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距离的中国跨国公司进入战略选择：合资还是独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中国论文,独资论文,距离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有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出存量和流量分别为20.41万亿美元和1.32万亿美元，相比于2009年分别增长了6.31%和13.05%①。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加速态势。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和流量分别为3172.1亿美元和688.1亿美元，较之2009年分别增长了29.08%和21.72%；2010年，参与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数目达到1.3万余家②。一般地，当进入国际市场时，跨国公司首先面对的就是与国内迥然有别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导致其难以在当地市场上获得政府部门、监管机构以及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接受，使其处于难以获取合法性的外来者劣势。究其原因，进入战略选择的不当，往往成为中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出现水土不服现象的伏笔。正如Aulakh和Kotabe[1]所言，进入战略的选择对于进入后其他运营战略的制定及绩效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在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差异下，如何选择合适的进入战略，就成为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进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往往决定了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成败[2]。
现实的召唤亟需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然而，纵观体现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差异的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研究可知，阎大颖[3]探讨了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并购成功率的影响；Dikova等[4]探究了制度距离对1981-2001年间国际服务业跨国界并购完成的可能性以及完成最终交易所持续时间的影响；Pogrebnyakov和Maitland[5]分析了制度距离对移动运营商进入欧洲和南美洲36个国家的时机的影响；Rottig[6]以发生在美国的跨国并购样本为例，明晰了制度距离、组织合法性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其他相关研究主要以日本[7-9]、德国[10]以及芬兰[11，12]等国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制度距离对其进入战略选择的影响，现有文献缺乏以中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探讨。Xu[7]指出，制度距离可以分为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现有研究大多从管制和规范维度进行考察[13]；对于认知维度，或忽视[7-9，11]，或仅是理论上探讨[7-9，11]，或从实证角度采用国家之间语言和宗教信仰差异作为其替代测量[5]，而依据Scott[15]的观点，这两个指标与认知距离是存在差异的，现有研究未能从实证角度全面考察制度距离三个维度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选择的影响。此外，有学者[16]指出，能匹配进入者的优劣势和当地市场环境的进入战略是最优的，但现有文献也未能很好地解答跨国公司所具有的国际经验和社会资本与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的匹配影响其进入战略选择这一重要命题。
鉴于此，本文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就所调研的178家中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检验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对合资与独资这两种进入战略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国际经验和社会资本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以明晰外部制度环境差异与企业所具备的资源匹配的情形下，中国跨国公司如何选择进入战略。研究结果一方面弥补了基于制度距离的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研究的不足，为国际学术界提供来自于中国的证据，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为国际化程度较低和经验相对较少的中国跨国公司在制度距离下如何选择合适的进入战略(合资/独资)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指导。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制度距离概述
(1)制度距离的界定
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来说，是人为设计的制约人类交互行为的约束条件[17]。一般而言，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涉及经济参与者不得不遵守的规则；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交往中自然形成的限制，这些限制不具有成文性，但体现了社会中行为主体所共享的规范、信仰和价值观[17]。Scott[15]认为，制度环境由管制支柱、规范支柱以及认知支柱构成，管制、规范和认知方面的结构与活动赋予了社会行为的稳定性和现实意义，如表1所示。在将Scott[15]的三支柱理论应用于企业国际化研究时，Kostova[18]认为，企业外部的国家制度环境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管制、规范和认知三个维度，并将制度距离定义为国家之间在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环境上的差异或相似程度。此外，从组织场域视角出发，Phillips等[19]进一步指出，制度距离反映了东道国和母国相应组织场域之间的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环境差异以及东道国制度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而言，Kostova[18]对制度距离的界定能更全面地体现国家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因此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可[13]。
在检验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时，Estrin等[21]正式提出了二分法制度距离，即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Phillips等[19]依据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制度环境差异大小以及东道国制度不确定性程度高低的组合，提出了四象限制度距离。此外，Salomon和Wu[22]认为，制度距离可以用文化距离、经济距离、政治距离和管制距离衡量。Berry等[23]从制度视角探究跨国界差异时，指出了九种距离，即经济、金融、政治、管理、文化、人口统计、知识、全球连通以及地理距离。
进一步地，Xu[7]依据三个支柱的各自差异，将制度距离明确划分为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在实际研究中，有学者[9]将规范和认知距离统一为规范距离，也有学者[6，24]将认知距离称为文化-认知距离，并采用文化距离作为认知距离的代理变量。相对而言，依据Scott[15]的三支柱制度理论构建的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13]。
(3)制度距离下难以获取组织合法性的劣势
合法性是指在由规范、价值观、信念和定义建构的社会体系内，一个实体的行为被认为是可取的、恰当的或合适的一般性感知或假设[25]。在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中获取合法性关系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20]。Xu等[8]认为，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关键难题是在东道国制度环境下建立并维护合法性，这对于跨国公司而言至关重要。当感知到开展业务的方式及结果与其所进入环境的价值观、期望以及社会规范相一致时，企业就处于合法性地位。
国家之间制度环境相似时，跨国公司容易理解东道国的环境，并能恰当地满足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合法性的要求。然而，制度距离的存在使得跨国公司难以理解并正确解读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也不知道应做出何种回应[26]，使得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存在困难[27]。同时，制度距离会影响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交流和合作，使得跨国公司被当地制度环境中的利益相关者认为不具备合法性[26]。并且，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差异越大，跨国公司面临的局面越复杂[26]，外来者劣势也更加突出[22]，更难以在东道国获取和维护合法性[26，28]。
2、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
与当地合作者建立合资企业，使得跨国公司表现出较少的外来性[26]，有助于减弱外来者劣势。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在较低代价下从当地合作者的社会声誉中获得“搭便车效应”[29]，可以通过合作者较迅速地与当地政府部门、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公众、媒体以及顾客等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9]，容易被这些利益相关者认可和接受，在其眼中更具合法性。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从合作者学习到当地企业的惯例、规章制度以及行为规范[30]，这使得跨国公司能够通过迅速的模仿而与当地制度环境保持同构，也不会被看成是“异己者”，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此外，Xu和Shenkar[14]认为，相对于独资而言，合资企业出让的股权较少，合资也起到了缓冲东道国管制压力的作用。
依据Xu和Shenkar[14]以及Yiu和Makino[29]的观点，跨国公司采用独资进入东道国市场时，会受到东道国管制制度的较多限制，往往会因达不到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而受到不公平待遇，进而难以得到这些机构的认可和接受，获取合法性就会存在困难。此外，采用独资进入东道国市场时，没有合作者为跨国公司提供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的平台，也不能从合作者那里快速地学习到当地企业开展业务的惯例和行为规范，制约了其在东道国的模仿性同构，使得利益相关者将其看成是“异己者”。
以对外投资的日本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Xu[7]以及Xu和Shenkar[14]指出，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相对于独资，跨国公司更偏好于与当地合作者建立合资企业。以投资于中东欧的芬兰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Arslan和Larimo[11]指出，随着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的增加，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合资。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随着管制距离的增加，相对于独资，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合资进入东道国市场；
H1b：随着规范距离的增加，相对于独资，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合资进入东道国市场；
H1c：随着认知距离的增加，相对于独资，跨国公司更偏好于选择合资进入东道国市场。
3、国际经验对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调节作用
不具备当地市场的经验性知识，进入东道国的跨国公司更不容易把握市场机会，也难以规避当地市场的不确定性[22]。而随着经验的累积，跨国公司逐渐熟悉当地环境，管理者也能正确地感知和回应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且，由于这些经验性知识往往通过与东道国组织场域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交互所获取，跨国公司也更容易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31]。
进一步地，Child等[32]认为，国际经验可以被看成是“距离桥接”(Distance-bridging)变量。Salomon和Wu[22]指出，随着企业学习到更多经验，制度距离的影响被减弱了。经验对距离的弥补作用得到了学者[4，21]的普遍认可。可见，制度距离降低了相似性，而国际经验增加了相似性，在特定情境中运营的经验可以弥补距离的影响，正如Arslan和Larimo[11]所指出的，通过经验的积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环境更加熟悉，制度距离的作用将会减弱。Gaur和Lu[9]指出，对当地市场的熟悉程度有助于降低管制距离和认知距离的不利影响。从文化-认知方面来看，国际经验越丰富，越有利于抵消远的文化距离带来的负向影响[33]。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国际经验负向调节了管制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即随着管制距离的增加，国际经验越丰富，跨国公司选择合资的可能性会降低；
H2b：国际经验负向调节了规范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即随着规范距离的增加，国际经验越丰富，跨国公司选择合资的可能性会降低；
H2c：国际经验负向调节了认知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即随着认知距离的增加，国际经验越丰富，跨国公司选择合资的可能性会降低。
4、社会资本对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调节作用
社会资本涉及组织间的社会联系和网络关系，与其他企业和机构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成败[34]。在国际化发展时，社会资本涉及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商业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的联系[34]。社会资本有助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取关键资源，有助于减弱其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35]。
Yiu和Makino[29]指出，当地利益相关者在评价进入者的合法性时，主要参看属于同一认知范畴的其他实体的合法性程度。因此，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建立更多联系时，就能从其他企业获取“合法性溢出”[26]，进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对其的正面评价。Du[36]认为，尽管国家之间存在制度差异，但网络关系有助于进入者建立合法性。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建立了更多联系，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将会减弱。Rottig[6]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有利于进入者理解距离远的当地制度环境，有利于进入者遵守当地环境的合法性要求，进而有利于进入者克服制度距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社会资本负向调节了管制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即随着管制距离的增加，社会资本越多，跨国公司选择合资的可能性会降低；
H3b：社会资本负向调节了规范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即随着规范距离的增加，社会资本越多，跨国公司选择合资的可能性会降低；
H3c：社会资本负向调节了认知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影响，即随着认知距离的增加，社会资本越多，跨国公司选择合资的可能性会降低。
1、样本选择及受访者确定
(1)抽样框及样本选择
从可行性出发，本文选择《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作为主抽样框。此外，还通过南开大学EMBA学员所在企业以及之前有过调研关系的企业作为补充性抽样框。由于研究对象是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很难做到概率抽样，因此，本文采用非概率抽样法进行抽样。
具体来看，就主要抽样框而言，本文采用便利性和判断式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选择北京、天津、上海、安徽、山东5个省市对外投资的企业，在这些省市，有利于调研人员利用关系资源接近受访者。其次，从2010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全国省市区排名情况来看，广东排名第一，浙江仅次于上海，排名第三③。因此，本文也选择广东和浙江作为拟调研企业所处区位。从《2010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来看，这7个省市在全国省市区中，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占比为58.85%④。可见，这些地区对外投资的氛围较浓厚，投资规模和力度较大，表明所选择的省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外，鉴于本文采用回顾式调研，时间距离目前较远的话，受访者难以清晰地回答相关问项，故而，本文选择《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2006年后有过对外投资行为的企业作为调研对象。综上，本文从主要抽样框中选择了2100余家样本企业。就辅助性抽样框而言，本文采用判断式抽样和滚雪球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关系资源尽可能多地接触拟调研企业的受访者，最终从辅助性抽样框中确定了200余家样本企业。
(2)受访者确定
鉴于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资与独资战略选择的影响，对企业国际化战略以及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差异越熟悉，所选择的受访者就越理想。因此，理想的受访者是对企业国际化战略以及国家之间环境差异具有较多理解和把握的高层管理者和国际业务部门的主管，这些人员往往实际参与了企业的国际市场进入决策，通过其获取数据，能在较大程度上保证数据的可靠性。然而，受现实条件制约，接触这些理想的受访者在某些企业存在困难。因此，本文遵循当前研究者的常用做法，将部分企业的其他管理者也纳入可接受的受访者范畴。需要说明的是，为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在选择这些管理者作为受访者时，本文尽量考虑其所负责的业务与市场环境、国际化的关联性。
2、变量测量
(1)变量测量量表的开发及修正
鉴于制度距离三个支柱之间的差异，Xu和Shenkar[14]指出，制度距离的三个支柱都应有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管制距离描绘了国家之间政府政策、法治环境的差异；规范距离体现了国家之间行为规范、标准的差异；认知距离反映了国家之间文化习俗、认知范式的差异。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开发了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的测量量表。其中，管制距离测量量表参考Kostova[18]、Xu[7]、Xu等[8]、Gaur等[24]以及Arslan和Larimo[11]的研究成果，包含10个问项；规范距离测量量表参考Xu[7]、Xu等[8]、Gaur等[24]、Gaur和Lu[9]以及Arslan和Larimo[11]的研究成果，包含9个问项；认知距离测量量表参考Dikova等[4]、Hofstede[37]、House等[38]以及Brown等[39]的研究成果，包含7个问项。
国际经验是跨国公司国际化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待，即一般性国际经验和东道国专有经验[33]。依据Cavusgil[40]、Cavusgil和Zou[41]以及Shi等[42]的研究成果，本文开发了5个问项测度跨国公司所拥有的一般性经验和专有经验。社会资本是指镶嵌在个人和社会实体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总和[43]。依据Nahapiet和Ghoshal[43]以及刘璐[44]的观点，本文选择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和关系质量测度社会资本。网络规模测量量表参考Batjargal[45]、Powell等营[46]以及刘璐[44]的研究成果，包含6个问项；网络中心性测量量表参考Batjargal[45]、Tsai[47]以及Wellman和Wortley[48]的研究成果，包含4个问项；关系质量测量量表参考Coleman[49]以及Yli-Renko等[50]的研究成果，包含3个问项。
就所开发的各变量测量量表，本文采用现场、E-mail以及邮寄三种方式发放100份问卷进行预调研。历时1个月回收问卷66份，剔除18份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48份有效问卷用于量表的修正和完善。对于所获取的48份有效问卷，本文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一致性(Cronbach's α)信度检验，并依据两个标准删除问项以纯化量表：首先，依据Bagozzi和Yi[51]的建议，删除复相关平方系数(SMC)小于0.5的问项；其次，删除该问项后，Cronbach's α值显著增加[52]。进一步地，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构念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分两步完成：第一步，将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放在一起分析；第二步，将国际经验和社会资本放在一起分析。通过Cronbach's α系数检验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剔除了不合适问项，最终得到测量问项38项，其中，管制距离7项，规范距离8项，认知距离7项，国际经验4项，社会资本12项。所得到的各变量测量量表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构念效度，可用于正式调研。
(2)进入战略的测量
合资能使得跨国公司开发和利用当地合作者有价值的资源，并最小化投资风险。独资使得管理者在管理企业时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并能完全控制分支机构的运营情况，但由于难以获取当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往往在克服外来者劣势时存在较大困难。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9，11]往往以95%的股份作为独资和合资的分界点。本文以此为基准，在问卷中采用选择题形式让受访者进行回答，大于95%的股份为独资，编码为0；小于或等于95%的股份为合资，编码为1。
(3)控制变量的测量
本文将地理距离、行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所有权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地理距离属于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企业所属行业类型是行业层面的影响因素；企业规模和企业所有权性质属于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依据Duanmu[53]的观点，本文选择北京与企业所进入国家/地区首都之间的距离测度地理距离。在问项中，让受访者直接回答所进入国家/地区的名称，并依据受访者的回答计算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⑤，在计算时取各数值的自然对数。
当前，《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将企业所属行业划分为20个门类，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等。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标准，国家统计局于2003年发布了《三次产业划分规定》，该规定将企业所属行业划分为三大产业。如果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所提及的20个行业门类，在回归模型中就会涉及较多虚拟变量，则需要较多样本；且在访谈时，如果仅列出几个行业(例如，服务业/制造业)，未能全面涵盖这20个门类的话，受访者往往难以做出准确选择。在与专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作为调研企业行业分类的依据，在问卷中采用选择题形式，让受访者选择进入时企业所属的类别，并依次将其编码为1、2、3。
Rhee[54]指出，可以采用三个变量测量企业规模，即销售收入、资产规模以及员工数量。采用任何一个变量都是合理的，因为这三个变量高度相关。但相对而言，让受访者回答主观问题时，员工数目较之其他两个变量更容易回答。因此，本文选择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的员工数量测度企业规模，采用让受访者直接回答的形式获取数据，并在计算时取各数值的自然对数。
企业所有权性质包括国有/国有控股、集体/集体控股、民营/民营控股以及三资等。由于本文研究中国跨国公司的进入战略问题，所调研对象中不包括三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形。因此，本文在问卷中采用选择题形式，让受访者选择进入国际市场时企业所有权性质的类别，并将国有/国有控股企业、集体/集体控股企业、民营/民营控股企业分别编码为1、2、3。
3、正式调研及样本特征
出于调研过程的可操作性、可控性以及有效回收率等方面的考虑，调研人员主要运用了现场发放/面谈、电话直接调研、邮寄和E-mail/网络这四种方式对所选择企业的受访者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调研，共发放问卷1016份，回收241份，回收率为23.72%。对于那些有部分缺失项、问卷答案连续相同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不是2006年以后等情形下的较低质量问卷予以剔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78份，有效回收率为73.86%。
从调研企业所进入的国家区位来看(表2所示)，有两家企业没有明确填写所进入的国家/地区，其他176家企业共进入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38个国家/地区。从受访者职务来看，178份样本企业中，职务属于“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秘书/董事会秘书”和“国际业务部/境外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受访者分别为41位、18位和39位，合计占比为55.05%。这些受访者要么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要么是参与进入战略选择和执行的中层管理者，通过其获取的有效问卷能准确反映制度距离等变量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资与独资选择的影响。职务属于“其他部门/分支机构负责人”和“业务与市场/商务谈判/国际化相关的一般管理人员”的受访者分别为38位和32位，合计占比为39.33%。这些受访者在当前中国现实情形下也是较理想的选择。此外，尽管有7位受访者选择“其他”，3位受访者没有回答其职务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受访者填答问卷的总体有效性。
1、信度和效度检验
(1)制度距离的信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AMOS17.0软件提供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块检验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的拟合优度。结果显示，尽管χ[2]/df=2.724，处于侯杰泰等[55]所建议的可接受范围内(2.0-5.0)，PGFI=0.638，满足大于0.5的标准[56]；但RMSEA=0.099，处于Steiger[57]所建议的可接受范围(0.01-0.10)的临界点。并且，NFI=0.815，TLI=0.858，小于Bentler和Bonett[58]所建议的大于0.9的标准；CFI=0.873，小于Bentler[59]所建议的大于0.9的标准。这表明初始的测量模型与实际数据之间存在偏差，拟合优度不理想，需要进行修正。由各观测变量的SMC可知，认知距离的指标“社会风俗差异”的SMC偏小，仅为0.32，小于0.5的标准[51]。因此，将该问项删除。进一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χ[2]/df=2.757，PGFI=0.637，RMSEA=0.091，NFI=0.904，TLI=0.920，CFI=0.909，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与现实数据的拟合优度较为理想。因此，本文采用修正的测量模型用于后续假设检验。
此外，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910、0.924和0.917，高于Nunnally[60]所建议的最好大于0.7的信度标准，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其CR值分别为0.914、0.925和0.917，高于Bagozzi和Yi[51]所建议的CR值应大于0.6的标准，表明测量量表的组合信度较高。而且，制度距离各维度的AVE值分别为0.606、0.607和0.649，均大于0.5的标准[51]；就单个观测变量的效度而言，各问项的标准化载荷均高于0.6，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符合Hair等[61]所提出的因子载荷大于0.5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标准。可见，制度距离各维度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依据Fornell和Larcker[62]的判断判别效度的标准，即每个潜在变量的AVE值平方根应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的AVE平方根分别为0.778、0.779和0.806，而管制距离与规范距离、管制距离与认知距离、规范距离与认知距离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80、0.323和0.414。可见，制度距离各维度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2)国际经验和社会资本的信效度检验
国际经验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χ[2]/df=4.663，PGFI=0.593，RMSEA=0.092，NFI=0.977，TLI=0.942，CFI=0.981。可见，国际经验的测量模型与实际数据之间的整体拟合优度较好。国际经验的Cronbach's α值为0.903，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国际经验的CR值为0.907，表明测量量表的组合信度较高。而且，AVE值为0.711，各问项的标准化载荷均高于0.6，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社会资本由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和关系质量三个维度构成。依据一些学者[63]所提出的模型简约的原则，本文将社会资本三个维度聚合成一个二阶因子。社会资本的二阶因子测量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χ[2]/df=2.754，PGFI=0.603，RMSEA=0.065，NFI=0.925，TLI=0.956，CFI=0.966。可见，所聚合的社会资本二阶因子测量模型与实际数据之间的整体拟合优度较好。此外，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和关系质量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69、0.868和0.854，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二阶潜在变量的CR值为0.819，一阶潜在变量的CR值分别为0.870、0.869和0.858，表明测量量表的组合信度较高。社会资本及其子维度的AVE值分别为0.601、0.573、0.623和0.667，各观测变量在一阶因子以及一阶因子在二阶因子上的标准化载荷均高于0.7，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各一阶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分别为0.757、0.789和0.817，而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606、0.612和0.584，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2、假设检验
(1)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主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法检验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合资/独资)选择的影响：第一步，放入控制变量(Typ、Ind、LnNum、LnGD)，构成模型1；第二步，再放入解释变量(RD、ND、CD)，构成模型2，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模型2可知，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的χ[2]=48.908，P=0.000，表明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伪决定系数Cox & Snell R[2]和Nagelkerke R[2]的值分别为0.255和0.341，且拟合优度检验的χ[2]=7.070，P=0.529，表明回归方程拟合优度较好。此外，模型2的总预测正确率达到71.7%，也一定程度上表明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效果。
RD的回归系数为0.493，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H1a得到验证；ND的回归系数为0.491，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H1b通过了检验；CD的回归系数为0.625，显著性水平达到P＜0.01，H1c成立。可见，远的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情形下，相对于独资，中国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时更可能选择合资。
(2)国际经验和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检验国际经验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时，本文依次建立三个回归模型。第一步放入控制变量(Typ、Ind、LnNum、LnGD)，构成模型1；第二步放入解释变量(RD、ND、CD)和调节变量(EXP、SCO)，构成模型2；第三步放入乘积项(RD×EXP、ND×EXP、CD×EXP、RD×SCO、ND×SCO、CD×SCO)，构成模型3，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模型3的整体显著性检验的χ[2]=58.393，P=0.000，表明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伪决定系数Cox & Snell R[2]和Nagelkerke R[2]的值分别为0.297和0.396，且拟合优度检验的χ[2]=7.101，P=0.526，表明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此外，模型3的总预测正确率高达71.1%，也一定程度上表明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效果。
在模型3中，RD×EXP的回归系数为-0.030，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H2a得到验证；ND×EXP的回归系数为-0.022，在P＜0.1的水平上显著，H2b成立；CD×EXP的回归系数为-0.200，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H2c也得到了验证。可见，国际经验表现为距离“桥接”变量，且负向调节了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资与独资选择的影响。RD×SCO的回归系数为-0.300，在P＜0.1的水平上显著，H3a成立；ND×SCO的回归系数为-0.487，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H3b通过了检验；CD ×SCO的回归系数为-0.226，检验结果不显著，H3c不成立。可见，社会资本表现为部分距离“桥接”变量，且负向调节了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资与独资选择的影响。
就制度距离下合资与独资的选择而言，由于合作者对当地管制环境、规范环境和认知环境都比较熟悉，知道如何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如何与供销商建立伙伴关系，如何与媒体建立联系，以及如何更好地满足顾客的偏好和需求，这有利于进入者通过合作者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接受。因此，为了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进入者往往将合资作为首选。建立合资企业可以使进入者在东道国组织场域内通过合作者的网络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9]，并能快速地学习到当地行为规范和组织惯例，以与当地环境保持同构。因此，H1a、H1b和H1c均得到了178家样本企业的实证支持。
总体上来看，跨国公司拥有的国际经验有利于“桥接”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跨国公司的国际经验不仅包括一般性的国际经验，即在国际市场上运营获取的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经验，也包括在特定东道国的经验，这种经验往往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政治、文化环境的熟悉程度相关。对东道国环境比较熟悉，也意味着跨国公司能鉴别东道国环境中哪些参与者是利益相关者，并能了解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限制。国际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不仅知道如何与东道国的媒体、行业协会、供应商以及关键客户建立联系，也知道如何与具有强制力的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打交道，并通过一些活动和措施得到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接受，有利于获取合法性地位。因此，H2a、H2b、H2c均通过了实证检验。
从制度的管制、规范到认知维度，其非正式化和默会性程度逐渐增加[15]，相对于制度环境的管制和规范维度，国家之间认知维度差异的非正式化和默会性程度更高，需要较长的认识和熟悉时间。跨国公司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尽管对在东道国构建网络关系比较重视，但往往其网络关系较薄弱，在进入后短时间内也难以通过在东道国市场社会资本的积累、网络关系的构建规避外来者劣势，也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调节文化-认知方面的冲突。因此，社会资本对认知距离影响合资与独资选择的调节作用不显著，H3c未得到验证。而对于默会性程度相对低的管制和规范维度而言，较少需要跨国公司构建稳定的关系来了解这些明晰性的制度环境要素及其差异，因此，社会资本负向调节了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对合资与独资选择的影响，H3a、H3b成立。
2、管理启示
制度距离影响到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竞争力，使其难以理解东道国市场的顾客需求、分销渠道、市场机构和产品特点等。因此，对于中国跨国公司的管理者而言，应能在复杂的国家制度环境差异下，结合企业所具备的经验和网络关系在合资与独资之间进行选择。
(1)在选择进入战略时，关注国家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异。当跨国公司决定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即面临着国家、行业不同层面的环境，也面临着不同维度的管制、规范和认知环境。这些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环境往往会内化为企业内部的环境，使得企业在运营时感知到冲突。此外，不同层面和不同维度的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跨国公司提出种种合法性诉求和限制。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缺乏了解使得企业往往会选择不恰当的进入战略。因此，管理者在选择进入战略时，应重视国家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异，尤其是对国际化进程加速的中国跨国公司管理者而言，这一点更加重要。
(2)通过快速学习，积累更多的国际经验。一般地，跨国公司可通过两种学习机制获取相应的国际经验，即体验式学习和观察式学习。一方面，管理者应通过体验式学习积累经验，比如在一些国家运行时，积累跨国商务谈判、市场运作以及分销商选择的经验；另一方面，当企业进入东道国之前，母国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往往已经进入该国开展了相应业务。例如，2009年，招商银行在英国设立办事处前，中国银行已经在英国建立了中行(英国)有限公司、中行伦敦中国城分行等；中国工商银行建立了子银行(工银伦敦)。在这种情况下，招商银行完全可以学习这些来自于同一国家的银行在英国当地开展业务的方式，往往这种观察式学习比自身体验性学习能更快地获取经验性知识。
(3)构建广泛的网络关系，注重企业信誉的培育。鉴于东道国环境中的利益相关者对跨国公司具有不同的要求和限制，在东道国组织场域内，企业管理者应与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建立稳固的关系。首先，管理者应创造更多机会和条件与东道国的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研发等项目合作，这对技术密集型企业更加重要；其次，应与东道国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保持一定的联系，以及时地了解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动态；再次，也需要与其他企业、分销商以及关键客户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合作，与其形成良好的关系有利于进入者获得较多的市场信息和知识，有利于进入者在东道国开展生产与营销活动。此外，在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的过程中，管理者要注意企业信誉的培育，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严格遵守、履行合同，强调互惠互信。
3、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1)一般而言，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时，会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由于获取样本的困难，本文未能分行业进行研究。因此，在分行业样本可获取的情形下，今后可以就某一行业的企业在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差异下如何选择进入战略进行探讨。(2)Gaur和Lu[9]指出，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如管制制度环境或规范制度环境，可能更适合于某些价值链活动。因此，制度距离并不总是不利的，通过制度套利行为，也可以从差异中获取利益[6，9]。本文仅从制度距离所造成的难以在东道国获取合法性这一劣势出发展开分析。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权衡制度距离下的外来者劣势和套利行为，动态地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选择。(3)以中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探究了制度距离等变量对跨国公司合资与独资选择的影响。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必争之地，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考虑制度距离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选择。这些基于中国市场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学者更好地认识本土市场的特点以及跨国公司布局中国市场的模式和策略，更有利于验证本文结果在中国市场的适用性，也有利于为国际学术界提供来自于中国市场的证据，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①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网站，http://unctad.org/en/Pages/Home.aspx。
②国家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2010年)。
③《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广东为116.30亿美元，上海为60.94亿美元，浙江为58.45亿美元。
④《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所列示的是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未列出全行业情形。
⑤数据来自于http://www.mapcrow.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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