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文涵盖科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观及其偏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颇论文,人文论文,儒家文化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1；G02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代，有两种文化观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科学与人文精神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一种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另一种是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东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在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上颇为一致。他们都把科学归结为“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并将它置于人文精神的对立面予以批判。至于何为人文精神，两者则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要深刻理解科学与人文精神及其相互关系，有必要首先突破并超越这两种文化观的思维框架，因为不少错误观念都可以在它们那里找到其根源。本文是对现代新儒家文化观所做的批判性的考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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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反科学主义或反科技主义；二是泛道德主义。
首先，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是一种反科学主义或反科技主义的文化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1 ）强调科学在人文世界与人生经验中有其自身不可超越的限制，科学精神与人类其他文化活动（例如，宗教、道德、艺术等等）的精神不同，科学所关注的仅仅是客观世界和人类的物质利益，与人的主体开发，例如，修心养性、收拾精神、培养本源等等无关，因而触及不到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
现代新儒家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两个世界，即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并以此界定科学与道德、实证方法与哲学方法、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分野，表明科学及其实证方法不能应用于价值世界，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因而科学不能代替哲学、道德和宗教。关于这一点，张君劢在他的以“人生观”为题的著名演讲中说得最为明白。他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理由有5个：第一，“科学为客观的， 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1〕因此， “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2〕
熊十力干脆提出了关于科学真理和玄学真理的观点。他说，“玄学上真理一词，乃为实体之代语。科学上真理一词，即谓事物间的法则。前者（玄学真理）为绝对的真实，后者（科学真理）之真实性只限于经验界。”〔3〕显然，他所说的科学真理指的是事实世界的真理， 而玄学真理指的是价值世界的真理。他强调，“玄学上之真理决不是知识的，即不是凭理智可以相应的”。〔4〕
徐复观则进一步指出，对于人类生活来说，价值世界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因而它比科学世界更为重要。他说：“科学的目的，本是在于要把不可用数字测量的东西，变成可用数字测量；把不可用耳目感官视听的东西，变成可用耳目感官去视听。的确，科学在这一方面，已经得到了伟大的成果，与人类以不可思议的贡献。”〔5〕但是， “更重要的是：在人类生活中，永远存在着只能由心灵去接触，而不能完全诉之于用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这种不能完全诉之于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并非等于不真实，更非等于不需要。站在人的生活立场来讲，或许这些东西即是最后的真实，最后的需要。宗教、道德、艺术这一属于‘文化价值’系列的东西，便是如此。”〔6〕
（2）强调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是“本”， 科学技术只能作为“用”，它与“内圣外王”中的“内圣”方面毫无关系，而只是作为“新外王”的一种手段，并且必须在儒家的人文精神指引下才有意义。
在张君劢看来，“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7 〕“科学家之最大目的，曰摈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现象，化之为客观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穷其因果之相生。”〔8 〕其结果是导致试验室与工厂比比皆是，人们“朝作夕轰，人生如机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则不可得而知也。”〔9〕于是，他主张要用道德、 形而上学来统帅并指导科学。张君劢强调，他参与科学玄学问题论战的立足点是：“（一）知识以觉摄与概念相合而成。（二）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三）超于科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四）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10〕
牟宗三认为，“儒家的理性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求新的外王，才能充分地表现。”〔11〕而“科学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亦即新外王的材料、内容。科学的精神即是个事功的精神，科学亦是卑之无高论的。英雄不能做科学家，圣人则超过科学家，故亦不能做科学家。……然而科学亦可与儒家的理性主义相配合，科学乃是与事功精神相应的理性主义之表现。”〔12〕但是，“中国文化是否有其本身的主位性？这则不只是一个应付一时需要的问题，此乃永恒性的、高一层次的问题，不是方才所谈那些新外王等的时代问题。”〔13〕他强调，“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作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假如这个文化动源的主位性保持不住，则其他那些民主、科学等都是假的，即使现代化了，此中亦无中国文化，亦只不过是个‘殖民地’的身份。”〔14〕
唐君毅更加明确地反对以科学凌驾人文，而主张以人文涵盖科学。在他看来，“科学所认识的世界，只是在人的理智中的世界。在理智中的世界之外，尚有审美中之艺术世界，信仰中之宗教世界，修养中之道德世界。科学家的世界中有更多的真，但只有较少的美，较少的善，较少的神圣。”〔15〕因此，“一切科学知识之如何应用，与科学的理智分析的态度之被认为有价值，科学的哲学思想之被认为有价值，必须人的价值意识，人的良知之肯定其当如此应用，肯定其当保持，肯定其有价值。此即证明人之价值意识或良知，永为主宰科学者。”〔16〕而且，“这一切科学之价值，都是对照着中国文化之发展至现在，其本身之需要上说的。中国文化本身之需要，只是要充量发展其仁教。因而此一切科学之价值，都只是为了我们要发展此仁教，以成就中国人文世界，与中国人之精神生活中之文理，而后被我们所肯定。”〔17〕
（3 ）现代新儒家们也将西方社会陷入“病态社会”的根源归结为是“科学的破产”，并且认为以人伦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及其人文精神是救治现代“工业文明”病的良方。
张君劢指出：“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返矣。”〔18〕因此，“循欧洲之道而不变，必蹈欧洲败亡之覆辙。”〔19〕在他看来，“儒家思想的复兴有助于或者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足可为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法。”〔20〕
方东美认为，西方科学思想中潜伏着重大的危机，须依靠中国固有的人本主义的伦理理想及东方圣哲的宗教热诚来克服它。他说：“近代科学因为要确守逻辑的谨严，追求方法的利便，重视客观的真实，乃遂剥削自然界之内容，只承认时空数量物质之存在，而抹煞人类心理属性之重要，因此艺术才情所欣赏之美，道德品格所珍重之善，哲学宗教所覃思之真，以及其他种种价值都失其根据而流为主观的幻想。这却是文化发展上一种极大的危机。”〔21〕而且，“今天的所谓科学如不更从积极方面重新予以估价，将日趋于虚无诞妄的境界。把人类变成宇宙间极渺小的一种物质，从大的一方面说，人类不如自然；从小的一方面说，人类不如一架机器。机器本来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供人类使用的工具，然而现在人反要小心翼翼地站在旁边服侍机器。”〔22〕因此，要努力促进高度工业化，“先须正本清源挽救科学理论的破绽，更须高瞻远瞩确立伟大的思想，广使科学技术发而为用，如此才可以消极地避免组织与制度上种种恶果，积极地增进国民福利。要达到这种目的，只靠接受西洋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必须启发我们固有的人本主义的伦理理想，及东方圣哲苦心救世的宗教热诚，于事始克有济。”〔23〕
徐复观强调，尽管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进步增加了人的知识能力，但却对人的安全和价值构成了威胁，所以形成了所谓的“危机的世纪”。他说：“现在世界文化的危机，人类的危机，是因为一往向外追求，得到了知识，得到了自然，得到了权力，却失掉了自己，失掉了自己的性，即所谓‘人失其性’的结果。”〔24〕而要摆脱这种危机，就需要依靠儒家思想及其人文精神来确立和完善价值世界。在一篇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署名的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中，现代新儒家们更是强调西方人“应自反省其文化之缺点，而求有以学习于东方。”〔25〕
其次，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文化观。现代新儒家历来强调儒家的“心性之学”。尽管他们并不否认“内圣外王”中的“外王”的重要性，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所强调的只是“内圣”之学。而“内圣”的核心就是道德。用牟宗三的话来说，“对‘内圣’一词作一确定的了解，即是落在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的实践，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挺立自己的道德人品。”〔26〕如果说，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将人及其生命的本质同艺术的形而上关联起来的话，那么，现代新儒家则用“道德的形而上”来解说人及其生命的本质。于是，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带有浓厚的泛道德主义色彩。具体说来：
（1）强调道德生活内在于一切文化生活中， 并构成各种文化意识的灵魂。现代新儒家们继承了中国儒家历来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传统，几乎将道德活动看作是人类生活的唯一重要的内容。
在徐复观看来，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文化是由生活的自觉而来的生活自身及生活方式这方面的价值的充实与提高。文化的内容包括宗教、道德、艺术等；而文明是根据我们改进生活环境所得的结果，其内容主要是科学技术。所以，“文明是科学系统，文化是价值系统。科学系统主要是在知识方面，告诉人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价值系统主要是在道德方面，告诉人的行为应当如何，不应当如何。”〔27〕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所重的是人的价值问题，就是说：人的行为应该如何才有价值、才有意义。这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西方在十五、六世纪以前，价值也是他们文化的中心，在这种地方——以人的价值问题为中心——是相通的。但进一步就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指出这个价值根源是来自人生命的本身——就是人的‘心’。价值的判断，就是源于这个‘心’。儒家的孟子、道家的庄子，更把这说清楚。”〔28〕
唐君毅更是明确强调道德自我在一切文化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他说：“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29〕在他看来，一方面，“道德意识为各种文化意识之协调（或和谐）与延续之枢纽或关键。而其所以能为此枢纽关键者，则因吾人之道德意识能觉察文化意识之‘过’或‘不及’之过失。”〔30〕另一方面，“每一文化活动中，虽表面只实现某一特殊之文化价值，如真美等，实皆同时实现或表现一道德价值——亦即使人之超越自我、精神自我，更得尽其本来之理性之价值。”〔31〕所以，“一切文化意识，皆有其理性之基础，并表现一成就精神自身之生发，提高吾人之人格之道德价值，而人之实现文化理想之要求，皆依于人深心之实现道德理想之要求。人形成其文化理想之理性，在本原上亦即一道德理性。人之各种文化的精神活动，皆人之道德的精神活动之各种化身。”〔32〕
（2）在上述泛道德主义的影响下， 现代新儒家往往将人文精神直接等同于道德精神。
为了说明道德理性同人文精神直接相契，唐君毅对文化精神作了“人文”、“非人文”、“次人文”和“超人文”的区分。他一方面承认，“一切学术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33〕但另一方面，又明确强调，“自然科学数学中所包括之思想”是“非人文思想”；“对人以上的，一般经验理解所不及的超越存在，如天道、神灵、仙佛、上帝、天使之思想”是“超人文的思想”；而“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的文化与文化的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未能全幅加以肯定尊重，或忽略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文与其历史之某一方面之存在与价值的思想”是“次人文的思想”。〔34〕更明确地说，在他那里，科学精神是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是超人文精神，艺术精神是次人文精神，只有道德精神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在唐君毅看来，“西洋文化之中心在宗教与科学”，因此，西方文化所体现的根本精神是非人文与超人文精神；而“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因此，中国文化所体现的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当然，现代新儒家们所讲的道德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人文精神，实质上就是所谓的儒家精神。
那么，什么是儒家精神呢？徐复观将“儒家精神的基本性格”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为由性善的道德内在说，以把人和一般动物分开，把人建立为圆满无缺的圣人或仁人，对世界负责。一为将内在的道德，客观化于人伦日用之间，由践伦而敦‘锡类之爱’，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皆成为一个‘仁’的关系”。在他看来，“性善的道德内在，即人心之仁。而践伦乃仁之发用。所以二者是内外合一，（合内外之道）本末一致而不可分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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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是值得令人关注的：一是强调道德生活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联。毫无疑问，人类各种文化活动都与道德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正确的道德标准或准则，各种文化活动就难以得到健康的发展，甚至容易迷失方向。二是强调道德生活和道德精神的重要性。的确，道德生活和道德精神同人的自身发展，特别是同社会的稳定、进步和繁荣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就是一个非常讲道德的民族。道德生活和道德精神在整个中华文化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现代新儒家所推崇的儒家的“道德精神”是以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为前提的，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在许多方面同人的自身发展、自由和解放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而同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是不相容的。除此以外，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偏颇：
第一，现代新儒家对科学的理解并没有超出狭隘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野。张君劢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的基本依据，熊十力关于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的划分，徐复观关于价值世界高于科学世界的论调，唐君毅关于用人文涵盖科学的主张等等，以及他们对科学所展开的批判，显然都是基于对科学的实证主义或功利主义的理解。在现代新儒家的心目中，科学是与人无关的，受因果律支配的纯粹“客观”的东西；“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因此，科学精神不但同人文精神毫无关联，而且往往与人文精神相对立，从而导致世界文化危机和人类的危机。徐复观甚至将科学排除在文化之外，认为科学只属于文明而不属于文化，因为文化是价值系统，是由生活的自觉而来的生活自身及生活方式这方面的价值的充实与提高，而科学只同改进人的物质生活环境有关，与人的价值的充实与提高无关，也就是说，同人的自身发展无关。这是一种极为片面的观点。
毫无疑问，科学需要有实证精神，但是，实证精神仅仅是科学精神的一小部分。除了实证精神以外，科学更需要有自由探索的精神、勇于批判的精神和大胆创新的精神等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科学归结为“实证主义”。同理，科学的确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并且为人类服务和为人类造福，永远是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是，这并不是科学唯一的目标和社会价值。除了上述目标和社会价值以外，科学还有其自身的目标（例如，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等等）和其他的社会价值（例如，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等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科学归结为“功利主义”。更进一步说，即使是实证精神和为人类造福的精神，本身也分别从某种角度表达了人类的某种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境界，它同狭隘的实证主义和狭隘的功利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二，现代新儒家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也具有很大的偏颇性。首先，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现代新儒家所推崇的“儒家精神”有其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并不能完全代表真正的道德精神，至少在许多方面不符合当今的时代精神，而且直接同人文精神相抵触。其次，即使是一般或最普遍意义上的道德精神，也并不能概括人文精神的全部含义。毫无疑问，道德精神是人类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精神，培养和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道德人格和道德人品，这是人的自身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是，道德精神并不能代表人类所有的文化精神，至少它不能代替艺术精神，更不能代替科学精神等等。同样，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发展，也并不是人自身发展的全部含义。除了道德修养以外，人还需要有艺术、科学等等多方面的才能和修养，才能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无论是从“人”（即人生）还是从“文”（即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人文精神，都不应当把人文精神简单地等同于道德精神。正如成中英先生指出的，现代新儒家将人文精神等同于道德精神，“这也反映出价值概念的狭隘化，缺少了知识理性的滋补，陷入到单向线形的价值观、人生观、文化观、甚至本体观。”〔36〕可见，现代新儒家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具有同样的偏颇性，他们都将人文精神理解为“文人精神”，所不同的只是前者将人文精神等同于道德精神，而后者则将人文精神等同于艺术精神。
此外，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应当弘扬什么样的人文精神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为什么在古代我国的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但近代科学却不能出自中国？为什么16世纪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每况愈下、逐渐落后了呢？明清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答案是相当复杂的。从外部条件来看，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由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的束缚以及落后的生产力造成的。除此以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特有的“人文精神”也颇值得反思。在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当中，除少数学派以外，大都是轻视科学、鄙视技术的，尤其是以儒家为最甚。于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几乎等同于“文人精神”。近代欧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倡导一种以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为旗帜的人文精神，这对于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西方迈入“科学的时代”无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可是，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到了明清以后，封建统治者还是按八股文取士，以朱熹所注的四书五经为辨别是非优劣的标准，将大批知识分子引入了潜心古籍，埋头于注疏、考据、钻研儒家经典的死胡同，使得学术界走上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对自然界的观察研究和厚古薄今的歧途〔37〕。在这种完全排斥科学技术的文化氛围之中，在这种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人文精神”的遏制下，我国近代的科学技术怎能不落后呢？！
第三，更进一步加剧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显然，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关于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的划分要比其他任何流派更加绝对、更加泾渭分明。在他们看来，科学属于事实世界，由因果律所支配，科学真理是事实世界的真理，因而同“人”和“文化”无关，只属于文明系统，作为“新外王”的手段，科学精神只表现为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反，人文的含义就是“人生”和“文化”，它属于价值世界，表现为自由意志，它所得到的真理是价值世界的真理，即玄学真理，是人的“最后的真实”和“最后的需要”，是“内圣”之学，因此，人文文化，特别是其核心——道德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于是，当现代新儒家竭力推崇“儒家精神”，强调“道德自我是一，是本”，强调用人文涵盖科学，批判科学只专注于向外、只专注于用，并有背于人及其人文精神的同时，便更进一步人为地加剧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
总之，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对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理解是相当偏颇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文化观也有其深刻之处，例如，它对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的关注，并揭示了道德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关联；它对于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精神的探讨等等，对于我们思考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199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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