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价格扭曲：就业效应及其对策——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一种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对策论文,效应论文,就业压力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要素价格扭曲限制了资本吸纳劳动的能力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扭曲一直是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取消，产品价格扭曲正逐步消除，但要素价格扭曲还看不到得以根除的迹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受市场调节。但转轨期间，市场化的进程受传统体制的制约，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并不完全反映它们的供求关系，资本和劳动力的禀赋关系也没有通过它们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现出来。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就是由于要素价格扭曲长期累积的结果。
我国要素价格的扭曲是体制和政策造成的。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借助行政手段控制资本要素的规模和流向，以确保计划当局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这种不计要素真实成本的计划配置方式，注定要背离要素的相对价格。20年来的经济改革，这种计划配置模式虽有了很大改变，但政府政策一直没有消除某种程度的“所有制歧视”的倾向，这使得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面临分割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并且以不同的价格得到资金和劳动力。经济政策的“公有偏好”使社会总投资的大部分流入到效益低下、就业效应较弱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以1994年为例，全年4万亿元贷款中的70%到80%投向国有企业，利率不到12%， 而同期市场平均利率近25%，两者相差13个百分点，如果把国有企业贷款不还的部分也考虑进去，则其实际利率远低于12%。规模庞大的资本要素被低效配置，极大地约束了资本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以1993～1994年为例，每新增百万元投资平均可增加26.7个就业机会。但国有部门每百万新增投资只增加就业机会17.7个；而城镇个体经济每百万元新增投资增加就业机会261.7个；农村个体经济为175.6个；股份经济为37.9个。同期社会总投资的分配，低就业效应的经济部门共占投资的73.58%， 而高就业效应的经济部门只得到总投资的26.4%（注：参见周其仁：“体制转型、结构变化和城市失业”，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3期。）。稀缺的资本要素在政府歧视性的经济政策干预下， 投向对社会就业贡献小的经济部门。劳动力供求失衡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违背了资源的禀赋特征和供求关系。
从产业分布来看，自1991年以来，政府重新启动新一轮“重工业化”的进程，改变了自1980年以来以轻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势头。新一轮重工业化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为主导，围绕城市化启动投资需求。但这些投资的投向集中于就业效应趋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降低了投资的就业弹性。1985～1988年期间，扣除物价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社会总就业增加0.21%，其中，非农就业增加0.41%，城镇就业增加0.27%；到1991～1994年期间，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0.03%、0.11%和0.06%（注：参见周其仁：“体制转型、结构变化和城市失业”，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3期。）。 这就是说，进入90年代以来，社会总投资带来的就业量大幅降低，进一步加剧了就业的严峻形势。
二、以资本市场启动劳动力市场
如何安置新增劳动人员就业，如何使下岗人员重新就业，从而改善整个社会的要素配置状况，根本的办法是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让市场成为要素配置的主要调节者，政府的宏观政策应当遵循和加快推进市场化的进程。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的扭曲，是因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中存在制度性的障碍，从而妨碍了资本和劳动的合理配置和合理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很突出，解决这一矛盾有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因为就业必须有资本作前提，就业岗位归根到底是创业资本提供的。所以，资本的总量和结构成为约束就业规模的根本条件。恰恰在资本市场上，我国的改革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制度梗阻。
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首先要求各类经济主体，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进行资本积累和进入资本市场。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资本积累作为一种特权由国家垄断。国家以行政手段把资本资源集中起来，再纵向注入国有企业，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形成一种无偿划拨的资本供求关系，这种不计成本的配置方式，扭曲了资本与劳动力要素之间的禀赋关系，不仅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排除在现代化的进程以外，而且还造成国有企业大量冗员。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变上述那种由国家垄断的资本积累机制，企业和个人也获得了创业的权利，从而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资本积累社会化机制。但资本积累社会化远没有达到健全的程度。例如，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着95%以上的新增就业，支撑着8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从国有银行得到的贷款却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政府仍控制着大部分资本资源，并将其提供给效益不高的国有企业。比较而言，国有经济部门仍然享有市场以外的许多优惠条件。要缓解就业压力，就必须改变现行的过分倚重国家进行资本积累的资本形成格局，使创业资本形成的渠道多元化，积极培育和发展国家以外的资本积累主体。必须排除通过行政手段赋予国有经济主体以资本积累的优先权或垄断权的作法，解除对非国有经济的投资领域的限制，降低它们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经济主体的平等和多元化发展，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前提条件。
其次，尽早结束利率管制，加快实现资本市场的统一。资本市场是资本要素配置的机制，利率是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支点。但目前，我国存在着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官定利率和市场利率。国有企业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官定利率得到资金，这使其大量使用资本以替代劳动力，而非国有经济却得不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由于非国有经济处于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因此，即使其资本价格下降，资本替代劳动力也不会发生。只有尽快结束利率管制，使非国有经济取得和国有经济在同一个资本市场平等竞争的地位，才能消除不同经济类型之间因要素市场的分割而造成的资本和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市场化的利率不仅可以反映出资本供求状况，而且还能反映出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稀缺关系，以此确定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有助于实现稀缺的资本和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之间的有效组合。所以，利率的并轨和市场化是缓解就业压力、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条件。
第三，培育和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虽然大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和创新力量的主要支柱，但在解决劳动就业方面，中小企业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尤其是最近10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就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表明，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务之急是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需要扶持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经济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资本市场应当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国有银行体制为国有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但是，却一直没有发展起或者说没有允许发展起一批与非国有中小企业业务需要相适应的非国有中小银行。这是资本市场结构上的缺损。当国有企业与国家银行间发生信贷萎缩并导致经济不景气时，正是这种缺损使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得不到足够的资本支持，因而难以进一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不能使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达到应有的规模。
在对待非国有银行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一直采取一种抑制性的政策，一出现问题就将其取缔，而不是加强监管和引导。结果金融秩序不但一直没有根本好转，反而不是金融混乱、乱集乱贷，就是信贷紧缩、通货紧缩。
发展资本市场主要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投融资体制和新的创业机制。如果在这方面不能有所突破，就业压力就可能逼迫沿用传统的投融资体制，单方面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就会成为一种复制传统企业、复制富余人员的行为，即使一时有效，但一段时间过后，又将会造就出更为庞大的失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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