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历史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迪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近代论文,道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对中西文化的选择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性；在追求真理，锐意进取中，接受了马克思学说；在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实现了同工农的结合，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回顾
我国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后开始萌发，经过洋务运动的催生，在甲午战争前后出现雏形，20世纪初形成独立的群体，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品格。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近代知识分子赋予爱国主义以崭新的内容和特点，推动爱国主义斗争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他们本身也在爱国主义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认真回顾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斗争，探求其成长的曲折、亢奋的道路，无疑会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
自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历尽艰辛，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批先进的中国人，其主体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拥有文化知识，有条件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状，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对社会的时弊他们往往最先察觉，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他们最为关切。可以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独立的中国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近代知识分子组成一代代革命序列，为救亡图存不断斗争的过程。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成为中国近代爱国斗争的号角。
鸦片战争前后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以及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反侵略的斗争，在思想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地主阶级抵抗派中涌现出来的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坚决抵御外侮，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主张严禁鸦片，严惩鸦片贩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创办军用和民用工业，鼓励私人投资办厂；竭力主张变法革新。尽管他们都是地主阶级中的成员，无力挽救清末封建地主统治的颓势，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但他们是这个时期爱国主义的杰出代表，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者，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的先进分子。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农民群众同地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展开了生死博斗，在思想领域内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太平天国时期的思想斗争，是围绕着反对还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还是维护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反对还是维护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思想文化等问题展开的。以洪秀全为代表，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以洪仁轩为代表，为发展资本主义而提出的《资政新篇》，虽然都具有空想性质，却反映了农民革命领袖们，要求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美好愿望。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帝国主义竞相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掀起瓜分狂潮，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维新运动日益高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是站在这个运动最前列并领导运动的具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积极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热心地进行民主思想的启蒙宣传，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提出一系列革新主张。谭嗣同等“戊戍六君子”为此献出了生命。“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现了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
辛亥革命作为一项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赋予爱国主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民主主义内容。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廖仲恺、朱执信等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资产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孙中山，他建立并领导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纲领，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领袖，不仅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而且把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引导到民主革命运动的行列中。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自己民族解放的道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五四运动，就是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在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投入运动。爱国主义运动一旦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事实上就成为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并标志着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我国的开始。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是，我国一大批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彻底爱国主义者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二、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历史启迪
从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斗争中，我们得到了极其深刻的启示：
其一，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爱国主义的总体指导下，在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选择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性。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的选择往往决定着知识群体的走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既不是奉为神明，顶礼膜拜，也不是全盘否定，彻底抛弃，而是批判地加以选择，吸收其精华，为今所用。魏源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反侵略战争的历史经验，从古色古香的今文经学中汲取营养，继承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结合对西洋文化的认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洪秀全十分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寻求革命的精神食粮，他写的《三原》既充满了儒家的大同思想，也洋溢着农民平等思想的光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变法的理论支柱，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行性；谭嗣同的《仁学》更吸收了中国传统儒学、道学、明清经世致用思想精华和具有了中国文化特色的佛学的合理内核；至于章及炎，则擅长吸收古典、创新国粹，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为辛亥革命时期“民族魏”的铸造扎下根基；孙中山则提出：“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他早年提出“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主张，就受到中国历史上某些经济思想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一批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扬弃和弘扬，才使繁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在进入近代后不仅能够合理地延续和更新，而且成为许多进步的政治运动的指导思想，显示了巨大的精神活力。太平天国知识界所揭示的大同思想、平等精神，曾推进数十万太平军英勇奋斗；戊戍变法中所宣传的今文经学和中国古代的改革思想，一度成为一代青年的思想理论基础，“托古改制”实际成了近代维新变法的思想指导；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了唤起“革命排满”的民族激情，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弘扬，尤其对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的宣传，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一旦和爱国斗争相结合，就显示出勃勃生机。
如何对待西洋文化，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遇到的新课题。他们中间尽管出现过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欧化、西学东渐等许多带有哲学意义的文化主张，但占主导地位并取得成效的是“中西并重”，用梁启超的话叫做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结婚”。从近代历史的发展看，开放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先决条件。从鸦片战争以后的知识分子都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全力推进中国的开放，批判清廷和各种闭关自守的保守主义。在吸收西洋文化中虽然也出现过“食洋不化”、“崇洋媚外”偏颇，但主流上是从中国现实文化本体需求出发，较准确地进行选择，为我所用。特别是五四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和种种新思潮、新主义的选择中，走向马克思主义。当时进行的思想文化的探讨、论争，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打倒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无论是救亡唤起启蒙，还是启蒙终于被救亡压倒，这些口号的背后的支点，都是强国的信念。在对种种文化思潮的选择中，越来越多的人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既是十月革命范例的启示，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各种救国的学说、主义的反复比较和慎密思考的结果。正如毛泽东于1920年底说的那样：这“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至于那些一度发生影响的种种剂世良方，便显得黯然失色起来。尽管严复的“进化论”喊出了“物竞天择”这样一些惊世骇俗的口号，但这一建立在生物进化圈上的社会方案，与社会生活的改造终归无补。胡适倡导的实用主义，虽然抨击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空泛、保守，触及到改造社会的许多问题，但它无法把握社会进步的动力、趋势和前景；还有梁漱溟等人对东方文化的看重，虽然体现了民族的自信和自尊，对东西方文化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但却忽略了西方近代文化的进步意义，难免趋于保守。至于象宋教仁等简单地相信乃至迷信西方议会政治，但在袁世凯及北洋政府的枪炮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自己遭暗杀。因此，豪无疑问，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极大深化。
第二，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把爱国报国作为自我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崇高的精神风貌。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人不能离开生养自己的祖国而存在。任何人都生长在一定的国家内。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把爱国看成是对祖国的一种责任，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同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融为一体，把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不是在祖国命运之外去寻找个人的出路和位置，而是心甘情愿地为她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饱经忧患的先进知识分子中，他们有的是在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血洒疆场的将士，有的是勇敢探索富强之路的改革者，有的是对封建旧秩序进行武器批判的革命先烈，也有的是为创造和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而呕心沥血的科学家。尽管他们的斗争业绩和历史贡献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爱国是无条件的，并不以爱名、爱身为前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统统奉献给了伟大而苦难的祖国。林则徐明知禁烟销烟要冒风险，“如履如临，曷能已已”，却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和毁誉，挺身而出，实践了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条。他们并不是没有觅取个人名利权位的机缘和条件。梁启超在谈到他的老师康有为时说过，以康的才力学识而论，如果他“曲学阿世”，不难在封建仕途上飞黄腾达，安富尊荣。但他不受名缰利锁的羁绊，决心为争取国家的进步，“逆势而与社会战”，虽遭受“奇险殊辱”，也“无所于挠，锲而不舍”。他们也从来不期待自己拯救和振兴祖国的努力会换得祖国对自己的什么报偿，因为对许多人来讲，他们清楚地知道祖国独立富强的到来是无法及身而待的，但他们坚信，自己的努力将会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创造条件。辛亥革命时期领导安庆起义的革命党人熊成基，被清政府逮捕后，在狱中写了这样的话：“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早放一日”。这短短几句话，生动而鲜明地反映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伟大胸怀。
在近代中国，爱国是“有罪”的，因为爱国就不能不同统治着中国并把它拖上绝境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因此，在那个时代，爱国要抛头颅、洒热血，承受着与亲人生离死别的苦痛。著名的同盟会员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前夕，写给他父亲的诀别书中，劝慰他父亲“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同时就义的另一位革命党人林觉民，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绝笔书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可见，爱国主义者不是铁石心肠的无情人，他们对于自己的父母妻子，有着炽热的爱。但是，在爱祖国与爱一已的对立面前，他们心甘情愿地忍受着与亲人生离死别的苦痛，使自己的家人骨肉之爱服从于深化于对国家民族的爱。当他们体会到自己的行为是伟大的爱国之举，就会感到精神上的充实，产生一种义无反顾地为祖国为民族而献身的热望，并为自己加入爱国主义者行列而无比自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献身精神境界中，创造出光辉的爱国业绩的。实践表明，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条红线。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为民族的解放和幸福，贡献毕生的精力，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最高价值取向。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爱国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江泽民同志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时指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贡献毕生精力，以此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这即是对我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和期望，同样也意味着对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其三，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参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中，经历了从向西方寻找真理到“走俄国人的路”的抉择。
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忧患意识，赋予他们庄严的使命感，苦苦寻求中国的立国之道。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注定要从先进的工业国家借鉴、仿习现代化转变的经验和方法。当19 世纪末、 20世纪初，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突破洋务运动藩篱，决定向西方寻找未来中国的立国之道。他们狂热地阅读着那时刚刚大量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书籍，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提出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主张，似乎如此中国土地上的百病便霍然而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分别选择了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作为追求的目标，急切地从政治角度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戊戍变法只是维持和修补先前的皇权之下的社会秩序，向“官家”奏陈一些保国、治国的政策方略，以求“太平盛世”。如此之改良，却落得个“却将万字平某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悲叹。孙中山在他们中间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他在对欧美许多国家进行细心考察的同时，认定必须学习西方，但西方社会也不是尽善尽美。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信念充满着信心，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果然一举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临时约法》中亲自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许多人兴高采烈。他们仍然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以为民主共和国既经成立，人民生活在优良政治之下，进步一定很快，种种根本改革都将顺利实现。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斗争则是另一回事。辛亥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革命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最初是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说和制度为蓝本的。这些看起来仿佛很有吸引力的模式，一旦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得到的却使人大失所望，完全不是原来所预期的。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大多是一批政客在那里吵吵嚷嚷，争权夺利；国民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国会议席中的多数，对国民的实际利益一无所补。种瓜得豆，这真是创业者始料之所不及的。它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在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试验的结局。这条路，在中国试过了，没有能够走通。外国有的，中国不能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旧的路走不能了，先进知识分子们便以更加迫切的心情去寻找新的出路。究竟依靠什么力量，走什么道路，才能把中国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中发生了变化。而十月革命的爆发象一道光芒驱散了他们心头的迷惘，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一线曙光。从激烈反传统的《新青年》、《新潮》，到主张保存国粹的《东方杂志》；从孙中山国民党的《星期评论》、《建设》和《觉悟》副刊，到梁启超研究系的《解放与改造》、北京《晨报》和《学灯》副刊，“种种新思想，大有辐辏而集中于社会主义之趋势”。但是，大浪涌来有泥沙，近代知识分子在立国之道的选择上也在分化。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仍然坚持欧美民主政治的模式，其代表是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者。另外，张东荪、张君励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希望走一条改良型的资本主义道路。一批坚决主张革命救国的知识分子，则毅然地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曾经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以及蔡和森、周恩来等旅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还是象毛泽东、恽代英等在国内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认定只有主张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造，必须从政治入手，用革命手段，来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可以预计结果，故最宜采用”的方式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首先必须“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采用权力集中的战术从事阶级斗争”。在夺取政权之后，又应建立俄国式的“劳农专政”，“组织强有力的中央机关”，造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开明专制”。“走俄国人的路”成为时代的主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也终于有了“以俄为师”的觉悟，发展了新三民主义。从向西方寻找真理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立国之道，也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彻底的爱国主义者的正确选择。
其四，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走出了一条由爱国走向革命，由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道路。
爱国主义者并不等于是革命者。然而，毫无疑问，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辛亥革命失败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仍然踯躅在资产阶级共和的迷宫中，无法摆脱原有世界观的羁绊，企求从西方哲学和法国、美国的榜样中去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无情的现实使他们的幻想不断破灭，于是许多爱国知识分子陷入了彷徨和苦闷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勃兴，工人阶级人数的激增，标志着一个新的劳工阶级的掘起，预示着先进知识分子将归属这个先进劳工阶级。正在此时，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连同十月革命一同输入中国，这就给彷徨苦闷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怀疑、批判旧思想的过程中，汲取马克思主义、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同旧世界观决裂。当先进知识分子转变了世界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和工农群众的命运联结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亲身经历这段历史过程的吴玉章回忆他的思想变化时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们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他把叙述的这种思想变化，在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有着一定的代表性。表明这种转变的还有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瞿秋白、董必武、恽代英、蔡和森、彭湃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既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外部向工人运动灌输，在工人群众中扎根，工人运动的发展也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于是，这批先进知识分子就担负起了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任务，于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我国现代历史上的伟大贡献。共产党的建立，又为广大知识分子确立自己的历史位置，实现报国之志，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地位，促使所有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展示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精神风貌。他们走过的道路是，在对中西文化的选择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性；在追求真理，锐意进取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实现了同工农的结合，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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