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主义的源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
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在西方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术语。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瑞典社会党领导人帕尔梅有一句名言：“现在有七十一种社会主义的定义。如果我提出第七十二种，并不会因此而轻松些。公认的定义是不存在的。”（注：费多谢耶夫等编：《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中译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帕尔梅的话也适用于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没有被普遍接受的统一的定义，“它是一个包罗市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所有版本的社会主义的总括性术语。”（注：David Miller and Saul Estrin,"A Case for MarketSocialism:What Does It Mean? Why Should We
Favor It? ", inFrank Roosevelt and David Belkin,eds,Why Market Socialism?(NewYork,1994),p.225.）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不但五花八门， 而且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往往不同。
在界定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当代经济学家中的分歧尤其突出。科尔内（Jenos Kornai）所理解的市场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体制，其特征包括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公有制（指国有制）为主体、国家定价和市场定价并存。在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心目中， 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价格多由计划者确定，投资经常由中央直接分配。钱颖一和徐成刚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公有的经济，并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由市场而非中央计划来调控经济。对于伯利纳而言，市场社会主义的公有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而罗兰等人则认定市场社会主义的企业完全由国家拥有和控制。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罗默（JOhn E.Roemer ）反对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定义的核心，他主张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存在将总利润在人口中或多或少进行平均分配的制度性保证”（注： Pranab K.Bardhan and John E.Roemer,eds,Market Socialism:The
CurrentDebate,(New York,1993),pp.9～10,89.）。支持英国工党的经济学家埃斯特林和格兰德则提出：“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便是……市场社会主义”（注：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中译本，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这样来定义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注：转引自余文烈《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68页，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1）。）
尽管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种类繁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市场资本主义”，也区别于“计划社会主义”。过去，生产资料“社会化”或“公有”几乎是西方学术界在讨论市场社会主义问题时公认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核心，但在近年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最新一轮辩论中，不少新一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趋于淡化所有制问题。坚持以传统的所有制标准来界定市场社会主义势必将这些模式排斥在外。如果必须给出一个尽量宽泛的定义的话，似乎可以说，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这种概念或模式将市场配置资源所体现的效率和社会主义的公平价值观结合起来。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
在一些人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这种看法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的主流观点是，市场必然导致剥削和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弊端的根源，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和中央计划，它与真正的市场，至少与真正的资本市场，是不相容的。如恩格斯就曾断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会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33页，人民出版社，1995。）另一方面，许多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也坚持，将社会主义与真正的市场结合起来是不可思议的。
一般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滥觞于兰格，其实不然。正如贝尔金所指出的，“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真正的市场——结合起来的观点实际上在兰格以前一个世纪就提出来了。”最初提出这种观点的思想家大多是早期欧洲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或同情者，包括蒲鲁东、霍奇金、沙夫勒、伊利和穆勒。他们预见到将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在国家范围内对经济实行“有意识的指导”联系在一起的危险。这些思想家争辩说，没有必要为消灭剥削而消灭市场。出于各自不同的社会主义理念，他们均强调社会主义实行公司范围而非国家范围的集体化，即搞合作制而非国有制，并保留竞争性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而非仅仅作为实现国家计划和指令的手段。（注：David
Belkin,"Why Market Socialism?
From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Economy to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in Frank Roosevelt andDavid Belkin,eds.,Why Market Socialism? p.10.）
在上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起来的早期思想家中，穆勒是最杰出的。他认为“大一统”不利于促进自由的扩大和经济的进步，而自由的扩大与经济的进步是密切相关的。在穆勒看来，迄今为止，靠劳动为生的人要么成为单独的劳动者，要么为老板工作。他认为这两种情况均不理想，但“改进的目标不应该是将人类置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而是使人类能在非依附的关系中为相互的利益而工作”。这意味着穆勒既反对保守派，又反对激进派。穆勒主张，在合作组织之间保留竞争的刺激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合作组织之间保留竞争，各个合作组织的成员才会有足够的动力克服惰性，采用新的先进的组织和生产方法。穆勒承认，“竞争也许不是可以想象到的最佳刺激手段，但它在目前是必要的，而且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何时竞争才不是进步所必不可少的。”简言之，按照贝尔金的说法，穆勒等人鼓吹一种“原始的市场社会主义”，其特征是在真正的竞争性市场的框架内在企业一级实行集体计划，而不是在集体计划的框架内搞模拟的或受到管制的市场。（注：Ibid,pp.10～13.）由于计划社会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居主流地位，穆勒等人的“原始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不大，并逐渐销声匿迹。
三、二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辩论和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
一战后初期，各种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思潮在欧洲广为流传。在地处中欧的奥地利，为了迅速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经济学家诺伊拉特甚至建议成立一个“自然会计中心”，像管理一个庞大的企业一样以“自然的”（即非货币的实物）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这些思潮不符合崇尚自发的市场机制的奥地利学派的胃口。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决定不但要反驳诺伊拉特的方案，而且要在理论上向当时在欧洲大陆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思潮挑战，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古典模式的缺陷和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暴露的问题为他提供了依据。（注： Bruce Caldwell,"Hayek and Socialism",JournalofEconomic Literature,(December 1997).pp.1858～1859.）1920 年，米塞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的论文，声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社会主义在实际上行不通。（注：Ludwig von Mises,"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in
Hayek, ed,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London 1935).）这篇文章拉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辩论的序幕。
米塞斯从经济计算角度提出的他所谓的“社会主义”行不通的论据被称为“米塞斯论据”或“经济计算论据”。（注：D.R.Steel,FromMarx to Mises:Post-Capitalist Society and the Challenge ofEconomic Calculation,(Open Court,Illinois 1992)pp.1～2.）米塞斯论据可简单表述如下：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要使这个系统效率高，就必须进行精确的经济计算，在既定生产条件下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包括劳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经济体系以物品的表现为货币形态的“客观交换价值”（即市场价格）作为经济计算的单位，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解决合理配置资源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并未社会化，因此在消费品领域存在交换原则，利用货币来交换消费品也是可以设想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物品完全社会化了，不存在生产要素市场，无法确定生产要素价格。“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机制；而没有价格机制就没有经济计算。”“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经济活动的价值不能事先评估，也不能事后确定，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社会主义是对合理经济的抛弃。”（注：参见Mises"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in Hayed,ed,Collectivist EconomicPlanning.pp.111～112.）
米塞斯基于奥地利学派的理念提出的挑战迅速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赞成者与反对者均大有人在，很快形成了基本上是两军对垒的论战局面。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主要对手是新古典学派。虽然两派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但在社会主义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反驳米塞斯挑战的新古典学派的主要理论武器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该理论不仅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也适用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只要具备某些条件，社会主义完全可以解决合理配置资源问题。
在这场大论战中，新古典学派营垒中的主要代表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和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而奥地利学派营垒中的主要代表是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米塞斯挑战以后，论战大致经历了两个回合。第一个回合的代表性论著是泰勒1928年以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身份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指导》的演说和哈耶克1935年发表的题为《辩论的当前状况》的文章。第二回合的代表性论著是兰格于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哈耶克于194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计算：竞争解决法》。正是在这场大辩论中，兰格等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回应米塞斯挑战。
实际上，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并非始于米塞斯，一些社会主义者早就意识到，必须利用价格而不是“劳动量”等“自然单位”来解决这个问题。1908年，在《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一文中，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内把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问题，并用复杂的联立方程式来描述社会主义一般均衡的条件。但他明确指出，搜寻成本最低的技术无法纳入数学解决法，只能采用大规模的试错法，而将其付诸实施不但消耗大量人力，而且极其复杂。（注：E.Barone,"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Collectivist State",in Hayek,ed.,CollectivistEconomicPlanning.）受巴罗内的启发并考虑到数学解决法存在信息和计算方面的实际困难，泰勒放弃了“根据书面统计材料”进行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思路，提出了中央计划局用试错法按照供求均衡法则来搜寻生产资料的均衡价格的具体方案。兰格在泰勒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被称为“竞争解决法”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兰格模式旨在通过模拟市场来搜寻生产资料的会计均衡价格。在泰勒模式中，完全由中央计划局来搜寻生产资料的均衡价格，而在兰格模式中，则由中央计划局和企业经理共同模拟市场来做到这一点。（注：参见 F.M.Taylor"The
Guidance of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and O.Lange"On the EconomicTheory of Socialism",in B.E.Lippincott,ed,On
the EconomicTheory of Socialism,(Minneapolis,Minnesota 1938).）
哈耶克对泰勒模式和兰格模式进行了严厉抨击，认为它们是泰勒和兰格过分迷恋于纯理论的静态的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而无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的产物。（注：参见Hayek"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ebate",Hayed,ed.,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Hayed,"SocialistCalculation:The Competitive`Solution'",in Alec Nove and Ian D.Thatcher,eds.,Market and Socialism,(Edward Elger,1994).）尽管关于论战情况的所谓“标准叙述”（standard account）声称新古典学派击败了奥地利学派，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哈耶克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兰格模式的批判是有说服力的。
四、战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轨迹
战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越出苏联一国的范围，成为全球三分之一人民的经济制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高度集中计划的斯大林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必须进行改革。与此同时，战后资本主义在消除市场的弊端和实现公平方面的记录也远非令人满意，促使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探寻高效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因而在战后东西方不同的条件下传播和发展。
东欧和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是与这些国家改革高度集中计划的斯大林模式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这些东方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特点。1950年，被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视为异端的南斯拉夫颁布《工人自治法》，率先进行改革。1968年，匈牙利实行新经济机制，也走上了改革的道路。而同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则因“布拉格之春”被镇压而夭折。1981年，波兰开始步南、匈两国的后尘。在斯大林模式的故乡苏联，认真改革旧体制的努力直到1985年才开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所有这些改革在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方面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价格远未真正放开，“企业”仍然依赖政府，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不足为奇。然而，这些改革毕竟是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重要尝试，为后继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和匈牙利模式的影响较大。
在理论上，战后东欧经济学家对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软预算约束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企业效益低下在体制上的重要原因，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辩论推进了一大步，为匈牙利经济学家赢得了世界声誉。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建构方面，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颇有建树。如果说东欧和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这些国家的改革实践紧密相关的话，战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基本上是一种学术现象，对市场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往往局限于学术圈，特别是比较经济学界。当然，西方也存在工人合作社等所谓市场社会主义企业，某些政党甚至谈论要实行市场社会主义，但这些与东欧苏联大规模的市场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不可同日而语。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德在研究南斯拉夫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伊利里亚”模式是战后较早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沃德的研究激发了范尼克和沙克尔顿等人对南斯拉夫模式的兴趣并引起一场关于该模式的优劣的辩论。六七十年代，又有少量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问世。战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发展始于80年代。80年代初，鉴于英国工党在大选中惨败，该党的智囊机构费边社特邀一些知名学者商讨对策。尔后，这些学者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哲学”的研讨班子，着重讨论“市场社会主义”概念，力求通过理论创新使工党走出困境。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个班子发展了原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使之成为系统的比较完整的理论。（注：埃斯特林、格兰德编，前引书。）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英国经济学家诺夫于1983年提出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
90年代伊始，随着苏东转轨中困难和问题的暴露，新一轮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辩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展开。这场辩论至今仍在激烈进行。它是二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辩论的继续，但辩论越出了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进入了最新的信息经济学理论层次，引入了“激励相容”概念。换句话说，这次辩论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正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兰格模式的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将辩论引向深入。辩论的中心问题是：承认并设法解决激励相容问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否能生存或繁荣。在这个问题上，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和以罗默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截然对立，前者否定而后者肯定。在这次大辩论中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即巴德汉和罗默所称的“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种类繁多。这些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提出这些模式的经济学家或多或少都主张对生产资料实行某种集体权利。他们不再对发挥“搜寻”价格作用的兰格式的中央计划局感兴趣，而是倾向于让真正的市场定价。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可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工人管理类型，以德雷兹、弗勒贝、韦斯科夫三人的模式为代表。二是工人所有制类型，以布兰德模式为代表。三是经理管理企业类型，以罗默模式和巴德汉模式为代表。四是不明确强调产权关系，而是强调工人、消费者及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监督以影响企业。这类模式的代表有布洛克、科恩、罗杰斯和艾尔逊等人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