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条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条件论文,稳定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思想家和学者对于政治稳定问题的论述是非常丰富的。一些看似平常却不易回答的问题长期成为他们讨论的议题：何为政治不稳定？为何发生不稳定？怎样制止或者延缓不稳定的发生，等等。古典的和传统的思想家、学者侧重于对政治不稳定进行法律上和制度上的分析。在亚里斯多德、柏拉图、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洛克等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这方面的精辟论述。继而，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不稳定的深层社会原因，把社会经济基础、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理论模式引入这一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西方现代社会学学者（韦伯是代表人物之一）的研究与发现，是这一潮流的典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的见解是互相对立的，他们却都将目光集中在社会结构（经济的和组织的）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上。仍然有许多当代学者在他们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
概括的说，上述分析与研究可以统称为“政治稳定或不稳定的物质条件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的关注点，是产生政治不稳定现象的有形的、外化的、客观的条件。法律、制度、阶级、经济地位、社会组织不都是这样的概念和范畴吗？
另有一些人不满足于对政治不稳定仅仅作物质条件上的解释（其原因我将在后文中说明），他们开辟新径进入人们的主观领域，对暴力攻击、动乱和革命等现象进行社会心理学分析。对政治不稳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侧重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做出反抗、侵害、攻击、暴乱乃至革命的行为。对此，有三种不同的理论。
第一种理论假设“攻击是人的本能”，我们可将它称为本能理论。弗洛伊德假设人类有一种对死亡的反抗本能；劳伦斯（Lorenz）将破坏和攻击行为解释为“求生存的本能”，他假设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攻击的冲动，“它无法克制地周期性发泄”（注：弗洛依德的观点见Sigmund Freu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London.1930.劳伦斯的观点见Konrad Lorenz.On Aggression.New York.1996.）。尽管至今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理论（倒是有不少否定证据），它的倡导者却经常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对人类的集体和个体的不稳定行为的分析上。例如，较远的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本质和特征的论述以及稍近的涅博格（Nieburg）关于人类的凶残、 血腥和不可控制的暴力行为能力的论述，都明显地以本能理论为基础（注：涅博格的观点引自HL Nieburg.The Threat of Violence and Social Chang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December 1962.P870。）。
与本能论相反，有一种观点（主要为儿童和社会心理学家们持有）认为，攻击行为是或基本上是后天习得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学习理论。研究发现，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某些攻击行为不仅是行为者后天习得的，而且经常被用来作为实现特别目的的策略。比如，儿童用过分行为吸引他人注意力；成人以反抗和攻击表达控制的欲望；这种把暴力和攻击行为假定为后天习得、理智选择并冷静使用的“手段”的理论，在许多新的经验研究中得到运用。帕森斯（Parsons ）试图将暴力攻击行为置入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理论模式中，把暴力的使用看成是一种被行为者用来实现消灭和惩罚目的或显示他的行为能力的方法（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force in Social process.载于Harry Eckstein ed.Internal War:Problems and approaches.New York 1964.P34-35。）。斯通（Stone）则批评了将暴力冲突解释为社会动荡的副产品的观点，强调暴力攻击是一种“特殊的、经过专门设计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注：斯通Lawrence Stone.Theories of Revelution.World Politics.January 1966.P161。）。
第三种心理学理论将暴力或攻击诠释为对挫折的反应（responseto frustration）。可称为挫折—攻击理论。挫折会引发有目标的行为。暴力攻击是被设计好了、用以伤害（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它所指向的人们的行为。当人们受到挫折时，会倾向于作出攻击性行为反应，这是人的生物禀性。对于任何导致挫折的现象，人们都有内在的攻击倾向，而学习能将这种倾向调整：造成挫折的原因、攻击反应的方式、由于担心报复而作的自我抑制以及适合的攻击目标等等问题都在学习的过程中得以调适和修正，然后被重新定义。这一切都典型地发生在、但却不仅仅发生在社会化过程中（注：挫折—攻击理论摘自Ikuo Kabashima andynn T White Ⅲ,ed.Political System and Change,Princeton 1986.P144—145。）。
挫折—攻击理论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和构建，而且，与其它理论相比，它在经验研究方面也有较丰富的支持。更主要的是，挫折—攻击理论包容了其它心理学理论的业已获得接受的观点。它是迄今为止社会心理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政治不稳定问题进行研究而得出的最丰富的成果。它为人们在对政治稳定进行物质条件研究的同时进行社会心理条件的研究提供了较完善的理论模式。
本文的目的在于：（1）阐发这一理论的意义；（2）将它运用于政治实践分析；（3）指出它的缺点。
理论模式
挫折—攻击理论对政治稳定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提出了“恼怒的内驱属性”（drive properties of anger）概念。 根据伯考维兹（Berkowitz）的分析，对挫折的意识会唤起恼怒， 而恼怒具有内驱力或内驱作用。攻击行为一般不会发生，除非被外部情景（条件）激发。攻击行为一旦发生，它就成为恼怒的最适当、最满意的发泄方式。认为攻击具有内心满足作用并不与攻击是习得或是有目的的行为这一理论矛盾。决定着个体或集体攻击行为的时间、形式和目标的情景是通过学习得知的，同样，人们也通过学习来建立根据挫折的程度作出适当的攻击反应的习惯。受挫折的感觉可能产生于对社会整体的非常理智的分析和思考，而政治领导人或组织者也能将追随者的恼怒引入理性和有效的运用。如果恼怒的程度有足够地强烈并且持续不断，它就会产生自动的内驱作用。导致理性和高效的攻击行为的发生，最终完成了恼怒的发泄。问题的关键在于，动乱行为的理智化和组织化依赖于因挫折而产生的恼怒的存在。集体的动乱行为可以是理智的阴谋家精心策划的结果，而普通参加者则更多地具有从中获利的期望。挫折—攻击理论表明：民事动乱行为几乎总是具有强烈的欲望或情感基础，它对于社会体系的作用和力量主要取决于它所调动起来的人们的恼怒的范围和强度（注：伯考维兹的观点引自Leonard Berkowitz.The Concept of Aggressive Drive: Some Additional Considerations. 见于他编辑的 Advances
in Expermental Psychology.Vol.Ⅱ,New York 1965。）。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清楚哪些变量（因素、条件）影响和决定着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攻击行为的烈度。泰迪·古尔（Ted Gurr）将所有与攻击和暴力有关的变量分为两大类：一是决定着恼怒程度的变量，二是决定着外化的动乱行为的可能性及其烈度的变量。前者被他称为煽动变量（instigating variables ）， 后者为调整变量（mediatingvariables）（注：古尔（Ted Gurr ）是非常有建树的社会心理学者，本文有关相对剥夺的理论主要参考了他的论文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Civil Violence，载于IKuo Kabashima,ed,Political System and Change。）。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理论核心概念被引入了，这就是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相对剥夺是决定着个体和集体恼怒程度的变量。政治不稳定的社会心理前提条件是相对剥夺的存在。按照古尔的定义，相对剥夺是价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 ）与价值能力（value capability）之间的差别。
价值期望是人们认为应该得到的生活条件和机会；价值能力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和保持应该得到的生活条件和机会的实际能力，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实际得到的生活条件和机会。需要指出的是，价值期望是“合理的预期”，而不仅仅是预言和梦想。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际所获得的生活条件和机会低或远远低于他们所期望得到的生活条件和机会时，他们就会产生被剥夺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剥夺是希望与现实的脱节。但是要注意相对剥夺一词中的“相对”二字，这实际上是说，人们的被剥夺是一种感受，是相对于人们的期望而言的，换句话说，一个已经获得了比从前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机会的人一样会有被剥夺感，一个总体上不断发展的社会一样会产生相对剥夺。至于哪一种价值与相对剥夺的产生更有关联，则完全取决于有关的个体和集体的生存状况。
相对剥夺概念与挫折—攻击理论是相容的。挫折的产生首先有产生挫折的局面或环境，或某一社会体制成为某一类人的生存障碍。其次，相关的个体和集体必须认识到这种局面的存在。相对剥夺是一个关于人们对自己生存和发展障碍的认识和感受的概念。
还需要指出的是，相对剥夺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一定的集团、阶级、阶层往往会将某些社会条件，如一个政党突然被取缔，通货膨胀暴发，或一个集团的社会地位下降，等等，看成是不公正的剥夺现象。这些能够产生群体挫折效果的社会条件与那些仅仅对某些个体产生挫折效果的社会条件，如个人经营失败、升职期望落空，是有明显不同的。个人的挫折和个体的相对剥夺只产生个人的过激行为，一般不会引起整个社会不稳定。
将上述分析小结一下，我们可以得到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社会大多数成员产生相对剥夺的可能性是社会不稳定的先决条件；由此而推论，相对剥夺的程度越高，社会紧张程度越高，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越大。这一命题可以用图解的方法加以说明（注：图表采用自Rod Hague.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London.1992.P73。）。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当被剥夺的感受被社会成员广泛认同，并且，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的背离加剧时，政治不稳定最有可能发生。对于政治统治者来说，非常危险的情况是，一方面人们的期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政府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期望的能力却不断下降。更糟糕的是，统治者为了获取政治统治的合理合法性，又继续向已经不满的人们许下将来美好生活的诺言，但是又无法实现。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甚至设计了一个最危险的局面：一个实行专制却无效统治的政府，为了摆脱困境，推行改革并“预报”了美好的未来；可是，一旦这个美好未来变得不现实时，忍耐已久的被统治者终于变得无法忍耐。倡导社会改革的政治统治者假如不想把自己改革出政治舞台的话，他们必须格外小心（注：引自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P72。）。
相对剥夺理论对政治稳定问题研究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它揭示了一个道理：人们关于自己生活条件的评估比生活条件本身更有意义。人们的评估如果以纵向比较的方式进行，他们会问：同以前相比，我是否活的更好？这意味着只要生活条件没有贬低，艰难的贫困生活和大量的不平等现象一般不会引发政治动乱。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起义、暴乱和革命是如此“稀有”。
人们对生活条件的评估也会建立在横线比较的基础上：尽管我生活的比从前好，但我的生活的改善却远远低于他人生活的改善。这样的情况会给政治统治者造成许多麻烦，政治不稳定会被一些平常人们能够容忍的所谓小事引发。这使得许多政治统治者和改革家自己也疑惑：我们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他们怎么还是不满足？
相对剥夺理论仅仅基本上解决了社会心理学者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即决定着人们的恼怒程度的变量问题。这受到下面的诸多因素的影响。
第一，社会惩罚和报复的作用。许多经验的研究表明，攻击和动乱行为会因为人们对社会惩罚和报复的忧惧而减少甚至被完全阻止。有趣的是，社会心理的研究也同时表明，如果动乱由于对社会（政府）惩罚和报复的忧惧而被阻止的话，人们的恼怒加剧。
第二，恼怒发泄和转移机制的制度化的作用。有理由相信，动乱行为的发生可能性和动乱的强烈程度，与是否存在容许非暴力的敌意的自由表达社会机制有关。一个社会对非暴力的自由表达越宽容，其发生政治动乱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发生，政治不稳定的程度也越低。
第三，认识因素的作用。挫折和恼怒的形成、外化过程本身也是社会成员的认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形成一些信念和经验。这些有关动乱行为的信念和经验反过来又在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动乱发生的可能性和烈度。人们否定动乱的信念和经验越强烈，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发生，其程度也越低。
第四，社会支持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某些社会环境鼓励着外化的攻击和动乱行为。群体心理研究表明，个体在人群中会变得十分大胆，他们的群体行为与他们的单独行为大不相同。人群会在三个方面给实施动乱行为的个体以支持：（1 ）提供力量支持。处于紧密结合人群中的个体可以从他人那里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因而更倾向于将恼怒和不满外化；（2）提供对社会惩罚的保护。群体显得比个体更能够减少对社会惩罚的忧惧，人群也为其中的个体提供隐姓埋名的机会；（3）提供攻击行为的暗示。 从恼怒到外化的攻击——动乱行为，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动的过程，研究表明，恼怒的外化行为大都是由暗示引起的，暗示可以是某种行为模式，也可以是某个场景，个体在人群中最容易受到暗示。
至于政治不稳定的形式，主要跟相对剥夺的范围有关。群众的相对剥夺往往导致大规模、无组织的政治动乱，但烈度不强。而社会精英的相对剥夺倾向于外化为高度组织性、高强度的不稳定活动。
如果将上述决定着政治不稳定的发生和强度变量与相对剥夺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图表，它简洁却系统地描述了社会心理学政治稳定理论（注：本图转引自Ikuo Kabashima,ed.Political Systemand Change.P147。）。
理论的应用与评价
社会心理政治稳定的理论试图发现人们参与集体动乱和革命的内心起因：为什么有的人政治感受强烈，以至于他们情愿花费时间、金钱、精力，甚至生命来寻求社会变化、变革？这一理论的焦点是政治不稳定的个体条件，它的提出和完善满足了人们一种能够弥补其它政治理论的缺点的、新的研究方法的要求。在它之前和同时，已经有一些政治革命和政治变化的理论，如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和历史比较理论，但是无论哪一种理论也无法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政治不稳定作出十分令人满意的解释。
社会心理学政治稳定理论构建和完善于60—70年代，而伊朗革命是社会心理学政治稳定理论模式形成以后的第一场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革命。人们很自然地会用这一革命来验证现存的政治稳定理论。
1979年，一个年高76岁的老年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取代已经出逃的巴列维国王，掌握了伊朗国家权力。如何理解并且解释这一场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感到突然的革命呢？
将伊朗革命解释为一场阶级斗争或阶级革命似乎理由不充分。革命中对立双方的阶级矛盾和差异不十分明显，领导革命的宗教领袖们本身就是上层社会的组成部分，而由于革命的参加者非常广泛，更加难以分清他们的阶级界限。伊朗革命是一场伊朗社会各阶级共同参加的、反对巴列维国王统治的社会运动。是否可以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模式，将伊朗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的无效或政治系统无法维持与政治环境的平衡？实际情况是：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比伊朗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政治统治都更有效率。巴列维国王不仅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了政府、官僚机构，还广泛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和教育制度，逐渐改善或减轻了阶级对立局面。在执政期间，巴列维国王建立了警察和秘密情报组织，对伊朗社会进行严密有效的监控。巴列维本人和主要的高级政治领导人比历史上任何政治统治者都与社会下层接近。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大规模激烈游行示威（巴列维就是这样被推翻的）的事实来说明，伊朗人民的生活低下，伊朗社会极其不公正？有资料显示，在巴列维统治期间，依靠石油和天然气的高收入以及美国的支持，伊朗的社会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改善；由于伊朗政府提倡社会改革，社会下层人民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妇女和贫民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
社会心理学的相对剥夺理论对伊朗革命有较圆满的解释。巴列维国王统治的合理合法性的基础有三个：一是国王拥有的传统权威；二是他执政期间（也就是60年代和70年代），伊朗由于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发展，经济增长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改善；三是伊朗政府倡导亲西方的社会改革。然而，置他于死地的也正是这三个因素。
伊朗有深厚的伊斯兰教文化基础，国王的传统权威与宗教领导的精神力量比较起来，不占多少优势。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巴列维国王致力于政教分离。可是直到跨台，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非但如此，政教分离政策还造成了一个与国王直接对立的教士集团。伊朗宗教领袖人物霍梅尼曾因反对国王的土地纲领和宗教改革被放逐。伊朗伊斯兰教会经营商业市场，通过它搞信贷、投资、办学、社会救济等，国王发动反投机运动，触犯了教会的利益。巴列维国王主张妇女解放，废除面纱，让妇女接受教育，与男子一样可以担任公职，招致守旧的宗教人士的不满。此外，在城市中出现的影剧院、酒店、夜总会等等，宗教界也普遍认为是触犯伊斯兰教旨的。国王同宗教势力的矛盾非常尖锐。
伊朗原是个比较落后的农牧业国家。巴列维国王为争取国家利益，同英、美、法、荷的石油公司组成的财团谈判，使伊朗石油收入的份额由原来的18%提高到50%（后来又增加到55%、75%）。1973年7 月，伊朗宣布收回租借地的石油勘探、开采、加工管理和设备使用的权力，这实际上等于收回了石油资源的主权。巴列维还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率先提高油价，伊朗的石油收入因此增长4倍。1974年， 伊朗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面对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国民收入，巴列维向人民许诺：要进行国王和人民的革命，把西方最现代化的工业技术引进国内，建立一个繁荣的、现代化的伊朗。然而，随着60年代和70年代初建立在石油、天然气开发和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增长高潮的过去，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开始影响伊朗，严重的打击了伊朗经济，伊朗政府的许多经济计划和指标无法实现，人们的怨言有增无减。
巴列维国王是一个社会改革的倡导者，而他的改革与6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同步进行的。1963年，巴列维开始推行名为“白色革命”的改革，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土地改革。改革的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组织。经济的增长使得大量的乡村人口（农民和牧民）离开土地和草场，涌入工厂、城市。伊朗革命之前，大约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居住在城市（注：引自 Rod Hague.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P80。）。广泛的社会改革使这些“新居民”们充满希望。这些人是改革最热烈的支持者、最大的获益者，也是后来的国王统治的推翻者。70年代的石油经济危机不仅破坏了伊朗政府的改革计划和经济建设，也破坏了成千上万的人们的被改革和经济增长所刺激起来的对未来的美好期望。革命前夕，伊朗社会存在对国王及其政府的不满情绪，人们普遍具有挫折感。他们认为自己理应过得更好，换句话说，相对剥夺现象在伊朗社会非常严重。巴列维国王的合理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一旦来自有着深厚文化和宗教基础及严密组织体系的僧侣集团，同时，全国又充满群众性的不满和恼怒时，巴列维国王的政权就命运已定了。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创造的机会和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被改革刺激起来的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当巴列维国王不再能创造经济增长，不再能不断开出改革良方时，他就给自己的政治生命划上了句号。
当然，仅仅用一种理论模式去解释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想法是很幼稚的。伊朗革命值得学者们作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伊朗革命值得学者们作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伊朗革命的意义也许要等到更长时间以后才能被人们充分认识。但是，有一点是勿用置疑的，这就是，以伊朗革命为例，我们可以说相对剥夺理论是解释政治不稳定的方法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8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政治风波。客观地说，那一次又一次游行、示威对多数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进行情感渲泄。被80年代初改革的口号和成果鼓动的情绪高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其他阶层），经过比较，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机会和条件，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别人（“官倒”之类），相对剥夺就已经普遍存在了。尽管，平心而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存机会在80年代是绝对提高和增多了，可是，政府的合理合法性并不比以前强大，因为人们的要求和期望也随之升高了。
结语
社会心理学者在建立社会心理学政治稳定理论时并没有准备将它取代其他理论。相反，许多关于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都或多或少强调了其他理论的重要性，或者对其他理论有某些依赖性。正因为如此，许多研究者宁愿把社会心理学政治稳定理论称之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新想法、 新概念”（注：见David Aberle.A Note on
RelativeDeprivation Theory,载于Sylvia thrupp,ed.Millennial Dreams inAction:Essays in Comparative study,The Hague 1962,P209-214。）。应该指出，这些“新想法、新概念”仅仅与政治不稳定的发生的可能性及其程度有关，而与政治不稳定的过程无关。也就是说，社会心理学理论仅仅揭示了政治不稳定发生的诸多个别心理条件，但却很少涉及政治不稳定的形式，也没有解释和描述政治不稳定的发生过程。这一理论的建立，毫无疑问地丰富了人们现有的对政治不稳定的解释和描述。客观地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理论意义上的开拓性；它使研究者进入了政治不稳定的主观心理领域。
但是，这一理论也有缺点。有许多关键的问题有待于回答。什么人的挫折和恼怒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大？为什么有时候相对剥夺会引发政治动乱，而有时候却不？一般动乱为什么以及怎样转变为政治革命？为什么政治动乱、政治革命等政治反抗活动有时会被统治者容易地镇压或化解，而有时候却不？
由于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很显然，社会心理学政治稳定理论在解释政治稳定和政治变革方面是不足够的，尽管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政治稳定条件的有趣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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