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化解权力冲突的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曾国藩论文,权力论文,冲突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权力冲突，是指上级领导者的决定与下级领导者执行之间的矛盾冲突。由于能力、判断、决策方式等方面的原因，上级领导者不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以致决策失误，指挥乖谬；下级领导者站在执行的前沿，掌握实情，了解实际，对上级领导者决定的正确与否，能够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下级领导者一旦发现上级决策不符合实际、不正确，甚至错误，就会否定上级的决策，抵制与拖延执行，从而与上级发生权力冲突。这种权力冲突，解决得不好，危害甚大，有可能导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处于被动地位的下级要想避免冲突升级、矛盾激化，找到解决冲突的理想途径，促进上下级领导之间的权力良性互动，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这方面，曾国藩是一个典范。他曾经多次与咸丰发生权力冲突，但都能够巧妙地说服咸丰改变最初决定，而同意按照他自己正确的想法开展工作，并最终实现目标。曾国藩为解决权力冲突、实现上下级领导之间的权力良性互动所找到的出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学习与借鉴。
一、心胸坦荡，坦然承认不能执行上级决策的理由
古人说得好：“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用在对待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冲突上，就是下级一定要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不斤斤计较、不患得患失，敢于说真情、讲实话，敢于说出自己不能执行上级决策的主客观原因。这样做，可以让上级及时、准确掌握实情，修正错误决策。同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上级对下级的猜疑、误解，得到上级的谅解、支持、信任，消弭不执行错误决策带来的巨大压力与风险，顺利化解与上级的权力冲突。
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分兵北伐和西征，湖北、安徽分别告急。咸丰连续下了几道谕旨，要求曾国藩出兵救援。谕旨中，咸丰反复强调了武昌、安徽的重要性和救援的急迫性，开始严词峻切，后来语气恳切，甚至几乎哀求。一般情况下，一般人面对皇帝的命令，是不会拒绝执行的，但是曾国藩没有立即执行、贸然出兵。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咸丰的这一命令是不切实际的，是对湘勇情况缺乏详细了解的结果，执行这一决策，无异于飞蛾扑火，鸡蛋碰石头，有去无归。分析咸丰决策失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救援心切，非常注重武昌、安徽的安危，而不能静下心来客观部署，冷静调度。当时，清军在扬州建立了江北大营，在南京城东孝陵卫建立了江南大营，安徽、江西、湖北境内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因此，当咸丰听说曾国藩训练了一支万人队伍的时候，自然很高兴，于是立即大笔一挥，下令曾国藩迅速出兵。二是信息不准。咸丰对曾国藩的湘勇的了解来源于江忠源的奏章，曾国藩开始办团练的目的就是给江忠源培训兵员，因此将招募人马的事情以书信的形式及时告诉了江忠源。江忠源还没有完全了解曾国藩训练军队的具体情况，就迫不及待地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咸丰，致使咸丰信息掌握不准确。曾国藩的本意是想创建一支“为肃清东南之基本”的水师，培训一支“练卒宜十分精强，制械须十分精致，乃可卧薪尝胆，艰难百战”的“劲旅”。可当时的情况是：虽然招募了一批湘勇，但没有经过严格的淘汰筛选，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纯粹是一群乌合之众，“断不可恃”；水师船炮还没有着落，更莫说出征；军队的装备极其落后，“军械苦窳，无一堪用”，也没有充足的粮草准备。对于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曾国藩是坚决反对他们上战场的，即使后来在紧张形势下将没有训练的新兵带到了战场，也只是安排他们守城，而不允许他们临阵对敌。在当时没有什么外力可以借助的情况下，他不得已只好选择直截了当地向咸丰表示不能出兵。他说：“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奏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心胸坦荡，不染私尘，据实禀告，态度诚恳，有什么说什么，不含糊、不犹豫，终于让咸丰了解了实际情况，同意了他的想法。曾国藩成功地化解了与最高领导者的权力冲突，为湘军真正成熟、走向战场、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等待机会，借助客观条件与适当的人选来转变上级的决策
由于时空距离、信息不畅等原因，上级有时不能够及时、全面、准确掌握实际情况，导致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势把握不准、认识不清。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策、发出的政令，难免有失。对于这样的政令，曾国藩的做法是先答应、先准备、先行动，同时等待时机、寻找条件、借助外力，依靠适当的人物做上级的工作，转变上级的决策，化解权力冲突，使决策更加准确、正确。
1858年、1859年，朝廷分别命令曾国藩赴闽、蜀指挥作战。这两项命令，都是咸丰在没有准确掌握福建、四川的实际情况，没有正确分析、把握两省战争发展态势的情况下作出的草率决策。当时，福建的实际情况是人数不多的太平军占领了闽西北一带，他们的目标是江西、安徽；四川的实际情况是传说中要进兵四川的石达开部还远在湖南的宝庆、衡阳一带活动，当地只有少数起义军。这两省的起义军，本省军队与团练完全可以对付，曾国藩去不去都对局势没有多大影响。相反，曾国藩倘若离开，江西、安徽将失去一支劲旅，战斗力将会因此削弱。此时的曾国藩在领导艺术上更加成熟，不再像先前那样直来直去，而是注意方法，讲究策略。他一方面积极调集军队，作出执行上级决策的样子；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找机会，利用客观条件和重要人物来说服咸丰。赴闽上，他利用军队士兵生病、部队集结没有完全到位的客观原因，驻扎在江西境内。一段时间后，情况发生变化，朝廷随即撤销了让曾国藩赴闽的命令。赴川上，他带着军队借口长江风浪大等原因缓缓西进，一到武昌，即请与咸丰关系甚密、颇为倚重、同为满族的官文出面说服咸丰。这一招果然奏效，咸丰答应了官文的请求，改变了初衷。借助外力，自己不直接出面，不与上级领导者发生正面的交锋，能够更好地化解与领导者的权力冲突，不失为处理权力冲突的好办法。
三、突出重点，根据事物发展的轻重缓急来确定执行上级决策的先后顺序
工作有轻重缓急之分，但由于所处位置、思考角度、思考方式的差异，上级领导者和下级的看法往往存在分歧。其主要表现在怎样看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上，表现在认识什么事情最重最急、什么事情较轻较缓上，表现在决定什么问题先处理、什么问题后处理上。双方往往针锋相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如果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上级在判断问题上出现了偏差，误把轻缓当急重，错将次要当主要，下级就要努力想办法将上级颠倒了的顺序纠正过来。
1860年初，太平军在李秀成的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进攻杭州为诱饵误导清军倾巢而出，然后回戈一击，一举击溃江南大营，并进而攻占苏州、常州等地。苏、常为清朝富庶之地，丢掉苏、常意味着清朝财源的重大损失，因此，咸丰十分着急，连下22道谕旨，要求曾国藩撤安庆之围，“统帅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德)、建(德)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这一系列的指挥，明显存在不分轻重、不管先后、不论主次的思维错误，显得六神无主，顾此失彼。他既不懂得“据(长江)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的重要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孤军深入、千里赴援的危险性；既不为已经失去的苏、常“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重新评估其战略意义，也不顾及湘军在安庆、桐城、皖南等地不可抽动的兵力部署实际，完全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如果曾国藩执行这个决策，带兵东下，那么无异于釜底抽薪，战场形势将立即发生质的逆转。这是曾国藩所不愿、不忍看到的。为此，曾国藩坚持自己一贯的作风，恳切上书咸丰，坦陈战争形势，强调攻克安庆与控制长江的重要性，并规划南岸三路进兵，让咸丰认清了形势，搞清了东南战局的缓急轻重，与其达成了决策指挥的一致性。
四、以进为退，不惜暂停手中的重要任务来执行上级的决策
对于上级领导者的某些决策，有时候态度比行动更为重要。上级一旦发出某些重要指令，下级必须立即响应，如果迟延或者不作出反应，一定会引起上级的猜疑。当然，也要看到，上级有些决策是不科学的、错误的、有损大局的，真正执行起来，不仅难度大，而且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倘若不响应、不执行，那么个人的前途、命运往往难以预料。这样的决策，让下级处于进退两难之地，是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解决这一权力冲突，曾国藩采用的办法是：以进为退，不惜暂停当下的重要任务来响应与执行上级的决策。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根据胜保“飞召外援，以资夹击”的建议，朝廷命令曾国藩派鲍超率军“兼程前进，克日赴京”，并且强调“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这一命令，表面上看，以勤王为理由，无懈可击，但实际上，仔细思考，即发现它是一个“瞎指挥”。一是理由近乎荒唐。胜保认为，对付英国军队的火器，必须“奋身扑进，兵刃相接”，这样“贼之枪炮，近无所施，必能大捷”，并认为能担当这一任务的只有川兵湘勇。蒙古兵、旗兵与川勇、湘勇都是血肉之躯，为何只有川勇、湘勇不怕英法的火器呢？显然胜保是想推卸责任。二是路途遥远，缓不济急。等集合好军队，一步一步走到北京，“黄花菜都凉了”，还谈什么“勤王”！三是不顾东南大局安危。当时鲍超正率兵进攻宁郡，为曾国藩江南三路进兵南京、收复苏常的主力部队，一旦被抽走，无异于“剖腹挖心”。对于这样一个近乎荒唐的决策，直截了当拒绝或者借故拖延，都会立即招致中外“清议”，朝廷也会因此对曾国藩另眼相看。曾国藩能够做到滴水不漏化解这一权力冲突，关键是他采取了以进为退的策略，高调响应，主动请战，变拒绝为接受，变被动为主动。其具体做法是请求朝廷在“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就是用自己或胡林翼代替鲍超北上。这一招是非常高明的，当时咸丰正依靠这两个人主持东南大计，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离开守地，必定带走左宗棠或者李续宜部队。这样一来，刚刚展开的战略进攻必须转为战略防守，放弃进攻安徽，转而退守赣、鄂。咸丰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在表扬了曾国藩的忠义之后，改变了原先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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