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唐诗风对宋诗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晚唐论文,试论论文,宋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承五代余绪，建国之初，文风不振。当政权巩固，想到要建立自己的文学风貌“宋调”的时候，却发现在前面横亘着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唐诗。于是，他们一方面努力向唐诗学习，乃至撏撦剽窃（注：宋刘攽《中山诗话》载：“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敝，告人曰：‘我为诸馆撏撦至此。“又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十《诗话》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努力塑造宋诗的面貌，形成“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688页）的时代风格。
唐诗以盛唐成就最高，李白、杜甫双峰并峙，光耀千古，中唐以后，即日渐卑弱，至晚唐，虽然有杜牧、李商隐等异军突起，已经无复盛唐时的恢宏之气。但是，宋人喜爱和学习模仿得最多、对宋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最大的却是中晚唐诗。南宋后期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法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语，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1]（688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尤其是晚唐诗，从建国之初的西昆诸子到南宋后期的“四灵”和“江湖诗人”，许多人都对之情有独钟，效之不遗余力。其中，虽然也受到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家的反对，但并未消减晚唐诗歌的影响。
诗歌发展到盛唐，可以说已经走到极致，大有后人难以为继之势。中唐时元、白的平易，韩、孟的险劲，都已经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感觉。而晚唐时期，唐帝国已是千疮百孔，早已无复盛唐的繁盛气象，晚唐的诗歌，也没有了盛唐的恢宏之气，而大多充满一种伤感悲凉的情绪，但是，在诗歌的写作技巧上，却又有一定的发展。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2]（267页）。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跋花间集二》之二说“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3]（2278页），说的都是这种情况。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人分明别一副言语。”[4]（659页）又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4]（659页）以“气象”来区别唐宋诗，是很有见地的。其实，盛唐诗和晚唐诗，气象也不相同。
晚唐诗歌大多不是自叹穷途之悲，就是超然物外，寄情山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以贾岛、姚合为代表。其诗内容狭窄，极少反映社会生活，多警句而少佳什。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称“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5]（196页），苏绛作《贾司仓墓志铭》，称其“孤绝之句，记在人口”[6]（7937页），形成一种清瘦苦僻的艺术风格。又为李洞、曹松等所赏，变其本而加厉（注：《唐诗纪事》卷五十八：“洞，唐诸王孙也，尝游西川，慕贾浪仙为诗，铸铜像其仪，事之如神。”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进士李洞慕贾岛，欲铸而顶戴，尝念‘贾岛佛’，而其诗体又僻于贾。”《唐摭言》卷八：“（曹）松，舒州人也，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
第二，以李商隐为代表。其诗虽因时代关系而无复李白的乐观浪漫、杜甫的雄浑沉郁，但是，他把诗歌引向一种朦胧凄艳的美，代表了晚唐诗歌的最高成就。他并非忘情世事的人，只是因为处于黑暗的时代及受党争之祸，不得不韬光隐晦，致使后人有“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注：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思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所以他有的诗不免堆砌典故，词旨晦涩。
第三，以韦庄、司空图、韩偓等为代表。这些人大多仕途较畅达，生活较优越，他们的诗，多逃避现实，或寄情山水，或沉迷声色，格调比较低下，而艺术成就又很高。
本文所论及的晚唐诗歌，主要指第一种类型。
一
宋代社会，较唐更为富庶繁荣，但国力没有唐代强盛；宋代文人，较唐人生活优游，但没有唐人走边塞，从军旅的豪壮；宋人思致，较唐人更精细缜密，但没有唐人那样热情奔放。尤其是审美趣味，较唐人有很大变化。一是由阳刚而渐趋阴柔（注：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政和间，李方叔在阳翟，有携善讴老翁过之者。方叔戏作《品令》云：“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可以看出宋人审美趣味的变化。），一是由严于雅俗之辨而转为“以俗为雅”（注：苏轼《题柳子厚诗》：“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再次韵〈杨明叔〉·引》：“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此诗人之奇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使得宋人诗歌没有唐诗那么高的韵致，而多精审；没有唐诗那么绚丽，而多平淡；没有唐诗那么热情奔放，而多深刻。唐人做诗首重情感，而宋人则重技法。凡此种种，使宋诗与唐诗大异其趣。
但是，宋诗又是脱胎于唐诗的。盛唐、中唐、晚唐的诗歌和诗人，都是他们模仿学习的榜样。虽然盛唐的李白、杜甫，中唐的韩愈、白居易对宋诗的影响至为巨大，但是，晚唐贾岛、姚合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晚唐的贾岛、姚合等人，器识狭小，国家大事与他们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们只是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狭小圈子里，做诗也不问内容，专一苦吟、推敲，做文字的表面功夫。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张文潜的话说他们“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7]（125页）。他们的这种创作态度和诗歌风格，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受到一些人的吹捧和学习。如马戴是贾岛、姚合的诗友，李频是姚合的女婿，刘得仁、顾非熊、雍陶也都与姚、贾唱酬交游，而李洞更铸了贾岛的铜像，称之为“佛”，“事之如神”（注：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八记载：“洞，唐诸王孙也。尝游西川，慕贾浪仙为诗，铸铜像其仪，事之如神。”又引《北梦琐言》说：“洞慕贾岛，铸其像顶戴，常念‘贾岛佛’。”）。他们继承了贾岛、姚合的苦吟作风和炼字炼句的特点，比如李频说“精华搜未竭，骚雅琢须全”[8]（6841页）；方干说“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须”[9]（7444页）。
宋代初年，承五代余绪，许多人仍然采取遁迹山水、不问政事的态度，他们的器识也比较狭小。而身居高位之人，又因国家承平，待遇优渥，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艺术上追求唯美，使宋代初年的许多人对李白、杜甫都不太喜爱，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学习，比如杨亿，就斥杜甫为“村夫子”（注：宋刘攽《中山诗话》：“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谓为村夫子。乡人有强者，续杜句日‘江汉思归客’，杨亦属对。乡人徐举‘乾坤一腐儒’，杨亦默然少屈。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已。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同李白超趠飞扬为感动也。”）。所以宋初人所学，除识见最高的王禹偁是学白居易以外，以杨亿、钱惟演、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学的是李商隐，九僧和林逋、潘阆、魏野等“晚唐体”诗人学的是贾岛、姚合。
所谓“九僧”，是指宋代初年的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等九位诗僧（注：欧阳修《六一诗话》：“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之。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司马江《温公续诗话》：“欧阳公云《九僧诗集》已亡，元丰元年秋，余游万安山玉泉寺，于进士闵交如舍得之。所谓九诗僧者，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贵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字昭、峨眉怀古也。”）。九僧遁迹空门，诗歌所写，不外隐遁淡泊的心情和幽深静寂的山林景色。他们力学贾岛、姚合不重内容的苦吟精神，同样是有名句而无名篇。如“禽声沈远木，花影动回廊”（希昼《书惠崇师房》）[10]（2162页）；“落日悬秋树，寒芜上废城”（简长《晚次江陵》）[10]（2166页）；“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惠崇《池上鹭分赋得明字》）[10]（2168页）；“余花留暮蜨，幽草恋残阳”（宇昭《幽居即事》）[10]（2171页）等。惠崇还有《自撰句图》，把自己诗歌中自认为得意的佳句收集在一起。但总的来说，气象狭小，不离风云月露。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进士许洞与九僧赋诗，“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搁笔”[2]（266页）。其作品的风格和成就可知。
“晚唐体”的其他诗人，大多是遁迹山林的隐士一类的人，像林逋、魏野，而潘阆虽经太宗赐进士第，但又因王继恩案逃亡，真宗释其罪，官不过参军。他们的诗歌虽然在当时也受到一些人，乃至一些著名人物的激赏（注：《皇朝类苑》载：“宋尚书（祁）赠诗曰：‘宋朝归圣主，潘阆是诗人。’王元之（禹偁）亦赠诗曰：‘江城卖药常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其为名公所激赏如此。”《青箱杂记》载：“逋景祐初尚无恙。范文正公亦过其庐，赠逋诗曰：‘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又曰：‘风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赏如此。”），也有少数的诗写得不错，如林逋的《山园小梅》、《湖上初春偶作》，潘阆的《岁暮自桐庐归钱塘》，魏野的《晨兴》等，但气格孱弱，终不足以名家。
北宋中期，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诸人，皆学究天人，气格宏大，自不愿意追摹晚唐，梅尧臣在《答裴送序意》中就说：“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11]（4页）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大家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
但是，南宋时长江以北半壁河山的沦丧，龟缩于江南一隅的偏安局面，使南宋君臣全无雄浑之气。其间，虽然有岳飞、韩世忠等名将的北伐，但都在主和派的干扰下失败；虽然有陆游、辛弃疾等爱国诗人词人的横绝之作，但仍不能改变南宋文坛的日渐孱弱之气。朝中掌权的是主和派，市井弥漫的是享乐之风。晚唐诗歌再次成为许多文人追摹的对象。
首先是南宋“中兴四大家”对晚唐诗风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陆游的诗歌，从江西诗派入手，但投身火热的斗争生活，使他很快脱出江西诗派蕃篱，直接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正如他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中说：“我昔学诗未有得，残馀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12]（卷二十五，698-699页）因此，他对于晚唐颓废色彩的诗风是不喜欢的。他在《追感往事》中就说：“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欧、曾不生二苏死，我欲痛哭天茫茫。”[12]（卷四十五，1136页）
但是，南宋初年，在厌薄江西诗派以后，许多人确实是把目光转向晚唐的。“中兴四大家”中的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就对当时一些人看不起晚唐诗歌十分不满。他在《唐李推官〈披沙集〉序》中说：“然则谓唐人自李、杜之后有不能诗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论也；谓诗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桓、灵宝哀梨之论也。”[13]（卷八十二，13页）他的诗歌中也多有喜爱晚唐之句：
笠泽诗人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
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
——《读〈笠泽丛书〉》三首之一[13]（卷二十七，2页）
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
《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只等闲。
——《答徐子材谈绝句》[13]（卷三十五，6页）
陆游在《宋都漕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中说：“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复炽，隙穴始难窒。”[12]（卷七十九，1839页）他所说的“此风近复炽”，是针对永嘉“四灵”等人而言的。
“四灵”，即徐照（灵辉）、徐玑（灵渊）、翁卷（灵舒）、赵师秀（灵秀），因为字号中都有一“灵”字，所以合称“四灵”。他们的诗歌，反江西诗派而尊晚唐，主要是模仿学习贾岛、姚合，一味追求野逸清瘦、幽微枯健的风格。所作远离世事，多抒写个人情感，流连于田园山林，又多与达官显贵及僧道等人的应酬之作，境界太狭，识见太浅。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就说：“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1]（688页）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也说：
四灵，倡唐诗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赵紫芝也。然具眼犹以为未尽者，盖惜其立志未高而止于姚、贾也。学者闯其阃奥，辟而广之，犹惧其失，乃尖纤浅易，相煽成风，万喙一声，牢不可破，曰，此“四灵体”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坏，不复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14]（416页）
“四灵”的诗歌，成就不高，而影响却大，“江湖诗人多效其体”，在南宋后期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
二
从北宋初年的“九僧”，到南宋末年的“四灵”，学晚唐诗歌的不乏其人，应该说，晚唐诗歌对宋诗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晚唐诗歌，气格虽然不大，境界虽然不宽，与时与事虽然相隔较远，但是，却是诗，它们在艺术上的造诣也不可小视。就连鄙薄晚唐的江西派中的重要人物韩驹都说：“唐末诗人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不可；今人作诗句语轩昂，止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15]（358-359页）清吴乔《答万季埜诗问》说：“晚唐虽不及盛唐、中唐，而命意布局寄托固在。”[16]（25-26页）叶燮《原诗》卷四《外篇下》更说：
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飒。气之候不同，非气有优劣也。使气有优劣，春与秋亦有优劣乎？故衰飒以为气，秋气也；衰飒以为声，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又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秾华，牡丹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17]（650页）
虽贾岛、姚合、许浑等人之诗，不足与李、杜、元、白、韩、柳等，也时有可观。如贾岛的《早行》，姚合的《山居寄友人》、《春日即事》，许浑的《郊园秋日寄洛中友人》等，虽然境界不大，格调不高，但是音节词句，清新可爱。称之为“秋花”，为“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还是当之无愧的。
宋代的晚唐派诗人，最欣赏的是贾岛、姚合、许浑等人诗歌中那种逃避现实的清高，那种忘情山水的空灵。“叹命无知己，梳头落白毛”（贾岛《送路》）[18]（6636页）；“故园千里数行泪，邻杵一声终夜愁”（贾岛《上谷旅夜》）[19]（6678页）；“路寻丹壑断，人近白云居”（姚合《送雍陶及第归觐》）[20]（5630页）；“家山迢递归无路，杯酒稀疏病到身”（姚合《偶然书怀》）[21]（5662页），正是他们喜爱的意境。比如九僧之一的惠崇《访杨云卿淮上别业》：
地近得频到，相携向里亭。
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
望久人收钓，吟余鹤振翎。
不愁归路晚，明月上前汀。[22]（2168页）
林逋的《湖楼写望》：
湖水混空碧，凭栏凝睇劳。
夕寒山翠重，秋静鸟行高。
远意极千里，浮生轻一毫。
丛林数未遍，杳霭隔渔舠。[23]（973页）
再如翁卷的《春日和刘明远》：
不奈滴檐声，风回昨夜晴。
一阶春草碧，几片落花轻。
知分贫堪乐，无营梦亦清。
看君话幽隐，如我愿逃名。[24]（989页）
晚唐诗人的另一特点是苦吟。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贾岛云：‘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其自注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难道，至于三年乃成，一吟泪下也。”[25]（326页）贾岛称自己为“苦吟客”（注：贾岛《雨夜同厉玄怀皇甫荀》：“沟西苦吟客，中夕话兼思。”见《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二。），说“苦吟谁喜闻”（《秋暮》）[26]（6638页）；姚合说：“欲识为诗苦，秋霜苦在心。”（《心怀霜》）[27]（5712页），说“选字诗中老”（《闲居晚夏》）[28]（5660页），“带病吟虽苦”（《闲居》）[29]（5660页）。
晚唐诗人的所谓苦吟，主要是指创作过程中对意境的营造，对词句的推敲，达到了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地步。其实这种苦心经营和对完美的追求本身是正确的，连杜甫都说自己“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之七）[30]（2518页）。李贺吟诗太苦，其母都常常感叹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31]（1169页）他们那些震烁古今的诗歌，无不是呕心沥血之作。但是贾岛、姚合、许浑等人的苦吟，却仅仅局限在字句的雕琢上。方回在评贾岛《雪晴晚望》诗时说“晚唐诗多先锻景（颈）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之”[32]（476页）。用这样的方法作诗，除了偶尔有一些警句佳对以外，不可能创作出大境界、大气魄的作品。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记载晚唐诗人“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2]（267页）。佳句是佳句，而无完篇，当然也不可能传之久远。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和南宋“四灵”及江湖派诗人学习贾、姚诸人，以苦吟为务，仍然没有跳出饾饤堆砌，短小局促的藩篱。明代杨慎曾经批评他们说：
黄鄮山评翁灵舒、戴式之诗云：“近世有江湖诗者，曲心苦思，既与造化迥隔，朝推暮敲，又未有以溉其本根，而诗乎始卑。”然予以为其卑非自江湖始，宋初九僧已为许洞所困，又上泝于唐，则大历而下，如许浑等辈，皆空吟不学，平生镂心呕血，不过五七言短律而已。其自状云“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行须。”不知李、杜长篇数千言，安得许多胡须撏扯也，苦哉！[33]（812页）
其实，就连推尊“四灵”的刘后村，也早已看到这一点，他在《林子显诗序》中说：“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言，苦吟过于郊、岛，篇幅少而警策多。”[34]（16页）纪昀评林逋《湖山小隐》说：“三首前六句皆清妥，结句一律粗鄙。”[32]（卷二十三，974页）；评赵师秀《徐孺子宅》说：“起稍耸拔，三、四太拙，五、六太细碎，结句尤鄙浅。”[32]（卷三，99页）；评赵师秀《秋日偶书》说：“结亦套，固趁韵耳”[32]（卷六，254页）；评翁卷《题信州草衣亭》说：“三、四借塔峰以形树之高，从老杜‘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句偷出，然不成文理。六句亦拙亦俚，结弱”[32]（卷三十五，1419页），皆为确评。由此也可以看出晚唐诗风对宋代诗人的影响。
方回是推崇江西诗派的，于“四灵”和江湖诗人多所不满，他在《瀛奎律髓》中批评“四灵”和江湖诗人说：
予谓诗家有大判断，在小结裹。姚（合）之诗专在小结裹，故四灵学之，五言八句，皆得真趣，七言及古体则衰落不振。又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32]（卷十，340页）
方回论诗，过分偏袒江西诗派，党援攀附，是非未尽公允，纪昀在《〈瀛奎律髓〉刊误》中就批评他“宗派苟同，无不袒庇。而晚唐、昆体、江湖、四灵之属，则吹索不遗余力。是门户之见，非是非之公也”[34]（20页）。但是，他上面批评四灵和江湖诗人的一段话，还是切中肯綮的。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说：“‘四灵’的诗情诗意都枯窘贫薄，全集很少变化，一首也难得完整，似乎一两句话以后，已经才尽气竭；在一伙里稍微出色的赵师秀坦白的说：‘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可是这‘四十字’写得并不高明，开头两句往往死死扣住题目，像律赋或时文的‘破题’；而且诗里的警联常常依傍和模仿姚合等的诗，换句话说，还不免‘资书以为诗’，只是根据的书没有江西派根据的那样多。”[35]（248页）这算得上是对“四灵”等人诗歌的定评。
三
如果说晚唐诗风对宋代诗歌的影响都是负面的，也不尽然。贾岛、姚合等人境界虽然不高，但是其作不可谓不是诗，而且以“二句三年得”的韧性，文字和技巧还是不可谓不高的。宋代诗人对晚唐诗人的崇拜学习，固然是在思想追求与审美趣味上引为同调，但是也是对他们诗歌写作技巧的钦佩。其实有宋一代，除苏轼、陆游等少数大家能跳出唐人藩篱，自出机抒以外，王禹偁学白居易，“西昆”诸子学李商隐，“江西”诸子学杜甫，乃至于欧阳修学韩愈，王安石晚年学李商隐，所学基本上是他们做诗的技巧、文字的功夫。
宋代喜欢晚唐诗歌，而又称得上是大诗人的是杨万里。除前引之外，他在许多地方都在赞美晚唐。他在《〈黄御史集〉序》中说：“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盖当时以此设科而取士，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工，后无及焉。”[13]（卷八十，1页）在《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中说：“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诸侯子虽乏二子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13]（卷八十四，6页）在《〈颐庵诗稿〉序》中说：“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13]（卷八十四，8页）他的诗歌，尤其是一些清新隽永的绝句，多是学习王安石和晚唐诗人的产物。他在《〈荆溪诗集〉序》中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13]（卷八十一，8页）而在他的眼中，晚唐诗人的绝句是非常出色的。他在《诚斋诗话》中说：“五七言绝句最少而最难工，晚唐人与王介甫最工于此。”[35]（141页）可见他所说的“学绝句于唐人”，主要还是学习晚唐人。杨万里学习晚唐诗人，并不囿于一家，他是厌薄了江西诗派的繁缛堆砌与用典，想写出清新活泼的诗来，这也是构成他的“诚斋体”的“活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一些绝句，也确实清新可爱。
宋初的九僧、林逋、潘阆等和宋末的“四灵”及江湖诗人，成就不及杨万里，境界更狭窄，其足以夸赞于后人的，就是一些学习晚唐诗风较好的小诗，境界虽然仍小，但圆转流美，稍有可观。如希昼《书惠崇师房》：
诗名在四方，独此寄闲房。
故域寒涛阔，春城夜梦长。
禽声沉远木，花影动回廊。
几为分题客，殷勤扫石床。[32]（卷四十七，1714页）
纪昀评此诗说“中四句却炼得好”[32]（卷四十七，1714页）
又如林逋《小隐自题》：
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
鹤闲临水久，蜂懒得花疏。
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
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32]（卷二十三，975页）
纪昀评此诗说“可云静远。三、四句景中有人，拆读之句句精妙，连读之一气涌出，兴象深微，毫无凄泊之迹。此天机所到，偶然得之，非苦吟所可就也”[32]（卷二十三，975页）。
又如“四灵”中成就最高的赵师秀的《冷泉夜坐》：
众境碧沉沉，前峰月正临。
楼钟晴听响，池水夜观深。
清净非人世，虚空见佛心。
却寻来处宿，风起古松林。[32]（卷十五，554页）
纪昀评此诗“自然清妥，‘四灵’诗之意境宽阔者”[32]（卷十五，554页）。
严羽以禅喻诗，说“四灵”和江湖诗人“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1]（688页），话说得不错，但即以禅喻，佛界中固以大乘正法眼藏为高，但也不能没有声闻、辟支（缘觉）之果位。而且在佛教世界中，声闻、辟支（缘觉）是与菩萨合称为“佛教三乘”，与菩萨、佛合称为“四圣”的，在佛界的地位是相当崇高的。以此喻晚唐和“四灵”及江湖诗人，其评价应该是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