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发生了金融化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生了论文,当代论文,金融论文,资本主义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0)06-0015-09
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突出特点是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在危机的爆发、传导和影响扩大等方面扮演着突出的中心作用。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的集中、猛烈的爆发。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是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结构转变后基本矛盾爆发的新的表现形式。本文的目的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新的结构性变化及其特征进行分析，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一节简要回顾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从不同视角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的分析，并对其进行必要的评论；第二节是计量模型、变量选择，以及对计量结果的分析；最后是结论和展望。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益呈现出新自由主义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趋势。而其中金融化是关键，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资本的霸权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兴起，即金融化在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秩序中的具体表现。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转型被认为是此次危机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根源。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未就‘金融化’的定义达成广泛的共识，对其含义的认识分歧就更大”。[1]因此，有必要对目前的金融化理论进行系统的回顾和评价。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金融化转型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的重大转变，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宏观金融市场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爱泼斯坦(Epstein)[1]和奥安格兹(Orhangazi)[2]将金融化定义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经济运行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多尔(Dore)认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意味着“金融工业在经济活动总量中逐步加强的优势，金融控制者在公司管理中不断加强的优势，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优势，市场化的证券（特别是股票）在金融资产中的优势，证券市场化的波动成为考查商业运作的一个主要因素。”[3]
(2)金融部门和交易成为经济剩余吸收的主要渠道。福斯特(Foster)将金融化定义为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至从诸多正在扩大的服务型部门）转向金融部门。其根源在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剩余增长趋势”与剩余的吸收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主要应对措施就是扩大金融产品需求，将金融产品作为货币资本保值、增值的方式；而金融机构则推出了期货、期权、衍生产品和对冲基金等新的金融工具。[4]
(3)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转型。阿瑞基(Arrighi)[5][6]、克瑞普纳(Krippner)[7]和佩蕾丝(Perez)[8]等学者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化，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周期性的现象，是两个物质资本扩张阶段之间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渠道产生的，而这种积累体制的变化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资本和劳动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杜梅尼尔(Duménil)和列维(Lévy)[9][10]，爱泼斯坦和贾亚德夫(Jayadev)[11]以及格林(GLyn)[12]等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劳资妥协、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妥协为核心的阶级权力结构的全面否定和调整。通过这种调整，资本家阶级获得了相对于工人阶级更大的优势权力；而在资本家阶级内部金融资本阶级获得了相对于产业资本阶级更大的优势权力。
(5)非金融企业部门治理模式的转变。阿格列塔(Aglietta)[13]，克罗蒂(Crotty)[14]，以及拉左尼克(Lazonick)和奥沙利文(O'Sullivan)[15]等认为，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的重构，“股东价值”在企业诸多目标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从而导致非金融公司在公司战略和收入分配方面倾向于更多的向股东分红，在投资决策领域倾向于更多的注重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和更多的涉足金融业务。
(6)金融对生产关系的全面渗透。本·法因(Fine)[16]认为，金融化意味着金融在空前直接的程度上渗透到一切商业关系，并且在提高资本积累和强化由资本积累所引起的资本主义危机方面作用的空前提升。
除开一些理论分歧和侧重的差异，目前学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问题上达成如下共识：(1)通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持续调整，当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已经显著的区别于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体制。(2)这种显著区别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过程中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在宏观层面，金融资本阶级权力显著上升，物质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等出现重大的改变，以及经济危机和宏观政策的形成等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微观层面，随着“股东价值运动”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行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3)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调整可以用“金融化”概念予以概括。(4)金融化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有助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新特征，同样也有助于我们解释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
尽管这些理论为我们分析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但是理论逻辑的前提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经验证据支持。“金融化”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了重大结构性转型，而这种转型发生的经济逻辑必然导致今天发达资本主义所遇到的金融和经济困境；但是，除了一些简单的数据描述和对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确实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这个命题本身，从来没有被系统的检验过。因此，本文的贡献是将美国作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典型代表，构造一组代表性的变量序列，对这些问题进行定性的和定量的检验。
二、数据、计量模型与分析
（一）指标选择与描述统计①
如上节所述，金融化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的转型。因此我们主要选取三个方面的结构指标来测度这种结构转型：宏观和部门结构指标、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内部结构指标、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结构指标。我们将这些变量分为两个时期，即1952年至1980年（福利资本主义时期），1981年至2008年（金融化资本主义时期）。这种时期划分的依据乃是因为里根在这年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任职时间1981年1月至1989年1月），随后开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17]
(1)宏观和部门结构指标
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在宏观结构上表现为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生产制造部门转向金融服务部门，与金融相关的业务、资产等在宏观经济活动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与金融相关的行业在收入分配中占据日益有利的地位。因此我们选取构造了两个代表性的指标来衡量这方面的变化：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金融公司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如表1所示，从福利资本主义到金融化资本主义：①金融行业及其相关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有了较大的提高，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平均比重也从12.8%上升到17.1%（上升了34%）；②随着金融及其相关部门重要性的提高，金融部门的利润收入也相对提高，金融公司利润占利润总额的平均比例从15.7%上升到25.6%（上升了63%）；③不仅这些变量的平均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且其波动性也增加了，即所有变量在两个时期之间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额、标准差都有了较大的增加。
(2)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内部结构
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在部门结构的变化体现为金融部门本身的活动日益活跃和盈利能力提高，以及非金融部门日益受到金融部门的影响和控制、越来越多的涉足金融市场。因此，我们选取或构造如下变量：①金融部门活跃程度主要由股票每日平均换手率②，金融部门的收益率由穆迪3A债券的实际年收益率衡量；②非金融部门的结构变化，由非金融公司金融资产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利息和红利收入占其增加值的比例测度非金融公司涉足金融活动的程度；由利息和红利支付占其税前利润的比例、公司股票回购占其增加值的比例测度非金融公司受金融部门影响和控制的程度。
总的来看，从福利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使得美国金融部门活动和收益都增加了，而非金融部门也越来越涉足金融活动和受到金融部门的影响：①金融部门市场活动日益活跃，股票日平均换手率从20.3%上升到66.2%（上升超过两倍）；②金融活动收益也有了较大的增加，穆迪3A级债券的实际收益率从1.54%上升到5.3%（上升了2.4倍）；③非金融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占其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从25.3%上升到41.1%（上升了62%）；非金融公司的利息和红利收入占其增加值的平均比例从8.9%上升到16.1%（上升了81%）；④利息和红利支付在非金融公司的税前利润中所占平均比重从36.9%上升到86.4%（上升了1.3倍）；而非金融公司用以回购股票的支出占其增加值的平均比例从几乎为零上升到2.5%；⑤与宏观结构和行业结构变量一样，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时期，各个变量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额以及变量标准差大幅提高。
(3)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结构
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转型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民收入分配日益有利于资本利润而不利于工资收入，有利于利息和红利收入而不利于产业资本利润收入；同时为了维持社会总需求水平的相对稳定，居民消费越来越依赖于借贷消费模式。因此，①用资本所得（公司利润、财产收入和租金收入等）与工资所得的比重来衡量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相对地位的变化；用利息、红利支付在非金融公司税前利润中所占比重来衡量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社会剩余中分配地位的变化；②用家庭总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来衡量工人阶级消费对借贷消费模式的依赖程度。③
其基本情况是：①资本所得与工资所得的平均比例从32.7%下降到25.7%（下降了21%），单从均值上看，好像是资本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下降了，但是如果我们考察该变量在这两个时期的时间趋势会发现④，从1959年到1980年资本所得与工资所得的比例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从1981年到2007年，这个比例却不断提高，到2007年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20%左右提高到33%左右。这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权力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时期得以恢复和加强；②在资本家阶级内部，金融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地位相对于产业资本有了较大的提高；③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例从53.8%上升到83.3%（上升了55%），而且从时间趋势上看，这一比例在福利资本主义时期一直稳定在50%到60%之间；但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时期则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
（二）计量方法与模型
本文的目的是验证美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金融化转型，即检验上述变量在这段时期的趋势显著地异于福利资本主义时期。这类问题常用的计量方法是邹检验。⑤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直接。但是其缺点是，①由于需要将全部样本分成几个子区间分别进行回归，每个子回归方程所能利用的信息量下降，降低了回归系数的准确性；②邹检验只能定性的帮助我们判断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对相关变量具体的量化影响却没有涉及。而虚拟变量方法可以克服邹检验的这些缺点。[18]其基本模型为：
（三）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我们分别应用邹检验方法和虚拟变量法两种方法检验了反映美国宏观经济结构、部门经济结构、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内部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等3个方面10个变量的结构稳定性，其结果整理如表2所示。从邹检验所得的F值看，除了反映非金融部门结构的“公司股票回购占总增加值的比例”仅在10%的置信度上显著外，其他变量均在1%的置信度上显著，说明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结构确实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其宏观经济结构、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及其内部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模式等都显著地异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但如前所述，邹检验的结构只能定性地说明经济“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并不能定量地说明发生了“怎样的”结构性变化。对后者的回答有赖于对虚拟变量法的结果的分析。为了更直观地反映这种结构性变化，我们同时将回归结构画成图，其中“□”为原始数据，实线为该变量在不同时期的时间趋势，虚线为假设1981年之前的时间趋势不改变的前提下该变量的预期时间趋势。
(1)宏观经济和部门结构
在反映宏观经济结构的变量中，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反映了金融及其相关部门在经济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如图1所示，在进入金融化时期后金融及其相关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显著提高，整体路径分别向上平移了11%；并且变量随时间推移每年平均增加的幅度也比原来每年多增加57%。⑥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相对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金融部门相对优势地位在金融化时期迅速地成长起来：金融公司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每年增加的幅度提高了1.7倍。
图1 宏观经济和部门结构变化的时间趋势
(2)金融和非金融部门结构
首先来看反映金融部门结构的两个变量。反映金融市场活跃程度的是股票每日平均换手率，从图2可以看出，在金融化时代金融市场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从时间趋势上来看变量每年增加的幅度提高了2.4倍。而反映金融市场盈利能力的穆迪3A债券实际收益率在时间趋势上的变化并不显著，但是在进入金融化时期后其整体路径发生很大幅度的上移，从负值变为超过7%正收益，并在此后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总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进入金融化时期后，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大幅提升，而伴随这种市场活跃的是金融活动收益相较福利资本主义时期也大幅增加了。
图2 金融部门结构变化的时间趋势
图3 非金融部门结构变化的时间趋势
再来看反映非金融部门结构的四个变量，如图3所示。其中前两个变量反映了在金融化时期非金融企业日益卷入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非金融公司将其资产越来越多地配置在金融资产上，其时间趋势日益显著，其总资产中金融资产所占比例每年增幅提高了3倍；而同时，非金融公司的收益也越来越多地来自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利息和红利收入占其增加值的比例的年均增量也提高了3倍。随着金融市场日益活跃以及非金融公司日益卷入金融活动，非金融公司的经营战略等也越来越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和控制，一方面，非金融公司在其利润分配上日益向金融资本倾斜，其利息和红利支付占税前利润的比例的整体路径上移了80%；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日益成为评价非金融公司的重要指标，迫使其经常性地介入股票等金融市场，从非金融公司用于股票回购的资金占其增加值的比例来看，在金融化时期之前其整体路径一直维持在负值，即股票市场主要是起到为非金融公司融资的作用；而在金融化时期其整体路径除了整体上移到正值外，其每年增幅还提高到原来的10倍。
(3)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结构
从收入分配结构上看，金融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如图4(a)所示，资本在金融化时期一举扭转了福利资本主义时期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相对不利的局面，使资本所得与工资所得的比例逆转了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这个比例还在以每年1.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其次，如图4(b)所示，在资本家阶级内部金融资本相对产业资本的优势在金融化时期变得明显和加强了。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模式的较大变化，借贷成为支撑社会总需求水平的重要因素，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每年的平均增量提高到原来的2.3倍。
图4 美国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模式变化的时间趋势
三、结论与研究展望
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的关键在于发现该体系内在的结构性特征、趋势及其内在的矛盾。遵循此理论传统的学者在解释此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并由此述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的时候，基本的共识是认为这种危机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结构体系下的积累和爆发，而这种新的结构即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并由此展开对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分析和解释。本文的分析用经验数据证明了这些理论的逻辑前提，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体系确实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使得其显著的区别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福利资本主义体系：(1)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金融及其相关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有了突破性的显著提升，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张更加依赖于金融及其相关行业所产生的利润；(2)金融及其相关市场的活跃程度和规模较之前一个时期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与之相关的盈利水平也一次性地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3)非金融部门较之以前更深入地卷入纯粹的金融交易和活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将其资源配置到金融方面，并得到较之以前更丰厚的金融回报；在公司战略层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受到金融因素的影响，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满足金融资本的分配和其他要求；(4)资本家阶级作为整体在阶级权力结构中取得了更大的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收入份额止跌回升；伴随着收入分配结构的逆转，居民消费水平的维持也转而依赖借贷消费模式。这些变化的总和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转型，这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关键和基础。
收稿日期：2010-02-26
注释：
①本文数据如非特别说明，均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9》、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NIPA2009以及美联储2009年的资金流量表所提供的相关原始数据由作者计算所得。
②数据来源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历史统计数据：http://www.nyxdata.com/factbook。由于纽约证交所只提供1960年到2005年的年度数据，为数据整理方便，其他金融部门结构变量均选取同一时期。
③衡量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分配地位的变量与前述衡量非金融部门受金融部门影响和控制的变量相同，这里就不重复其统计值。
④时间序列图表参见后文的计量分析部分相关叙述。
⑤即把回归方程应用于由可能的断点划分成的每个子样本区间，然后比较利用全部样本回归得到的残差平方和与利用每个子区间样本得到的加总的残差平方和（即由其构造的F统计量），以判断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如果F值大于临界值，则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时间序列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⑥整体路径移动幅度根据下述公式计算：
，其中
分别表示根据回归结果得到的1981年该变量估计值和假设原来趋势不变情况下1981年该变量的预测值。变量随时间推移而每年增量的增加幅度以表4中该变量对应的(Dummy*Year)的系数除以(Year)的系数获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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