑。从对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体系的观察中可以发现，在产成品库存指数持续上升，达到2005年以来新高的同时，生产指数则快速下滑，2008年10月份更是骤降10.3个百分点，降到了2005年以来的新低，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最近两月突然出现的钢材、铁矿石及电力等产品的供应过剩③。
第二，我国城市房地产周期目前也正处于调整阶段。2008年前9个月商品房和住宅销售同比下降15％以上，而同期商品房空置面积增长了10.2％。根据现有的存量房与月销售速度推测，存量房消化需要2～3年以上。央行近日公布2008年第三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情况显示，未来3个月打算买房的居民人数占比为13.3％，分别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下降1.8和2.8个百分点，创1999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调查的7个大城市中，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等一线城市未来3个月打算买房的居民人数占比均不足1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④。可见，该数据预示着我国房地产销售低迷的状况还要维持；国内商品房销售价格下降的趋势已基本形成，目前正处于房价低位调整和价值回归阶段的初期。
中原证券研究所四季度房地产市场策略报告显示，2008年前7个月，国内商品房销售均价同比上涨3.14％；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减少10.79％；销售金额同比减少7.01％；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均为近10年来首次负增长。成交量的下降已经成为房地产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波动仍未结束，美国投资银行体系受到重创，全球范围内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在所难免；我国投资市场的低迷也使投资者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市场观望与成交量低迷在国内房地产市场相互影响，使开发商资金回收期延长，促使开发商改变开发计划。这些情况恐怕都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由此推断，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可能刚刚开始。
第三，企业设备投资既是决定企业未来产能的标志，同时也是拉动投资需求的重要力量。2005年到2008年，我国的工业企业设备投资总额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始终保持在41％以上，远高于2005年以前30％～40％之间的水平。但连续4年的设备投资高速增长，已经造成我国企业产能的大量过剩。受目前工业利润增速下滑影响，2009年工业投资增速下滑会更快。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我国这一轮产能过剩的调整时间可能会在3年以上。
第四，除了实体经济的下行周期之外，我国的资本市场也处于前所未有的熊市之中。证券市场的“负财富效应”严重抑制了居民购房、购车以及其他高端消费需求。一般而言，证券市场“正财富效应”只有在牛市后期才会出现，假设2009年下半年出现牛市，产生刺激消费的财富效应至少也是2010年的事情。
第五，在多种周期性因素叠加造成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我国还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冲击。有关研究表明，全球GDP变动1％，约影响我国出口近5％。如果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比2008年下滑1.5个百分点，就会造成我出口增速回落7.5个百分点，且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预测更加严重⑤。
尽管我国政府已开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出台了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张投资计划，但是每年不足2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于2008年17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而言并不算大，且直接提振民间需求的力度依然有限；考虑到多种负面性周期因素重叠与外部冲击，今后两年GDP增速跟前两年的增长率链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呈现L型走势。
（二）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正在不断衰退
在改革开放的前10多年里，我国实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等体制改革，基本在原有技术和资源的条件下，依靠大幅度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工作效率，造就了经济增长的飞跃——这可以抽象地概括为“斯密增长”：增长的动力源自积极性、分工和效率的提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健全，我国通过吸引外资与先进技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等手段，连续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长率——该阶段的增长可称为“库兹涅兹增长”：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人口红利、资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结构从农业主导型向制造业占主导地位转变。
然而，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经济全球化、人口红利等所提供的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都在衰减。据统计，2002～2007年，我国GDP实际增长67％，能源消耗总量增长75％，这种高能耗的增长方式将无法长期持续。同时，从人口红利来看，我国经济活动人口比在2005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08年达到一个历史性低点，未来将显著提升。为了保持粮食安全，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所带来的GDP增长即所谓“土地红利”的释放速度也将显著放缓。
具体而言，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我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因此急需把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所谓“人口红利期”是指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产生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而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家庭培养孩子的成本提高了，使得人们不太愿意生孩子；同时，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也降低了生育水平。
尽管在过去的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4。但是，这一贡献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而逐渐减弱。据了解，目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低于0.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7.6％，跨进了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门槛⑥。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我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现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净增量只有1000万左右，而且在逐年减少，大概在若干年之内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净增量就会为零。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持续民工荒，并不是技工荒，而是缺普通工人。长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就表现为劳动力的缺乏，这实际上就发出了剩余劳动力的“澡盆”差不多要被淘干的信号。
二、我国现行刺激经济增长计划的缺陷与日本的前车之鉴
（一）谨防我国在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大跃进”
为了积极抵御世界性的金融海啸，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和出现大的波动，我国政府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努力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更加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8年11月9日，国务院宣布未来两年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加快铁路、公路、农田水利、住宅等领域的建设，以拉动内需，保证经济增长。
首先，这4万亿元的投资，一部分（如政府本身的投资和消费性支出）将直接形成GDP，甚至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乘数效应”；另一部分（如减轻税负和增加各种补贴）则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漏出效应”。但目前，除了广大民众的购买力不足之外，几乎什么都是过剩的。企业和民众对未来的理性预期也变得比较差了。在这种背景下，边际储蓄倾向和“漏出效应”肯定是比较高的，而“乘数效应”肯定是比较低的。假如既不考虑“漏出效应”（即政府增加的支出和降低的税负全部转化为GDP），也不考虑“乘数效应”，那么，2009年我国GDP增长率依然难以超过8％，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只是把原本将要出现的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根据以往历史经验，只要GDP增速低于8％，多数企业的日子都会是比较艰难的。
而且，从现有情况看，各级政府均主要将资金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直接用于民生的投资不多，这也引起了人们对消费预期的更大担心。在投资方向上，各地的项目十之八九集中在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城市交通、电厂扩建、油气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而鲜有民生项目，如教育、医疗等，若有也只在计划书中以概括性地一笔带过，其投资比重往往不超过15％。
其次，在资金来源上，按照目前我国的法规，各地方政府不得举债。所以，以土地金收入投资、银行贷款和邀请民间资本合作是地方政府筹措资金的三种通行方式。如果银行贷款规模过于扩张，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而如果政府过分依赖土地金收入，则又是造成房价高企的主要原因。
第三，国务院要求抵御金融海啸要做到“快、重、准、实”，但这不应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数字游戏”。在国务院公布刺激经济计划后的一周内，各地政府纷纷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投资总额已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仅云南一省，就报出5年投资约3万亿元人民币的蓝图。又过了一周，更多的地方政府跟进，各地的固定资产投资数字已经膨胀到18万亿元人民币，这显然是一种“大跃进”式的投资行为。这些天文数字般的投资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具体投向何方，哪些是政府投资，哪些是银行贷款，哪些是社会资金，哪些是本身就要投资的，哪些是应对金融海啸而新增的，恐怕没有人说得明白。解决金融危机要把钱花在实处，花在老百姓的身上，这就需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接受老百姓的监督。
此外，尤为重要的是为了抗击金融风暴，应该大力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基本稳定。2007年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比为1∶3.3∶2.8，居民收入小于企业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已由2000年的51.4％降为2007年的39.7％，严重抑制了民间消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一路下滑，从一季度的94.8跌至三季度的93.8，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三个季度下滑，这是2005年以来的首次⑦。
可是，我国各级政府在民生方面的直接投入依然是很不够的，每次一谈到刺激经济需求，就是修路、建桥、建楼房，而没有把钱直接花在广大民众身上。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巴西、印度等国基础设施要比我国差许多。但2007年巴西仅在健康医疗领域的投入就占其GDP的4.7％，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占GDP的5.4％；而2007年我国在健康医疗、失业保障等方面的花费占我国GDP的2.4％，在教育上的投入仅占GDP的3％左右⑧。
（二）日本刺激经济增长的前车之鉴
1990年日本股市崩盘后，日本经济学界大力鼓吹扩大国内基础建设，日本政府也推出巨量投资扩大日本国内道路及桥梁建设。然而，这种政府承包基础建设市场的行为，必然导致高消耗、低效率的结果出现。所以日本金融业与制造业只是获得了表面上的短暂复苏，不久又再次迅速恶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上述政府投资行为导致日本政府财政债务骤增，政府支出大量挤占了私人资本的生存空间，使企业效率、银行效率、政府效率等都加剧恶化。日本经济是在日本政府巨资扩建国内道路及桥梁等基础设施中，走上了至今长达20年的衰退之路。
无独有偶，我国为刺激经济正在扩大政府支出，这会促使大量房地产企业、大量私人煤炭企业、大量低效率水泥厂、大量低效率钢铁厂、大量低端产品制造商等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无非是依靠行政手段让水泥、铝、钢铁在我国大地上多多堆集起来。同时，如果美国政府因救市大量举债导致其财政赤字巨额增加，极有可能使美元出现大幅贬值，从而推动石油、黄金及全球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再度飞涨，而这必然大幅度增加我国刚开工的建设项目成本，使我国政府债务极有可能出现井喷式增长。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和1991～1993年的日本一样艰难。
既然目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刺激经济计划也是巨量规模的，那么这些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为什么不大力投资国内道路与桥梁建设呢？因为只有效率的提高，才是唯一的挽救方法。目前，我国许多大中城市的相关政府都经常进行道路拓宽、修缮等投资行为，但“塞车”现象依然如故。可见，只有政府的小市场、资本的大市场、社会福利的完善、社会环境的优化，才会出现较高的市场效率，才会让宏观经济形势好转。
因此，单靠政府建设投资来维持GDP的高速增长既是不可持续的，也是相当危险的。要一直保持某个“像样”的GDP增长率，就只能不断加大刺激的“剂量”。这样刺激下去，不仅仅是没有尽头，而且财政体系根本就无法承受。一旦财政赤字和政府举债的空间被利用到极限，刺激就无法持续了，其后果必将是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当然，大规模刺激所增加的货币供给，也迟早会转化为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
三、从根本上释放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高GDP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面临着内忧外患以及长期增长动力衰减的挑战，在执行反衰退政策的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力度：重视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凯恩斯主义思想”和西方“货币主义思想”的盲目崇拜，认真研究马克思关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理论并适当把政策的着力点转向供给方面。对于我国而言，应该尽快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增长；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允许劳动用工制度更具弹性，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减少垄断、放松管制，释放经济活力。
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看，过分重视GDP的思路其实是有问题的。目前，更重要的是推进社会公平化改革。如果我国社会的财富与收入分配变得比较公平了，内需自然就扩大了。社会公平化是“纲”，内需是“目”，“纲举”自然“目张”。
“公平”似乎永远是理想主义的目标。推进社会公平化改革的难度是相当高的，而人为制造高GDP却非常容易。如果畏难而取易、舍本而逐末，单纯为了GDP而大搞投资刺激，我国经济与社会还将付出更大、更久远的代价。
广大民众追求的其实不是GDP，而是在精神上的幸福感和物质上的温饱富足或小康；离开了公平化的分配体制，再高的GDP也只是让富人更富。如果社会公平化程度提高了，即使GDP低一些，老百姓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也是能够提升的。如果对社会公平化改革重视不够，过多地从GDP的角度刺激经济，许多宏观调控项目就可能会沦落为浪费社会财富的“面子工程”。
同时，不宜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发展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状况与其受教育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而国家投资于义务教育有助于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这比累进所得税或转移支付更具积极性的基础作用，能从根本上抑制贫富不均现象的发生。但近期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把教育推向市场的措施，而完全依靠市场发展教育的结果易使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利于贫困阶层，进而增加其脱贫致富的难度。因为我国现阶段过高的教育收费制度使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从而使很大一部分贫困家庭子女成为被教育边缘化了的群体，若长此以往我国贫困阶层的整体文化水平将如何提高？大量非技术型劳动力如何转化成技术型劳动力？可见，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调控职能，努力使受教育机会均等化。为此，我国首先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鉴于我国目前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GDP的比例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力度势在必行。其次，可对贫困家庭实施教育补贴政策，这有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机会均等，能从根本上改变许多贫困家庭及其子女的命运。
（二）应彻底改变传统的国富民穷的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规模和速度上都得到迅速提高，从而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完全把有限的经济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进行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我们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只知道努力进行各种建设，但终归要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经济增长的转折。
本轮刺激经济方案之所以仍然以投资为重点，主要还是由于政策惯性。而这个习惯应该改了，必须实施依靠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调控手段。当前我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三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即国富民穷；第二是政府开支不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第三是广大民众对未来的经济预期不乐观，即使有钱也不敢花。
不管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比较来看，目前我国民间消费都是很低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占GDP的16.5％；而目前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占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即国富民穷，而且支撑这种财富转移的制度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且与其他国家相比，目前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其民间消费占GDP的71％，几乎比我国高一倍。
如果要刺激我国的民间消费，应该进行哪些根本性改革呢？由于以大规模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措施只能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本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我国国富民穷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进行基础性的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民主监督制度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投资偏好，引导政府支出直接向民生方面倾斜，包括增大基本医疗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领域有了实质性投入，就可以给广大民众提供经济安全感，从根本上会削弱民众的高储蓄意愿，民间消费才能真正得到释放。
其次，尤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民间消费之所以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之下绝大多数人几乎都没有自己的资产性财富。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3／4。虽然这些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并且这些年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广大民众很难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上升的好处。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远低于GDP的增速。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增加广大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可如果没有财产，又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广大民众的收入预期中，否则，我国民间消费增长就会继续缺乏资产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政府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而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的比例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的根本原因。
为了让我国公民能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的收益，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民间消费的意向，我们应进行相关国有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缺位的，现在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即以相关国有资产为基础建立全民所有者资产基金，然后将全民所有者资产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全体公民，并使全民所有者资产基金的收益直接与国有资产的增值及利润相挂钩，使广大民众直接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上升的好处，以实现真正意义的全民所有、集中运营、利益共享。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我国每个公民感到更加富裕，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收稿日期：2009－01－06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
②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网站，http://www.chinapower.com.cn.
③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④ 资料来源：中国中央电视台同站，www.cctv.com.
⑤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⑥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相关各期。
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⑧ 资料来源：中国中央电视台网站，www.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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