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与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持续论文,产业升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亚地区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模式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对于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但从经济角度来分析，有两点却是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一是政府的作用，二是出口的作用。
在实行短时间的进口替代战略之后，迫于外汇短缺，亚洲“四小龙”分别在50年末60年代初相继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而转向采取鼓励出口和大力吸引外国资本的出口导向战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相继在70年代步“四小龙”后尘。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之后，由于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东亚各国生产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制造业所占比重有明显增加，产业的升级导致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变化（见表1）， 使该地区摆脱了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有力地扩大了本地区商品的出口，上述各国（地区）的出口增长速度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2）。
表1 有关国家出口商品的结构（各类出口商品所占百分比）
初 级 产 品
1965197019851993
南韩
40 24
9
7
香港
13
5
8
7
新 加 坡
65 70 41 20
中国台湾
59 24
9
7
泰国
95 92 65 28
马来西亚
94 93 73 35
印度尼西亚 96 98 89 47
制成品
1965197019851993
南韩
60 76 91 93
香港
87 95 92 93
新 加 坡
35 30 58 80
中国台湾
41 76 91 93
泰国5
8 35 73
马来西亚6
7 27 65
印度尼西亚
4
2 11 53
纺织品和服装*
1965197019851993
南韩
27 41 23 19
香港
43 44 32
新 加 坡6
6
4
4
中国台湾
29 20 15
泰国8 13 15
马来西亚0
1
3
6
印度尼西亚
0
0
2 1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历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纺织品和服装是制成品的一部分
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和出口的增长推动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著名国际贸易专家巴拉萨（Balassa）通过研究认为，如果南韩、 台湾不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则他们的GNP会分别降低37.4%和25.1 %， 人均GNP会降低42.5%和32.6%（注：汤敏：《南北贸易理论的一些新发展》，《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东亚地区的出口扩张是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而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又是由于该地区内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因此，可以说，东亚经济增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产业的升级。
表2 有关国家（地区）出口增长率比较
1970～1980 1980～1990 1990～1994
南韩 22.7
13.7 7.4
香港
9.9
15.415.3
新 加 坡 12.116.1
中国台湾 16.5
11.6 5.9
泰国
8.9
14.321.6
马来西亚
3.3
11.517.8
印度尼西亚
6.55.321.3
日本
9.25.0 0.4
美国
7.03.6 5.6
全世界平均水平4.8 5.7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9 7.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历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东亚地区的产业升级是由日本和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不断地向该地区转移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来推动的。这种产业转移和升级模式呈梯形，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方向进行转移和升级，有的也将这种产业转移和升级模式称为雁行模式。如图一所示，当日本等发达国家因原有的比较优势日趋衰落，并通过研究与开发投资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而进入比较优势的高阶梯时，亚洲“四小龙”将通过吸收他们的直接投资和技术紧跟其后进入他们所退出的产业，与此同时，随着亚洲“四小龙”在比较优势阶梯上的提升，他们原来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又会因失去比较优势而转移给依次紧跟其后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通过这种移入高层次、移出低层次的产业的过程，东亚各国（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同时不断扩大他们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出口。
图1 梯形的产业转移模式
在产业转移和升级的低层次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的”比较优势，包括自然所赋予的丰富的资源以及历史所形成的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在产业转移和升级的高层次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是“创造的”比较优势，需要进行实物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R&D投资才能形成。也就是说在该层次上的产业转移和升级，产业移入国必须同时创造该移入产业所需要的比较优势，才能顺利完成产业的移入和升级。
这种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以及产业移入国的产业升级，主要是通过较发达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来实现的。且通过直接投资，相关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也实现了转移和接替。如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电子制造业就是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从外国直接投资在本国建立生产基地开始，到最终该产业在本国确立并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般需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投资国在东道国设立生产基地，同时向东道国出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包含在机器设备等中的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入东道国。第二阶段，东道国利用从投资国进口的中间产品装配最终产品，东道国最终产品的生产量增加，投资国向东道国的最终产品出口减少，直至最终产品由东道国向投资国的反向出口增加。第三阶段，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间产品在当地采购增加，投资国向东道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减少，直至中间产品的大部分实现东道国本地生产。只有进入第三阶段后，东道国才算真正地从投资国手中接替了该产业，完成了产业的升级。该阶段的出口增加将通过出口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实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
外国直接投资所推动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最明显地表现在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当地生产和采购方面。一般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要求的技术水平不高，原材料等中间产品比较容易实现当地采购。但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对零部件和原料有较高的技术要求，要实现中间产品的当地采购和生产，必须在发展当地产业和开发人力资源方面做相当的工作，因此，随着产业的升级，中间产品的当地采购难度加大。
二、东亚地区产业转移和升级模式面临的问题
东亚地区的雁形产业转移和升级从60年代开始有三次大的浪潮，由此可以划分为相对清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60年代日本等国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以纺织品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标志；第二阶段以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倡导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并向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标志；第三阶段以80年代后期的日本向东盟和亚洲“四小龙”转移电子装配产业，以及亚洲“四小龙”发展以电子为代表的相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标志。
第一阶段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相当顺利，这是因为日本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已在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领域失去了比较优势，他们愿意放弃该产业而转向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且日本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也创造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需的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和本国资本密集型产业建立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间产业的互补性较多，而产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性较少，日本从产业转移、技术输出中更多的是比较优势作用的发挥和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利益，因而技术和资本的输出较快。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并不高，他所利用的是“自然的”比较优势。在外国投资可以带来资本的前提下，只要有丰富的劳动力与之相结合，就可以接替该产业，而价格低廉且数量丰富的劳动力正是当时亚洲“四小龙”所具备的比较优势。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亚洲“四小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本国（地区）内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生产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南朝鲜和中国台湾由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地区）转变为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国（地区），而新加坡和香港也由主要从事转口贸易的城市国家（地区）转变为主要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城市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带来了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出口和经济增长。
但70年代和80年代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转移和升级进程远没有第一次那么顺利。虽然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就纷纷倡导产业的升级，但几十年过去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仍占主要地位。以纺织品为例，1990年，南韩、香港、中国台湾的纺织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22.2%，29.3%和15.3%，而1993年，日本和美国该比重只有2%和3%，且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从70年代以来， 上述三国（地区）该比重下降的幅度远没有日本等国明显。
表3纺织品在南韩、香港、台湾出口贸易中的地位 （纺织品出口占总出口的百分比）
韩国香港 中国台湾
197040.848.6 28.7
197536.243.1 28.0
198029.831.4 21.8
198523.433.5 19.6
199022.229.3 15.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历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产业升级日益缓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内因是，在第一次产业升级时，亚洲“四小龙”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是利用自然和历史所赋予的“自然的”比较优势（低价而丰富的劳动力）。可以说进行产业接替的优势是现存的。但当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时，进行产业接替的优势需要创造，尤其是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所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需要大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高等教育投资来形成。创造比较优势的难度自然大于利用现存优势的难度。外因是，随着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等国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的升级，他们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技术差异在缩小，导致与发达国家之间产业的互补性在减少，而竞争性在增加。竞争性的存在使发达国家向他们输出技术的速度减慢。尤其在未成熟的技术方面更是实行保护，以维持垄断地位。
东亚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模式中，伴随直接投资而来的成熟技术的输入是产业升级的技术来源。这种模式具有很强的对先进国家的技术依附性，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国家（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主要是引进别人成熟的技术来发展产业。这种技术导入模式对处于低级阶段，尚无法进行技术创新的经济体来说，不仅无可厚非，相反还是一种加速产业升级的捷径，正如东亚地区在60、70年代的实际表现一样。但是当产业逐步升级，国家之间技术差异缩小的情况下，这种依附性的产业技术升级模式，就会越来越难于发挥作用，此时产业升级的技术优势应由国内自己通过研究与开发投资来创造，使技术由“外生”变成“内生”。但是，东亚地区在该方面却存在很大的弱点，用于R&D 的支出不足，如R&D占GDP的比重，马亚西来为0.8%、泰国为0.2%、 新加坡为1%，而日本却有2.85%（注：孙健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经济增长下降原因探析》，《世界经济》，1997（7）。）。 而且在基础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方面更为薄弱。如每10万国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美国为5486，加拿大为6903，而香港为1540（注：汤敏：《东亚奇迹从此就日渐式微了吗》，《改革》，1997（4）。），泰国等则更低。
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内部科研水平薄弱、外部技术注入的减慢，使东亚地区的产业升级遇到阻力。而拉丁美洲、中国、越南等国纷纷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加上原苏东国家的复苏，他们更为低廉的劳动力将使得亚洲“四小龙”、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更快地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并使该类商品的出口受阻，可谓后有追兵。两方面的作用，加剧了升级缓慢对出口增长的压力。
雁形产业转移模式下，由于雁头对产业升级作用的逐步递减，使东亚地区产业结构的梯次形开始变得模糊，地区内产业结构的趋同性增加。泰、马与亚洲“四小龙”之间的差异也减少。趋同性尤其表现在电子产业中，电子业已成为东亚地区出口的支柱性产业，1996年，新加坡的电子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70%，韩国占30%以上，台湾占25%（注：汤敏：《东亚奇迹从此就日渐式微了吗》，《改革》，1997（4）。 ），马来西亚电子及电器产品的出口额也占总出口额的60%（注：李智等：《从电子制造业看马来西亚利用外资政策的变化》，《国际贸易问题》，1998（3）。）。这种产业的趋同性，加剧了地区内部的竞争， 减少了市场的互补性，使出口建立在美、日等国的需求上。增加了对他们的依附性，使出口的增长变得更加脆弱。
三、结论
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结合地区内现存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转移和升级是东亚地区60年代以来产业升级的重要特点，这种梯形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模式对过去几十年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和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这种模式存在对外部技术的依附性，技术“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加之技术输入的减少，使本地区产业升级减缓，导致本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增加了出口的依附性和出口增长的脆弱性，使贸易这一经济增长的引擎减慢。
东亚经济能否真正摆脱增长前景暗淡的阴影，重现昔日的辉煌，关键取决于他们在自然和历史所赋予的“自然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之时能否通过自身的力量不断地“创造”比较优势，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附性。这就要求东亚经济在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必须加大科研投资，主要利用自身的力量推动技术进步，带动产业升级。
而东亚地区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如果依赖于私人企业进行R&D 投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东亚地区各国政府应承担起扩大R&D投资， 推动技术进步，加速产业升级的重任。在技术“内生”这一新的产业升级模式下，政府的R&D投资推动应是主角。
同时，政府应致力于高等教育，提高劳动力的技术素质，为实现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原料的当地采购创造条件，加快高技术产业接替的进程，也为本国自身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在更高的层次创造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