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内在逻辑———个基于现实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中国论文,框架论文,逻辑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2年来，全球有31个国家先后加入经济体制转型队伍，仅有中国和越南两国经济持续增长①。这1/15的成功概率极具理论研究价值。本文的主旨亦在此。
一、引论
经济体制转型的基本内涵是，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配置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变革（以下简称“转型”）②。未发生这种变革或者变革已经结束，转型概念都不适用。在当今世界，有关市场制度目标模式的信息极为丰富，难在如何处置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约束条件。
现有研究文献中存在的最大争议是经济体制转型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多数西方学者坚持向转型国家推荐“一篮子”方案：“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明显的重音在“宪政规则的根本改变”上③。然而在欣然接受了该方案的国家当中，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民主课堂上的优等生”。鉴于中国和越南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制度改革，至少现在还不能断定经济制度转型一定要与“竞争性政党制度”同步运行。于是有西方学者只好在涉及转型问题的比较研究中把中越两国剔除掉④。他们的困惑是，为什么到现在阿尔巴尼亚还一点都不像瑞士？
经济领域是存在较多争议的第二个问题，多数转型国家曾坚信同步推进“（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的“短痛”方案最合理，以为“流泪谷”很短⑤。而实践证明，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的起点上以“短痛”为代价迎接“市场天使”的信念相当靠不住。经典的宏观经济学问题“长期有多长，短期有多短”，在转型国家意外地变成了“短痛有多短、有多痛”的难题，使俄罗斯险些成为“第三世界的新成员”。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是“短痛”方案的翻版，其经济政策曾“差点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⑥。倒是中国号称“渐进”的转型奇迹颇显革命性后果，证明渐进不等于慢进。
在既有的文献当中，曾亲历过计划体制的科尔内对转型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关注。科尔内怀着“谁笑到最后”的信念不断改变着衡量转型成功的标准。他先提出：“如果在经济的一个或者另一个重要方面的短缺消失了，这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信号，即在那里的改革成功了”⑦。当中国率先消除短缺之后，他又提出“转型不是赛马，成功的主要标志不是谁先冲过终点线”⑧。2005年笔者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听到科尔内断言，“中国只完成了全部转型过程中比较简单的部分”。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前苏东各国未能很快做好“简单的事情”⑨。还有一些研究，比如科勒德克对转型的研究起步于分类、也止步于分类。
青木昌彦致力于用历史感来充实现实感的研究方式极富教益。他认为“惟有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才能令人满意地探讨制度变迁的机制问题”⑩。钱颖一等于1997年提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解释了中俄两国地方政府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时“谁做对了激励”，间接证明了地方政府在转型中不能扮演一个“消极旁观者”的角色(11)。森强调“以自由看待发展”，触及中国转型过程中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方面，那就是近30年来中国的个人自由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强制在减少而不是增加。森认为，由于传统体制重视普及教育、免费医疗等“工具性自由”，所以“从社会准备的角度看……中国更好地利用了市场经济”(12)。
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已获得除欧美以外66个国家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俄罗斯也获得了欧美承认其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这说明，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国家的转型都能如愿。那么，概括转型路径分歧的“渐进/激进”二分法还有多少分析价值呢？比较以中俄两国为代表的转型路径，哪些事实具有连贯的可比性？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增长，俄罗斯却遭遇了灾难性的转型大萧条，到2006年底经济才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显然，判别转型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就在于能否规避转型大萧条。因为尽量保全生产力存量、拓展增量才能实现转型总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
为什么中国能规避转型大萧条而俄国就不能？对于这个实践重于理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盛洪、樊纲、林毅夫等提出“稳住体制内，放开体制外”的“增量改革”观点(13)。其理论优势不在于深刻和无遗漏，却兼顾了“讲得对”与“讲得准”：（1）把时间（历史）因素纳入分析框架；（2）潜含了稳定上层建筑的条件；（3）将不现实的“短痛代价”尽可能排除在政策建议之外。简而言之，“增量改革论”具有解释新体制因素从哪里来，传统体制可以派什么用场的分析前景，最接近于真实描绘中国如何“稳住体制内”，怎样“放开体制外”的“转型路线图”，能满足“自然界不能飞跃”的经济学方法论规定(14)。
本文拟探讨的问题包括：（1）发生在1978年的那种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农村改革怎样联结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2）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的“物价闯关”天然合理？在先行营造市场环境的时期，市场主体从何而来？（3）20世纪90年代改产权的时机是否恰当？（4）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必要的解释。
二、农村改革联结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初始条件
1.中国转型发生在“文革”之后不是偶然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往往善于从挫折中汲取教训并以更快的速度前进来弥补损失。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5)，“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16)。“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不但持续放大了传统经济制度的缺陷，更不断加深着人们对“极左”路线的不满。史学家钱穆曾概括道：“中国历史之除污升降，常在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17)“文革”后，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建设“四化”的决心和力量，很快让外国观察家感到，“中国这座千年不动的纪念碑离开了自己的底座，以婴儿般的胆怯步态走了起来”(18)。
2.“文革”后中国上层建筑的基本结构基本完好，不必“绝望地首选”重建上层建筑以重建基本秩序。多数人与其说对政治体制不满，不如说对“好政策”怀有强烈的期待。因为在传统体制下，失败的政策很容易归咎于政府的计划不周或指导思想不切实际。尤其是占当时9.6亿总人口82％以上的7.9亿农民中的精英和年长者(19)，大都经历过欢天喜地的“分田分地真忙”和60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根据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自发试验，农民会本能地选择“保守的”“包产到户”的做法。所以如果近8亿农民能先行解决温饱问题并支持有秩序地改革，就容易稳定大局并证明改革的必要性，迅速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效果。
3.1978年的中国农村仍然具有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比如，生产要素不能流动，“软时间”一统天下，传统的农业文化支配着“熟人社会”的行为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的荣耀体现在很微小的差别之中，少量的拖拉机“恰巧”都是红颜色的(20)。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21) 虽然农村经济制度的任何变化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证明，但具有政治学“数量悖论”(22) 特征的农民缺乏合作博弈能力，更倾向于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分散追求经济利益。农民的选择对于当时中国选择转型路径具有强大的民意驱动意义。
4.1978年中国农村更表现出一个危机征兆下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农业令人失望的状态与如下令人失望的数据相当匹配：农民人均每天收入0.36元，年人均储蓄6.93元，聊胜于无；人均每天摄取约1500大卡热量，与18世纪初法国的1657大卡相当，低于约两百年前英国2095大卡的水平(23)。7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全球“饥饿联赛”中经常“榜上有名”的国家，使得依靠农业剩余支撑的工业也困难重重，这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形成了必然联系。
（二）农村改革成功的历史原因与政治条件
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惊人成就是事实和共识。表1显示1978年中国产粮3.04亿吨，1984年产粮4.07亿吨。增产的1.03亿吨粮食比整个非洲1985年的粮食总产量8166万吨还多20％。1999年中国的农产品产量达5.08亿吨，新增部分与整个南美洲1999年的粮食总产量9864万吨相当(24)。林毅夫估计，农村“各项改革所致的生产率变化构成增长的48.64％……仅制度改革一项就使产出增长46.89％”(25)。如果在一个农业大国试图证明一种政策效果，即使它是对历史经验的现代运用，增产1亿吨粮食作为证据一定足够充分了。对于长期秉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信念的农业大国，丰收景象最能安定人心并形成一个社会稳定的机遇期。问题是，为什么素以保守著称的农民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马当先？
“文革”后某国际组织的权威专家来华考察后提出，中国要达到可以支撑工业化水平的农业，还需投资两千亿美元之巨。他们忽略了世界最高水平精耕细作的历史记录在1978年中国的意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由农民自下而上零星发起，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引导推动，看似向土地分散经营“退了一步”，其实与“土地改革”一样，都是对农业生产方式历史经验的最有效利用和借鉴。“计口分田”的承包制在政府和农民久远的历史记忆和并不久远的现代经验里都是现成的。这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历史经验。“善分不善合”的农民向往“耕者有其田”，自古保持着对自家土地的热爱和忠诚，耕种自家土地有着基于产权原因的巨大激励。在战争年代，共产党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农民对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渴望，赢得了政权。20世纪60年代初的实践证明，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调适农业生产关系的丰富经验。政府支持土地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与始于宋代区分所谓“田面（田皮）权”与“田底（田骨）权”很相似(26)，也与古代农民“除了产权外，从未享有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治理模式差别不大(27)。因此“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并不适合农村改革。在世界历史上，只有英国曾以历史理由成功地为未来发展开辟过道路(28)。
马克思认为，农民的作为离不开“政府权力……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9)。在1978年及其后几年，对农村改革给予有力政治支持的因素，正是执政党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运动，以及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指导。农村改革见效之快、成本之低、难度之小，是其后中国任何领域的改革所无法比及的。作为佐证，当在农村推进村民自治的时候，农民便再无历史经验可循。其缺乏民主自治经验的局限便暴露无遗，与发达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很复杂的政治表现多有相似性。考虑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外开放还十分有限的事实，陈平提出“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践中的作用有限”的观点(30)，至少在农村改革时期合乎事实。
（三）农村改革成功的多重积极意义
1.农村改革在关键时刻关键领域以绝佳的方式联结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其意义之一在于对转型的社会动员效果。经过10年“文革”，要动员近10亿人民投身现代化事业也许不难，难在选择何种实践模式。在农业大国，由于不存在成熟的中产阶层，强大的发展动力不能自动选准正确的方向。对此，通过行政权力因势利导和正确引导都很重要。比如，对外开放一定不在多数人优先考虑的范围内，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民众“事后投赞成票”倒大有必然性。在当时，怎样纠正由“文革”惯性所形成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是大问题。“改革的动员报告”既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也需要强有力的实践证明。
1978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真理标准讨论，实事求是地拨乱反正。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路线，完成了对体制转型的社会动员的政治和理论准备。农村改革大体与此同时进行。到1979年就增产粮食2800万吨，比英国同年1325万吨的粮食总产量翻一番还多(31)。农民不会声明自己的成就来自传承历史经验，但在生产关系应当适应生产力水平的理论框架内，农村改革的成果实际上极具面向未来的制度示范意义。各行各业恢复历史上一切行之有效的做法一时蔚然成风，如工厂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因此，判定“改革动员报告”的实践部分是由中国农民“撰写的”，应该不为过。
2.对中国转型路径的巨大影响。农村改革的成功向人们强烈暗示，应当搁置“文革”后对政治体制的广泛怀疑，利用既有的上层建筑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治国路线，对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如孙中山所说的“政治监护”，既可以有秩序地迅速发展经济，又能避免继续卷入令人厌倦的政治运动。经历过长期商品短缺和无谓政治运动的大多数人，的确急需这种经济实惠与和平发展机遇。其深远的意义包括：（1）在策略上防止同时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两线作战”式毫无回旋余地的变革；（2）确保政府公权力在转型过程中发挥控制作用。而“有控制”正是渐进转型所必需的关键条件之一。
历史地看，“中国农民版的改革动员报告”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心理高度吻合：在一个具有两千年强调秩序至上文化传统的国家，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祸乱如麻。在1978年中国人有着近140年的历史理由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不赞同可能加剧社会动荡的激进变革。相比之下，前苏东各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维持着沉闷的传统体制，积淀了偏好大变快变的社会心理，导致“哈佛男孩”设计的“休克疗法”“中标”(32)。各国特定时代的遗产决定了阴错阳差的转型路径：农民居多、对狂热缺乏“免疫力”的中国选择渐进转型，文盲很少的前苏东各国反而选择一哄而起的“激进”转型，以致“休克”先成了“治疗”的结果。
3.为未来的转型创造了有利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农业丰收能有力地对冲潜在的转型通胀，悄然将中国推离可怕的转型大萧条。从人口比例上看，多数人受益的转型开局无疑会极大地补充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资源，增强其权威性。而预防危险的“软政权病”，又与单一制国家集中力量反贫困所需的政治条件高度吻合。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农民截获了三次制度性增收机会，一是农地承包；二是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三是乡镇企业大发展。农村的经济发展很快疏通了早由司马迁概括的致富顺序，“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33)，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条件就初步具备。中国的“涉农”指标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水平。至此人们已经不能向农民提出更多要求了，但这个开局已足以“让（承）‘包’字进城”。
4.就可以传承历史经验与没有前车之鉴的两类转型而言，前者肯定比后者更有利。如果转型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较高，或者从事传统农业的人数太少，农村改革都不容易找到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也很难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农民恰当地联结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中国才“幸运地”将农业社会欠发达的劣势成功地转化为推动渐进转型的初期优势。如果以上分析涵盖了必要的历史感，那就不难形成一个观点，即坚持“信则灵”的各路教条主义者都不应该与中国农民和中国共产党“抢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的，不能反过来试图将中国变成某种理论的超级试验场。
三、20世纪80年代改价格、90年代改产权
（一）市场制度的供给顺序问题
经济体制转型归根到底要做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将管制价格转变为市场价格以营造市场环境；明晰财产权利以构造市场主体。新古典经济学始终认为转型只有一件事，市场环境和市场主体必须、必定要同步形成。“短暂的”失序会很快向一般均衡收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乐观缘于对市场制度的充分信任。但他们忽略了人类从未有过从计划到市场转型的实践，因而低估了转型的成本之大、时间之长和影响之广。
如众所知，给定短缺经济的前提，放松价格管制会诱发转型通胀，明晰产权必致企业减少冗员形成转型失业。二者对宏观经济都有较强的破坏作用。在一个很大的概率上，二者更可能联手酿成经济灾难，“引爆”转型大萧条，使坏消息比人们翘首以盼的新制度来得快、来得猛。不幸的是，在迎接市场“天使”的队伍中，22个国家均首先迎到了三大转型成本，其中尤以转型大萧条来得惨烈。一般认为，美国在1929－1933年经历的“大萧条”最严重：工业产出下跌约47％，真实GDP下降1/4。从1989－2006年，22国都经历过类似“从人到猿”的转型萧条。俄罗斯的真实GDP丢掉43％，犹如一场战争劫难。亚美尼亚的损失高达78％，近乎回到石器时代。损失最少的波兰和匈牙利也在18％，近1/5。
纵观转型国家的经济表现，最基本的事实是：（1）转型大萧条是最严重的经济失败，老百姓最遭罪；（2）成功规避了转型萧条的中越两国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好的或坏的政治学”和“好的或坏的经济学”至今不能连贯解释的问题；（3）暂且保全传统体制至少能够防止转型萧条，分割并控制转型通胀和转型失业发生的时间及强度。可见转型策略问题应首先归结为，究竟应当先改价格还是先改产权，即先营造市场环境还是先形成市场主体？拒绝做此选择的俄罗斯承受了如下严重后果。
由于所有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都不存在将个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市场渠道，此时同步推进私有化运动并放弃管制价格，表面看好像绕开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其实很快就被上帝那根“倒霉的手指头”戳到了额头。因为市场发育不遵循“无管制即等于有市场”的力学规律，它需要时间。相比之下，明晰产权颇有些立竿见影的特点。但缺乏市场信息的激励又于事无补。所以，选择“休克疗法”实质上等于选择了主动的产权改革在前、被动的市场发育在后的错误顺序。俄罗斯的价格管制比中国严格，市场定价机制更贫乏，对原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处置只有分割这一条歧路可走。结果，由“私有化运动”打头阵的转型只启动了资产寡头化竞赛并给其披上合法的外衣。工业化水平和产业集中度越高该趋势越严重，企业从计划垄断转向更糟糕的寡头垄断，以至于在市场未发育以前就预备了顽固的反市场力量。由于垄断收益高度向极少数人集中，政治上极易聚集起“点状的炽热观点”(34)，造成寡头政治格局。如此转型开局会使政府基本丧失控制转型成本的真正机会和“本钱”，在政治上也不得不依附寡头企业。在缺乏真实竞争者的情况下，寡头垄断企业既会方便地裁减冗员，迅速加长转型失业队伍，更会勾结定价并蓄意减产以攫取暴利，加剧转型通胀和资本外逃，最终使供给曲线向后弯曲，给宏观经济注入加剧短缺而不是增加总供给的力量。当转型通胀与转型失业同时成为不速之客的时候，转型大萧条的危机就近在咫尺了。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怎样“做对了顺序”
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既要市场环境，也要市场主体”的经济学普遍规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幸运”莫过于：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理顺价格”及其后进行“物价闯关”时，转型失业没有成为“火上浇油”的因素；90年代中期开始加速企业产权改革时，转型通胀已经偃旗息鼓。纵观转型全过程，政府首先“做对顺序”比指望尚不存在的市场机制“做对激励”更重要。
在宏观上，中国成功转型首先由以下一组正确的选择予以支持：（1）政府从未使自己处于弱势地位，始终掌握着必要的政治、经济资源来控制转型的时机和力度；（2）成功地将转型通胀和转型失业两大转型成本相隔约10年在中国出现，使宏观经济措施在一个时期只需全力应对一种转型成本的发生；（3）政府“做对了顺序”，暂时搁置产权问题，先改价格形成市场环境。前两点属于事实判断，比较直观。而怎样“做对了顺序”则相当具有让历史的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中国特色，甚至有些神秘。需要首先搞清楚的问题是，先改价格构建市场环境时，中国的市场主体从何而来？可能的解释如下。
1.自从中国启动转型进程，微观市场主体就一直经由所有制问题与敏感的“姓社姓资”审查相关。忽略这个有中国时代特色的约束条件，就很可能与一个重要的差别擦肩而过，即人们很容易对私有产权口诛笔伐，却很难追究市场价格的阶级属性。中国在一个时期内对公有制很强的政治偏爱，实际上会迫使价格改革获得优先性。而暂缓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客观上会使政府拥有可观的“经济本钱”用于决定新制度因素（市场价格）供给的力度。这就是中国学者所概括的只能“稳住体制内”和只能“放开体制外”政策的真谛。前提是确有足够数量的体制外的潜在市场主体。
2.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价格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相应的政策信息包括：（1）价格改革优先；（2）国有企业改革在体制内进行，但有无活力成为新的评价标准；（3）允许公有制以外的经济发展。这份看似“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文件，兼顾了当时中国的各主要约束条件，以市场为导向现实地组合了资源存量。它坚持当时必须坚持的原则，推动当时可以推动的政策，导致长达数10年“稳住体制内、放开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效果。市场发育也获得了必要的时间保证。
3.“稳住体制内、放开体制外”的转型策略。实质上有两个操作要点：一是暂不触动企业的产权问题；二是在暂时冻结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产品价格的同时，放开非公企业的价格。该策略堵死了大规模资产寡头化的制度空间，并有望解开转型实践中的关键“死结”：缺了市场主体就无法构造市场环境，缺乏市场环境的企业又不成其为市场主体。因此，先行价格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有无足够数量的体制外潜在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性供给来激活价格发现功能。此时，一国潜在市场主体的数量禀赋便成为关乎转型成败的大问题。因为众多分散的小企业的产权条件更接近市场要求，大中型国企则不行。
（三）中国体制外潜在市场主体的数量、结构与发展条件
内涵于中国“转型禀赋”的潜在市场主体主要由四部分构成：（1）毛泽东的工、农、商、学、兵联合体的理想导致广大农村兴建了大批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它们的存在“天然合法”；（2）冷战时期的人民战争思想要求各地各自为战，客观上强化着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趋势，并通过“大协作”无偿获得技术扩散；（3）传统的农业手工业“五匠”、“四坊”(35) 的技术和人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4）一些城镇居民和返城知青确信体制外有商机，但个体经营的合法性一直是个问题。不难看出，当时中国潜在的市场主体主要集中在农村。“放开体制外”的转型策略，主要指政府放松对上述潜在市场主体的管制、特别是价格管制。
据统计，1978年中国有79万个社队企业分布在各地(36)，即中国有相当比例的工业就分布在农村。费正清认可1975年中国农村“有2800个小水泥厂，1100个氮肥厂，5万座小水电厂”(37)。表2列出1978－1995年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变化，能展示全球最壮观的转型成果——各类企业的产出都升而不降导致总供给迅速增加而不是减少。需要说明，尽管1978年4237亿元工业总产值中集体企业只占948亿元，但对于以市场为目标的体制转型来说，不同所有制企业数量的比例更重要。在1978年34.8万家企业中，大中型国有企业仅4400家。乡镇集体企业为16.4万家，几乎占总数的一半。城镇集体企业10万家，比例也不低(38)。再加上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的迅猛复苏，在管制渐弱经营自主权不断增加的制度环境下，由于数量庞大，它们绝难走上市场垄断或寡头化的歧路，竞争和增加总供给必成主流。它们“小步快走”式地到处激活市场信号。
乡镇企业为什么能成为体制外的主要因素从而成为市场主体？因为乡镇企业“姓公不姓私”，更因为乡镇企业“姓公”却不受严格的计划管制。对此，钱颖一等人的“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析是有效的。给定干部考核的经济目标，多数地方政府既然无望从财力极为紧张的中央政府争取到补贴，就只能遵循市场规律吸引生产要素并百般呵护自己下辖的企业。乡镇企业拥有一顶公有制的“红帽子”，又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大力支持，其发展仍经历了“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曲折经历。由此不难推论，个私经济、“三资企业”从无到有的发展何其不易，没有邓小平“三年不争论”的表态恐怕连“户口”也报不上(39)。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不具备先改国企产权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更不具备。而中国转型的机遇之一，强硬的所有制约束正是渐进转型的前期所必需的。否则就谈不上先“稳住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当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时，它首先增加了总供给，立即成为对冲转型通胀的有利因素，使中国离转型萧条更远；其次是改善了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甚至为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广大市场，使其一时也欣欣向荣，居然持续增加就业岗位至1994年，如图1所示。
（四）中国的反向价格改革策略及其后果
供给新制度“做对顺序”固然重要，但具体操作往往也能决定转型成本之大小。面对总供给不足，所有厂商都有自主定价的冲动。但是中国政府选择了反向价格改革策略：从放松终端消费品价格开始，反向上溯到部分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价格。中国的做法肯定不符合经典的市场教义。为此，中国领导人曾听到某著名西方经济学家下述两个比喻的劝说：如果决定割掉狗尾巴，是一刀一刀地切，还是一次齐根剁掉使狗所受的痛苦更少？如果决定让香港的汽车改为靠右行驶，每天改其中一部分还是规定某时某刻全部改过来所引起的混乱更小？这两个比喻与“休克疗法”一样在理念上完全正确，但无疑会引致强烈的转型通胀。中国政府根据社会承受能力，分行业、有控制地进行“反向价格改革”。解禁放开农贸市场以后，首先放开劳动密集型和竞争性终端消费品价格，再对一般加工业实行真正“短痛”的“价格双轨制”。在对城镇居民进行价格补贴的同时，尽力控制上游国企产品的价格，防止需求拉动型通胀与成本推动型通胀形成合力，从而有效降低了转型通胀的强度。当然，与“反向价格改革”和“价格双轨制”策略相伴的“转型期价格剪刀差”也造成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吃亏多的是那些资本密集和资源性国企比重大的省份。但该策略的确能以局部次优为代价换取全局优化的宏观后果。图2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转型通胀并没有放过中国，但人民币约20倍的贬值幅度仍是所有转型国家当中最温和的。比较图1和图2的时间段，不难看出，中国转型最令人欣慰的结果就是转型失业没有与转型通胀结伴出现。中国在两个10年期间只需分别应付一项转型成本，大体处于各类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总之，中国转型中最凶险的路段莫过于“物价闯关”，最成功的策略莫过于使转型通胀和转型失业分别出现。关键是，有了竞争性价格体系和有能力购买生产性资产的“先富人群”以后，才有条件对国有企业施行“苦乐不均”的产权改革。
图2 1978－2006年中国城镇CPI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290页；《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282页；《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309页有关数据绘制。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意义深远的转折。首先是转型通胀与短缺经济一同淡出时代舞台，600种主要商品有527种供大于求。1994年以后CPI一路下滑，世纪之交时居然出现了通缩。这表明，假如产权改革会引致转型失业，它已经不可能与转型通胀叠加冲击宏观经济。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在缺乏外源性融资的情况下把国企的低效率对比得“原形毕露”，产权改革的时机基本成熟，包括乡镇企业民营化。推行“稳住体制内，放开体制外”转型策略顺利结束。此时，中国“做得比说得多，干得比说得好”的转型成果，与前苏东国家正在奋力与转型大萧条搏斗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五）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时机与成本
回顾国企改革的过程，只讲明晰产权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连小孩子都知道“公家的东西比自家的东西损坏得快、丢得多”，政府官员怎能不知道？从90年代前期开始，大多数中外学者都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困难重重的国有企业和问题成堆的国有银行”，“1995年底，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余额达3.36万亿元，占所有银行贷款余额的83％”(40)。流行一时的“中国崩溃论”主要就依据这部分事实。持论者在转型策略与转型总趋势的关联之间看走了眼。但是，国有企业在长期占用绝大部分信贷额度的情况下，1996年总量亏损是事实(41)。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国有经济下来了，中国经济却上去了？用以“稳定体制内”的微妙的政企关系可能正是解释该问题的关键。
在“稳住体制内、放开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时期，政府对国企的态度大体上可用“政治上的‘爱’和经济上的‘恨’”加以概括。政府将自己可以支配的资源都给了国有企业，既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补偿国企承担非经济职能的意义。国企经营者一再向政府索要完整的经营自主权，政府根据“稳住体制内”的策略，不能很快给予；国企要求政府收回企业办社会的职能，政府也无力全盘接收。作为补偿手段之一，“黏性政企关系”使国有银行的钱大量流入国有企业。其中的传导机制包括：（1）“国有企业”的称谓实质上有两个重点，强调前两个字与强调后两个字对国企职能的定位有着极大区别。企业是经济组织。但是，当政府要求国有企业对平抑物价“发挥主渠道作用”和“积极安置复转军人和待业青年”的时候，“国有”性质就是重点；（2）“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共享的前两个字，强调的正是同一个所有者的权益，国企产权改革的时间表实际上锁定了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操作空间；（3）政府将能动用的钱投入国有企业，最终“买到了”将国企产权改革后推整整10年的时间。而这样做的理由，正是中国在世纪之交大打“世界级就业战争”的那些事实。
在“增量改革”时期，中国尝试了除迅速私有化之外的一切手段来改善国企的经济绩效，整体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在90年代中期以后推进“产权明晰”、“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将国企改造为货真价实的市场主体的过程中，中国同样不能避免与俄罗斯相似但程度不同的消极后果：（1）改出了一支转型失业队伍。在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失业者能带走5张政治选票；（2）资产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令下岗职工十分不满；（3）下岗职工因缺乏社会保障制度而面临生活困难。看来，产权改革与转型失业之间的紧密关联能够证明转型成本确实具有普遍性。中国的优势在于，当转型失业队伍日益庞大时，转型通胀已经无声无息。如图1、图2右半部分所示的情况。政府权力也未因此“软化”到无计可施的程度。目前，中国的县域经济已平均不到一家国有企业，大中型国有企业被定位于“执政党的物质基础”，“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42)，已不再属于转型范畴内的问题。中国转型是曲折而幸运的，中国以相对为低的代价实现了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当市场的“马太效应”加速扩散时，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又适时成为公共政策的指导思想。
四、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简要说明
（一）关于渐进转型的基本要义
尽管将渐进转型理解为一个速度特征不无道理，但操作上的关键毕竟要由“受控制”来体现。而控制转型过程又不能仅靠宣传和“红头文件”，政府需要可靠的控制手段。有趣的是，最能反映中国转型策略奥妙的作为，正是政府在转型之初暂不解除某些旧契约，并将具体的控制点放在“人”和“钱”两大生产要素上。前者由“党管干部”原则的连续性予以体现，后者则由中国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得到间接证明。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强硬但不全面地控制着经理市场：所谓强硬，是指政府从未放弃对大中型国企经营者人选的控制；所谓不全面，是指被“放开”发展的非公企业可以不断推动经理市场的发育。由于人们很容易判定国企经营者是政府的人而不是企业的人，所以他们忠于政府的指令往往甚于对市场信息的敏感。然而，国企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在政府的安排下，国企一度几乎独占中国的金融资源。反过来看，政府控制住“钱”才能决定“钱”花在什么地方，才能依据对转型大局的判断决定国企改革的时机。如果这些分析有可取之处，那么渐进转型在时间和速度方面的语义就微不足道了。
整体看，除劳动市场外，中国的要素市场发育水平远不及产品市场，这是一个事实。政府在土地私有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不论多么不符合市场原理，深刻的历史教训都有道理，即失地农民群体从来无助于增加社会稳定而是相反。政府在转型期控制土地市场所承受的批评的收益，极可能是避免了更棘手的后果。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中国接受社会主义理想的终极原因在于它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超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43) 的理由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就很容易颠倒目标和手段的关系。邓小平所言极是：“我们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44)。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表现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诸如反贫困、建立新经济制度这样具有广泛共识的大目标，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总的效率”优势(45)。当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阶层化、集团化、区域化时，与时俱进的制度变迁就显得越来越迫切。用办大事的制度来处置局部利益冲突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合算。近年来，中国的行政管理成本以每年19.5％的高速增长，高于GDP增速约一倍(46)，已经表明让公民个人承担更多公共责任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制度终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能强调让政府承担“高级保姆式”的无限责任，否则公民的脑袋派何用场？
（三）关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社会形态演进与经济体制转型肯定不是一回事。然而近30年来，这两种相关但不相同的趋势在中国现代化的旗帜下面重叠演进。二者关联极大：转型愈趋成功对工业化进程的推动力愈强；工业化进程愈快，对市场化转型的要求愈紧迫。但是，将经济体制转型问题与社会形态演进混为一谈是危险的。如今，中国第一产业只占GDP总量11.7％（1978年为28.2％）(47)，仍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为56％（1978年为82％）(48)。这组数字能佐证近30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快。然而后一个百分比又能解读为，现在中国总人口当中大致可以分为“昨天的农民”和“今天的农民”两大类。放眼发达国家的社会形态的演进，从农民到市民再到公民的过渡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比如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血缘印记”到“社会组织身份印记”，从人治转向法治等(49)。在普遍意义上，法治需要以自治为基础，而传统农业社会的自治模式几乎不能直接用于现代社会。厘清体制转型与社会形态演进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财富大大增加了，各种挑战和问题反而层出不穷？更根本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应当更热爱自由还是更依赖政府？
（四）历史经验对未来的启示
中国大气磅礴的经济体制转型拓展了人类对“奇迹”的认识疆界。这段历史或能向未来提供以下信息。第一，保持社会稳定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近30年来中国享受了自1840年至今最长的和平发展时期。中国乱了首先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必须保持社会和谐、社会团结的因素始终大于、多于社会冲突、社会对立的因素。现代化事业必定是一个展示民族智慧比激荡民族情绪更重要的过程。第二，对外开放是中国追赶人类文明步伐的关键条件之一。但是，用心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终究需要与中国的约束条件相匹配才能造福于中国。任何理论的“纯度”和先进性都不及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重要。邓小平理论被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明的普适价值与创造性运用相结合，彰显的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第三，中国建设政治文明的目标任重道远。中国应对自己近30年所积累的转型经验保持充分的信心和信任，对一哄而起的民主形式保持应有的警惕。因为选举民主很容易做到，自由民主却需要与所有国家一样进行艰苦的适应性探索。其难度绝不亚于建设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旨在分散责任，民主政治制度旨在落实责任。由于政治骗子总比经济骗子容易得手并逃脱惩罚，所以公民需要在公共生活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一个社会当中分散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越多，公权力的负荷才会越少。
注释：
① 包括前苏联15个国家，前南斯拉夫5个共和国加科索沃，除东德外的7个中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加上中、越和蒙古国，共31个国家。除去东德与前南斯拉夫6国，24国仅中越两国未遭遇经济衰退——转型萧条。
② 为防止“太阳落山决定月亮升起”式的误判，有必要规定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型为序参量，代价则是必须暂时抽象掉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升级等转型内涵，并将后者均视为“衍生产品”。
③ J.Sachs and K.Pistor,"Introduction:Progress,Pitfalls,Scenarios,and Lost Opportunities",In J.Sachs and K.Pistor(eds.),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West View Press,1997,pp.3-5.
④ 参见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2页。
⑤ “流泪谷”现象在转型经济学中泛指以痛苦的短期成本换取长期收益。
⑥ 戴维森·巴德霍语，载阿兰·C.纳塞尔：《私有化是资本主义的趋势》，《每月评论》（美）2003年3月号。转引自李其庆：《全球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载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⑦ ［匈牙利］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卷，张晓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⑧ ［匈牙利］亚诺什·科尔内：《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思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3页。
⑨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增长中依靠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比重较大，人们对这种外生因素没有分歧。包括俄罗斯学者在内的研究者都同意能源价格上涨对俄罗斯GDP的贡献率至少为3％。即俄罗斯近年的经济增长有一半依靠能源外汇。
⑩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11) Qian,Y.and Barry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1,(1997),pp.83-92.
(12)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13) 参见盛洪等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原著第八版序言），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页。马歇尔在谈到方法论时进一步告诫道：“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基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15)(16)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72页。
(17)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4页。
(18) ［俄］A.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19)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20) 参见［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三章。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93页。
(22) “数量悖论”特指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人数众多，政治影响力反而较小。
(23) ［美］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林毅夫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3页。
(24) 相关国际数据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25)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26) 参见乌廷玉：《中国租佃关系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27)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土权分配》，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8) 英国在社会进步的关键时期，总是强调捍卫“传统的古老权利”。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至今从未发生过严重自毁家园的内乱，此为世界纪录。参见钱乘旦：《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30) 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践中的作用有限》，《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
(31) 相关国际数据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32) 由萨克斯等一批哈佛大学年轻的经济学家设计的迅速私有化、解除价格管制为核心的激进改革方案，本质上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振兴经济计划是一致的。
(33)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34) 政治学的研究认为，“点状”炽热的政治观点能轻易击败“面状”的微温观点，从而使民主失灵。
(35)即木匠、铁匠、石匠、泥瓦匠、油漆匠和豆腐坊、碾米坊、染坊、酱醋坊。
(36)参见［日］大塚启二郎等：《中国的工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7)［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
(3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39)参见吴敬链：《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40)［美］N.R.拉迪：《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隆国强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41)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相关数据计算。
(42)国有企业主管部门的政策文件均作此定位。
(4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45)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46)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47)(4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第58、105页。
(49)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册，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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