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 ：价值 、基础与议题
李蓉蓉， 段萌琦
(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作为政治过程与心理过程交互作用的产物，政治心理学是研究不同层次主体的政治心理现象与政治心理规律的一门交叉性学科。作为全人类共享的学术财富，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独具魅力，展现出丰富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功用。同时，明晰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政治心理学的中西方研究以及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三对关系是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进而可以沿着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两条纵向线索，“政治的心理”和“心理的政治”两种横向路径，围绕个体、群体、组织和国家四个层次展开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
关键词 ：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学科构建
近年来，政治心理学在中西方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政治心理学的西方研究历经政治人格、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到政治情绪的发展并逐渐扩展到群体心理、政府决策以及国际政治当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1-2]在中国，政治心理学经过近四十年的成长与丰富，从引介西方经典著作的初级阶段，进入到了立足本土、拓展研究内容与方法的阶段，在研究内容上，政治人格、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价值观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果，尤其表现在政治态度的类型学方面[3-6]；在研究方法上，由单纯规范主义研究向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为主的实证主义发展。同时，部分高校陆续开设政治心理学的课程，学界也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为开展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提供了基本保障。
然而，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远没有满足现实需求，快速发展的中国出现了许多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现实问题，都有待于政治心理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努力。同时，与政治心理学的西方研究相比，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心理学相较于政治学及其他分支学科而言，其学术地位与价值在中国学界依旧薄弱，其对中国政治现实的学科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有学者就认为：“政治心理学在中国还远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相关研究仍极为匮乏。”[7]这种状况一方面与政治心理学自身缺陷相关[8]，另一方面，人为偏见与模糊认识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在重新认识政治心理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价值与功用，并恰当处理好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中三对基础性关系，建构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路径与议题，推动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持续发展。
一 重新认识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在西方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近年来发展迅猛，但与政治学中其他分支学科相比，依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独立性与成熟度都有较大不足。自产生以来政治心理学备受质疑，争议不断，这与其内涵的模糊性和价值的有限性颇有关系。
归纳政治心理学的质疑和争议，不外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于政治心理学是否是一门学科的争议。西方学者曾就政治心理学是一种时尚、一个梦想还是一个领域进行探讨[9-11]，也有中国学者认为政治心理学可以是“一个资源”[7]，不论何种观点，都或多或少隐含着对政治心理学学科地位的质疑。第二，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政治心理学究竟应该归属于政治学还是心理学？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政治心理学应命名为“心理的政治学”，因为政治心理学更多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与理论解释政治现象[12]，因此，政治心理学应该归属于心理学；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心理学应该归属于政治学。第三，政治心理学研究层次上的争议。政治心理学究竟是研究个体政治心理的学科还是涉及群体、组织、国家甚至文化的学科？有学者认为，政治心理学主要聚焦个体层面的分析，而不是群体、机构、政府和国际层面的研究[9]，也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政治心理学应着重研究不同层次主体的政治行为，甚至应包含文化在内的行为效应。[13]第四，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到底应该采用独立的研究方法还是多元研究方法的混合？这些争议与质疑从根源上讲，均源于对政治心理学缺乏清晰认知所导致。
面对质疑与争论，本文认为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是研究不同层次主体的政治心理现象与政治心理规律的一门交叉性学科，是政治过程与心理过程交互作用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人们更好地理解政治行为与政治世界。这一定义明晰了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地位与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路径和研究目的，也明确了其学科边界。
长期慢性压力必然引起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知觉压力提高。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知觉压力处于较高水平，且得分高于国内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和表4结果显示：知觉压力水平较高者，承受的压力较大，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就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地位及其学科属性而言，能否拥有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独特的研究内容是评判一门学科是否成立的关键要素。从目前来看，政治心理学基本建构起了以个体政治心理为基点，逐渐延伸到群体政治心理、官僚组织政治心理和国家政治心理的学科架构，并将透视政治行为与政治现象的内在动因作为其研究视角，透过凸显政治过程与心理过程的相互作用，观照政治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彰显学科的独特性。而就学科属性而言，显而易见，政治心理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这种交叉性在表面上似乎是政治学与心理学两个学科的结合，但其背后还有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贡献，也有诸如神经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基因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渗透[14]，是多学科交叉的一门学科。同时，政治心理学的交叉性还体现在政治学宏观研究视野与心理学微观研究视野的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心理学一系列的“先天气质”，即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研究内容的独特性、研究路径的双向性和研究方法的融合性，最终确定其学科归属。
清朝统治者经常举行木兰行围和大型宴会，借以彰显国力强盛、民生富庶。管世铭以诗歌描绘皇帝出巡狩猎、祭祀祖庙等活动，表达了对乾隆盛世的颂扬之情。《清实录》载：“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八月己巳，上自避暑山庄启銮幸木兰。”[7]391管世铭有《己酉仲秋扈跸秋猎》，诗云：
具体而言，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层次的主体，即包含个体、群体、组织和国家四个层次的研究主体，并不仅仅是“聚焦个体层面的研究”[9]，那些认为政治心理学仅是研究个体心理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局限并窄化了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自然就削弱了政治心理学的学科价值。准确地说，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源于个体政治心理，并延伸至群体、组织和国家层面，就群体政治心理而言，Tali Mendelberg就指出，单独研究个体政治心理已经过时了，有关偏见、群体认同和冲突等研究均是群体层面的内容，所以他呼吁将群体研究重新带回到政治心理学研究中[15]；贾尼斯的《小集团思维》则是继勒庞《乌合之众》后研究群体政治心理活动规律的又一力作[16]；此外，针对官僚组织的政治文化研究以及国家体系的政治心理研究也在日益扩充。需要强调的是，政治心理学的独特研究内容是政治心理现象与规律，并不是政治现象与心理现象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透过其生成的政治心理现象看到其规律，由此产生的诸如权威主义人格、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政治认同等概念才是政治心理学的真正贡献。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路径是政治系统影响下的心理活动和心理活动影响下的政治活动的双向组合，体现出其研究路径的双向性，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心理的政治”和“政治的心理”乃至两者的平衡与融合[17]，西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大都采取了该框架，如戴维·P.霍顿的《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就是这样的思路[1]。这种双向性特征当然也可以看作是政治心理学的独特属性，因为通过与政治学学科体系中的另一交叉学科政治社会学比较发现，政治社会学并未体现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双向性，而更多把“政治与社会同属于一回事，是必须用一种‘政治性的社会学’眼光来观察。”[18]由于政治心理学的交叉属性，必然带来政治学规范主义倾向与心理学实证主义取向的共融与发展，从而促成研究方法上的多元主义。在今天政治心理学的实际研究中，实验研究法逐渐被广泛运用[19]，人类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方法也有运用，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已经成为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方法。这一系列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特点恰恰体现了政治心理学的学科魅力，并未弱化其学科的正统性。政治心理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将心理学作为解释政治行为与政治现象的工具，试图透过心理学中普遍存在的“人性规律”阐释政治活动，沃拉斯的《政治中的人性》、拉斯韦尔的《权力与人格》都是最好的说明。心理学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更多充当着“工具”角色，而非目的诉求，借助心理学的视角和工具，发现政治心理现象和规律，解答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才是政治心理学的学科目的。因此，政治心理学理应归属于政治学。
平均颜色变化率（AWCD）反映了微生物的代谢活性，是土壤微生物群落利用单一碳源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AWCD值的高低反映土壤微生物密度的高低，可代表土壤微生物活性的高低。计算不同植被恢复模式土壤AWCD平均值，并绘制AWCD值随培养时间的动态变化曲线（图1）。
中国高铁“走出去”，代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是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的呐喊和骄傲，表明中国高铁已经有足够实力参与国际竞争。是中国在新时期，为了未来的长远发展而制定的全球布局和国家战略，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 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价值与功用
一个学科真正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具有自身的话语体系，政治心理学自产生以来，中西方政治心理学家均在为这一目标努力，现代政治心理学之父拉斯韦尔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人格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生成“政治人格(political personality)”[23]，并引发了1950年阿多诺提出的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概念以及后期一系列新的政治心理学概念，诸如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政治认同、政治社会化、政治图式等。此外，政治学与心理学的相互作用与融合也生成了一系列理论，拓展了人们对于政治世界的认识，比如动机的推理理论、总统的性格理论、意想理论(image theory)等。
(一)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理论价值
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理论价值可以充分体现在其研究视角、内容、路径和学科属性等方面，其根本目的在于立足中国政治场域，从心理学视角透视与抽象政治心理的规律与理论，推进政治心理学的理论进展。
1.为了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规律提供钥匙
政治心理学的终极使命并不是单纯为政治学服务，而是要发现政治心理的规律和理论，也只有如此，这一学科才能摆脱附属的地位，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何谓政治心理？朱永新认为，政治心理是各种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精神现象，是人们对于一定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生活的心理反映。政治心理具有不同层次的表现，它既包含感性的政治知觉、直接的政治情绪，也包括外显的政治行为倾向以及那些以理论形态面目出现的政治心理内容。[20]3这一界定充分说明了政治心理现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由于政治心理学对政治心理的长期关注，获得了了解民众政治心理的理论与方法，自然为解读民众的政治心理提供了一把钥匙，当然也为了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2.为构建政治心理学的话语体系贡献中国元素
1.为解读中国民众的政治行为提供学科支撑
对于民众政治心理规律的解读反映了政治心理学的独特魅力，它试图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阐释政治现象，这一努力表现在其双向性上，即政治过程与心理过程的互动。[2]一方面，政治心理学更为关切诸多政治现象背后的心理动因，而不关注政治现象本身；它更多关注政治行为发生背后的逻辑，而不关切政治行为的结果。另一方面，政治系统对于一国民众心理的影响依然是政治心理学的关注范围，也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它凸显的是不同政治体制乃至某一政治事件下个体与群体乃至组织不同的心理感知与记忆，且这种感知与记忆可能是影响深刻和难以磨灭的，这一方面的政治心理学的落脚点依然是不同层次主体心理层面的隐性规律。
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是在政治心理学的学科范畴内讨论中国研究的价值、基础与议题，从而为政治心理学研究融入“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这就是说，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其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人类共享的财富，不管是西方的研究还是中国的研究，都是对这一学科的贡献。从这一角度看，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理应充分把握中国的议题资源以解决中国问题，通过充分分析与研究中国问题，为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添砖增瓦。由此，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就有着独特而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功用。
市售纯牛奶中，按比例加入6%的白砂糖，95℃杀菌5 min，冷却到43℃待用。将活化后的菌株按体积分数1%的比例接种于杀菌处理的纯牛奶中，43℃发酵，跟踪酸度变化，当酸度达到70°T，终止发酵，置于4℃冰箱中冷却后熟。酸奶冷藏过夜后取出，待酸奶温度恢复到10～15℃时，选取10名食品专业人员从色泽、滋气味和组织状态等方面进行感官评价[7]。
因此，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当务之急应该将研究精力更多地投向传统中国的政治心理思想和问题的研究中，努力挖掘传统中国蕴藏的政治心理观念与架构，以此为突破口，延伸与探究现代中国的政治心理学问题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
重新梳理故障车的故障特点：冷车正常，故障只出现在热车状态；高速正常，故障只出现在发动机怠速和低速行驶时；数据流显示混合汽过浓导致发动机熄火。由于热车后，发动机怠速或低速行驶时会导致混合汽过浓的只有EVAP系统，且通过观察EVAP系统数据(图8)，发现每次发动机熄火都与EVAP系统动作有关。一旦EVAP系统开始工作，混合汽就会迅速变浓。在主动测试过程中，如果强制EVAP电磁阀启动时，发动机就会立即熄火；如果强制保持EVAP电磁阀不启动，则发动机从未出现熄火现象。于是，笔者尝试着将EVAP电磁阀的管路堵死后试车，故障现象彻底消失。
西藏地区交通不发达，生活环境也较为闭塞，相比较于其它地区文化、经济以及教育而言，都明显较为落后，彼此之间的交流机会也较少，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地区学校教学条件以及师资队伍也就较为薄弱，学生无法从中得到资助学习能力培养，也无法意识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反而对英语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也就更加不可能参与到英语自主学习之中。所以说，教学条件、师资队伍薄弱也是影响西藏地区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的重要因素之一。
群体心理研究由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拉开序幕以后，可以说一直是政治心理学关切的主要内容之一，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了内群与外群冲突、群体决策等内容的扩展性研究。在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导致“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和“邻避运动”的发生，对于这些现实问题的关切，当然不乏政治传播学和社会学的参与，但均无法摆脱政治心理学的贡献。如基于话语分析对中国社会抗争问题的研究就发现：“扎根于中国文化的行动者往往会从‘家/己’的核心诉求出发，沿着时空与我们、他们的两维建构差序格局，完成共识动员、行动动员和社会动员”[37]，再如关于中国民众群体性事件的描述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38-39]和对邻避运动的解释中，有学者就提出，中国民众参与邻避运动的意愿更多是受到“民众风险认知基础上个体利益驱动”的影响[40]，这些研究都离不开政治心理学的内容与方法。由此可见，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为解释与解决上述现实议题提供了学科依托与方法工具。
政治心理学的交叉性使其具备推动相关学科延伸与发展的功效。追溯西方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发端，沃拉斯通过研究英国选举中的竞选人与选民中无理智的诸多表现驳斥了政治是唯理智的荒谬[29]7，拉斯韦尔则从人格角度阐释权力的规律，得出“政治领导人往往会将私人动机转化为公共利益”的论断[23]29，并进一步关注精英人物拥有的各种技能与态度能够在政治活动中得到什么？又是如何得到的。[30]现代以来，认知革命的爆发，人的认知规律导引出政治决策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如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直觉决策理论乃至情绪的政治功用等，上述事实都无争地说明了政治心理学自产生以来开启了学界重新思考政治学既有理论的热潮。同理，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发展也刺激与扩展了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最为经典的表现就是政治决策中形成的前景理论，延伸了心理学关于人类认知研究的触角。
朗读能够培养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能力，同时可以加深记忆。学生阅读一篇文章时，要想理解文章的主题和内容，第一步就是朗读这篇文章。用准确且流利的普通话进行朗读，朗读的同时注意其中的语气、停顿、节奏和感情，使文章的主题和内容能自然而然浮现在学生的脑海中，从而学生对文章内容有进一步的理解，并能掌握文章的主题和中心思想，与此同时，文章的内容也初步烙印在学生的心中，加深了记忆。
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无疑也为推进政治学与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理论。黄光国的《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一书中较为深刻地描述了中国社会中，作为“报”的权力交换关系，形象地说明了政治学中权力关系在社会关系中的运作机制。同理，中国学者有关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也充分说明中国民众这种特殊政治态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内在结构的关系以及态度转变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6]由此可见，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无疑可以为推进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新视角与新理论。
(二)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现实功用
政治心理学的现实价值是这门学科存在与发展的生命力，因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问题大都是由政治现实决定的”[2]5，民族主义心理学、种族冲突心理学、恐怖主义心理学以及国际关系心理学等都是现实政治诉求下的产物。对于中国现实政治而言，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现实功用更为明显。
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对于这一特色体现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从民族性角度出发，中国人确实具有与西方人不同的心理特点与人格特质，这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有所体现，王登峰就曾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人格是大七人格，即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与处事态度[21]94-133，这些独特的心理特点可以成为影响政治行为与政治体系的根源性因素，在民众与精英、群体与组织层面发生作用，进而弥漫到政治系统。而从另一方面说，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都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其对民众的心理活动均产生强大的框约作用和深层次的影响，景军的《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正是这一路径的写照。[22]因此，积极探索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场域中所生成的理论与规律必然为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提供不同一般的解读视角。
对于民众政治行为的描述、解释与预测离不开政治心理学，由于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二战后政治科学发展中行为主义的出现，对于选举行为、投票行为及其他政治参与行为的解释大都会从民众的心理层面寻找原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基层民主政治的推进，城乡自治组织的选举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由此也催生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从政治心理的视角阐释相关群体的政治参与行为。[31-34]中国另一个典型的政治参与行为反映在农民的上访中，尽管学界目前对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多是从“国家中心范式”和“社会中心范式”的视角展开[35]，但也有学者试图从上访者的利益诉求与情感宣泄的心理学视角进行阐释[36]，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两种解释范式中忽视群体心理活动的不足。此外，有关建国初期农民“诉苦”等行为的研究也多运用到政治心理学的知识与理论。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民众政治行为的解读需要政治心理学的努力与贡献。
2.解释中国群体性运动产生与发展的主要依托
3.为推进相关学科的延伸与发展提供中国知识
3.成为解读民意和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来源
所谓民意(public opinion),是一国民众对其公共事务与事件所形成的态度与意见，是一定时期内民众形成的对于公共事务的普遍倾向性看法。这种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意见却带有相对的变动性。[41]但不论是对于态度的了解还是意见的把握，政治心理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学科依赖。这是因为，态度是政治心理学中最为核心的议题，西方的选举政治就离不开对民意的了解，从而拓展出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乃至政治认同等众多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在中国，了解民意是“为人民服务”的基础，更是公共服务治理理念的体现，通过了解民意，及时捕捉民众的期盼与需求，才能更好地回应与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相继建立民调机构，为充分了解民意提供了制度保障，并借助这些机构，发现了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的“五大意外”。[42]这些发现与研究成果都离不开政治心理学的贡献，所以，政治心理学为中国了解民意提供了学科工具。更进一步讲，中国民意之中蕴含着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体现着民众的终极政治态度，有关中国民众政治认同的研究就是该方面的体现，如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逻辑运思是“从利益缺场向利益在场转换，身份政治向契约政治转换，理念普设向实践普设转换”[43]，此外，还有对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趋势进行的现实归因分析[44]，这些政治认同研究无疑是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当然也为相关部门明确民众政治态度提供了依据。
政治心理学了解民意的学科功效，自然就成为国家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依赖与工具。在中国，地方政府决策中对于民意的回应往往具有“选择性”，通常会体现在经济方面的规律或许就带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45]况且，在政府决策中，心理学中认知理论的运用为人们了解决策过程与规律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政府决策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诸如直觉决策、群体极化等现象，为科学认识政府决策及其科学决策贡献了政治心理学的智慧。
4.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深层次的依据
随着政治心理学研究层次与范围的拓展，国际政治心理学应运而生，围绕种族冲突、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国际安全与冲突的研究日渐丰富。[2]235-427对于正在走向全球治理的中国而言，政治心理学可为其提供深层理论分析，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的文化与心理以及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策略的变化提供解释。如秦亚青就将“过程与关系”这两个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并将“关系”看作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理念，进而说明国家身份的建构作用。[46]张清敏也从毛泽东与邓小平人格角度分析了中国外交策略的连续性，表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基本方略。[47]当然，政治心理学在国家间关系中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其能深层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精英、国家性格和相应的外交政策，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服务。
三 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基础
进行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需要在明确其理论价值与现实功用的前提下，进一步奠定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基础，这些基础是进一步开展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无法忽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对关系的把握上。
(一)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
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在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心理现象的过程中无法忽略和回避传统中国的政治心理思想与规律，虽然现代中国在本质上与传统中国是不同的，但是传统中国中也有相当多的政治与政治心理问题和现代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割断这种联系便无法更好地理解与解释现代中国诸多的政治和政治心理现象。
中国传统国家的皇权体制、政治制度乃至官僚体系都具有独特性，在这样的政治系统的作用下，民众的政治心理必然具有与此相对应的独特心理，如葛荃对于传统中国政治教化之道的研究，在说明传统中国政治教化重要性的基础上，表明了在教化内容与教化方式上培育出一代又一代“顺民”的基本路径[48]，这一研究就是对传统中国政治社会化的分析佳作；同时在传统中国，民众的心理对于皇权、帝制的影响也具有不同一般的表现。另外，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诸子百家及诸多古代学者形成的丰富的政治心理思想也非常值得探究。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于传统中国的政治心理学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方法也仅采用历史研究方法。相比而言，现代中国的政治心理学研究更多地学习了美国政治心理学量化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相对丰富。但总体来看，政治心理学中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大都还是“旧瓶装新酒”，很难跳出政治心理学西方研究的窠臼，远没有形成独特的话语体系。
对于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而言，近年来的探究为人们了解中国人的政治心理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素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有关中国民众“差序政府信任”的研究[24]，这一发现首先得益于李连江的研究，随后在学界围绕其形成路径与影响因素展开了一系列探讨，形成了制度影响论、文化影响论以及制度与文化互动论等成果。[25-27]此外，中西方的政治认同也呈现出不同特征，曾楠就认为中西方政治认同存在利益共享型与利益博弈型、政治整合型与政治耗散型、文化再造型与文化悬置型的质疑判定。[28]由此可见，这些研究成果虽未完全摆脱“西方话语”，但可以感受到其强有力的“中国声音”和“中国元素”。
(二)西方研究与中国研究的关系
所有的科学发展成果都是人类共享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不例外。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由于受到不同国家形态的影响，研究过程中无法避免价值倾向，形成所谓的不同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从这一标准审视政治心理学，可以发现，虽然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带有人类普适性的特点，人类所有的心理活动、心理状态和心理特质基本没有过于明显的区别；但是对于政治而言，由于地域不同、政体不同乃至政治文化的不同，使得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在具有“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动态性、研究范式的多元性、学科边界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就具有了国别风格的考虑”[49]49-51，即使在规范知识的可迁移上具有普遍性，现实政治以及由此产生的经验政治知识也带有较强的国家特色。因此，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就具有了价值倾向。
参考廖彩虎(2010)[28]等的方法并稍作修改，皮肉分开，鸭皮分别切成大小为2cm×1cm厚度均匀的小块，鸭肉顺着肌纤维方向分别切成1cm×1cm×1cm的小块，使用质构仪在室温下测定。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心理学产生与发展事实上离不开政治心理学西方研究的刺激与传播，今天所看到的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大都无法摆脱“西方话语”的烙印，从人格、态度到认知与情绪乃至群体心理、官僚组织、国家政治心理的概念体系、理论范式几乎都是政治心理学西方研究的贡献。但是，并不能由此否定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从近几年的研究看，中国学者在政治心理学领域中的研究成果亦极大地丰富了政治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在个别主题的研究上突破了政治心理学西方研究的“刻板认知”，为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贡献了“中国元素”，促使政治心理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更为全面，这无疑是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根本意义。
业主共有权是一种新的不动产所有权的形态。关于业主对共有部分所有权的性质，学术界持总有说、共同共有说、按份共有说和区分说四种观点，但这些观点忽略了小区物业共有权具有平等性、完全性和开放性，物业共有权客体具有不可分割性以及共有权形式具有民主性的特点，因而这种物业共有权应为集合共有权。㉚一些学者也认为，业主共有权在性质上是复合共有，即在共有部分方面连成一体，是作为一个权利出现的。㉛因此，业主共有权只能作为整体来行使，这就产生了业主的成员权。
(三)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应该将文化政治心理学的路径作为方向之一[50]，也有学者将文化看作是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层次[13]，这都说明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的密切关联性。可以说，政治文化就是广义的政治心理，政治心理就是狭义的政治文化。这一点从阿尔蒙德等人对政治文化的界定中可见端倪，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中这样界定：“政治文化是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51]12-13，派伊也认为，“在社会中推动并控制政治行为的态度、情感与见解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集，而是代表着一些固有的模式”[52]55，即使是政治文化的复兴者英格尔哈特也是从后物质时代人们的需求变化以及价值观取向对各个国家的制度影响进行分析[53]，由此可见，美国的政治文化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均是从人们的态度、价值观和情感乃至评价的角度进行政治制度的研究。然而，政治文化并不仅局限于政治心理的范畴，它还有更为广泛的研究内容，正如迈克尔·布林特所言，政治文化的谱系并不仅仅是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还有法国的社会学谱系与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54]反过来说，政治心理的诸多研究成果也是政治文化的直接反映，因为从根源上讲，政治心理就是政治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
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中，政治文化对于中国不同层次主体的政治心理的影响更为厚重，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中国人的政治心理活动与状态层面，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尤为明显，几乎可以成为中国人政治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当然，在转型发展中所孕育出来的现代政治文化无疑也对政治心理有着巨大影响，这就要求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在方法论上不能仅仅套用美国的政治科学路径，更需要文化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话语体系。同样地，政治心理的研究当然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有力支撑。
四 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议题
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不仅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而且在正确处理上述三对关系的基础上，可以产生丰富的议题。这些议题可以从时间序列的两条线索、研究取向上的两种路径和研究层次上的四个对象等方面展开。
(一)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两条线索
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从两条线索展开可以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易于形成“中国话语”。一条线索是传统政治心理学思想的研究，甚至是政治心理学的传统中国研究。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中孕育着儒、释、道的智慧以及相对成熟的天下观与政治制度对于民众心理的影响和渗透是巨大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民众的心理特征缘起于这样的天下观与政治制度之中，成为现代中国民众政治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其中奥妙亟须探究；当然，中国民众的心理活动与国民性也对传统国家有着影响，不间断的农民起义、百姓的忍辱负重以及乡土文化似乎都与帝制的“一治一乱，循环往复”[55]252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方法论角度讲，对于这一线索的研究似乎更适合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诸如历史研究法、制度研究法，或者可以借鉴法国的社会学方法与德国人类哲学的研究方法。
另外一条线索则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转型尤其是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予不同层次主体政治心理的刺激。四十多年来，中国独特的国家体制对于民众心理的影响更是政治心理学应该关注的焦点，国家治理与民众政治心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尤为密切，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探讨，进而为国家治理理论、政治社会化理论和政治态度转变理论提供新鲜理论；反之，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价值的涌入、现代化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刺激，民众多元价值的形成和权利意识的萌发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服务型政府的形成和反腐败的推进。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纳入政治心理学现代中国的研究范畴中展开。
(二)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两种路径
政治心理学的两种路径就是其双向性的展现，即“政治的心理”与“心理的政治”，充分体现了政治心理学是政治过程与心理过程的互动特点。
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中，沿着“政治的心理”的路径，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第一个方面是有关国家结构、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对于民众心理特征、群体心理活动、组织心理状态的影响及其形成的政治心理规律。就现代中国国家而言，“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词[56]4，“一元化”领导机制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政党、国家和社会高度重叠的社会控制形态”[56]255，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重要制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主要元素，考量这些元素对个体、群体与组织三个主体的心理影响与机制是“政治的心理”路径下的核心议题；第二个方面，可以聚焦政府过程对于民众的心理影响，这其中包括政府决策、政府行为和精英(官员)人格与能力所产生的群体心理效应。在这一路径下，可以运用政治学的不同范式进行研究，形成政治与心理的更好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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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心理的政治”路径，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则可以关注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民众、群体和组织的心理特质与活动对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政治系统的作用，具体可以关注中国人个体层面的人格特质、认知规律、情绪状态和态度、价值观对于政治系统的影响，诸如对国家制度与决策的影响，尤其是转型期民众社会情绪的政治化路径分析和政治态度变迁产生的制度效应更需关注；此外，还可以从民众诉求发生变迁的角度分析制度的变迁；当然，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的结构与文化心理特征也会对国家制度产生影响。这一路径下的研究则可以更多采用精神分析学派、人本主义学派等心理学范式进行。
(三)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四个层次
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两条线索和两种路径的融合与交织，在其研究层次与研究内容的体现上可以从个体、群体、组织与国家层面上展开。
有关个体层面的政治心理研究，当然应该认真分析中国民众的认知与政治、情感与政治以及态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基本原理看，这些方面与人的生理以及神经科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西方已有的理论完全可以为我所用，比如认知中的“图式”理论、情感中的情绪理论与态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和情境劝说模型。在个体心理与政治系统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中国民众个体层面的政治心理规律更需重视，如中国农民的政治系统化、知识化认知不足、“清官情结”[57]乃至“差序政府信任”等问题值得继续关注与推进。
在群体层面，有关中国民众在政治活动中的种种表现，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的政治心理特点乃至不同群体与政治系统发生联系时产生诸多问题，都可以成为群体政治心理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同样可以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两条线索、“政治的心理”和“心理的政治”两种路径展开研究。如对传统中国“乡绅”的政治教化功能的研究、对于现代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研究[58]，针对不同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以及特殊群体的抗争心理等等。事实上，即使在最为基本的群众概念层面，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都可以有所发挥，如丛日云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对“群众”概念的剖析就颇有价值。[59]
组织层面的政治心理研究可以聚焦中国官僚体系，从古至今的中国官僚组织都应该成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其研究的侧重点当然不同于公共管理或者组织社会学，而应将注意力放在官僚组织行为背后的动机以及其组织内部的价值观等方面的研究上，在此基础上，可以关注官僚组织在与民众互动中产生的政治心理逻辑，进而分析这一组织的认知决策过程和组织价值观的变迁过程。
在国家层面，正如科迪维拉所说，国家是有性格的，一个国家的性格与其体制和制度有关。[60]27-75国家的性格当然会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发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内在考量必然是通过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态度反映出来，深入探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和民众政治心理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目前政治心理学中国研究的紧迫命题，这其中涉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心理学考量。而从国家性格的层面探究国家间关系，尤其当下中国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大国思维和全球治理中，政治心理学都应当有更多的贡献。
（1）像控点布设及测绘环节。像控点生产作为辅助空中三角测量重要的一部分，其布设的方式方法、在航摄分区中的分布情况、像控点选择的合理性、像控点的外业采集、内业转刺等皆是控制立体测图成果的重要环节与步骤。
五 结语
学科的发展都是在质疑与回应中推进的，愈是年轻的学科遭受的质疑愈多，但积极的反思则会为学科的进步提供动力，政治心理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在质疑声中全面认识该学科恰恰意味着这一学科研究具有的广阔空间与前景。对于政治心理学的中国研究而言，它所遭遇的困境既有学科本身的缺陷，也有学科发展中研究者在思维与方法上的局限，如何在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中追赶并超越政治心理学的西方研究，站在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前沿“独占鳌头，挥斥方遒”，需要中国政治心理学者们切实埋首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土壤之中汲取原料与养分，发现学科逻辑起点，拓展研究视野，将“政治的心理”与“心理的政治”相互融合并有机结合，扩充研究层次，才能最终提升学术研究品质和学科的竞争力。
在熔炼过程中，炉渣中的ZnO与Fe2O3直接结合形成铁酸锌ZnFe2O4，铁酸锌也成为锌铁尖晶石，其稳定性强，熔点高，使炉渣粘度增大，渣流动性降低，不易被还原分解，炉渣中氧化铅这种渣环境下的还原烟化难度增大，不利于降低炉渣含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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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Psychology Study in China :Values ,Bases and Issues
LI Rong-rong，DUAN Meng-q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China )
Abstract :A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political psychology represent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studies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social actors at different levels as well as relevant laws. As a shared academic asset for the mankind,political psychology study has its uniqueness in China,which is manifested both in its rich theoretical values and practical functions. The fundamental issue that Chinese political psychology study must resolve is to sort out three relationships,i.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a and modern China,between Chinese political psychology study and its Western counterpart,and betwee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By concentrating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raditional China to the modern China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two prominent issues of “psychology in politics” and “politics of psychology” on the other,Chinese researchers can carry out political psychology studies in Chinese context at four different levels,namely,individual,group,organization and state.
Key words :political psychology; China studies；discipline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18-1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国家治理中农民政治态度转变机制研究”(18BZZ020)；国家教育部资助项目“中国新市民政治效能感的变化轨迹与培育机制研究”(14YJA810005)
作者简介 ：李蓉蓉(1967-)，女，山西太原人，法学博士，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研究。
DOI：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9.01.007
中图分类号 ：D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19)01-0062-10
(责任编辑 曹永胜)
标签：政治心理学论文; 中国研究论文; 学科构建论文;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