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司法区域化审判模式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论文,区域论文,模式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2015)01-0062-10 一、背景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3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旨在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指导性文件。《意见》为环境司法确定六大目标和任务，分别是：(1)环境资源纠纷司法救济渠道畅通；(2)环境资源源头保护、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制度得到落实；(3)环境公益诉讼、环境资源案件管辖等制度不断完善；(4)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司法保护体系更加健全；(5)环境资源法官队伍专业化水平和司法能力显著提高；(6)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全面加强，职能作用充分发挥。①为了实现这六大目标，《意见》提出有序推进环境资源司法体制改革，其中要“合理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积极探索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归口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②。 为了支持这一体制改革的探索，我们有必要对国外的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特别是区域性管辖的实践、运行情况、成效进行比较分析，吸取其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我国的环境司法体制改革提出建议。据Pring教授的研究，截至2010年，世界上41个国家已经建立了380个专门的环境案件审判机构(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Tribunals，简称ECTs)。③历史最为悠久并被公认为取得很大成功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的首席法官Brian J.Preston总结了专门的环境案件审判机构需要取得成功应具备的12个特征。Preston法官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该专门的环境审判机构应该具备综合而集中的管辖权(comprehensive and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④本文根据Pring和Preston法官的研究，选取了具备拥有综合及集中管辖权并被认为是成功典范的三个发达国家的专门环境审判机构，分别是瑞典的土地与环境法院、新西兰的环境法院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土地与环境法院，以及印度的国家绿色法庭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印度的国家绿色法庭是在2010年成立，其成效还有待观察，但鉴于印度与我国相似，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面临巨大的保护环境的挑战，其环境法庭的审判模式值得关注。 二、四个环境审判机构区域性审判模式比较 (一)四个环境审判机构的简要介绍 1.瑞典环境法庭⑤ 瑞典的《环境法典》自1999年生效以来一直是瑞典最为重要的环境立法，该法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可持续发展，以保证当代和未来子孙后代享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该法授予环境法庭民事和行政案件的管辖权以及广泛的执法权力。保证瑞典《环境法典》得到遵守的核心是环境许可制度。环境法典及其实施细则强制超过5000项活动或工程运作必须获得许可证才可以开展，并须按照许可证的规定运行。许可证审批机构需要考虑拟开展的活动对土壤、空气和水造成的影响作出是否予以批准的决定，还需要设定许可证的具体要求。 瑞典共有5个区域环境法庭，分别属于瑞典5个地区民事法院；有1个高级环境法庭，即环境上诉法庭，属于斯德哥尔摩上诉法院的一个审判庭。瑞典的环境法律执法系统还包括20个区域委员会和大约250个地方环境决策机构。当事人对于环境区域委员会和地方机构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起诉到相应的区域环境法庭。环境法庭的法律管辖权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和环境问题的民事执法和行政案件，但不包括刑事案件。环境法庭可以对区域委员会和地方机构的决定做合法性和实质性审查。自2011年5月开始，环境法庭将更名为土地与环境法庭，同时审理适用土地与建筑法的案件，包括审查地方土地利用规划和建设许可。 《环境法典》规定，每一个区域环境法庭应有一个由一位法官、一位环境技术顾问和两位普通的专家组成的合议庭。区域环境法庭主要审理对区域委员会决定不服的案件，主要包括以下问题：危害环境活动的许可证和许可条件，废物处理以及清理污染的命令。瑞典的公共机构可以命令公司采取措施或者停止某些活动以避免对公共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对这些命令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庭还可以审理有关自然保护和保护地的案件。区域环境案件审理的初审案件包括以下三种主要类型：(1)可能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活动(A类活动)的许可；(2)水资源利用项目的许可，包括在水上建设的项目，例如水电站、水库等；(3)个人、团体、NGO或者政府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 环境上诉法庭审理不服5个区域环境法庭上诉判决的上诉案件。环境上诉法庭由四位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官组成。针对个案审理时，其中一位法官可以由有相关技术背景的专家所取代。如果初始决定是由区域委员会或地方机构作出的，环境上诉法庭作出的判决就是终局判决；如果是区域环境法院的初审案件，终局裁决机构是瑞典的最高法院。环境上诉法院的开庭更像是一个圆桌会议，而不像一般的庭审对质。通常庭审是在一个会议室完成的，法官在会议桌上听取非正式的证人证言。法庭一般会到争议所在地了解情况，争议方和当地的居民可以向法庭提出意见和建议。法庭还可以要求地方、区域和中央政府机构就案件给出意见。法庭还可以请独立的技术机构就案件给出意见。 2.新西兰环境法院⑥ 1991年颁布，1996年修订的《资源管理法》是新西兰在环境保护领域最主要的法律，它是一部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融为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在《资源管理法》的整体框架下，环境法院作为一个专业性的法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新西兰环境法院的法律管辖权包括：(1)规划和政策(Plans and policy statements)。法院有权对根据《资源管理法》制定的规划和政策进行审查。任何人只要提交过书面意见就可以提起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法院可以在审理过程中直接要求地方当局修改区域或区级规划，也可以要求地方当局修改政策的某一条款，在修改前需要向公众公示。(2)不服资源许可的上诉。资源许可包括该海岸使用许可、水利用许可、排污许可或者该项目是否符合区域规划许可等。(3)不服为了公共工程征地的上诉，例如不同意垃圾填埋厂、污水处理厂的选址等。另外，在《资源管理法》的整体框架下，涉及环境问题的决定，绝大部分是由地方市政局作出的，这其中很大部分是有关资源许可的申请。但是，有一些申请是直接由环境法院受理的，而不用经过地方市政局。另外一种情况是，当环境部认定某项申请具有全国性影响时，环境部就会向环境法院提起申请。环境法院直接受理的申请主要是资源许可申请、改变许可条件的申请、请求告知的申请。(4)宣示管辖权(解释权)。法院有权根据申请解释《资源管理法》规定中的权利、权力和义务；或者确定规划和政策有冲突的地方。(5)发布执法令。任何人有权向法院提出执法申请。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依据《资源管理法》作出执法令，要求停止违法行为、作出补救的措施减缓违法行为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赔偿第三方因采取减缓措施所付出的费用。法院还可以作出撤销或修改其资源许可的决定。如果被告没有立即采取减缓措施，法院可以要求第三方代行，由被告支付相关的费用。执行令是促使他人遵守《资源管理法》的一种常用的手段。执行令只能由环境法院发出，这一点和消减通知书(abatement notice)有所不同，整改通知书用于命令相对人在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达到《资源管理法》的规定，它类似于我国环保部门发出的限期整改通知书。整改通知书只能由市政局发出，通常是命令相对人停止或开始某项工作。相比整改通知而言，执法令是一种更为严厉的法律手段。 3.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⑦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土地与环境法院是世界第一家环境法院。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该州的环境、土地和规划纠纷日益增多，当时环境与规划事务涉及诸多不同的法律并分散到不同的法院和行政法庭管辖，这些机构在管辖权上又存在重复与交叉，造成司法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如案件审理混乱和低效率等。 为此，新南威尔士州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和司法改革，土地与环境法院就是改革所促成的一项成果。根据1979年的《土地和环境法院法案》，该法院于1980年开始运作。建立土地与环境法院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使土地和环境案件的审理合理化和专业化；二是为环境、规划和土地案件提供“一站式”处理。新南威尔士州的土地与环境法院拥有州内环境、规划与土地案件管辖权。新南威尔士州土地与环境法院具体受案范围包括：对于政府环境规划行政决定进行上诉；涉及林木和矿产的民事纠纷；涉及环境规划和环境保护的民事执行；对政府环境和土地规划等决定的司法审理及执行；对土地与环境法院委员作出的决定进行上诉等。该法院管辖权涉及行政、民事、刑事和执行案件。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可对行政机关的决定进行实质审理，进入这一程序后，法院具有与最初决策者相同的权力与职能，可以改变原决定并作出新决策。 4.印度国家绿色法庭⑧ 2010年10月18日，印度国家绿色法庭根据《国家绿色法庭法》设立，常驻地新德里，负责管辖北部地区的环境资源案件，并在四个城市设立四个区域法庭，分别在金奈(管辖南部7个地区)、博帕尔(管辖中部3个地区)、普纳(管辖西部6个地区)和加尔各答(管辖东部7个地区)。⑨《国家绿色法庭法》的立法目的为快速、有效地解决与环境保护、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保护有关的案件，包括任何与环境相关的法定权利的实施，对人身、财产的损害及其他相关或偶然发生事项提供救济和补偿。 印度国家绿色法庭的法律管辖范围是与《国家绿色法庭法》附件I规定的7部法律实施相关的所有民事和行政案件。这7部法律分别是：《1974年水(污染防治)法》、《1977年水(污染防治)税法》、《1980年森林(保护)法》、《1981年空气(污染防治)法》、《1986年环境(保护)法》、《1991年公共责任保险法》、《2002年生物多样性法》。这意味着与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或者依据这些法律作出的政府决定都可以由国家绿色法庭进行审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1972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一些由州通过的环境法的问题都不能由国家绿色法庭审理。 印度国家绿色法庭受理的民事案件分为两大类，即诉请解决纠纷和申请救济赔偿，诉请解决的纠纷指与上述7部法律相关的环境纠纷，损害赔偿指对因环境污染包括危险物质造成的损害的赔偿救济申请。损害(a claim for compensation)可分为三大类，对污染受害者造成的损害、对财产造成的损害和对公共健康和环境造成的损害。绿色法庭管辖十类行政案件，指行政机关依据《1974年水(污染防治)法》、《1980年森林(保护)法》、《1981年空气(污染防治)法》、《1986年环境(保护)法》、《2002年生物多样性法》制定或作出的命令、决议、指令、决定，任何人认为其权利受到这类行政行为的侵犯，可向绿色法庭提起上诉。绿色法庭没有一般刑事案件的管辖权，只有在当事人拒不履行绿色法庭的裁定、判决和决定，根据《国家绿色法庭法》须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监禁，并处或单处罚金)才有管辖权。 (二)审判模式和重要案件比较 通过对四国专门环境审判机构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到四国都分别根据自己的国情对专门的环境审判机构在环境监管、环境资源法律实施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比较明确的定位。瑞典和新西兰都是在其环境基本法中对环境法院/法庭的设置、管辖权、诉讼程序等作了规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和印度则是通过特别的建立专门法院/法庭的法案改革已有的环境法实施体系，使司法机构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更是充当了为环境、规划和土地案件提供“一站式”处理的平台，把有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争议问题置于司法程序解决。 1.“综合且集中”的区域性审判模式 四国的环境专门审判机构基本都实行了“综合且集中”的审判模式。Preston法官认为，“综合”是指专门环境审判机构享有审判因实施本地区(国内)所有环境法所产生的所有争议，这些争议包括⑩：(a)促使行为人遵守环境法的民事执法案件(可由政府或私人部门提起)(11)，法院可以发出执法令/禁令和判处罚金。民事执法案件是专门环境法庭的主要案件类型，政府行政机关虽然可以判处行政处罚，但是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执法案件，会获得对违法者更严厉的处罚，并且可以形成先例，起到震慑的作用。(b)追究因违法导致财产、人体健康、环境损害的损害赔偿案件。在新西兰、美国佛蒙特州环境法院等因污染造成人体健康和财产损害不一定由专门环境审判机构审理，而由一般民事法庭审理，主要原因是该国法律规定侵权案件(torts)在当事人申请下可以由陪审团认定事实或者其他特别的程序要求使得不适宜由专门环境审判机构审理。(c)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的行政案件。四国的环境审判机构对行政机关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包括土地利用规划、政策决定、具体的资源利用许可、排污许可、环境影响评价许可等决定。(d)对行政机关的决定进行实质性审查(merits review)，也就是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否符合环境法的原则和环境法的具体规定，例如预防原则，重新进行听证，使利益相关方能够就具体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辩论。(e)刑事案件，追诉违法者的刑事责任。(12) 除了案件类型，“综合”还包括有关环境资源的范围应该是全覆盖，包括公共和私有的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自然遗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在程序上应该包括环境信息公开、环评的公众参与、环境许可的公众参与决策、公众参与执法等。按照这一标准，印度只把国家绿色法庭的管辖范围局限在7部环境法律有其局限性。 “集中”的审判模式是指专门环境审判机构享有比基层法庭更广阔的地域管辖权，也就是在一般行政区划的更高尺度上设置环境审判机构，使得环境审判机构可以获得足够数量的案源、免于地方政治的干预、能够从生态系统尺度上看待案件。与综合的案件受理范围携手使得环境审判机构有可能从多角度处理环境问题的争议，并达到一定的经济量使得案件的审理可以比散落在不同法院的案件审理更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瑞典和印度在设置本国本地区的环境审判机构时都采用了区域性集中管辖的审判模式。当然集中的地域管辖的一个缺点是不便于当事人就近参与案件的审理，因此，四个专门审判机构会采取到案件所在地的法院进行开庭(使用当地法院的场所)弥补这一缺陷。 为了使各自环境审判机构的综合且集中的审判模式能够有效运行，本研究中的三国一地区的法律还对环境审判机构的诉讼主体资格、诉讼程序、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详细的比较分析，请参见表1。
2.近期典型案件的介绍 以上的比较分析显示四个环境审判机构的很多相似性，为了更好的理解其实际运作，本部分分别介绍四个环境审判机构近期作出的比较重要的案件判决，以期揭示其审判模式在该国/地区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审理的狩猎人环境游说协会诉规划部案Hunter Environment Lobby Inc v.Minister for Planning[2011]NSWLEC 221。(14) Ulan煤矿公司向新南威尔士的规划部整合允许煤矿开采的27个开发许可，同时继续开采20年，并要求允许从地下开采到地面开采，开采的最大量也从10Mtpa到20Mtpa。2010年11月5日，规划部根据《环境规划与评估法》第75条(J)同意了该申请。反对人狩猎人环境游说协会根据该法75(L)向土地与环境法院对规划部的决定提起上诉。这是一个全新的上诉(de novo)，也就是说，法院可以对规划部的决定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不是司法审查)，可以撤回或者改变其决定。一开始反对人的立场是要驳回Ulan公司的申请，后来改变立场，请求法院对许可增加额外的条件，其中包括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采取额外的措施避免开采对地下水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2011年11月24日，法院作出判决许可了Ulan的申请，但同时增加了许可条件，即Ulan公司在日后的开采中要按照许可规定的各样条件进行运作。这些额外的条件包括采取措施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附有具体的实施和监测方案)，避免对地下水产生影响的措施(包括不再向附近两条河取水，法院要求两被告在判决生效后拿出具体方案)。法院要求Ulan公司增加对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条件为以后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重大项目获得许可形成先例。 新西兰环境法院审理的Gavin H Wallace Ltd & Ors v.Auckland Council案[2012]NZEnvC120。(15) 2007年，Manukau城市委员会和奥克兰区域委员会(后来合并为奥克兰委员会)通过三项新规划，其效果是导致位于邻近奥克兰国际机场西部和Stonefields保护区的三块地块日后不能进行城市化开发。Gavin H Wallace Ltd & Ors公司是该三块地块的土地所有权人，他们提起诉讼要求环境法院驳回这些影响其土地使用权的规划决定。这三块地块规定为农村土地，新规划以保护保护区的景观为理由，没有把这三块地块纳入城市规划中。争议的焦点是位于历史自然遗产保护区附近的土地是否可以被永远保护起来，不得进行城镇化开发。受争议的地块被公认为是Kiwi鸟的栖息地，属于保护区的景观范围。但法院认为奥克兰委员会在作出规划的决定时并没有充分考虑争议地块可能作其他用途的情景，保护区周边是一个充满动力的社区，在合适的规划和设计技术下进行合理的开发是有可能保护争议地块的文化、建筑和景观价值，实行完全严格的保护未必是最佳方案。法院于2012年作出决定：撤销新的规划，要求委员会根据规划程序重新制定使争议地块可在谨慎的设计上进行开发的方案。 印度国家绿色法庭审理的Paryavaran Mitra诉Gujarat州污染控制局案Application no.131/2013，Paryavaran Mitra Vs Gujarat State PCB。(16) 申请人控诉位于Nakravadi村庄的Rajkot市政府固体废物处理和填埋场严重污染当地的地下水、农地和牧场，造成严重的损失。该固体废物填埋场由Rajkot市政府公司和Hanjer Biotech Energies Pvt Ltd公司两家公司负责管理，Hanjer Biotech Energies Pvt Ltd公司是承包商，Rajkot市政府公司获得Gujarat州污染控制局的许可，需按照许可和2000年固体废物法的要求保持填埋场的卫生清洁。申请人主张两公司对填埋场的不当管理是造成污染的原因，虽然向州污染控制局投诉多次，控制局也下达整改要求，但情况未得好转。申请人诉讼请求包括：关闭填埋场，市政府应该另行选择新址，评估填埋场对村庄公共资源、村民的公共健康、禽畜和水源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并且根据评估结果赔偿损失。被申请人州污染控制局表示已经采取多方行动，要求两家公司采取措施按照规定管理填埋场，但是结果不佳。市政府公司则主张填埋场运作已经超过5年，申请人提出申请的时效已过。法院的审理认为因为申请人中的村民多次反映意见控诉等，因此时效没有过。经调查查明，目前填埋场处理垃圾的能力已经超过设计能力，需要使用更新的技术或者扩大范围，目前的状态是未能及时处理的垃圾与雨水混合，随意排放，造成严重污染。法院认为关闭填埋场不是解决问题之道，短时间内市政府也不能马上开启新的填埋场。但是根据“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市政府和两家公司应该赔偿村民的损失。法院最终裁决两家公司应赔偿填满场500米内所有村民2万卢比，合计100万卢比左右，并且公司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管理好填埋场。 瑞典土地与环境法庭审理的风电场案。(17)土地与环境法庭许可一个风电场的建设，将有80个风机建设在瑞典的沿海地区(被称为Thone)。生活在风电场11-12公里以外的土地所有权人和一个环境NGO向土地与环境上诉法庭，及后到最高院提起上诉。上诉法庭认为11-12公里以外的土地所有权人因没有受到法律意义上的影响，不符合起诉资格驳回起诉。其中一家NGO因为成员不足10人且运营年限不足2年被认为未能获得公共支持，也被驳回起诉。 三、成功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 “综合且集中”审判模式无疑是新西兰、瑞典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环境法庭/法院成功的关键之处，印度也是借鉴了它们的经验决定采用这种全面、整合的区域性审判模式。是否把各种已有的可能和环境与资源相关的案件纳入专门环境审判机构，并且把一个较大地区，比如流域或某一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区的地域管辖范围也纳入专门环境审判机构，就一定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吗? Preston法官认为还需要具备其他11个要素，分别是：机构的地位及权能(Status and authority)，独立于政府并客观公正(Independent from government and impartial)，有知识丰富并专业能力强的法官与成员(Judges and members are knowledgeable and competent)，能提供多种ADR纠纷解决方式(Operates as a multi-door courthouse)，提供专业和技术专家(Provides access to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expertise)，促进司法救济渠道畅通(Facilitates access to justice)，实现公平、快速和便宜的纠纷解决(Achieves just，quick and cheap resolution of disputes)，回应真正的环境问题(Responsive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relevant)，发展环境司法理论(Develops environmental jurisprudence)，实现潜在的精神和使命(Underlying ethos and mission)，灵活、创新和提供增加价值的功能(Flexible，innovative and provides value adding function)。(18)除了Preston法官提到的其他11要素以外，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我国关注并借鉴：明确的定位：可持续发展的护航者。 新西兰、瑞典、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这三家环境法院/法庭的成功与它们在本国、本地区的环境监管、执法体系的地位和作用有明确的定位密切相关。新西兰的《资源管理法(RMA)》把公共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判断权先交给地方当局(council)，然后是环境法院。环境法院在不少的案件审理中要判断资源应该如何使用、发展、保护和分配以及可以接受的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判断权是评估环境风险，在尽可能获取信息的情况下作出符合保护优先、可持续发展、实现当代和后代公共利益的决定。(19) 正因为它们在环境监管、执法体系的定位，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们所处理的典型案件都与行政决策与执法有关。它们所面对的当事人有政府、企业、环境NGOs、社区、公民，使他们的意见、诉求得到表达，而由于环境法庭都配有技术专家，帮助法庭不仅就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还可以对决定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技术法官与法律法官一同工作的有效性帮助法庭取得公众的信任。 反观我国的环境监管、执法体系，自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实施以来，法院在其中的定位是不明确的。这主要是由我国当时的法律和政治体系决定的。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法院在环境执法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只有在环境行政机关申请的非诉执行案件执行环境行政机关的决定，并没有实施太多的判断权。主要根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追究污染者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件，污染者遵守环境法并不能免除侵权责任，并且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调查研究，不到1％的环境污染民事纠纷进入司法程序。自1996年我国刑法增加了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后，根据原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每年不超过5件。 2013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全国人大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进一步明确环境公益诉讼，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示出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在对法院应在我国环境资源法律实施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与此同时，我国的人民法院改革也进入到“四五”阶段，在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上将“司法权是判断权和裁量权”、“司法权是中央事权”两个重大理论表述确定为改革的理论基点，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确定为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20)此轮以“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为重点的司法改革为我国环境司法能够在环境监管体系中找准定位，并进行相应的体制和法律改革提供了契机。 如果我国学习国外成功的经验，把专门环境审判机构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护航者，“促进和保障环境资源法律的全面正确施行”(21)，那么采用“综合且集中”的审判模式是一个必然选择。在法律管辖上，除了把现有环境行政、民事和刑事案件归口管理，实行“三审合一”模式以外，还需要发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其成为有震慑力的“民事执法”武器和追究污染者和生态破坏者违法及造成生态环境损失的制度，并且还需要推动《环境影响评价法》中项目环评和规划环评司法审查的改革以及《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扩大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范围，使得引起公众关注，将会影响生态系统的发展的决定在可能置于中立、透明和专业的审判机构中得到审理。在地域管辖上，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环境审判机构或指定管辖的方法，对环境资源案件进行区域化集中管辖。目前贵州省“145”集中管辖模式和江苏省的区域化集中管辖试点都值得跟踪和关注，为日后更大范围的体制改革积累经验。 注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2014年6月19日，http：//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14/06/id/147914.shtml。 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2014年6月19日，http：//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14/06/id/147914.shtml。 ③George Pring,Catherine Pring,Increase In 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Tribunals Prompts New Global Institute.Journal Of Court Innovation,2010,3(1):11-21. ④Hon.Justice Brian J Preston,Characteristics of successful 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tribunals,Presentation to the Eco Forum Global Annual Conference Guiyang 2013:The 3rd Environmental Justice Seminar,2013. ⑤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Ulf
:Experience of Sweden’s Environmental Courts,Journal of Court Innovation,Volume 3,winter 2010(作者为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上诉法庭前首席法官，任期为1999年至2010年)。 ⑥本部分的内容主要参考了胡斌：《国外环境法院初探》，http：//www.xchen.com.cn/lylw/hjflw/648518.html；以及Malcolm Grant,The Environmental Court Project,Final Report,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2000。 ⑦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谷望舒、杨蕾：《国外环境法院是如何运作的》，《法治周末》，2014年6月10日，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5275。 ⑧本节参考了蔡守秋、文黎照：印度《2010年国家绿色法庭法》评介，《法学杂志》2013年第11期，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62448。Praveen Bhargav,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National Green Tribunal(NGT),http://www.conservationindia.org/resources/ngt. ⑨有关印度国家绿色法庭各巡回法庭的地域管辖范围的通知：http：//www.conservationindia.org/wp-content/files_mf/NGTJurisdiction.pdf。 ⑩Hon.Justice Brian J Preston,Characteristics of successful 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tribunals,Presentation to the Eco Forum Global Annual Conference Guiyang 2013:The 3rd Environmental Justice Seminar,2013,p.13. (11)我国没有对应的民事执法案件的类型，较为接近但又不同的是非诉执行的案件和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12)同样由于一些国家对刑事程序的特别要求，尤其是陪审团的要求，不少环境专门审判机构并不审理环境刑事案件。 (13)Bharat H.Desai and Balraj Sidhu,On the Quest for Green Courts in India,Journal of Court Innovation,Volume 3,winter 2010,pp.90-91. (14)有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审理的案件可以在以下数据库获得：http：//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media/Freehills/A3101123％207％2011％2021％2023％2029％2030.PDF; Peter Briggs and John Taberner,Climate Change and Major Projects-Important 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 Decision,2012。 (15)新西兰环境法院审理的案件可以在以下数据库获得：http：//www.nzlii.org/nz/cases/NZEnvC/recent.html；本案的案件分析参考了Bronwyn Carruthers,case notes of Gavin H Wallace Ltd & Ors v Auckland Council[2012]NZEnvC 120:NZEnvC 120,http://www.rmla.org.nz/casenote/view/id/18。 (16)印度国家绿色法庭的判决可以在以下数据库获得：http：//www.greentribunal.gov.in/judgement.php；本案的案件分析参考了Gujarat Social Watch:Assessment of Working of National Green Tribunal,with special refernce to the cases from Gujarat and Western Region Bench of Pune,http://www.socialwatch.org/sites/default/files/swindia/Gujarat-Social-Watch-Report-2014.pdf。 (17)瑞典土地与环境法庭的案件可以在以下数据库获得：http：//www.lexadin.nl/wlg/courts/nofr/eur/lxctzwe.htm；参考Anders Bengtsson:Access to Court in Environmental Law Matters Lisbon 7 October 2013,http://www.ejtn.eu/Documents/About％20EJTN/Independent％20Seminars/EU％20Environmental％20Law％20Seminar％207-8％20October％202013/Implementation_EU_Environmental_Law_National_Report_Sweden_Bengtsson_Anders.pdf Decision from the Supreme Court,18/12-2012,? 4925-11 with reference inter alia to the codified EIA Dir 2011/92/EU and the DLV case C 263/08,C 240/09,brown bear and C 115/09 Trianel。由于瑞典的案例主要是用瑞典文撰写，所获得的资料非常有限。 (18)Hon.Justice Brian J Preston,Characteristics of successful 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tribunals,Presentation to the Eco Forum Global Annual Conference Guiyang 2013:The 3rd Environmental Justice Seminar,2013. (19)Bret Birdsong:Adjudicating sustainability:New Zealand's Environmental Court and the Resource Management,Act,http://www.fulbright.org.nz/wp-content/uploads/2011/12/axford1998-birdsong.pdf. (20)参见贺小荣：《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的理论基点、逻辑结构和实现路径》，《人民法院报》，2014年7月16日，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4-07/16/content_84800.htm?div=-1。 (2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2014年6月19日，http：//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14/06/id/1479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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