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钢[1]2004年在《上海家庭教育的近代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是其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在这个艰难的发展过程中，家庭教育也实现了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但是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却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为了揭开家庭教育近代转型的历史谜团，论文选择上海作为研究的个案，这是因为它是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缩影，从它那里，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完整画卷，并孕育着现代中国的最初萌芽。论文所要揭示的正是上海家庭教育近代转型的历史轨迹和发展历程。 论文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文献法和比较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家庭教育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考察分析。论文由前言和五章共七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前言部分，主要阐述了家庭教育史研究的现状、问题，提出了论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并界定了研究的主要对象，指出了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分析了选取上海作为本研究的根据和理由。 第一章“开埠前上海的家庭教育状况”，首先对古代上海的家庭教育做了概述，对其发展的历史阶段做了简要的划分，并通过其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论证了古代上海家庭教育虽然受吴地文化的影响，具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是从总体上而言，并未摆脱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模式。然而随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海市镇经济逐渐兴起，西方科技也开始传入，这些都使得家庭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从而为其在近代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近代上海家庭教育变迁的社会条件分析”，分别从商业社会的形成、政治和教育改革以及西学东渐的推进等叁个方面具体考察了上海家庭教育近代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叁个方面既是近代上海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也代表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通过对叁者彼此联系，互动影响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社会变迁对家庭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转型的历史进程的推动和制约作用。 第叁章“家庭教育观念的近代变革”，首先指出了近代优生优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它的发展是与婚姻观念的变革、西方医学卫生知识的传入以及近代生理学的引进分不开的。其次论述了近代家庭教育理想的转型，认为商业社会的冲击和科举制废除对其起了重要作用。最后从家庭教育着作的出版状况、对传统家庭教育的抨击等方面论述了家庭教育理论的近代发展。 第四章“家庭教育实践的近代变迁”，对涉及家庭教育实践的诸多问题和领域进行了系统的分圻，分别从走向科学化的家庭教育原则和方法、家庭教育内容的近代发展、儿童读物的近代透视、儿童玩具和游戏的近代变迁、从女子地位及其教育看家庭教育的近代变迁、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家校合作问题的提出、走向社会化的家庭教育等七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展示了家庭教育实践近代转型的丰富历程。 第五章“中国家庭教育近代转型的若干问题”，主要探讨了家庭教育近代转型的若干问题。论文对家庭教育近代转型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如指出社会生活的变迁是家庭教育近代转型的基本动力，政治和教育改革对其则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而观念的变革则是其转型的核心。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古代家庭教育的比较，总结了家庭教育近代转型的基本特征，并指出了其对于我们今天家庭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南钢[2]2001年在《我国家庭教育的近代转型》文中提出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核心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尽管这一过程是那样的曲折、艰难而又缓慢、漫长，但是毕竟揭开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的一幕。家庭教育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在社会转型的同时开始了痛苦的抉择。本文正是在对古代家庭教育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近代的社会现实，透视、分析、研究了其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得出了对于我国当前家庭教育的有益启示。 引言部分通过对我国家庭教育史研究的背景与状况的介绍，分析了我国家庭教育史研究的特点和问题，指出近代家庭教育史是我国家教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论述了本选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说明了本研究的目的、性质、对象、内容和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 作者首先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进行了历史考察。通过对古代家庭发展史的回顾和古代家教史料的梳理，指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四个发展时期，认为古代家庭教育对家庭、家族、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它以教人做人、光宗耀祖和耕读传家叁种家教目的为基本价值取向，以“修齐治平”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以重视早期教育、爱教结合、言传身教、启蒙艺术为家教的主要原则和方法，共同构成了古代家庭教育的伦理本位型形态。 论文在对古代家庭教育历史考察的基础上，阐述了家庭教育的近代转型。近代中国是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近代家庭教育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纵观近代家教史，它的转型经历了由沉默期、起步期向发展期和成熟期转变的历程，而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既有对西方幼儿教育思想、家庭教育思想的引进和吸收，又有对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在批判中继承，又在综合中创新。与古代家庭教育相比，在家教目的上更加注重健全人格的培养，在家教内容上逐步以德智体美为主要内容，在家教原则与方法上则强调教育科学理论和对儿童心理特点的关注，表现出知识性、科学性、民主性、开放性、法制性等近代特征，形成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并重，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形态。 通过对家庭教育近代转型的历史分析，作者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我国当前家庭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得出对于我国当今家庭教育的四点启示。
王独慎[3]2018年在《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的修身科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的癸卯学制(1904),民国成立以后,在壬子学制(1912)中继续保留,到1922年的壬戌学制颁布时被公民科取代。在近代史的整体框架下,修身科所处的时段(1904-1922)恰好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1895-1925)。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体系的变化与知识分子的思想革新密切相连。由思想革新所带来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冲突与转化也会透过课程的变迁反映出来。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教育的“修身”传统经由怎样的方式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力图通过对清末民初修身教育变迁过程的考察来探讨“修身”传统的现代转化路径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修身”蕴含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以“气”化的宇宙论和身体观为观念基础,强调“身心合一”的自我观,“体知”与“内证”的认识进路,德化与风教的群己关系。与“修身”意识相应的是传统社会的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得“德化风教”的微观教化效应得以扩展到更广大的场域,成为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因素。传统的“修身”教育的实践形式包括家庭中的蒙养教育与女性教育、正式的私塾与书院教育以及非组织性的游学与自我教育。修身作为一种内在精神追求,贯通在传统教育的整个体系当中。“经史之学”是其知识载体,科举考试为“修齐治平”提供了制度渠道,“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教化则是“修齐治平”的具体实践。近代的“修身”教育始于清末的文教转型。首先涉及的是教育制度和教学形式的变化,然后是观念的变迁。修身的学科建制是传统教育体制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教育学科体系、学校制度和现代教学法都得以建立。以私塾、学堂等民间教育形式为主的传统教育体系逐渐被现代的学校体系所取代。科学知识观和课程观念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的“整体课程”观。同时,课堂教授法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传统修身所注重的性情涵养与自我体践在学堂教授的方法下难以展开,导致修身科有知识化的倾向,降低了实效性。民国以后,随着经学向着现代学术的转化,现代“伦理学”取代了四书体系的“义理之学”成为道德教育的学理基础。与现代教育制度相伴而生的是现代教科书。教科书的编写结构反映了近代道德学说的变迁。教科书审定制也推动了以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民间教育力量的兴起。修身观念的转变反映在修身教科书内容上,可分为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上,传统的“修身养性”转变为社会常识的“习得”。这包括身心合一的气化身体观被现代卫生医疗学、生理学和科学心理学所拆解,卫生和医疗常识成为修身科主要的内容之一;以德性涵养为主的修养内容被大量的经济、政治常识所补充。在社会层面上,传统“修齐治平”的士大夫道德教化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培养平民人格为主的公共伦理和团体意识。这表现为:在群己关系上,儒家传统中作为修身工夫的“忠恕之道”逐渐演变为一般与人交往的美德;在家庭伦理上,与宗法相关的宗族伦理和礼仪方式逐渐消失,作为家庭美德的“孝悌”受到压缩;女性的平等观念和“德才”观念也有所变化,但并未脱离“贤妻良母”的伦理角色;在国家伦理上,现代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兴起。传统“天下”观念则衍化出两个方向相反的思想倾向,其一是与“礼仪中国”相关连的“天下”体系瓦解,一变而为列强竞争的“世界”;其二则是与“天下为公”相关的“大同”思想迅速地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结合在一起。前者表现为退守与忧患意识,后者表现为奋进与和平意识。清末民初修身教育的演变与社会文化转型密不可分。首先,近代学术文化由“经学时代”转向了“科学时代”,经学的衰微使得“修身”远离了成德传统中“性与天道”的形而上追求。经学那种强调整体性、关系性的思维方式被科学所分解,身心合一的观念被抛离。其次,随着社会结构从传统的宗法转向职业社会,公私领域分开,“修齐治平”也就断裂为个人领域的“人生问题”和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传统整体性的道德转变为“公德”-“私德”之分,对道德的关注从个人“德行”转向“义务”。与此同时,现代教育的功能也将重心从传统“成人”“成德”转向“民众培养”与人的“社会化”。在社会转型中,近代知识分子终究未能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形成一个社会重心。“士大夫”式的社会教化演变为现代“启蒙”,内在的“修身”体践转化为形形色色的运动实践。
张婷婷[4]2016年在《近代家庭美育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在此背景之下,近代中国的教育也呈现出一种变革的时代特征。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轨迹表现出一种从传统到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家庭教育也实现了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而作为近代家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家庭美育,长期以来却鲜有人研究。本文选择以近代的家庭审美教育为研究对象,正是因为这段时间家庭审美教育在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下、在新旧文化的相互碰撞下也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和体系。本研究拟对近代家庭美育进行探究,希望在对该历史时期的家庭美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寄望于为我国现当代家庭美育的有效开展提供切实有效的历史经验和借鉴。笔者通过图书馆、档案馆等搜集相关资料,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对古代传统家庭美育的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结合近代社会变迁和教育变革的特点及背景,对近代家庭美育进行了个案分析研究,通过个案分析,总结这一时期家庭美育的内容、方法、特点、目标等,阐述了近代家庭美育的转型,辩证地揭示了近代家庭美育的价值性与局限性,以期探讨出对当下家庭美育发展的现代启示。本文共分五章节:第一章节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缘由、关于家庭美育以及近代审美教育的研究综述、研究意义及研究设计。第二章概述近代家庭美育的发展阶段分期,考察我国家庭(族)美育的历史溯源及近代家庭美育转型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围绕近代家庭美育观念、内容、方法、特点、目标等方面分析近代家庭美育转型的阶段性分期。第叁章重点对近代家庭美育的目标、主要内容、教育方法及特点四方面进行考察。第四章节以曾国藩、梁启超、丰子恺的家庭美育实例作为案例分析。第五章通过前四章的分析,对家庭美育个案进行分类定位分析,总结其在变迁与更新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价值及若干启示。
陆文龙[5]2017年在《中西之间：清末民初苏州地区士绅家庭教育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家庭教育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往研究中,对家庭教育,尤其是士绅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与转型并未特别重视,对士绅家庭如何回应中西文化碰撞及如何抉择也并未太多涉及。苏州传统的士绅家庭教育以科举为导向,重视读书应试,鼓励行善,强调修身。这种传统的家庭教育存在父母与子女地位不平等,教育内容比较狭隘,易产生愚孝行为等问题。随着西学的涌入与科举的停废,不同层次的士绅家庭出于不同的考量,对待中西文化态度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他们面临叁种选择,或固守传统,或完全西化,或者介乎这两者之间。对于第叁种情况,又有以中学或西学为主,或两者并重这叁种倾向。本文主要利用家书、文集等多种资料为考察依据,以徐兆玮和柳亚子为例,采用词频分析和文献解读等方想式,对他们的家庭教育进行考察,力图丰富江南地区士绅家庭教育转型的多层面相。徐兆玮和柳亚子在早年经历等方面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成长环境与人生阅历,使得他们的家庭教育展现了两种不同转型之路。
季瑾[6]2013年在《家庭教育现代化的启动与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一项针对民国时期家庭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发展、实施状况及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民国时期家庭教育整体嬗变的历史背景与动因、家庭教育理论的变革与建构、家庭教育实践的冲突与革新、家庭教育与社会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变革是本文叙述与探讨的主要论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将民国家庭教育嬗变的历史过程放置在整个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图景中,将其与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以及女性教育之间的密切关联加以阐释。对该论题的研究是从家庭教育的微观视角考察整个民国时期宏观社会现代化变革的有效途径,不仅有利于推进家庭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也能在指导当下社会转型期内家庭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家庭教育嬗变发生的历史前奏与社会背景是较为复杂与多元的,受到众多相关因素的刺激与型塑。近代以来家庭场域内发生的关系、结构等方面的现代化变革,促使家庭教育调整自我以适应新家庭的发展需要。而女性群体与儿童群体自近代以来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的上升,对家庭教育朝着民主、平等、科学的方向发展形成了重要的推动力。在这叁个主要动因的刺激下,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启动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家庭教育理论的变革与建构,是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的主要表现。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深入理解西方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础上,将家庭教育作为社会改造的有力阵地。他们大致按照现代教育学学科体系来构建家庭教育理论。此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理念与目标、主体与内容、方法与原则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各个要素都体现出了现代化的走向。本文按照这一学科体系系统化地展现了民国家庭教育理论构建的整体样貌,并试图在行文中勾勒出民国时期内部家庭教育的变迁脉络。家庭教育实践在理论变革的指导下,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笔者在这部分运用了个案研究法,主要以较发达地区的城市精英阶层家庭教育实践的现实状况作为分析对象,择取具有代表性的家庭教育实践样本作为个案,展现并解读了民国时期家庭教育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从冲突发展到抗争继而走向裂变的历史过程。笔者分别选取了巴金先生的小说《家》和陈鹤琴先生的论着《家庭教育》为两个研究个案：前者偏重揭示传统家庭教育的痼弊及身处其中的新青年们的觉醒与抗争；后者偏重呈现现代化的家庭教育理论在家庭日常操作中逐步走向民主化、科学化的现实状态。当然,笔者所择取的家庭教育实践样本只能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家庭教育嬗变的历史现状,尚不能完全代替整个民国家庭教育的变革。关于整个民国家庭教育实践的历史状态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民国家庭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始终受到外部社会大环境的制约与推动。近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与公共教育的推进对家庭教育的转型与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也开始互通有无,致力于建立良好的家校合作关系。1938年国民政府首次颁布了推行家庭教育的相关法令,并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实施办法与细则。这一官方行为推进了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为家庭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在国家层面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社会研究团体也纷纷开始关注家庭教育,推动了现代家庭教育的宣传与普及。而家庭教育的国际参与与交流也得到了发展。这一系列外部因素都推进了家庭教育的现代化变革。本文认为民国家庭教育的现代化启动与发展是受到社会宏观历史变革的影响的。笔者在梳理与展现民国家庭教育嬗变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主要借鉴与运用了民主民族主义与自由女性主义两个理论视角对其加以进一步的分析与解释。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系统化、制度化、现代化的变革关涉到的是新国民民族意识的塑造与保护,指向的是民主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而推崇男女平等的女性教育的兴起,则为新时期塑造新母亲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情境。只有接受过现代知识教育的女性,才能成为“现代性”的“贤妻良母”,继而能从现实层面为家庭教育现代性改造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总的说来,民国时期家庭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摧垮了传统家庭教育的痼弊,启动了我国家庭教育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更为现代家庭教育的发展路径与方向奠定了基调,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历史经验。
贾留谦[7]2014年在《民国时期的家庭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家庭教育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民国时期的家庭和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大背景下,家庭教育的革新也随之展开。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在传承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同时,也在接受着西方关于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新理论。在传承、吸收和借鉴的过程中,民国时期的家庭教育思想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也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而这些新思想和新领域对以后我国的家庭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国时期家庭教育处于由古代家庭教育向现代家庭教育的过渡和转型中,研究民国时期家庭教育有助于全面了解此这一时期家庭教育发展的脉络和鲜明特点,也可以为当前我国家庭教提供相应的经验和借鉴。在本论文的研究中,笔者在掌握家庭教育资料的前提下,通过对民国时期的家庭教育文献的分析和研究以求展示出民国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和历史价值。本论文主要有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民国时期家庭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通过对传统的家庭教育思想内容和近代欧美国家的教育思想的分析,揭示民国家庭教育的独特发展历史和研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民国时期家庭教育研究状况的分析。梳理民国时期学界等对家庭教育研究的论着,再结合其他方面,如出版社、研究人员和专业领域的分析,把握家庭教育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其在社会影响力,并以此作为深入分析的依据。第叁部分：民国时期家庭教育思想的嬗变。本部分以对家庭教育文本的解析,结合民国家庭教育的社会影响因素,从关注父母的家庭教育能力和素质,“儿童本位”的家庭教育方法与原则；积极探讨不同阶段的家庭教育；重视家庭和学校在教育上的合作；给予家庭教育法令上的保障等五方面对民国时期的家庭教育的现代化转变进行分析,以此来表明这一时期家庭教育变迁主要部分发展变化的时代特征、价值和意义。第四部分：民国时期家庭教育的当代价值和启示。这一部分主要是在前者分析的基础上对当今家庭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寻找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为解决当今家庭教育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以期望对我国当今家庭教育的发展有所裨益。
刘媛[8]2010年在《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1927-1937年,由于现代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上海城市处于社会高速转型期,市民的生活方式也在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儿童日常生活场景已不同于传统生活和乡村生活,上海城市在日常生活中塑造儿童成长为现代人才,儿童的成长成才又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增添活力。文章主要依靠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和其他社团的各种统计、年鉴,《申报》等为主要史料,辅以时人着述、儿童书籍和图像,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对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儿童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再现上海城市为儿童构建的物质精神生活环境,传达社会转型期上海城市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互动关系。导论部分界定了文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范围,讨论了研究二叁十年代上海儿童日常生活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后回顾了国内外儿童史的研究现状,肯定学术界在儿童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指出这些都为本文的儿童史研究提供借鉴。同时,介绍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史料来源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文章主体又可分为叁个部分,共四章。第一章为第一部分,总论社会转型期中的上海儿童概况；从上海儿童人口、上海儿童生活环境两个方面分述社会转型期间上海对现代人才的需求以及为儿童发展提供的契机。分别考察了儿童人口在上海总人口中的比重、儿童的社会分层问题和儿童生活背景的改变。提出城市按照自身需求来教养儿童的问题,上海把儿童定位为城市未来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和主力军,儿童培养的目标应符合上海城市发展的需要。第二、叁、四章为第二部分,分别从儿童的物质生活、儿童的精神生活、儿童的群体生活来描述分析儿童日常生活。第二章叙述儿童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是反映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的基础性指标,这一时期上海儿童日常生活还是具备了很多现代性特征,涉及到很多具体内容,本文主要研究了儿童物质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儿童消费来做为进一步分析的依据。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儿童的分层分类,注重不同社会阶层儿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差异,并特别突出研究了工人家庭中儿童的物质生活状况,在内容和层面上都能反映出1927-1937年问上海儿童物质生活水平的轮廓,又可见微知着,在社会给儿童提供的物质生活层面上展示上海的社会变迁。第叁章择取儿童的教育、儿童的娱乐为分析对象,通过对社会给予儿童的教育环境的度量、教育内容的实施、新型娱乐方式的出现和儿童节的设立来建构起儿童精神生活的概貌。发现儿童的教育以顺应社会转型潮流、服务上海城市、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为依归,儿童娱乐方面突出了与时俱进的儿童图书、塑造新民的儿童玩具、应运而生的儿童电影和呼唤现代人才的儿童节与儿童年。无论是初等学校教育的快速前行,还是全方位社会教育的熏陶,以及与时俱进的儿童娱乐,还有专门成立的儿童节和儿童年等,都表达上海社会对现代人才的呼唤和教养。第四章分析了儿童的群体生活和现代人格的养成。群体生活也是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儿童的家庭生活和团体生活两方面着手,以孩子剧团这一纯粹的儿童团体为例,分析儿童群体生活的现代成份,社会转型期的儿童群体生活以儿童为中心,体现儿童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儿童进行日常生活也是儿童社会化的过程,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群体生活的现代化特征将1927-1937年上海儿童锻炼为具有现代人格特征的现代人,人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方可得到辩证的统一。第四章还从儿童生活技能的积累、社会角色的塑造、行为规范的约束和价值观念的养成来透析儿童的现代人格以及儿童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互动。第叁部分是结语,指出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儿童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同时儿童的发展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他们在成年后将对社会的发展承担责任。儿童培养理念的确立既要符合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时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家庭、社会、政府对1927-1937年问上海儿童的成长发展均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合力造就未来现代化建设接班人；1927-1937年间上海儿童日常生活是现代化和传统社会交相渗透的结果,生活方式在传统中趋新和超越；而上海社会转型与儿童日常生活现代化又具有全方位的、渗透式的、彼此互动的特点。
佚名[9]2005年在《教育及社会科学应用研究论文奖计划”专栏》文中提出“教育及社会科学应用研究论文奖计划”创立于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十几所院校共同合作,其宗旨为:提倡对西方教育及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积极发展教育及社会科学理论的本土化学术方向;倡导教育及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价值取向。这项计划由两岸叁地一些大学的知名学者共同倡议发起,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及美国密歇根大学杜祖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北京大学汪永铨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黄启昌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教授等。他们发起这项计划,是针对目前在教育及社会科学研究中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和脱离教育实践的现状,谋求学术研究的改革。目前,已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广州大学教育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华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等13所院校参与了该项计划。本刊开辟专栏对论文奖的研究成果作连续介绍。有关该论文奖计划的详细资讯,请查阅http押//www.compe.cn的相应专栏。
吴建章[10]2010年在《李鸿章家教刍论》文中提出晚清时期的中国,随着国门洞开,处于社会变迁环境中的家庭教育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尤其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教育思想,直接刺激着中国传统教育由封闭走向开放,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家庭教育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转变。一些先进人士在家教领域的探索为中国家庭教育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李鸿章是清朝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时代人物,他非常重视家庭教育,而且他的家教思想与实践具有中西融合、与时俱进的特色,是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的家庭教育时不可忽视的一块领地,对其家庭教育进行研究,既是对李鸿章教育思想研究的深化,也是对传统中国家庭教育研究的丰富。由此本文第二部分从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视角考查李鸿章生平事业,揭示其作为军政重臣、外交干材和儒学文人在政治、外交、教育上的主要观点及其实践贡献。他读书致仕,抱负宏大,积极开展洋务运动以图自强；他求实务新,忍辱负重,尽力与西方保持友好；他虚心向学,重视育才,为培养新式人才呕心沥血。这些强有力的说明了李鸿章堪称时代骄子。作为时代骄子,他的远大眼界和卓越智慧也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家庭教育。他坚守传统,以身作则,为子女做出榜样；他好学不倦,书香传家,影响子女刻苦读书和钻研学问；他提倡西学,视野高远,鼓励子女紧跟时代潮流；他重视身心养护和意志磨练,促进了子女健康成长。由于他的言传身教,李家子弟在外交、科技和商业等领域为国家做出贡献,其长子李经方成为职业外交官,极大帮助了李鸿章办理外交；其次子李经述,成为极负责任感和才气的诗人,并以孝行列入清史中的孝友传,传于后世。李鸿章这种有众多闪光之处的家庭教育,对于我们在新的转型时期继续开展好家庭教育研究和从事好家庭教育大有裨益。文章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当今科技大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李鸿章的家庭教育对现代家庭继承传统,立德开智,培养子女全面成长,以及现代家庭紧跟时代,主动构建终身学习型家庭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上海家庭教育的近代转型研究[D]. 南钢.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我国家庭教育的近代转型[D]. 南钢. 西北师范大学. 2001
[3]. 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D]. 王独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4]. 近代家庭美育研究[D]. 张婷婷. 江南大学. 2016
[5]. 中西之间：清末民初苏州地区士绅家庭教育转型研究[D]. 陆文龙.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6]. 家庭教育现代化的启动与发展[D]. 季瑾.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7]. 民国时期的家庭教育思想研究[D]. 贾留谦. 西南大学. 2014
[8]. 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27-1937）[D]. 刘媛.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教育及社会科学应用研究论文奖计划”专栏[J]. 佚名. 比较教育研究. 2005
[10]. 李鸿章家教刍论[D]. 吴建章. 华中师范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