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国内毛泽东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年代论文,国内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70周年、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和毛泽东逝世20周年为契机，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拟从这一时期国内出版、发表的众多有关文字资料中选取那些学术研究性的和带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成果，作一简要述评。
一、成果概观
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这一时期国内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出三个特点：
第一，著述极为丰富。据统计，1990～1998年上半年，共出版各类著作近千种、论文约万余篇，其中仅1993年一年内发表的文章就达五六千篇。在出版的著作中，尤以大部头的丛书、系列著作和多卷本著作引人注目，其中有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丛书”、彭明主编的“论说毛泽东丛书”、郑必坚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拓展与胜利丛书”、张广信主编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丛书”、陈至立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丛书”，以及毛岸青、韶华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马玉卿等编著的“毛泽东的道路系列丛书”、李智舜主编的“毛泽东与中国将帅”系列、蒋建农主编的“世纪伟人毛泽东”系列、李君如的“毛泽东与中国”三部曲、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高层政治交往书系”，等等。这类著作每套少则数本，多则数十本，加上其他各种单行本著作及众多论文，不胜枚举。
第二，研究范围有新的扩展。除有关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活动仍不断出现一些新成果外，很多人的目光转向毛泽东与历史、宗教、文化，毛泽东的社会关系，毛泽东的家世、家庭及个人生活，毛泽东的性格、情感、处世态度与工作方法，毛泽东和其他人物思想比较等方面。例如，张贻玖的《毛泽东读史》一书披露了大量以往鲜为人知的有关毛泽东阅读史书写下的符号标记和文字批注、评论，同时提供了若干背景材料，并对批注和评论内容作了阐释；王子今的《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以新的视角审视了毛泽东对史学的热忱、毛泽东的“历史鉴识”及其运用、毛泽东的历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唐曼珍的《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探讨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史学的奠基、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和影响；王兴国的《毛泽东与佛教》介绍和分析了毛泽东少年时代信佛及对佛教哲学的钻研和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待佛学的态度，以及毛泽东与佛教界人士的交往等；蒋建农、曹志为的《走近毛泽东》介绍了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的交往；陈晋的《文人毛泽东》讲述了毛泽东作为诗人、文人的“心路历程”及其介入文坛时“所挟带的春风或秋雨”；陈金龙的《继承与超越——毛泽东与孙中山比较研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伦理、民族、科技、外交、教育9个方面对比了毛泽东与孙中山思想的异同； 宋平生的《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一文首次介绍了这部反映毛泽东家族史的重要资料；张民等修订再版的《毛泽东家世》较1989年的版本更全面切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家族史及家庭、亲属的情况；张占斌、宋一夫的《中国：毛泽东热》则将毛泽东在当代及历史上几次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情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探讨了其起因、经过及留给后人的思考。
第三，研究水平有所提高。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该书“力求根据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比较翔实的信史”。可以说，这个目标是基本上达到了。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一书收入了他本人80年代研究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若干篇论文。随后，他又分别于1992年和1996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和新增订本，分别比初版本增加17万字和27万字，增加的部分多是9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新见解，受到普遍关注。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和郭建宁的《艰辛探索的哲学轨迹——1956—1966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研究》，则在探索毛泽东晚年思想方面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此外，高菊村等著的《青年毛泽东》、黎永泰的《毛泽东与大革命》、李锐的《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和《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汪澍白继续探讨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系列著作，以及杨超、毕剑横主编的4卷本《毛泽东思想史》，金春明、 陈登才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明显的提高。
二、研究中的几个热点或有争议的问题
1.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不同概括。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界定和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概括，80年代即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本依据。90年代以来，人们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有人用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活的灵魂”构筑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轮廓。有人以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法律思想、外交思想并列起来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体系框架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新社会主义观”、“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三部分构成，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两部分；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包括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及判别标准论，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论述及邓小平实践社会主义的方略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包括毛泽东的“独立原则”、“求是原则”、“实践原则”、“矛盾原则”、“整体原则”等科学方法论原则和作为毛泽东方法论“新发展”的邓小平的“主体意识”、“求实精神”、“渐进方式”、“辩证方法”、“大局视角”等“科学方法论思想”。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多层次的有机整体。其中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这一体系的哲学基础，作为这一体系两个主要发展阶段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这一体系的主体，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党建等各个领域展开……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基础、两大板块、多种领域’的体系架构”，并认为以这种结构方式来描述毛泽东思想，突破了“六个原理，一个灵魂”的传统框架，“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高度，论证了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开放的科学体系”，并突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又“明确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纳入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和科学体系之中”。（张广信：《关于毛泽东思想体系之我见》，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2 ）。）此外，还有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三个部分，或以关于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内容的“两次飞跃”论，或以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毛泽东国情思想和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三个部分来建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
以上诸种观点虽各有所见，却有一共同之处，就是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内。党的十五大已经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意味着邓小平理论有着自身的内容体系，不应再被包含于毛泽东思想之中，这当然也就提出了重新概括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问题。
2.对毛泽东思想来源的新探讨。
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给予了毛泽东思想以不容忽视的影响。90年代，人们把这二者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来源。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人们对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产生愈来愈大的兴趣。80年代先后出版《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汪澍白，90年代又相继出版了《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渊源》、《毛泽东早年心路历程》、《传统下的毛泽东》等著作，在这些著作及同期发表的文章中，他一方面对以往探讨过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从“气聚散动静说”、“理欲观”、“圣贤豪杰观”、“民族大义”精神等方面仔细分析了王夫之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以往重点考察儒家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目光移到传统思想的其他因素对毛泽东的影响，如在《毛泽东对前代兵家韬略的批判继承》一文中描述了“毛泽东从自发到自觉地继承前代兵家韬略”的四条途径，即以战争为题材的通俗小说，湘军、太平军的作战经验，被称为“相砍（斫）书”的“廿四史”及“通鉴”等史书和《孙子兵法》，指出，毛泽东经过认真钻研，将前代兵家韬略成功地转化成现代战略战术，即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形式的灵活运用，正确处理攻防关系的积极防御战略，以众击寡的辩证法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解决战争中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原理。李锐在《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和《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著作中也列举了毛泽东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许多事实，并指出，毛泽东一生“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他所阅读的书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古籍，“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作养料，就产生不出他这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此外，丁晓强的《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从知识分子学风的传承影响的视角，对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潮与毛泽东思想的源流关系作了有意义的探讨。李鹏程的《毛泽东与中国文化》将毛泽东放到中国文化传统及其转型的大背景中，探讨了毛泽东的文化继承和批判、毛泽东“中国文化新模式”的形成及其“全面铸造”新文化的实践与“偏至”，并就毛泽东赋予新文化的内容特征、毛泽东造成的中国文化转型的意义及其留给后人的启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也有人认为，尽管不应否认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生过重要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应作恰如其分的估计，不能把它夸大到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的“体”的地位，因而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毛泽东思想的另一理论来源。
在上述的毛泽东思想二源说、一源说之外，还有人提出三源说。其中又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三者的辩证统一。另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来源”，“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是其“重要来源”，此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并指出毛泽东“吸取了孙中山的‘革命’观念”、“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实业计划》的合理思想”，毛泽东思想与孙中山思想的这种联系，“从思想史来考察”，是“直接的”，同时又是批判地继承的。
总的来看，尽管少数研究者尚有不同看法，大多数人似乎已经认同毛泽东思想有着多重来源的观点。要确定这些来源各占什么样的地位，依我们的看法，首先是要做更为细致的微观研究，以确定作为“来源”的那些思想因素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在多大程度上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其他创造者所接受，又是怎样被其阐释和发展的，特别是要注意细致分析毛泽东在阐发重视实践的认识论和重视矛盾分析的辩证法这类既可以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得悉，又可以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找到的理论内容时的思想过程和倾向。其次还必须明确所讨论的毛泽东思想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既包括正确，也包括错误的思想，还是指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正确”的思想，是指构成其体系的重要思想内容和原则，还是指包括毛泽东在各种不同场合留下的讲话、谈话记录在内的所有有关材料反映出的毛泽东个人的全部思想和观念。
3.晚年毛泽东研究掀起热潮。
晚年毛泽东研究，兴起于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成为毛泽东研究中的热点。人们关注的重点有三个，一是应否使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一概念，二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三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
早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人们就曾对是否可以提出“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有过不同看法。90年代初，石仲泉和龚育之先后发表意见，对80年代末一些人重新提出“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一概念表示异议。石仲泉认为：“晚期思想”这个概念，“与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存在相当一部分的包含关系”，“这就不能不与毛泽东思想概念发生内涵与外延的两重交叉”，因而“似违背了逻辑常理”。又由于这个概念实际上无法区别毛泽东晚年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实际上是使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都统属于主要指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概念之下”，“结果必然有把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误为错误思想之嫌”，“不仅无助于人们严格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两个概念，而且可能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形象和对这部分理论的正确理解，以及对其科学价值的研究”。但他同时又认为，“这个概念也不是绝对不可使用的”，只是应确定时限和“慎用”。龚育之认为：提出“晚期思想”概念的人们对“晚期”的时间界定很不一致，有的甚至将“晚期”的起点推到建国初期，结果使“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只剩下民主革命时期的成果”，是人为地割断了毛泽东思想。他还认为，即使在讨论中重点强调“毛泽东晚期思想”中正确的思想，也还是没有必要使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一提法，“毛泽东晚年的正确思想，应该归入‘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他这时的错误，则称之为‘毛泽东晚年错误’”。
但更多的人仍认为这个概念是可用的。有人主张从层次上或体系上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分开，认为后者特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可以分为早期思想、中期思想、晚期思想，既包括毛泽东的贡献，也包括其主观局限性和一些错误，而前者则特指“正确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它“超越了毛泽东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观局限性和思想错误”，为明确概念，也可以将毛泽东晚期思想称作“毛泽东的晚期思想”。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定性”概念，“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毛泽东晚期思想”则是一个“定时”概念，“规定的是毛泽东进入晚年后的思想”，后者“既有正确的部分，又有错误的部分”，其正确的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错误的部分则不能列入其中，这“两者泾渭分明，是不会发生混淆的”。
尽管提倡使用“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者的理由看起来并不都是无懈可击，事实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却越来越多，甚至龚育之本人在1997年发表的《十五大精神和党史研究》一文也使用了“毛泽东晚年思想”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的使用，已经被大家认同了。只是，人们在这个概念的内涵和时限的认识上还没有达成一致：关于内涵，大体上有包括毛泽东晚年时期的全部思想、仅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特指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几种不同看法；关于时限的认识分歧集中于毛泽东晚期思想起于何时，大抵有起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于1957年“反右”运动、起于1956年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等几种说法。按通常理解，“毛泽东晚年思想”所跨越的时间，也就是“晚年毛泽东”的概念所跨越的时间。但也有人主张用“人生的自然规律”和毛泽东“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密切的关系”两方面指标来确定毛泽东晚年的时间， 认为毛泽东进入晚年的时间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而1953年毛泽东60岁时起到1971年这一段是毛泽东的“老年阶段”。
有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特别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和毛泽东的两篇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展开的探讨引人注目。关于前者，有人提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由于对社会政治状况的误断而产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二是在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上出现了某些超阶段的乃至带有空想色彩的错误构想。但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本质或核心，却是争取平等，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观念总体上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的。相比之下，错误部分并不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主要部分，而只是开拓性事业中不可避免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有人将其称为“理想社会模式”，认为毛泽东1958年对人民公社的设计提出这套模式，1966年发表“五·七指示”时，这套模式定型化。这套模式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其经济内容而言，主要包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纯洁性，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追求一个没有分工、没有商品交换、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在分配方面追求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实现人们享受物质待遇方面的平等，尽快消灭不平等现象等特点。关于后者，有人指出：《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是毛泽东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巨著，是体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法论原则的“煌煌大作”。但也有人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没有明确提出和解释何谓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对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的阶级斗争作了错误的估量，这是该文的两大缺陷，其显露出的“左”的错误理论的萌芽成为1957年后中共党内“左”的错误不断发展的部分理论根源。有人在充分肯定《论十大关系》一文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指出，“应当承认，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论述还是初步的，有的也未能很好实行。论十大关系虽然具有中国特色，是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冲击，但还未能从根本上加以冲破”。
有关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廖盖隆认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另一个是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社会主义旧模式的影响。金春明指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某些原理的教条化理解是他晚年产生重大失误的重要原因。此外，有人考察了传统大同思想与毛泽东热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联系，分析了毛泽东“人民观”中非理性因素对他晚年背离自己正确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并就毛泽东对农民的“原始社会主义性”的评价探讨了他在农业合作化、大跃进等运动中产生“左”倾急躁情绪的原因。有人从所有制、商品经济、“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建设速度等方面指出了毛泽东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误解。有人提出毛泽东与苏联模式的关系经历了认同—突破—认同的曲折过程，而最终趋同的原因主要是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失误所致。有人则认为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不能单纯从其思想理论本身去寻找。
显而易见，晚年毛泽东研究涉及的问题多，情况复杂，其所处时代与当代密切相关，对于今天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这使它强烈地吸引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不过，若想加深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们面临着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又要注意避免研究中的片面性问题。针对于此，有学者提出了晚年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看来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4.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方兴未艾。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明确提出，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比较研究引起学者愈来愈大的兴趣。出版的论著已有许多，如龚育之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与邓小平》、廖盖隆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郑谦主编的《毛泽东与邓小平》，余世诚的《邓小平与毛泽东》，董克勤的《继承与超越——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尹全忠的《毛泽东邓小平思维方式比较研究》，樊瑞平主编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马捷莎的《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等。相关的文章也有不少。从已有成果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即两位领导者的个人比较和分别以他们为代表的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创立的思想理论之间的比较。大体上看，前一种研究相对薄弱，后一种研究涉及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人们对于两种理论基本关系是“继承和发展”这一点没有异议，只是在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一点上略有不同说法。廖盖隆认为，“继承和发展”有三层含义：第一是指邓小平恢复和继承了毛泽东原来的正确思想；第二是指邓小平改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第三是指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原来所没有的思想。石仲泉则指出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表现于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点，具体表现为“理论的创立的连续性”、“理论思路的连续性”、“理论性格的连续性”、“理论内容的连续性”几个方面；后者对于前者的发展表现为“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转换的飞跃”，由“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但还不清晰、没有展开的认识，到较为完整、论证严密、属高层次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由计划经济理论到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飞跃”，并“改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整体认识的巨大飞跃”等四个“飞跃”。微观层次的研究主要有二者关于国情思想比较、富裕观比较、国际战略思想比较、开放思想比较、对待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政策的比较、毛泽东的商品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比较，等等。有些学者还就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比较的原则、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比较研究仍有发展之势，有人预测，它将成为毛泽东研究中的跨世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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