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峻[1]2003年在《我国股票市场交通板块投资研究》文中提出我国证券市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工具和载体，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时间短、速度快，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证券市场作用的发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投资回报偏低的问题困扰着许多投资者。本文通过从理论和具体投资实践两个方面剖析了我国证券市场风险和投资组合操作策略的问题，以期达到满足投资者高收益、低风险要求的目的。 本论文首先讲述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与风险问题。介绍证券投资的特点与原则，以及证券投资与投机的区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具体分析证券投资的风险；在对证券投资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风险控制的方法和策略；探讨证券投资对象的选择问题，并分析投资我国股票市场交通板块股票的优势。其次，为了更好的对交通板块股票进行投资决策，从财务方面对交通运输类上市公司进行分析。一方面，介绍交通运输类上市公司的财务评价模型，并根据模型对交通运输类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另一方面，选取两只交通板块股票，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并给出投资建议。再次，通过对现有投资组合理论进行分析，指出常见传统投资组合理论的缺陷。并为投资组合理论的创新研究作了铺垫。然后，结合笔者参与的武汉证券公司投资组合课题研究，详细讲解投资组合操作的叁个创新系统，包括股票价格定位系统、股票投资组合实时分析系统和股票投资组合杠杆调整系统。其中股票价格定位系统通过将上市公司业绩、发展前景、经营规模、市场波动等参数带入数学模型进行计算的结果，分析股票的内在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偏差来确定投资对象，它的作用在于使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的决策由定性决策转变到定量决策上来；降低了投资决策的盲目性，提高了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确定投资决策后，投资操作人员可以利用第二个系统——投资组合实时分析系统，来进行具体的投资组合操作，它使操作人员能够根据系统计算分析的各参数数据对投资组合的好坏及未来的变化进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行分析与预测。操作人员在进行投资组合操作的过程中，可以使用股票投资组合杠杆调整系统及时根据整个大盘的波动确定合理的投资仓位;根据股票能量分布实时调整投资品种，使总投资组合能量达到最佳效果。以上叁个系统均通过计算机软件实现了自动化功能，进一步提高了投资组合操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最后，根据数学模型和投资组合操作的叁个系统，进行了在交通板块投资组合的实证分析。该实证分析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投资交通板块股票具有稳定的、较高的投资收益;其二是投资组合的叁个系统用于实际操作是可靠和可行的。
陈俊枝[2]2017年在《基于改进DCF模型的价值投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国际投资界盛行的价值投资理论于2001年传入我国。价值投资理论主张投资股价被市场低估的企业,即以足够低的价格买入自己能力圈内的股票,在企业内在价值增长和股价回归的过程中售出以获利。本杰明·格雷厄姆被誉为价值投资之父,他认为内在价值至关重要。巴菲特继承并发展了价值投资理论,认为威廉姆斯的现金流贴现模型可以很好地评估企业内在价值。价值投资理论通常运用DCF模型评估企业内在价值,DCF模型采用销售百分比法确定FCF参数,对企业未来增长率的估计往往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而且财务报表中各个项目与营业收入之比不一定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所以预测结果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科普兰教授提出了FCF计算公式,各参数取自管理用财务报表,更能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不过公式中有两个项目的数据不能从管理用财务报表中直接提取。白酒板块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金流良好,非常适合运用DCF模型进行价值投资研究。白酒行业经历了低谷后,目前基本面已经回暖。白酒板块股价不断走高,尤其是龙头企业贵州茅台的股价已高达400多元,其内在价值究竟是多少,股价是否已经达到或者高出其内在价值,是很多投资者都很关心的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价值投资理论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计量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分析法改进DCF模型,结合影响企业价值变动的因素分析,运用改进DCF模型进行价值投资实证研究,构建了适合我国的价值投资方法。在实证研究中,考虑到DCF模型的局限性,拟对其改进:第一,简化FCF的计算;第二,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取代销售百分比法预测未来自由现金流。FCF的计算经过简化后,各个项目的数据均可以从管理用财务报表中提取。时间序列分析法根据历史自由现金流自身的变化规律,通过Eviews软件预测未来自由现金流,减少了人为假设的主观性。在对白酒板块进行价值投资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样本企业每年的现金流量波动较大,因此增加了现金流量年均增长率方差指标,该指标可以很好地反映现金流量年增长率的变化幅度,有效地控制投资风险,最后得出白酒板块中价值投资风险最小的是贵州茅台。本文的价值投资研究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验证了样本企业股票内在价值与其市场价格在统计上显着正相关,说明改进DCF模型可以很好地评估股票的内在价值,构建了适合我国的价值投资研究方法。投资者可以借鉴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资本市场其他板块进行价值投资研究,以提高价值投资的科学性。
徐咏[3]2016年在《我国A股市场大小盘风格轮动效应分析》文中提出在我国A股市场上,大盘股和小盘股同幅上涨或下跌的情况鲜有发生,投资者常常发现“赚了指数不赚钱”,即风格投资错配。我们也常常看到市场出现“二八现象”、“八二现象”,表明大小盘风格轮动是我国A股市场的常态。股市瞬息万变,对于拿着“真金白银”进行投资的投资者而言,准确的把握大小盘风格的轮动,从而进行相应的资产配置,是至关重要的。在风格轮动效应的分析上,过去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行业轮动,而对大小盘风格轮动的研究并不深入。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大小盘风格轮动效应的影响因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相关变量,并引入量化分析,建立SVAR模型,力求精确地分析各个因素对大小盘轮动效应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首先,本文在现代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框架下,对“大小盘风格轮动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为下文的实证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然后,本文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验证了我国A股市场“大小盘风格轮动效应”的真实存在性。接着,本文通过平稳性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等,探讨了宏观变量、市场变量、投资者心理变量与“大小盘风格轮动效应”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方向。然后将上述叁类变量与大小盘超额收益指标SI做回归分析,建立了最为合适的SVAR模型,进行了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从而量化了各因素对“大小盘风格轮动效应”的影响程度和路径,并对实证结果进行深入的经济学意义分析。最后,本文总结前文研究得出结论,并且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若干有效的政策建议。本文分析认为:(1)我国A股市场确实存在明显的大小盘风格转换特征。从2006年年初至2015年年末,我国A股市场呈现出10个明显的风格轮动周期。(2)从宏观经济看,宏观经济景气程度、CPI增长率及基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大小盘风格轮动的影响比较显着;从微观市场看,A股市场整体换手率波动对大小盘风格轮动的影响比较显着;从行为金融看,投资者心理因素对大小盘风格轮动具有重大影响。经济转型预期、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动、限售股解禁及政府/监管机构的政策等其他外在因素也会对大小盘风格轮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郑卫峰[4]2005年在《当代中国风险投资思想演变》文中指出未来经济发展取决于新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带动能力,而新经济的成长则依赖于一个成熟发达、充满活力的风险投资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我国开始探索风险投资发展到2004年5月2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设中小企业板块,伴随着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起起伏伏,我国风险投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从1984年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组织“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的对策”的研究到1996年底,风险投资概念在我国逐步得到引入。风险投资思想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风险投资目的在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第二,信贷作为风险投资的重要实现方式,无法有效支持风险企业的发展;第叁,政府直接参与风险投资运作成为主导思想。 从1997年底国家风险投资机制研究课题组探索建立风险投资体制到2000年,我国风险投资研究逐步兴起,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总结各国风险投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以证券市场为中心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以银行为中心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以及国家风险资本市场模式,大力促进风险投资业发展成为业内共识;第二,构建风险投资宏观体制框架、完善风险投资微观运行机制成为风险投资业的主导思想。 从2000年到2004年,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和国内创业板建设的迟滞不前,国内风险投资思想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对风险投资的职能、风险投资体制框架建设、风险企业契约性质、风险投资机构契约性质、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认识逐步深入;第二,风险投资退出与风险投资机构控制权安排、风险投资退出与风险企业控制权安排、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中的声誉机理、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中的利益冲突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第叁,实物期权思想和组合投资思想在风险投资决策领域得到运用;第四,风险投资风险管理思路已渐明晰。 创业板作为风险投资最重要的退出机制,是我国风险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核心。从1998年到2004年中小企业板的推出,是否开设创业板、创业板如何定位、创业板在什么时机推出、创业板微观制度如何设计都构成了我国风险投资思想的重要内容。
林达[5]2016年在《基于GARCH和HHT的散户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股票市场的收益和波动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各方面机制尚不完善的A股市场,被发达国家投资者普遍认可的长期投资、集合化投资、指数化投资等理念受到了质疑,目前投资界虽已有大量相关讨论,但分歧较大,且停留于经验之谈、案例分析层面,有待更严谨的论证。本文在介绍现有时间序列分析工具——GARCH模型族和Hilbert-Huang Transform的基础上,选取上证指数、深证综指、混合型基金指数作为A股市场的代表性指数,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收益、波动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利用实际业绩资料和热门网络论坛后台数据评估了专业投资机构和中小投资者的投资能力。最后,总结收益和波动规律,分析散户的弱点,得出以下面向中小投资者的结论和投资建议：(1)我国混合型基金配置股票资产能力较强,能灵活应对大小盘股分化和风格切换迅速的行情。(2)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购买混合型基金明显优于直接购买股票,一是因为期望收益率更高,波动率更低；二是因为散户自行操作的业绩较差,甚至远低于市场基准。(3)混合型基金的平均业绩高于沪深两个市场基准证明了主动管理在A股市场的有效性,美国市场由于对冲基金管理费昂贵和市场有效程度更高,结论与此相反。(4)长期投资在A股市场同样适用,且最具长期投资价值的标的是采用主动管理策略的基金,其次是中小盘股,而大盘蓝筹股长期投资回报较低。严格奉行长期投资策略却收益不佳的主要原因是牛市末期入场或投资组合中蓝筹股占比过高。本文不仅运用了较为先进的计量方法,并且根据A股二级市场特征慎重选取了最具代表性和真实性的原始数据,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贴近投资实践的解读,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为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提供参考。
李连伟[6]2017年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文中认为自《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法(试行)》颁布以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根据Wind数据库统计,截至2015年12月31日,我国共有675家上市公司宣告并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并呈现出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数量逐年增多、民营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更为普遍等特点。随着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不断增多,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问题也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样本数据有限等原因,国内学者大多采用(0,1)虚拟变量法或配对法来检验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应,并未从股权激励水平(或高管激励比例)的角度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应问题。本文选取2007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衡量股权激励水平,以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数量占激励总量的比例衡量高管激励比例,一方面,通过考察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代理成本和投资效率的影响来检验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区分股权激励影响公司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通过代理成本、投资效率等路径影响公司绩效的间接效应,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作用路径。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分为叁大部分,一是理论分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二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研究,包括第叁章至第五章;叁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作用路径研究,包括第六章,最后是结论与展望。具体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概括如下:在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水平的关系检验方面。由于现有文献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在提高公司绩效水平的同时,也诱发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我们在利用修正的截面Jones模型计算盈余管理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检验了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效应及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的线性关系,但股权激励也诱发了盈余管理行为,并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剔除盈余管理的影响后发现,股权激励与真实绩效水平呈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置在4.2%至4.7%的区间范围,表明股权激励对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只有股权激励水平超过该区间范围时,股权激励提高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作用才开始显现。本部分研究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的确定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参考。在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关系检验方面。我们采用随机前沿模型(SFM)定量测算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以及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代理成本)的影响,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揭示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代理成本)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治理效率为74.7%~75.4%,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说明提高股权激励水平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股权激励主要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对第二类代理成本则没有显着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检验方面。我们在利用Richardson(2006)预期投资模型测算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基础上,首先采用虚拟变量法检验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然后针对已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以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数量占激励总量的比例衡量高管激励比例,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检验了高管激励比例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整体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既能缓解上市公司投资不足,也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高管激励比例与非效率投资程度整体上呈负相关关系,与投资不足程度显着负相关,而与过度投资呈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置为51%左右。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应鼓励更多的上市公司积极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并进一步提高股权激励计划中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作用路径检验方面。现有文献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对代理成本和投资效率的影响都最终表现在公司绩效水平上。因此,我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盈余管理、投资效率和公司绩效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发挥治理效应的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着提高上市公司绩效水平。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直接作用路径实现的,其贡献率高达87.56%,只有12.44%是通过间接作用路径实现的。其中,代理成本路径的贡献率为8.00%,盈余管理路径的贡献率为4.44%,投资效率路径表现则不显着。本部分研究全面考察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发挥其公司治理效应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对前面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本文研究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只有当股权激励水平超过4.2%至4.7%的区间范围时,股权激励提高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作用才开始显现。但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水平平均只有2.818%,上市公司在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时其激励水平也只有2.748%(除2008年以外),且基本维持在2.4%-3.0%的区间范围,这意味着应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的股权激励水平,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整体水平。(2)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提高股权激励水平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这进一步佐证了上述有关―应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的研究结论。(3)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显着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同时,提高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能显着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具体来看,高管激励比例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程度显着负相关,而与过度投资呈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置为51%左右。但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数量占激励总量的比例平均只有27.37%,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应进一步提高股权激励计划中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但该比例也不易过高(超过51%),因为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过高将加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检验结果与上述检验结论保持一致,即提高股权激励水平能显着提升公司绩效水平,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同时,提高股权激励计划中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能显着抑制非效率投资水平,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但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不宜太高,因为过高的高管激励比例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并降低上市公司绩效水平。
戴志敏[7]2004年在《国际风险资本运作、退出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风险投资已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国内外成功经验表明,风险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的有效形式。一批高技术企业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脱颖而出,不少高技术企业成功地进入了国内或海外的资本市场,实现了风险投资的完整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来,国外一些风险资本正悄然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领域,他们已经成为引进外资中的一种独特而新出现的投资行为,其发展势头和影响不可小视。今后几年将是我国高科技产业继续蓬勃并走向健康发展的关键年份,经历了波折的中国高技术风险投资业将会以全新的投资环境、人才市场、项目质量来迎接更多的资金。网络股的降温使得国际风险投资家变得理性,但它们并没有因为遇到挫折而退缩。国内外的风险投资者都必然看好这个市场并大施手脚。 对于国际风险资本的进入,理论界和实际界已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但鉴于国际风险资本的特殊性,国内目前对于这种有别于一般合资模式的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规模、行业、运作方式以及对我国经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由于风险资本退出渠道的不畅通使得国际风险资本疑虑重重。这就使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地调查分析、研究探讨。本文通过大量的调研和资料搜集,指出国际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规模、特征、原因及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国际风险资本在中国投资所存在的退出障碍,在评价海外多层次资本市场与退出渠道后,对于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的必要性进行了具体制度设计,并提出应建立相应的制度环境。 论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国际风险资本在我国的运作特征作总体描述(第1-3章)。 论文在从理论上分析了风险投资的基本原理和运作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后。论文指出了国际风险资本在我国投资总体规模、投资的行业与企业发展阶段特征、投资区域特征。分析和比较了国际风险资本选择项目的依据及评价项目的定性和定量方法。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也有其特殊性,论文对国际风险资本在中国的组织形式与投资策略也进行了分析。 二、分析了国际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影响与成因(第4章)。 国际风险资本既然已进入中国,那么它们对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等方面必然会有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本论文分析了国际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作用与影
李博文[8]2017年在《对Fama-French叁因子模型的改进及在中国上证A股市场的适用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30年来,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中国股票市场的的规范性建设也取得长足的进展,逐步成为了世界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起步晚于发达证券市场上百年,仍存在机构投资者比例失调、投机现象严重、缺乏价值投资理念等不成熟的现象,并且分析股票投资时缺少考虑市场情绪、交易行为和中国股市特有的发展环境等因素,那么被广泛应用于美国等成熟证券市场的Fama-French叁因子模型能否在中国有良好表现,是否需要引入新因子构造多因子模型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方向。叁因子模型是Fama、French二人于1992年根据美国股市的交易数据和现象,来研究引起股票间超额回报率差异原因的经典模型,但国内学者将其运用至国内市场时,其结果的适用性却不尽相同。如今,流行于各个领域的"互联网+"概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运用,互联网包含的大量数据信息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对各行各业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股票市场中,个人投资者占比巨大,而网络提供的大数据信息,分析了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市场预期等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基于此中国首个大数据系列指标——大数据100应运而生,该指标在收益率的表现上往往好于市场收益率,以致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根据大数据100选取股票,因此研究大数据100因子与股票超额回报率的关系意义深远。本文首先验证了中国股票市场中是否存在BM效应、规模效应,即上市公司市值一定时,其股票回报率随账面市值比的提高而增长,而账面市值比一定时,股票的回报率随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发现中国也存在类似美国等发达市场中上述的两个效应。接着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中国首个大数据系列指标,即大数据100指标作为大数据因子,改进Fama-French叁因子模型,通过pearson检验得出影响因子间不存在线性的相互替代的关系,再将上证A股的上市公司按其主营业务的不同,分为不同股票板块,并选取2010年3月-2016年2月为样本区间,应用Fama-Macbeth回归方法,先对各个单因子的影响能力进行检验分析,发现规模(SMB)、账面市值比(HML)、大数据100(BD)这叁个因子均能良好的解释股票收益,再将这叁个因子连同市场因子组成改进的四因子模型,进行Fama-Macbeth面板数据检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四因子模型对大多数股票板块的解释能力较强,而对部分板块解释力较弱,.16个股票板块中,只有3个板块截距项显着不为0,3个股票板块市场因子系数不显着,4个板块规模因子系数不显着,7个板块账面市值比因子系数不显着,4个板块大数据100因子系数不显着,说明中国股市不同板块间风险因子存在差异,诸如金融业会受到国际经济走势等外部经济环境影响,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及卫生和社会工作业的股票受到赌博式追涨杀跌的投机行为影响的可能性较大,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朝阳产业还会受国家政策导向等因素影响。但是从整体来看,四个因子对大部分投资组合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且大数据100因子无论是在单因子检验还是多因子检验中,均能良好解释对股票超额回报率的影响,表明了大数据100因子是股票回报率的影响因素之一,这对于投资者选取合理的股票组合进行投资,预测股价走势,形成良好的交易方式和投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陈荣[9]2018年在《基于A股市场股票价格联动性的量化投资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处于投资者主体依然是大量散户的中国股票市场中,我们更能体会到投资者情绪的变动及其他的非理性行为对于市场波动的巨大影响。从投资者的角度看,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在投资时能克服人性的弱点,理性投资;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能够利用市场的非理性行为来构建有效的投资策略,以获取一定的超额回报。因此,通过构建金融数理模型来寻找市场非理性机会的“量化投资”无疑成为了一个较好的投资方式。弥补了传统主观投资方式的仓位过于集中,交易信号模糊,交易执行纪律性差等不足,量化投资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投资者的诉求,从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可以说国内量化投资的发展已成必然趋势。本文从股票价格的联动性研究与分析出发,运用金融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的相关理论从市场不同级别的联动性角度来思考联动性策略的构建逻辑,最终得到了基于行业内个股联动性的量化投资策略,以期能给市场投资者及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借鉴。首先,本文介绍了联动性分析的主要方法和量化投资的理论基础。然后,构建出了基于行业内个股联动性变化的异动指标,并以该指标为基础在线上量化投资平台“米筐”上进行了策略的研究分析与历史回测,得到了较好的回测结果。最后,对整篇文章的研究框架,策略的构建及回测的结果分析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本文的几点不足之处,针对不足给出了策略的几个改进方向,并且展望了量化投资在我国的美好发展前景。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不同于大多数联动性研究的文章一样把联动性研究作为一种“事后”的市场与行业关系的分析研究,本文把联动性的分析与量化投资策略结合起来,这种结合通常被用于“配对交易”策略的构建;但又不同于基于“联动性大小”的“配对交易”的套利投资策略,本文从“联动性异动”的角度入手,构建了以行业板块为基础的量化选股的多头策略。
林海[10]2011年在《中国股票市场投资收益及风险关系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使得股票市场对于经济变化的反应更具规律性和趋势性,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我国股票市场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在目前我国新兴+转轨的股票市场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内外因变化,如何进行信息的有效筛选、更加理性的进行投资决策是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所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具有一定基础知识背景的小型私募和个人大户的角度出发,利用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对影响我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通过风险等级的确定和风险偏好的选择来指导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在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投资学、金融市场学、投资组合与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对股票涨跌原理进行初探,成为建立风险——收益分析体系的依据。2.通过对国际市场、经济周期、宏观政策与A股市场的关系研究,在历史数据的支撑下,找到了一定的规律性变化,并分析了这种规律的成因和传导作用,以宏观的视角判断A股市场的未来一段时间的投资方向选择。3.将宏观经济变化影响下的行业选择引入这一风险——收益体系中来,使投资者在完成宏观判断基础上,对未来的投资标的选择更具方向性。4.依靠波浪理论对市场群体行为的描述,将宏观判断、中观选择与行情描述相结合,创新的将传统的投资组合与波浪理论指导下的行情架构相结合,最终形成具有直接应用性、操作性的投资方法研究体系。本文针对中国“新兴+转轨”的股票二级市场特点,将西方投资价值理论与市场金融行为学理论相结合,从风险判定角度提供盈利依据和方法,为中国A股二级市场投资盈利方法提供指导体系。
参考文献：
[1]. 我国股票市场交通板块投资研究[D]. 高峻. 武汉理工大学. 2003
[2]. 基于改进DCF模型的价值投资研究[D]. 陈俊枝. 河南大学. 2017
[3]. 我国A股市场大小盘风格轮动效应分析[D]. 徐咏. 暨南大学. 2016
[4]. 当代中国风险投资思想演变[D]. 郑卫峰. 复旦大学. 2005
[5]. 基于GARCH和HHT的散户投资研究[D]. 林达. 湖南大学. 2016
[6].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D]. 李连伟. 吉林大学. 2017
[7]. 国际风险资本运作、退出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研究[D]. 戴志敏. 浙江大学. 2004
[8]. 对Fama-French叁因子模型的改进及在中国上证A股市场的适用性研究[D]. 李博文. 山东大学. 2017
[9]. 基于A股市场股票价格联动性的量化投资策略研究[D]. 陈荣. 浙江大学. 2018
[10]. 中国股票市场投资收益及风险关系的研究[D]. 林海. 天津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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