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购销体制的问题及改革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购销论文,粮食论文,体制论文,建议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购销体制已经逐步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经历了统购统销—半控半放—放开—半控半放—放开—半控半放的改革历程，基本形成了国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双轨制流通模式。粮食价格也随着购销体制的改革而逐步上扬。
考察历史的或现行的粮食购销体制及其价格，始终未理顺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财政三者间的利益关系，影响了我国粮食生产总量的提高，削弱了财政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因此，必须深化改革，调整生产者、经营者、财政三者的利益，进一步提高粮食价格。同时，逐步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较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粮食生产总量，为粮食购销体制的彻底放开，实现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奠定物质基础。
一、八十年代以来粮食购销体制的变化及对价格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购销体制的变化大休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82年—1984年，其特点是打破了五十年代以来的统购统销体制，建立了半控半放的定购统销和议购议销相结合的双轨运行机制。
1982年—1983年，打破了统购统销旧体制，建立了平价、议价结合的双轨制，粮食价格平稳。我市稻谷平均售价分别为：0.12元／斤。1984年国家对定购粮实行“倒三、七比例计价”粮食价格有较大幅度提高。1984年我市稻谷平均售价为0.163元／斤，比1983年增长35.8%。
第二个阶段是1985年，国家放开粮食经营，国有粮食部门独家经营改变为多渠道经营，定购粮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与农民签订购销合同制，但保留了对居民的凭票凭证供应，即仍由国家管住销售价，粮食价格仍然呈现平稳态势。1986年我市稻谷平均售价为0.167元／斤，比1985年仅上升了1个百分点。
第三个阶段是1986年—1993年，其特点是国家恢复了粮食平价与议价相结合的购销体制，粮食价格又呈现稳中有小幅上升态势。我市稻谷增幅在1%—9%内波动。
第四个阶段是1992年—1993年，其特点是国家第二次放开粮食购销，并比照1985年的办法，与农民签订购销合同，同时取消对城镇居民的凭证凭票供应，即销售价格也放开，定购粮的销售价由各地、市、县按议购议销办法实行差率管理。由于定购粮的购销价格同时放开，导致1993年粮食价格巨幅增长。我市稻谷平均售价为0.462元／斤，比1992年猛增了69个百分点。
第五个阶段1994年—现在，其特点为国家再一次恢复了半控半放的购销体制，平价、议价双轨运行制改革为政策性经营与商业性经营两线运行机制。从制度上、组织上保证国家对粮食实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初步形成了国家计划调节与市场自由调节相结合的双轨制流通模式，粮食价格有大幅度提高。
1994年—1995年，虽然实行了政策性经营与商业性经营的粮食购销体制，恢复了对居民的凭票、凭证供应，但由于1992年粮食放开后通货膨胀及粮食减产的影响，粮食价格每年均有较大幅度上升。我市稻谷平均售价分别为：0.462元／斤、0.611元／斤，分别比上年上升69%、31.9%。去年7月1日，在两线运行的基础上，国家再一次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价格。我市定购粮牌价特米1.47元／斤，比提价前增长了40%，同质量的市场议价米价格1.3元／斤—1.5元／斤，至此，定购粮牌价与市场议价粮价格基本并轨。
二、粮食购销体制演变中存在的问题
（一）两次放开经营是引起粮源不稳和牵动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纵观我国粮食购销体制变化中的三个阶段，大多数年份采用了半控半放的双轨运行制或两线运行机制，粮食价格呈小幅上升的平稳态势。1985年国家第一次实行粮食放开经营制，当年收购计划未能完成，国家从丰收的地区多购议价粮，以保证城镇居民口粮供应。1985年我市稻谷平均售价虽然只上升1.2个百分点，但物价总指数比1984年上升了9.9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物价涨幅最高年份。1992年11月，国家第二次放开经营，我市稻谷收购价有大幅度上升，1993年比92年的0.273元／斤上升了69%，达0.462元／斤。1994年我市物价总指数比93年多上升11个百分点。其中，以粮食为中心的22种主副食品价格比93年上涨了69.9%，全国其他城市也大体趋同，可见，粮食放开经营，粮价上涨成为牵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实践证明：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当各种经济成份、各种产业都与农业争资金、争项目、农业投入增幅相对减少的大环境里，在我国人多地少粮不丰的国情束缚下，粮食购销体制不能完全放开，只能实行半控半放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购销体制。这个体制已经发挥并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城镇居民和相关工业的用粮需求。
（二）粮食购销体制始终未理顺生产者、经营者和财政三者间的利益关系。表现在：
1、粮食比价较低，种田低效益制约了粮食生产者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对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及对农业实行的各项优惠政策，尤其是1984年的“倒三七比例计价”，1985、1992年两次放开经营，使粮食价格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但是比之其他工业品价格，粮价仍然偏低。据统计，我市1985年—1994年十年间，主产粮稻谷的总成本从0.087元／斤增长到0.181元／斤，上升了1.08倍，平均出售价从0.165元／斤上升至0.61元／斤，增长了2.69倍，农民种田收入增长幅度比成本增长多1.61倍，农民收益显示增长态势。但在此十年间，我市物价总指数上升了9.3倍，比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多6.6倍，显然物价上涨抵消了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和国家优惠政策带给农民的利益，城乡剪刀差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由于粮价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不能反映生产成本，扭曲了粮食与其他工业品的比价关系，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农民大量地弃工务农，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386199部队种田，54青年打工赚钱”成为农村普遍现象，导致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在9000亿斤徘徊。
2、粮食购销政策失调，影响了国有粮食经营者积极性。
粮食是特殊商品，粮食企业是身兼两任的特殊企业。他们既有稳定粮源、平抑粮价，执行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行政任务，又有在市场竞争中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需求。粮食企业已逐步从依靠财政的统购统销、凭票凭证供应向半计划、半市场，而主要依靠市场过渡的特殊企业。在这个巨大的变革中，仍反映出较大的不适应，出现了较多的亏损。据统计，我市粮食局系统1993年末政策性亏损1.57亿元，商业性经营亏损0.3亿元；去年7—9月，又新增政策性亏损8893万元，商业性经营亏损4807万元。
据调查，造成较大亏损的原因主要是粮食购销政策失衡所致，也有自身经营状况和历史包袱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1）粮食购销政策权责不对称。
一是国家定购粮部分的收购数量、收购价格和供应对象、销售价格均由国家下达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即粮食购销决策权利属中央，使用调拨权利在省政府，粮食企业只有经营责任。二是粮食企业议购议销部分，其销售价格不能视收购成本自行定价，只能接受物价局13%—15%的差率管理。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权责不对称，是造成历史性经营亏损的主要原因。
（2）国有粮食企业没有特殊保护政策，与个体粮食经营者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一是国家定购粮的收购，1985年放开经营后，失去了法律保护，为完成收购计划，各级地方政府年年发文，并辅以种种行政措施，仍时有完不成收购计划的情况。二是国有粮食部门季节收购，周年供应，一般需要6个月库存，从而环节多，成本费用高，资金占压多。我市粮食局系统常年平均有贷款20亿元，每年支付利息近2亿元。三是国有粮食部门退休职工多，负担重。我市粮食局有在职职工26963人，退休职工9531人，退休职工占在职职工人数的35.3%。
（3）国有粮食部门定购粮牌价偏高是新增亏损的主要原因。据调查，去年7月1日定购粮牌价与市场粮价基本并轨后，我市粮食局系统7—9月销售定购粮仅为去年同期的11.4%，同比下降88.6%。销售不畅的直接原因是定购粮牌价定得偏高。我市定购粮特米价格1.47元／斤，略高于市场同等质量议价米4.5—11.5个百分点。物价局与粮食局在测算粮价时，把一切费用（含过去的历史包袱）统统计算在内，希望从这次粮食提价中抹平，显然定价含有不合理因素。在粮价偏高，销售受阻的同时，粮食企业的购、销、调、存各环节费用照样发生，怎能不亏损？长此下去，我市200多个骨干粮店有萎缩关闭的可能，担任平抑粮价，调控宏观经济的微观机构面临生存危机。
3、财政不堪粮食补贴的重负，影响了宏观调控的能力。
自统购统销以来，财政对粮食经营就有补贴。改革开放后，随着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粮价的上升，财政对粮食经营、消费的补贴与日俱增。我市财政补贴最高年份达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补贴3亿多元，含粮食购销倒挂补贴1.5亿元，地方粮油专储近1亿元，粮食风险基金0.2亿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粮贴0.7亿元。
这些对粮食经营与消费的补贴，越来越加重了财政负担，分散了财力，影响了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力度，与建立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自由流通模式格格不入。据统计，1995年8月末，我市区县财政欠拨挤占粮食企业政策性资金余额达3.1亿元，区县财政向粮食局借款挤占政策性资金余额44亿元，不仅成为影响我市粮食局系统资金占压大，成本费用高的一个因素，而且表明区县财政不堪粮食补贴重负的严峻状况。此外，在我市每年3亿多元的地方财政补贴中，真正用于调控宏观经济的补贴——地方粮油专储不到1亿元，我市300多万城市人口，人平仅30多元，调控力度十分微弱。今年7月1日，国家再一次大幅度提高定购粮价格，取消对粮食经营者的购销倒挂补贴，仅此一项，就可减少财政补贴1.5亿元，有利于增大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力度，受到财政的欢迎。
三、稳定粮食购销体制，提高粮食总量的建议
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自由流通体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粮食总产量，而当前我国人均占有粮食约800斤（包括所有的杂粮），其中高粱主要用作烤酒，土豆多作蔬菜，实际人均占有粮食不足800斤。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土地逐年减少，人口逐年增加，在这样的粮情、国情下，粮食购销体制彻底放开，自由购销显然不大可能，只有稳定当前半控半放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粮食流通模式，完善各项粮食政策，进一步理顺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财政三者间的利益关系，才能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总量。其改革完善的方向有：
1、提高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
目前，必须进一步提高粮食价格，使其合理归位。粮价应反映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使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收益接近，从根本上提高种粮积极性。但从长远看，提高粮食价格仍然是权宜之计，国家一提高粮食价格，农副产品及其他工业品价格也就随之上涨，使粮价又不能反映供求关系与价值规律。从长远看，要真正解决种粮低效益，提高粮食比价，必须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要逐步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经营，让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手里，以提高种田的规模效益。
2、对粮食生产、流通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规律看，各国政府对农业均要建立扶持和补偿的机制。我国目前的粮食购销体制基本上取消了对生产者、经营者的适当补偿，这不利于粮食产量的稳步提高和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需要。有关部门及专家应尽快研究进一步理顺生产者、经营者及财政利益关系的对策。尤其要增加对大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农业科技的投入；对国有粮食经营者建立适当的补偿机制，使其在双轨制期间，在维持生存的同时，能够逐步完成向市场化经营的过渡。
3、加大财政调控宏观经济的力度。
在半控半放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购销体制下，丰年的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基本趋于稳定状态，但自然灾害难以预料，一旦粮食减产，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将呈现剧烈波动状态，而目前财政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还很微弱，不能完全适应调控宏观经济的需求。所以，在继续保持中央粮食专储的同时，还应逐年加大地方财政粮油专储的比例，以作好随时实施宏观调控的财力、物力准备。
4、运用政策和宏观经济杠杆提高粮食生产总量。
目前提高我国粮食总量的潜力大、路子多。主要有：（1）加强田间管理，提高粮食单产。针对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粗放经营情况，要从粮食购销政策和粮食价格上鼓励农户多产粮、多交粮，促使其加强田间管理，提高粮食单产。（2）以政策倾斜降低农资和种子价格，鼓励农户提高化肥、农药和良种的使用量。（3）建立全社会的多元化农业投入机制。增加农业水利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投入。（4）建立、完善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社会网络，解除农民种田的后顾之忧。
5、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增加以工补农的经济实力。
我国是个大农业国，除了国家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外，还应增强农村自身的造血功能。发展乡镇企业，实行以工补农，就是增强农村自我造血功能的最好路子。
6、教育农民，建设一支新型的现代化农业队伍。
国家应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如广播、电影、电视、图书、报纸等，多开辟农业专栏节目，多拍摄农业专题电影、电视，以提高农民的精神文明程度，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提高科学种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