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2年中国共产党对班禅返藏问题的处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班禅论文,国共论文,年中论文,党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0)04-0032-09
自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1923年11月15日出走内地以来，班禅返藏问题就一直是中国现代民族史上的一大棘手问题。尽管民国政府努力设法，但未能解决班禅的返藏问题，九世班禅1937年12月1日于失望中圆寂。1938年出生的宫保慈丹，虽早被班禅办事机构堪布会议厅确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但噶厦即原西藏地方政府一直拒绝承认。尽管宫保慈丹终于在1949年8月10日坐床而成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但其返藏仍是问题。此一棘手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得到了有效解决。学术界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十七条协议”的研究，除了当事人对协议谈判过程的回忆外[1]，一些学者就协议内容及达成协议的原因和意义作了分析[2]，驳斥了“所谓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不具有全权代表资格以及在‘胁迫’和‘压力’下进行谈判与签订”之谬论[3]；二是对九世班禅返藏问题作了研究，如有学者分析了国民政府借助九世班禅返藏以谋求恢复对西藏治权的努力及未能成功之因[4]。这说明，对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班禅返藏的问题尚未系统研究过，因而笔者就此探讨。
一、争取班禅与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大进军，班禅问题如何处理就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对中共来说，“得到班禅喇嘛的支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是格鲁派的第二大活佛，并且在康区有一大批追随者”[5]，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极其重要。毛泽东在南京解放后即指示重庆地下党组织，积极争取从南京迁往重庆的班禅驻京办事处。重庆党组织当即设法安排刘统座到该处工作，对其成员宣传、教育，防止国民党拉拢胁迫班禅到台湾。这是中共在历史转折关头第一次注意到对班禅问题的处理。
1949年6月3日，李宗仁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名义发布命令，称宫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宣布“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予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6]。这既把长期悬而未决关于如何处理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问题摆在了中共面前，又表明国民党政府有把十世班禅弄到台湾的打算。毛泽东8月6日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攻打兰州时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7]。这是毛泽东“准备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个指示”[8]，该指示涉及对班禅问题的处理，彭德怀十分重视，当即派人与中共兰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杨石联系，要他注意做班禅系统的工作。这表明，虽然此时宫保慈丹的坐床仪式还未举行，但是，中共已经确立了争取十世班禅的政策，并在实际上承认了他的合法性。
十世班禅8月10日正式坐床时，正值一野向甘青新三省大进军。他“觉得前途不明”[9]，乃率所属到清政府封给班禅的香火地，位于都兰县境的香日德。中共注意到此问题，彭德怀在8月26日兰州解放当日指示青海省委从塔尔寺选派佛僧前往做工作。9月5日西宁解放后，中共中央指示青海省委“找到十世班禅”[10]。《人民日报》同时于9月7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一文，“从西藏统治者内部矛盾来说，是以达赖和班禅的对立为其集中的表现。班禅和达赖各有领域，班禅主后藏，达赖主前藏。在政治上则班禅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扶持的，而达赖则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撇开宗教，作为国民党反动派与英美帝国主义争夺西藏统治权奴役西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偶像这一点来说，达赖与班禅常因权势而互相交恶。由于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增长，班禅在1924年被迫逃出西藏，流亡在青海一带，12年前被其敌手所暗杀。新班禅现年12岁，名叫宇保慈丹。”[11]这段话虽然对九世班禅圆寂原因、离藏时间及十世班禅的年龄、名字有不同说法，但注意到达赖与班禅相互间矛盾及其与国民政府、英帝国主义的关系，并指出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的原因之一在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文章直接称宫保慈丹为“新班禅”，表明中共公开承认了十世班禅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西宁有关党组织和机构对十世班禅所派两名前来了解情况的喇嘛热情招待，阐述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和喇嘛寺庙的政策，并将一些布告与政策法令交其9月10日带回。
这对十世班禅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堪布会议厅有到台湾、投奔噶厦和到南疆三种议论，其中又以到台湾占上风。9月11日，十世班禅拍板决定，“现在代表祖国的是共产党，我们应该投靠共产党”[12]。青海省人民政府“派人把十世班禅及其一行接来西宁”[13]，按照惯例将其安排住进塔尔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接见他，请他作客，对他很尊重。
十世班禅返回西宁之后，讨论新中国建国大计的新政协会召开，青海省人民政府“随时把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向他通报”[14]。十世班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时，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贺电表明“拥护中央政府的鲜明态度”，[15]，称“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20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16]贺电除了表达历代班禅和他对中央政府的感谢、祝贺和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外，还表达了拥护国家领土及主权完整的政治态度和“待命返藏”的愿望。进一步言之，这封贺电是他首次公开表明政治态度，也是他首次致电毛泽东主席，包含着争取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承认其政治地位的重大含义。十世班禅回忆，发出电报后，“一方面想，那是一封致敬加拥护的电报，可能不会有复电；另一方面又很想得到复电。当时我和属下官员都有一种想法：我成为第十世班禅，从灵童正身的认定到正式坐床继位，都是国民政府批准的，从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等各方面来说，都是合法的。从我返回塔尔寺后青海省军管会对我的态度看，对我的地位也是承认的。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毕竟还没有正式表态。所以我认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的复电，不只是礼节性的，而是包含着新中国人民政府承认我是合法的第十世班禅这样一层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在我的电报发出后，每天都在盼望着收到复电。”[17]
因此，对这封贺电如何回答极其重要，中共中央作了认真思考。复电前，指示青海联络站(对外称青海民族研究会)派人到堪布会议厅了解情况，宣传政策，然后于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十世班禅。“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18]
毛泽东、朱德50多天后才复电的原因之一，是解决西藏问题之机此时才初步成熟。十世班禅在致电毛泽东、朱德致敬和祝贺的同时，还要求彭德怀“领导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19]。彭德怀请示如何复电，毛泽东指示暂缓。在复电十世班禅的当日，毛泽东作出部署，提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并认为“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原因之一即是十世班禅在青海。之所以讲时机初步成熟，是因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兵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他考虑到“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指示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20]。因此，彭德怀在同日复十世班禅电中只言“摧毁国民党残余，驱逐英美帝国主义者一切侵略势力”，“西藏解放，已可预期”，希望他“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21]，未明确回答他所提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正式决定由西南局担负“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22]，因为“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而由西康分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为易”[23]。不过，由于十世班禅在青海，对班禅的系统工作与后来护送他返藏，仍由西北局负责。同时，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对十世班禅的争取、照顾和保护的政策。在复电十世班禅的同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文中强调，要“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24]。1949年12月26日，刘少奇在《中央关于保护班禅童子生命安全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又强调，十世班禅“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要注意保护其安全，“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25]。
对于班禅系统来说，这封复电的意义重大。十世班禅及其所属认真研究了电文内容认为，其一，“复电之所以拖了50多天，正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慎重考虑了这个复电的作用和意义，它表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承认我作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合法地位”。其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领土统一，反对分裂。复电所讲“爱祖国”、“反对外国侵略”和使西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在当时就是要求班禅系统“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这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十世班禅的“信任、爱护和鞭策”。对班禅系统来说，“没有祖国的统一和富强，就没有班禅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地位”，九世班禅“之所以不能回西藏，根本原因就在于西藏有一股分裂势力在破坏祖国的统一”，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其根本利益所在[26]。因此，1950年初，十世班禅获知噶厦准备派出所谓“亲善团”分赴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四国寻求支持西藏“独立”的消息后，于1月31日再次致电毛泽东、朱德，谴责噶厦“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此一行径“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强调“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宣布“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大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27]。如果说1949年10月1日之电是十世班禅公开拥护新中国的成立，那么此电是他“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明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态度”[28]。
二、解决班禅问题政策的确定与“十七条协议”
在决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及经营西藏的责任后，中共中央开始研究如何解决班禅问题的具体政策，于1950年1月24日指示西南局、西北局：“关于班禅是否随军入藏，以及在以后如何处理班禅问题，请西南局、西北局继续调查研究并提出你们的意见。”[29]自这封指示电发出后至年底，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西藏工委以及具体承担进军西藏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在认真调研和协商的基础上，确立了解决班禅问题的具体政策。
其一，关于班禅系统的地位。班禅系统之影响“不可轻视”，“他们反帝爱国，有助于我们目前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解放西藏的任务”[30]。7月29日，彭德怀致函班禅，“通知解放西藏即行进军，希望班禅依据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宣传民族政策，号召藏族人民协助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西藏”[31]。
其二，关于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地位及关系。十八军拟定之《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认为，“达赖是西藏最高的政教领袖，对达赖的地位应予尊重。如达赖逃亡国外，不应以班禅代理达赖，对达赖仍应争取，以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班禅同达赖同是西藏宗教领袖，但班禅不问政事，在宗教上亦稍逊于达赖。”
其三，关于十世班禅返藏时机。《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认为，“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后，班禅长期居住青海，班、达对立。我军入藏，以暂不带班禅为宜，以免误认为我军入藏是辅助班禅反对达赖的。待我军入藏后，作适当调解，再由达赖方面欢迎，班禅再返藏。”[32]1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西藏工委和十八军联席会议进一步提出，“目前班禅不能进去，即军队进去亦应暂缓，以免反动派借口。班禅返藏时机要与达赖谈好后才合适。”
其四，关于是否将达赖、班禅各自所属之前后藏划分为两个行政区域的问题。中共西藏工委和十八军联席会议认为，“应统一”，不宜分治。“1.分隔而治，群众接受不了，容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关系。分前后藏，是达赖、班禅政治势力的划分，宗教是相同的，不宜搞两种政权形式。2.前后藏经济联系很深，前藏吃粮要由日喀则解决，噶大克以北牧场多，货物要从亚东出口，若分治问题多。3.外交，就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涉外事宜来说，也不宜分治。”[33]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同十世班禅的代表计晋美就十世班禅返藏的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协商。6月15日，十世班禅派计晋美携带致敬书、相片及礼物到西安拜见彭德怀，递交信件和礼物。彭德怀6月29日向毛泽东汇报，提出“拟就现在住青海的班禅集团内，推出代表参加军政委员会工作”[34]。7月29日，彭德怀回信十世班禅，“关于解放西藏人民和领土问题，我中央人民政府正在尽速做好准备工作，即行进军，势将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彻底肃清西藏内部的人民公敌，解放藏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区域自治，从事恢复与发展经济事业。”他要求十世班禅依据共同纲领，“广泛宣传民族政策，号召藏族人民，协助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西藏，迅速达成任务，使西藏人民早日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享受平等、安乐、幸福的生活”[35]。
8月3日，毛泽东回电彭德怀，“我们对班禅的地位，终须有适当安置，先就班禅集团内选择适当人员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是需要的”[36]。并要彭德怀通知计晋美赴京，听取班禅系统的具体意见。9月中旬，计晋美等人到京，毛泽东“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要求给予了明确答复”[37]，这些问题包括“确定增加班禅封号时机、班禅回藏时机、组织班禅卫队、拨给电台、班禅所用经费、由政府派联络员参加行辕”[38]等。十世班禅指示所属，如何返藏完全听从中央的安排。留下的问题，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上述具体政策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解决了。
经过努力，噶厦最终派出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的全权代表团，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谈判从1951年4月29日开始到5月23日签订“十七条协议”，近一个月。达赖、班禅“双方都十分注意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态度，都担心中央偏袒一方，有亲有疏，有厚有薄”。班禅方面“担心中央为了争取达赖，为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大局，牺牲他们的利益”。达赖方面“担心中央把班禅作为自己手中的一个工具，与达赖抗衡，削弱达赖的影响和作用”，认为“十世班禅是经过国民党政府认选的”，对“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立即予以承认”[39]表示不满。这说明班禅问题是和谈中最重要者之一，核心是承认不承认十世班禅的合法地位和怎样恢复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
针对这种问题，中国共产党注意从两方面解决班禅问题。
(一)站在公正的立场，注意协调达赖、班禅双方之关系和团结
这首先表现在对西藏地方代表团和十世班禅的出行及先后抵京时间的精心安排上。对于从昌都出发的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三名代表，周恩来原来的安排是4月16日到重庆后直飞北京。他慎重考虑后，安排他们4月19日先飞西安，然后改乘火车，4月22日到京，自己亲往车站迎接。另两名从亚东出发的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4月26日到京。对十世班禅，周恩来建议4月23日从兰州抵西安，并派杨静仁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代表前往西安迎接，4月25日从西安乘火车启程，4月27日抵京，自己也亲往车站迎接，并于当晚设宴招待。阿沛等人和班禅系统双方对此安排都感到满意。
此安排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说服先进京的阿沛等噶厦代表前往车站欢迎十世班禅。作为宗教领袖，班禅与达赖的地位完全平等，噶厦所有官员均应“给他行大礼进行欢迎”，但是阿沛等以噶厦“只承认他是候选灵童，而不是正式的班禅额尔德尼”而拒绝。经李维汉再三说服，他们才派桑颇着便服前往车站欢迎。虽然他“既没有跪拜，也没有行大礼，只和普通人一样献哈达”，使堪布会议厅对此“很不满意”[40]，但是噶厦官员还是走出了第一步，非正式地欢迎了十世班禅。
接着，毛泽东利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之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十世班禅和阿沛，使双方正式见面。他对十世班禅指出，虽然“过去清朝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绊压迫的政策……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它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强调“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这就指出了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造成的，强调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他进而强调“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建议十世班禅“可以给达赖喇嘛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保护寺院，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此后，周恩来对阿沛等人指出，“历代达赖和班禅的关系是很友好的，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失和，是英帝国主义挑拨离间造成的，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实施错误的政策，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应该把一切仇恨集中到帝国主义身上，集中到腐败的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身上。我们自己再不应该纠缠过去的历史旧账”，实现团结，才有利于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41]。这样，中共就分别向班禅、达赖双方指出了双方过去症结造成的原因，强调了团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共中央的努力，使十世班禅和阿沛等噶厦代表的关系首先达到和谐。在达赖系统承认十世班禅的合法地位后，阿沛接受李维汉的建议，以噶厦官员身份，按照传统习俗于5月17日正式拜见十世班禅，阿沛成为“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中第一个接触十世班禅的人”[42]。协议签订后，十世班禅于5月28日举行盛大晚宴，宴请阿沛等5名全权代表。阿沛等人一一到十世班禅面前行叩拜大礼，十世班禅为他们摸头赐福。
(二)在谈判中抓住症结，解决班禅问题
其一，班禅问题是重大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有权解决。噶厦对班禅问题“最为忌讳”[43]，未交待阿沛等“谈这个问题”[44]。因此，阿沛等强调这次谈判“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谈判”[45]，“我们这次来谈判，惟一的任务就是解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而“班禅的问题是我们西藏的内部问题”，“我们没有这个任务，所以根本不能谈”[46]。他们提出，“班禅问题，可以在协议签订以后，另找机会由中央、西藏地方政府、札什伦布拉章一起讨论解决”[47]。
毛泽东指示，这次和谈必须解决班禅与达赖的关系及返藏问题，这是恢复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正常关系和实现民族团结的一大关键，中央人民政府有权解决。据此，李维汉对阿沛等强调，“西藏的其他问题可以回西藏解决，但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过问，有关的历史悬案，在中央人民政府指导下，必须在这次谈判中妥善解决。”[48]他强调，“班禅问题不能从协议中去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班禅即通电拥护，他们30年来没有勾结帝国主义，没有出过，这是一个界限。”“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所有已经达成的协议都不能成立。”[49]
其二，十世班禅的法律地位问题，即其合法性问题。阿沛等噶厦代表认为，“现在的十世班禅未经合法的认选程序，未经金瓶掣签，是汉人选定的。”他们建议，“西藏现有两位候选灵童，待和谈结束，局势稳定，把几位候选灵童请到拉萨，按照惯例举行金瓶掣签”[50]，“以便决定哪个是真正的‘灵童’”[51]，最后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审核批准。这实际上是要否定十世班禅的合法性。李维汉等中央代表根据国民党政府册封十世班禅的文件，强调“十世班禅是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它具有合法性，应该予以承认。如果否定已经认定的活佛，另选灵童，不利于西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52]。
其三，班禅的地位和职权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怎样对待达赖的地位和职权的问题。西藏地方代表反对在协议中提及此问题，担心中央人民政府以班禅取代达赖，提出“如达赖出走，班禅回藏，达赖地区仍由他们进行区域自治”[53]，认为“过去有过去的情况，现在不能说重新定个管辖范围”[54]。中央代表指出，协议条文必须写上班禅的地位和职权，因为“在西藏历史上达赖、班禅是两位不能没有的大活佛”。根据达赖与班禅两大系统的具体情况，中央代表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对于达赖，中央人民政府对其固有地位和职权不予变更，达赖不必担心自己的地位和职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有效性问题，也不必担心自己会被班禅取代。对于班禅，其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其一，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是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55]；第二，对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强调的是维持，而不是说要加强，也就不存在着要变更达赖现有的地位和职权的问题，这样就“合情合理地明确了达赖喇嘛为正，班禅大师为副的政治地位”[56]。对此，阿沛等自然同意。
正是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合情合理地提出了解决达赖与班禅相互间政治关系的方案，阿沛等致电噶厦承认十世班禅的合法性，并“尊重班禅灵童本人和他固有的地位及一切”[57]，达赖和噶厦回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58]，承认十世班禅的合法地位。这样，协议第五条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第六条规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59]协议签字后，毛泽东于5月24日设晚宴庆祝。他指出，协议的签字表明“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团结起来了，“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60]。5月26日，他进一步指出，“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他们是“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对他们的地位和职权予以尊重，“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61]。
三、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与十世班禅返藏
十世班禅一行6月2日专车离京，6月23日返回塔尔寺，等候中央人民政府安排返藏。在争取噶厦谈判和“十七条协议”谈判的过程中及协议签订以后，中共中央周密部署，圆满解决了班禅返藏问题。
(一)关于十世班禅返藏的组织领导和卫队等问题
对十世班禅的返藏问题，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实行统一领导、分别负责的方针。1950年1月，毛泽东指示西南局，“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要求拟定名称及人选“电告中央批准”[62]。西南局提议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副军长昌炳桂、参谋长陈明义、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藏族干部天宝等人组成，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中共中央在批准的同时考虑到解放西藏需要西北方面的配合，因而要求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参加此委员会”[63]。1951年1月，中共中央同堪布会议厅商定，由西北局、西北军区负责十世班禅返藏的领导工作，并“配合西南军区，准备接收后藏”[64]。西北局于同年2月开始组建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十世班禅的返藏工作。
为了避免事权分散，中共中央注意领导机关的统一和协调。在“十七条协议”即将签订时，李维汉指示筹组中的西北西藏工委，“西藏情况落后、复杂，工作是困难的，我们的工作必须统一领导，现在西藏确定归西南系统，应该搞一个整个的西藏工委，西南与西北的两个西藏工委合并，搞一统一的名单出来报中央”[65]。协议签订后，西北局6月7日宣布西北西藏工委成立，由范明、慕生忠、牙含章、白云峰任委员，范明任书记。6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西藏工委的基础上，“再吸收西北西藏工委中之范明、慕生忠、牙含章三人参加，并增加范明为副书记”[66]。在十世班禅启程返藏之12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复西藏工委、西北西藏工委合并。
在与堪布会议厅的关系方面，中共中央实行派人参加该厅工作、密切联系、遇事协商的方针。堪布会议厅秘书长仍由拉敏·益西楚臣担任，中共中央批准从山西调梁选贤任副秘书长。2月27日，任命范明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副代表。4月，驻班禅行辕代表办公室正式成立。此一安排，既是保证返藏工作的协调，也是注意对达赖的争取，因为“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派代表驻班禅行辕比较适当，如果由中央派代表，可能刺激达赖方面”[67]。在范明率领先遣支队入藏与达赖系统协调关系之后，牙含章“继续留班禅处工作”[68]。7月，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成立，计晋美任主任委员，纳旺金巴任副主任委员，编入十八军独立支队的行军序列，计晋美任独立支队副总指挥。
组建卫队，护送班禅返藏。西北军区建议以在玉树的青海骑兵支队为入藏部队，毛泽东同意。1月4日，他指示周恩来和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以现在玉树之八百骑兵为核心，招收若干青海藏人参加，能招收多少算多少，作为护送班禅入藏的兵力，尔后即作班禅的卫队。”[69]1月17日，他同意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所提“用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的粮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后由西南负责解决给养问题”之建议，要求“照此作准备”，并指示：1.“从青海藏人中招收少数志愿兵，例如二三百人马，给以训练武装，加入骑兵部队”；2.“该支队受十八军指挥，并编入十八军序列。”[70]1月30日，李维汉同堪布会议厅商定“给班禅配备一个警卫营”[71]。1月31日，周恩来对堪厅人员指出，“中央答应班禅的事，如派干部和卫队等，3月底前一律办完。”2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西北局，“确定西北入藏工委1 500人(包括警卫部队)、家属1 000人(这1 000人准备明年入藏)、班禅集团1 500人(包括警卫部队)，共4 000人，骡马8 000匹”[72]。同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关于解放西藏准备工作的通知》，规定“所有中央允许班禅集团的条件，必须迅速完满地予以实现，给班禅卫队配备一个医务所和电台等，责成西北军区迅速解决”[73]。
(二)在十世班禅的返藏时间上，注重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之间的沟通
7月27日，西北局请示中共中央：范明所率西北入藏部队拟定8月22日自青海香日德出发入藏，十世班禅是否随同返藏，西北入藏部队使用何种番号？8月1日，中共中央批示：应劝十世班禅暂缓入藏，“候达赖表示欢迎后再去为有利”；范明所率部队以十八军独立支队名义，“班禅行辕可派极少数人员随范明先行入藏”[74]，与达赖系统协商，十世班禅等协商好之后入藏较妥。9月13日，毛泽东又致电西南局，进一步指示十世班禅返藏时间的确定须有前提条件，其一，“关于兵力分布问题，似应在几个月内，在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拉萨的中间地点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并在这些地方布置生产，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展开工作。”其二，“惟进驻时间可在张国华到拉萨和西藏政府的关系完全弄好之后，即在三四个月之后为适宜”[75]。继9月9日王其梅率领进藏先遣支队进入拉萨之后，张国华、谭冠三10月26日率进藏部队进入拉萨。11月15日，十八军一部进驻江孜、日喀则。据此，十世班禅返藏时间确定在1952年上半年。
根据上述措施，中共中央十分注意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之间的沟通。早在1951年5月28日、30日，十世班禅以“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契机，发表声明并特电十四世达赖致贺，对他“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代表来京谈判，并签定了协议”“深为敬重”[76]，表示“愿竭棉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77]。9月19日，十四世达赖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回电：其一，对十世班禅的致电“甚慰”，感谢他“对于宗教、政治及人民走上和平的大道起见，而使中藏(问题)和平解决，并将西藏所有的政教照旧尊重保护”的努力；其二，肯定了十世班禅的合法性，称“此间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化身”；其三，“现在希望您即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希先来电为荷”[78]。对此沟通，达赖方面感到满意。11月4日，十四世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动询问十世班禅返藏时间。11月10日，毛泽东回电，指出此事“已嘱西北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帮助，一俟准备停当，即可起程”[79]。
12月1日，范明率领十八军独立支队抵达拉萨，计晋美等人同时到达。12月4日，计晋美代表十世班禅拜见十四世达赖，赠送礼品、十世班禅近照及亲笔函件。计晋美先期抵达之目的，是与达赖系统“商议班禅返藏的有关事宜，主要是恢复班禅的职权和地位”，其中关键是“要把1923年班禅离藏后被达赖方面侵占的那些宗和谿卡，归还给班禅方面，由班禅派官员前去管理”[80]。“这一和平移交的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没有发生大的困难”[81]。
这样，十世班禅返藏时机成熟，中共中央希望十世班禅1951年年内启程返藏，十世班禅乃定于12月19日启程。经中共中央同意后，十世班禅致电十四世达赖告知日期。12月11日，十四世达赖致函十世班禅，对他已定期“自塔尔寺起程返回佛教净土西藏”“甚感欣慰”，并称“已令拉章及时前往迎接。地方政府也派堪穹罗桑旦增、代本喀卡德庆以及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的代表前来恭迎”，强调要“欢好相见，畅叙旧情”[82]。十世班禅12月13日回电对其“盛情厚意”表示“万分感谢”，并再次表示返藏以后要与他一道“为迅速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而共同奋斗”[83]。
12月19日，十世班禅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牙含章的陪同护送下从西宁启程返藏，中共中央派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前往送行，毛泽东主席亲自电祝十世班禅“顺利地到达目的地”[84]。十世班禅“在人民解放军护送下，骡马不算，仅骆驼就有3000峰，牦牛7000多头，浩浩荡荡的返藏队伍，绵延十几公里”[85]，这与九世班禅悲惨离藏情形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充分说明中共安排的周密和重视的程度。
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抵达拉萨，受到张经武、张国华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欢迎。当日下午，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会晤。这次会晤“标志着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两位活佛时期形成长达29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已告结束，重新恢复了他们之间昔日的友好关系”[86]。接着在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订周年之际，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愿为逐步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毛泽东回电“极为欣慰”，并“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87]。6月23日，十世班禅顺利回到日喀则。自九世班禅出走内地近30年后，班禅返藏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总之，班禅返藏问题，对于和平解放西藏、实现西藏的社会稳定和藏民族的内部团结、解决西藏地方与中央的正常关系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出发，努力争取十世班禅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支持。接着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本着消除班禅系统与达赖系统之间隔阂、促进双方团结之目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合情合理地解决了班禅系统与达赖系统相互间的正常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作出周密安排，注意十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相互间的沟通，公正而顺利地解决了班禅的返藏问题，实现了藏民族的内部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西藏地方与中央的正常关系也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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