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治历史观生成逻辑论析
——以读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考察
○许 冲
摘 要： 职业革命家的历史观往往具有政治实践性特质。这使其既有别历史学家，却又胜似于哲学家，因而善于以哲学思辨的方式读解历史，据以从中摄取“求真致用”之经验教训与方法原理。及至中共党史领域，此点尤以毛泽东读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最具典型意义。若就其具体表现而言，毛泽东之所以对联共(布)历史史实施以抽象表达，实为凸显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普遍规律和经验原则的中国“在场”；再就其价值旨趣来看，该阅读实践既满足了中共多维的“历史”诉求和“革命”需要，也为对接中共历史、嵌入革命实践和书写党史文本提供了政治遵循；进而，经由上述逻辑理路生成的毛泽东联共(布)党史观，实际彰显着“政治历史”的特定意涵。
关键词： 毛泽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历史观；生成逻辑
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既要有革命理论，也要有历史知识，否则不可能取得胜利。[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为此，在读史、论史和用史过程中，毛泽东重视以中外历史关照中国革命，据以总结并交流革命经验教训、镜鉴或提供革命发展模式、确认或创新革命方法路径。[注] [美]约翰˙布莱恩˙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曹志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6—177页。 就其逻辑理路而言，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既与历史学家们钟情于历史史实的钩沉探寻不同，又与哲学家们对历史展开的哲学思辨有别，而是立足实践需要，从微观历史的特殊性出发，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规律或科学方法，据以指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基于此，毛泽东的历史观往往具有典型的政治实践性特质，此点尤为彰显于读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称“《党史》”)的过程之中。本文拟以此为中心，就毛泽东政治历史观生成逻辑做简要论述。
纵观必修3与选修2-3中的回归分析部分，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1）回归分析的本质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下一节会作说明；（2）原理解释不清，几乎都是“拿来主义”式的介绍，至于怎么来的一概不作解释，参数估计公式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一
1938年《党史》的问世，曾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盛事”[注] 《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70页。 。
由于马克思著作中关于异化范畴的运用直接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因此，在有关马克思异化理论在其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主要争论集中于异化理论是否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致思理路。异化理论中断结论的得出，更多来自于对文本的简单化诠释，缺少对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深度挖掘。因此，目前“贯穿说”和“扬弃说”成为了主导性的观点。
基于内外多重力量以及相关诉求的共同作用，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以及联共(布)的兄弟友党，中共有义务也有必要学习宣传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注] 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14页。 。然而，仅就对待《党史》的切身态度而言，相较于斯大林专注于据此推进俄国革命建设经验的国际化[注] 斯大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员会议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1期，第4页。 ，毛泽东自延安时期即特别强调要“以中国做中心”，学习《党史》“告诉我们”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方法论[注]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6页。 。因此，但凡论及《党史》相关内容之处，毛泽东热衷于揭示其在宏观社会历史时间维度中的“理论与方法”或“经验与启迪”，极少就微观物理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展开具体论析。其中若有例外，当属在1942年“延安干部会”上阐述过列宁早期从事宣传工作的相关史实，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把握“列宁的精神”[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1—842页。 ，藉此做好党内反对党八股的工作。此外，无论是寻章摘句还是抽象演绎，对于《党史》中的史实性内容，毛泽东多系立足于两个维度加以精要概述，即“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注]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党史》“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注]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页。 。若是再有述及，最后仅剩下诸如“结束语第几条所说的那样”的历史表达[注]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6—347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5页；《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7页。 ，而个中不但看不到联共(布)历史史实，而且无一不指向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直接转述以及历史诠释。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对于《党史》的“历史”期待是政治性的，并实际化作为一个典型的问题解决过程，它既具有政治实践性的特质，同时还负有时代创新性的意涵。前者要求从国情相似性和道路相同性出发，通过发掘中苏两党革命历史的共同点，凸显俄国革命经验转化为中国革命指针的正当性和可能性，借以解决党的建设和革命斗争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后者要求从科学性和系统化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期待出发，赋予上述转化以兼具逻辑性和修辞性的理论表达，据以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尽管毛泽东强调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借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但《党史》在中国的“具体化”进程，却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方法与联共(布)历史史实的“分离”开始的。也唯有如此，《党史》中的一般性经验原则才能有别于过往的“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并最终得以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起到废止“洋八股”、少唱“空洞抽象的调头”和迫使教条主义“休息”等方面的功能。[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及至被抽象化的联共(布)历史内容与中国实际真正的“紧密结合”，《党史》随即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政治坐标。
毋庸讳言，毛泽东自延安时期以来对于《党史》的“历史”期待，确系从历史客观性和政治功利性的双重视角着眼，旨在据以丰富中共自身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再就毛泽东的阅读行为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实践性阅读过程，既表征出创设具有客观现实性的政治策略与操作手段的可能，也彰显着中共领导人务实而又辩证的联共(布)党史观念。具体而言，前者典型反映于党的系列教育活动，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后者集中彰显于中共历史经验总结，尤其是“党书”编撰方面。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毛泽东也许从未秉承过历史学家的研究理路，即从学理层面探究联共(布)“客观历史”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而是立足于满足或契合中国革命客观实际需要的政治发展维度，着力凸显甚至是放大《党史》的社会政治功能。换言之，毛泽东的本意并非是为了推动《党史》的历史知识或相关史实在中国的普遍认知或横向移植，借以简单地开展历史经验教育和实施政治理论教化，而是着意于通过一个政治实践性的历史阐释以及学习运动，来发掘它在宏观层面蕴涵的历史叙述功能和政治建构价值，据以关照中共的客观现实和折射中国革命的未来。更何况，《党史》也确实是一部源自联共(布)的经典的“政治历史”教科书范本，远非一般规范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而毛泽东所看重的也正是其中“集中了并以一般化了的形式表述了布尔塞维克党全部伟大的历史经验”[注]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解放》1939年第69期，第5页。 。
言及至此，统观毛泽东对于《党史》的历史释读，确实“缺失”了最为基础性的内容——联共(布)历史史实。是无意中的忽视？是刻意的回避？抑或简单的省略？显然，这三者均不具备解释力和说服力。实际上，造成联共(布)历史史实“缺位”的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对《党史》采取了类似哲学家们的历史分析态度。因此，从本质意义上看，毛泽东在解读《党史》过程中的历史史实并未“缺席”，而是基于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抽象表达其宏观背景与微观史实的基础上，着重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本质规律和经验总结(当然也包括斯大林领袖权威建构的政治技术，以及苏共党内斗争的经验启示)的中国“在场”，以期借助于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实践化运动，为中共解决历史与现实问题提供一套系统化方案。若就其价值功能而言，经由对《党史》历史史实的凝练表达与抽象概括，毛泽东可以藉此超越一党一国以及一时一地革命实践、历史经验和方法理论的特殊性或局限性，转而从一般普遍性层面发现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普遍规律和基本方法。甚至，毛泽东还能够借此实现对于联共(布)党史的“历史”重构和创新表达，一方面在中共党内确立《党史》独一无二的文本权威，另一方面也据以创设一套契合自身需要和中共实际的党史解释系统，为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树立党的领袖权威、建构中共政治话语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奠定历史的、理论的和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二
更进一步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实际上还意味着对中共意识形态解释体系的重构。但重构并不是简单的背离或否定，而是遵循着“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 。那么，何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满足“中国化”意识形态重构的“实际”需要呢？要言之，它既要能够推动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去圣化，还要能够实现自身理论体系的创新化和系统化。针对上述要求，毛泽东给出了看似矛盾却实为客观的答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材料”，学习列宁、斯大林“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 。其实，无论是从党的建设(尤其是党内斗争)的角度来审视，还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来考察，作为一本兼具“历史”与“理论”双重文本属性的“政策和策略的模范”[注] [苏]加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统一的、整个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9年1月号，第5页。 ，《党史》不仅提供了“俄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创设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和时代化的路径参照，这二者均为毛泽东所重视和需要。换言之，《党史》以其特定的“社会主义意识”赋予功能[注] 《斯大林同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解放》1941年第128期，第28—32页。 ，为毛泽东提供了最具有政治道义性的历史叙述，同时也是最具历史和理论合法性的权威表达。基于此，开展以《党史》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学习运动，毛泽东和全党既“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的”，而且还能够“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并最终达至“武装自己”和“打击敌人”的革命目标[注]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408页。 。
一方面，从显见的事实来看，在1938年《党史》出版的前后，中共因由革命战争而遭受严重损失的组织力量，在短期内获得急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组织、思想、作风等方面的党建问题也日渐凸显。[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6—467页。 至于解决之道，中共主要是通过开展理论教育、历史教育和干部教育等方面的“学习运动”，据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知识，以及灌输行之有效并且可以直接镜鉴的域外革命经验。如前所述，《党史》作为“全世界”从未曾出现过的俄国革命胜利经验的“完全的”总结[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 ，无疑是毛泽东和中共首选的学习对象。另一方面，从内在的隐忧来看，中共不管是因应现实中的革命斗争任务，还是总结过往的历史经验教训，二者均指向一个亟待解决的历史性难题——去除党内长期以来将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共产国际指示绝对化的错误做法，消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带来的消极影响。对此也许有人会质疑，源自斯大林主导、联共(布)中央审定和共产国际极力推荐的《党史》，还有可能作为毛泽东消除党内留苏派的负面影响，以及独立自主推进党的建设和革命运动的范本吗？甚至，从“后知后觉者”的角度看，这难道不是以新教条来反对旧教条，以新的历史书写去置换旧的经验指示吗？事实上，客观的历史事实与内在的政治逻辑均非如此。《党史》文本虽然客观存有多方面的问题，但毛泽东所看重的并不是它对联共(布)历史的具体叙述，而是钟意于编撰者对之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注] 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解释和说明：(1)联共(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党的正确指南；(3)为什么我们国家是列宁主义故乡？(4)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规律。参见[俄]罗伊·梅德维杰夫：《斯大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2期，第67页。 。该“说明”既代表了斯大林编撰《党史》的初衷，也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的“历史”诉求和“革命”需要[注] 许冲：《“历史”的选择与革命的建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探因》，《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第79—83页。 。究其缘由，它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简洁明了地融入了《党史》，而且还对俄国革命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且还通过极具权威性的历史叙述、组织推介和国际宣传，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互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上述种种，无不为中共所欠缺并看重，而后者同时还寄寓了毛泽东更为深刻的政治(理论)期待。
如前所述，毛泽东之所以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审视《党史》，就其初衷(也是前提)而言，是为了寻求和建构中苏两党相似相同的历史基点，据以关照中国革命实践。而当该初衷与前提辅以达成，政治家们就可以实施历史的对接，借以最大限度的释放异域历史的社会政治功能。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正是毛泽东推进《党史》与中共历史直接“对接”的重要尝试。其间，他所作的《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主要的立论依据就是《党史》“结束语”和斯大林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根据二者所确立的俄国革命经验原则，毛泽东在不足5万字的报告陈述中，先后就中共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历史设置了358个问句(平均每千字中含有7个问题)。其中，既有宏观指向性的问题，如俄国革命经验“对我们党怎么样呢”“我们的历史怎样呢”等，也有微观指向性的问题，如1921年“可不可能建立中国共产党呢”“为什么要提出整顿三风”等[注] 《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内部资料)，1967年，第294—303页。 。对于上述问题，毛泽东从俄国经验原则的逐条阐释和历史佐证出发，或系统说明中共21年历史发展的结果为何“是个布尔什维克党，但还讲不到‘化’”[注] 《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第294页。 ，或具体分析中共在每个历史阶段的斗争事实、存在问题、思想分歧以及经验教训，个中涵括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等多个方面的重要内容。而经由358次的置问与释答，无论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原则，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相互之间也得到了历史的与理论的“互证”。甚至可以说，如果说《党史》为毛泽东关照中共党史创设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前提，那么中共党史实际也同时为《党史》提供了详实的“中国版”历史说明和经验对照。相应地，基于此次会议的重要尝试，毛泽东不仅成功实现了《党史》与中共党史的直接对接，同时也揭开了中共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序幕，为俄国革命经验原则在中国的实践化，既创设了历史前提，也夯实了政治基础。
基于上述梳辨，我们不难发现：延安时期毛泽东寄寓《党史》的政治历史诉求，并非只是“为了党史而党史”，而是要与党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发生多维关联。毛泽东对《党史》中的历史史实与经验教训的辩证处理以及实时应对，实际从未止步于一般化的历史抽象，而是谋求积极介入客观的政治实践领域，借以发挥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社会政治功能。事实上，作为反映毛泽东政治历史观生成逻辑理路的高级阶段，它同样还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实践化进程，而历史的对接、实践的嵌入和文本的书写，则是构成该进程至为关键的步骤和策略。
既如前文所言，毛泽东对《党史》的“历史”姿态和“政治”旨趣已然明确，那是否意味着人们对此已经达成了历史共识呢？事实并非如此。因在既有的认识与评价当中，或是鲜有论者论及“政治历史”问题，或是将其简单界定为“为政治而历史”的简化，甚至还有人秉持整体性否定态度，认定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之所以强调要学习《党史》，只是摆个象征性的姿态给斯大林看看而已，中共领导人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要刻意抵消《党史》对中共的影响。[注] [美]雷蒙德·F ·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杨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7、129页。客观地说，上述判断既不符合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对《党史》的学习“中心的材料”的政治理论定位[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 ，也无法说明日后它何以能够以成为中共制定、宣传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策文本依据，更无法解释它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不容置换的理论及实践的范本角色。[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换言之，无论是从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和国际主义的道德情感出发，还是从所谓的毛泽东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出发，上述认知与评价既无法直接回答中共学习《党史》的历史缘由，也无法厘清毛泽东读解论析《党史》的价值诉求，更妄论科学揭示其政治历史观念的生成逻辑了。事实上，上述种种至多能够说明1939年王明宣讲《党史》的政治热情[注] 王明：《学习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新中华报》1939年5月26日。 ，甚至对于任弼时为何身在苏联却有率先倡导学习《党史》的“先见之明”[注] 《任弼时研究文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页。 ，以及毛泽东缘何一再向党的干部推荐这本他“已读了十遍”的“好书”[注]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段》，载于《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1985年，第157页。 ，恐怕都无法简单道出个中的原委。有鉴于此，下述两个看似对立却又统一的历史分析，或许将是更为切近实际和符合逻辑的解释。
既然如此，那么在毛泽东的“历史”视域中，《党史》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它又应当成为什么呢？1939年5月20日，基于开展党内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将《党史》确定为党内需要长期学习的“学问”[注]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4页。 。随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党史》又被界定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804页。 ，毛泽东强调它应当成全党学习的“中心材料”，而且“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注] 《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第56页。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党史》在其提交的会议报告中，再次被确立为“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的中心材料[注]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 ，并被用来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不仅如此，在1942年2月8日召开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将《党史》结束语化作警示和区分党内外斗争及其方法的经验根据。[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5页。 1944年3月5日，为了阐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等问题，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指示，强调要学习《党史》中的“世界革命的经验”[注]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3页。 。及至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中高度评价《党史》：“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注]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上述有关《党史》的评定，不仅没有发生重大修改或重新表述，甚至还会同《列宁主义基础》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篇论著，一并构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和“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结合”，作为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核心内容，进而作为表达中苏“伟大的友谊”的鉴证，写入毛泽东纪念斯大林的文章[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05页。 。由此可见，自延安时期以降，毛泽东所述及的《党史》历史内容及其彰显的价值诉求是多维的，但究其中心要点，始终专注于俄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等经验性内容，以及联共(布)践行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命题的普遍方法论。
三
众所周知，1938年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特定的“历史时间”，同期与《党史》出版“不期而遇”的重大政治理论事件，当属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其实，毛泽东早前在讨论唯心主义问题之际，就从哲学上论证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当性。而经由此次讨论，毛泽东认定：在由具体的俄国起源升华而来的列宁主义当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粹而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注] [美]雷蒙德·F ·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第48页。换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列宁主义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的普遍性对中国革命是积极有效的，而特殊性的一面，应当被抛弃或者被(中国)具体的特殊性所置换。及至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之所以全力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在内容)与“词句”(外在形式)之根本差异，实则是为了更进一步地强调：中共既要掌握经典作家“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也要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并将之“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据以在中国革命中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理论课题，仅凭毛泽东讲授与苏联哲学教科书有师承关系的“辩证法唯物论”是不够的，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也在此次会议上被提出来：长期“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和“外国革命史”[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主要是联共(布)领导俄国革命获得成功的历史经验)，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此举是为了总结、积累和镜鉴域内外的历史经验，借以关照党的建设和革命斗争，但其最终的目的却并未停留于经验性的社会历史诉求层面。
狠抓落实 以优异成绩向新时代献礼 ..................................................................................................................1-1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使用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不仅如此，如果从延安整风运动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党史》也确实深深嵌入与之关涉的每个政治实践领域。即便在早前开始的延安干部教育运动中，它也已构成为“甲类干部”(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或“中级课程”在职学习的“必修课”[注] 《中国现代教育文选(修订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87页；《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8页。 。此后，经由《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重要文件的具体规范和贯彻执行，在党内已然形成了专门化和制度化的《党史》学习机制。及至1942年中共中央发布“四三决定”，《党史》随即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解决“长时期的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的问题”的必读材料[注]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其“中心的材料”的地位被进一步巩固。特别是，在《中央直属系统四个月研究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下发以后，中共中央还就“联共党史结束语”的学习实践作出具体部署：一是在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阶段，用时三个星期学习《党史》“结束语”的第二条内容；二是在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阶段，用时两个星期学习《党史》“结束语”的第三至五条内容；三是在综合研究阶段，用时三个星期学习《党史》“结束语”的全部内容。[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93—394页。 再至延安整风运动的总结阶段，《党史》继续构成“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以及“配合审查干部”的重点学习内容[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75—176页。 。可见，无论是作为整风运动内在的政治逻辑及实施策略，还是作为整风阶段性乃至全局性的必读文献，《党史》均已深度嵌入延安时期党的政治生活，并且实际形塑着党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理论实践。客观地说，延安时期几乎没有第二个域外文本可以媲美《党史》，因其影响既曾深刻作用于当时，亦曾特别彰显于日后。
再从基本政治功能维度考察，毛泽东自身学习并极力推进全党《党史》学习运动，其意义又绝非仅限于政治实践领域，在政治理论层面的影响实际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针对此点，仅从延安时期党的政治权威的文本建构过程即可见出。如果说《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只是整风运动期间阶段性、策略性的党史文件汇编与整理，被用以总结历史经验、开展党内斗争和整顿党的三风，1945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世，当属中共历史上划时代的“党书”编撰。究其缘由，从文本编撰本身而言，它由此确立了中共党史的叙述逻辑和解释体系；从文本政治价值而言，它奠定了延安整风以及中共七大所确立的政治权威的历史基础，甚至规范了中共未来政治发展的路径格局。寻根究源，上述重要党史文本的生成，均与《党史》及其作者的政治逻辑相互契合，特别是编撰者所主张的“为政治而党史”“为政策而理论”“为普及而灌输”的党史编撰逻辑。[注] 许冲：《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逻辑及其影响——基于中共领导人政治实践性阅读的考察》，《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第120—125页。 如此“似曾相识”的历史书写，既不是文本编撰技术上的雷同，也不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巧合，而是反映了政治家们对于“历史”的政治功能之共同期待。换言之，参考《党史》重新编撰或书写中共党史文本，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创新价值外，它还具有一项至为重要的现实功能，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政治家们所看重，因其既有助建构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亦有助于镜鉴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同时还有助于掌握党内斗争和对敌斗争的方针与技术。所以说，整体考察毛泽东政治实践性阅读《党史》的整个进程，对历史史实的抽象仅是为了实现对联共(布)党史的历史重构，藉此形成一种切合自身需要和中国实际的政治表达(经验性的和方法论层面的)；而将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方法原理与中国革命历史对接，则是为了将其付诸于政治实践化的革命运动，推进《党史》与中共党史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积极融合，据以指导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和革命实践；而当上述目标达成，依据《党史》的编撰逻辑重新书写中国化的党史文本或政治文献，并适时地将其拓展至党政教育系统和国民教育序列，则有助于推动新的政治权威、理论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逐步创立。至此，毛泽东阅读《党史》的“逻辑和历史的一致”目标得以实现，[注] [美]约翰˙布莱恩˙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第178页。 而极具时代特质的政治历史观也渐趋成型。
综上所述，作为深谙中外历史文化精髓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政治理论家，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方法论已是驾轻就熟，对于中苏两国两党革命历史发展的政治逻辑也早已了然于胸。毛泽东对于《党史》的辩证审视，实际彰显了他作为一代政治家、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政治历史智慧，同时也集中反映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历史观。一方面，从本体论层面看，毛泽东对于“什么是联共(布)党史”的命题，主要强调《党史》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也是反映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的”历史经验总结，同时还是中国革命建设可资借鉴的历史“范本”。另一方面，从实践论层面看，对于“如何对待联共(布)党史”的命题，毛泽东秉持着整体肯定的态度和以我为主的学习旨趣，强调既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批评创新的历史视角，又要对其展开循序渐进的政治实践性学习活动。[注] 许冲：《苏联经典教科书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性论析——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考察》，《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38—47页。 也正是基于上述政治历史观念，毛泽东借助《党史》检讨了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既成功廓清了党内俄化概念和理论思维的消极影响，也顺利掌握了解释和重构中共意识形态的权力，并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命题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了自身理论体系的系统化。不过，在经历了上述作为政治实践性命题的历史探寻之后，本论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学术范式性的反思阶段，实因政治家的“历史”选择和价值判定，往往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时间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党史》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建设之深远历史影响，又绝非仅限于一人一事或一时一域，理应在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时间维度，就其对中共政党文化、发展模式和制度建设的多维影响，予以审慎的历史检视和辩证的理论反思。
另外，由于指挥员缺乏对实际战场的了解，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伤亡。冯仁昌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但我军很多士兵都是乘着坦克前进的。当时有上级下令，要求战士们将腰带绑在坦克上，这样可以随着坦克来机动。但是越南军队使用了高射机枪，在山头上对我军进行扫射。由于腰带来不及解开，很多士兵被打死在车上。”
On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Mao Zedong ’s View of Political History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
XU Chong
Abstract : The historical view of professional revolutionists often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political practice. So the professional revolutionists, different from historians and better than philosophers, are good at interpreting history in a philosophical way by which to learn the experiencecs and lessons as well as methods of “seeking truth for use”. As far as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concerned, Mao Zedong’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 is of the most typical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its specific performance, Mao Zedong’s abstract expression o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is actually the “presence” of China, which highlights the universal rules and empirical principles of Russianization of Marxism; In terms of its value, this reading practice not only meets multidimensional “historical” appeal and “revolutionary” need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meets the political adh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bedding revolutionary practices, and writing texts of the Party history; Moreover, Mao Zedong’s historical view of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generated by the above logic highlights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political history".
Key words : Mao Zedong;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 view of political history; generative logic
作者简介： 许冲，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与中苏关系史(E -mail: zsuxuchong @163.com ；广东 广州 5106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苏联经典教科书及其对中国教科书的影响研究”(18BDJ 027)。
收稿日期： 2018-12-28
中图分类号： A 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398(2019)03-0005-08
【责任编辑 龚桂明】
标签：毛泽东论文;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文; 政治历史观论文; 生成逻辑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