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文化与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其中儒家文化的发展及演变是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主线。就内容上说，儒家的仁政王道，道家的清静无为、以退为守，法家的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浸透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其基本价值系统是以儒家体系为主干，同时又兼容道、法、墨等诸子百家之长。本文就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义作一些探讨。
一、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选择意识的逐步增强，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面对西方思潮的涌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伴随西方工业文明进步带来的种种冲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等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给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传统文化反思提供一个平台。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何种位置，价值借鉴意义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为？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因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并不是白纸作画，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着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必定其有强劲的生命力源，而绝不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所孕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自尊心首先表现在为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捍卫，民族自信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赖，民族自豪感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崇尚。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审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上，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搞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自尊自大，固步自封，搞自我中心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提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赋新，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
1.以“仁”为核心的人文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强烈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反映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中心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取向，包括对理想、道德情感、美等精神生活的要求，它的核心是社会道德信仰体系，是构成现代文明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古籍有许多记载。《尚书》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里也有这样的话：“夫民，神之主也。”就是说上天也要顺从人民的视听，应该先办好人的事，然后再致力于神的事。可以看出，那时就将人置于中心地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仁”是儒家思想中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范畴，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所谓“仁”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尊重人，爱护人、礼待人，重视人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孔子说：“仁者，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义”也是孔子“仁爱”学说中很重要的道德标准。他说：“仁者，义之本也。”“义”就是要崇尚正义。这种以“仁”为中心的文化道德修养，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观念。“仁”既是一种主体人格修养，又是一种政治道德观；既是一种审美理念，又是一种社会理想。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仁”的精神塑造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造就了一代杰出的仁人志士。
2.以“和合”为基准的统一发展观。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发展。“仁”、“义”思想本身就是体现了人、我、群之间要紧密联系、和谐发展的观念。“礼”是“仁”的另一表现形式。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他要求人们要正身、自律，以礼待人，这都与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道德、行为准则相吻合。在精神生活方面做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人际关系、“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时，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总之，不论是儒家的“仁”、“孔”，还是墨家的“兼爱”、“尚同”、“非攻”以及阴阳之说、道家之道，皆表达了这种价值取向、价值标准和哲学理念，皆统一于其中，这也是中国集体主义产生的哲学思想根源。这一合理内核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阶级和时空局限的生命力和价值，特别是面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今世界，更有其现实意义。
3.重视人的群体性和求同性，有较浓的“价值理性”色彩。这与强调以“我”为中心，一切“为我所用”为标准的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要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修养，成为社会和群体接纳和需要的人，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重视群体价值，提倡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人的价值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到体现和实现。或者说，人的最终价值集中体现在对国家、对社会有用无用、贡献大小上。“国家国家，以国为家”，传统社会的“我”首先表现为大家的我、社会的我，而不是孤独的、个体的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弘扬的都是一种个体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上列举的几个方面，与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并行不悖。传统文化中确立和倡导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义重于利的价值观以及传统文化中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传统都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它们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对于加强“三义”、“三观”教育，培育四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充分汲取传统的养分。只有在现实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研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内涵，才能切实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地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应对。
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应采取辩证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东西未必是合理的和积极的。面对日新月异的21世纪，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情况，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以及实现目标必将面临新的调整。就教育对象而言，在全球信息化、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面对世界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教育对象在价值趋向、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方面必然产生新的嬗变，因而不免与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矛盾和冲突又集中表现在受教育者对自主意识的提升和主动选择性的发挥上。因此面对变化了的形势，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积极应对因新旧冲突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挑战。这种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道德化与功利性的冲突。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明显的泛道德倾向，从人伦意义而不是从功利角度，从亲缘关系而不是从法制规范来评判个体和群体行为成为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传统文化对道德的过份倾斜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道德完善也一直是个体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经济发展则让位于道德建设。目前，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正受到挑战，经济与道德两者的位置出现了转换，道德不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道德水准也不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相反，经济意识则从附属地位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状况也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把道德绝对化，甚至脱离现实的要求，片面扩大道德的作用，从而造成了道德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利和义”、“欲与理”之辨，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生价值观念上没有地位。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强调对物质利益关注，必然形成中国传统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性的冲突与对立。
2.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冲突。个体性是指在群体与个体、公与私的关系上，主张突出个体的主体性。现时代是人的个性充分张扬的时代，人们的个体价值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因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或整体至上的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强调个体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整体是目标，是最高的存在；个人只有在被整体所包摄、消融才有价值可言。这种思想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与宗法关系、等级制度相联系。中国传传文化受宗法制度影响和制约，带有较重的宗教人情色彩。以“尊君—敬父—事亲”三大原则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网的纲。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发展、演变，不可避免带上这样的“血迹”。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特别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对“仁道礼义”作出的种种规定和限制，是传统文化的宗法色彩愈加浓烈（如三纲五常）。由此便形成了一种以压抑人的个性、否定个体独立意志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本位和皇权主义的政治伦理学说。在这种重视自律和利他的人生理想中，个体的生存需求、发展需求被忽略了，自我需求、自我满足、自我实现处于极不重要的位置。当前，个体的生存需求、发展需求成为人生理想的重要内容，尊重自我、关注自我、发展自我成为众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追求的人生理想，对此，在整合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加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对传统文化必须要有一个辩证的认识。
3.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冲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思维方式上追求“善”。求善的思维则重在制定规范、形成约定、讲究求同。要求众多的人有一个相同的思维指向，这就造成了人们的从众、趋同的思维心理，它通常以是否合乎规范，是否与别人一致，别人能否接受为思维前提，处处遵守外部规则，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种思维方式就容易造成个体人格的不鲜明和个体行为的僵化保守。当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多元的生活也带来了多元的思维，人们已不再追随他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更追求一种个性化、有色彩、有特色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传统与现实的对立和冲突。这种思维方式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则表现为推崇绝对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就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民间生活更把纲常伦理、祖宗遗训，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把这种绝对主义的观念带到社会主义新时期，也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教条主义态度。应当看到，价值趋向独尊某一思想体系时，很容易把它推崇为一种信仰，从而否认其他学说存在的合理性，禁锢人们对新思想、新理论的探索，压抑人们本来具有的极为丰富的智慧和潜能。
以上种种冲突和表现是当前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人们诉诸新理念的体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想有所作为，对这种现实是不能回避和不容忽视的。应当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随着人们自我选择、自我设计和自主意识的提高，这种冲突必然在现实生活中显现出来。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适应时代潮流，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积极更新观念，善于因势利导。即不能借口传统一味抱残守缺，又不能借口时代变迁一味奉行拿来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其实传统文化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存在，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它绝不仅指中国古代文化。随着历史的延伸，社会的变迁，传统文化的成分在不断复杂化，内容也日益丰富。对传统文化把握，我们应该确立三个意识：即历史意识，开放意识和批判意识。一般说来，不同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文化模式，但在同一民族内部，这种文化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在社会变革或转型期，文化模式的变化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传统又必须是开放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封闭性和排他性的一面，但传统文化又总是在这样或那样的与其它文化交流中不断汲取营养，充实自身，并由此得到发展。批判意识就是要强调深入到文化传统体整体结构内部，区分不同层次和要素，重新分解、重新整合、重新解释、重新定位，以便找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在对传统文化的把握中有破有立，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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