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营理念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制度论文,企业论文,民族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6)03-0073-09
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一样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中国这个注重道德规范的国家，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就显得尤为强大，它不仅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准则和思想观念，它还是正式制度的社会基础。正式制度只有适应一定的伦理规范，才能发挥其作用，成为有效的社会约束体系。
一、中国近代非正式制度与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理念的形成
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儒家文化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人们的行为中处处渗透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其中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是以义利观和宗族观为基础而形成的近代中国的经济伦理。
1.义利观
义利之辩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千年讨论不休的话题，也是儒家思想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它还是指导人们行为的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先秦儒家提出“重义轻利”的观点后，经汉代董仲舒的发展、概括，到宋明理学义利观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它明确主张主体的行为应以“义”作为惟一的评判标准，要求人们的物质利益必须服从于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在宗法制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个人利益与家族和国家的利益既依附又对立，一个人没有独立自主的经济权利，更不允许为发展个人利益去超越家族和国家利益，从而形成了个人利益必须绝对服从和从属于家族、国家利益的要求，这种利益反映在价值观上就是道义至上。随着近代西方工业思潮的传入和商业的发展，传统的义利观开始有所转变。人们把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看作正当行为。这虽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重大突破，但“以义为先”的价值观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人们仍然会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并把它作为道德准则。
2.宗族观
传统儒家思想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和建立亲疏远近关系的宗族伦理。从中国历史考察，人们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地位的获得无不依赖于自己的家庭，因而宗族观在中国早已形成，并有极大的发展。在血缘宗法体系的基础上，这一观念不断扩展，形成了政权与族权相结合，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家族内部的伦理秩序成为国家秩序，人们对统治权威有一种消极忠诚和克尽义务的观念。
3.义利观、宗族观与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理念的形成
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和家国一体的宗族观相结合便成为人们意识形态的主宰。在经济生活中，这两种思想对经济行为、政治统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宗族观是一种封闭、狭隘的观念，它以家庭利益为核心，以族规家法为约束，把人们所有的活动都纳入到家族范围之内，并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家族整体利益。而义利观是对人性中利己、利他关系的描述。在儒家思想下，“自利”几乎就是自私的同义词，只有利他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在这两种观念的主导下，家族利益至上上升为国家利益至上，它与利他主义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国经济伦理中一种带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价值观，人们必须不断地在“义”与“利”之间，“利己”与“利他”之间进行平衡，并找出一种最适合的生存方式来实现经济行为与社会观念的协调一致。这就是中国近代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伦理。
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一种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经济伦理，也是民族企业家经营理念形成的思想基础。20世纪初，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民族企业大量涌现，资本总额不断增加。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民族企业内部主要实行的是一种传统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企业就等于家庭，企业经营中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随着民族企业的发展、民族资本的扩大，特别是受西方在华所办企业的冲击和影响，民族企业家们逐步认识到西方经营管理理念中先进的一面，于是他们通过自身亲赴西方考察或委派人员出国留学等方式，广泛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经营理念，并开始注重经济利益，追求自身合理收益，从而使传统的经营理念发生转变，形成了一套富有近代中国民族特色的企业经营理念，即重视国家利益的家风式的经营理念。
二、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理念的特点
从具体内容来看，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经营理念——重视国家利益的家风式的经营理念，存在以下两个层次：首先由于宗族观的影响，企业经营中处处体现出家风式的特点。这是因为当时的民族企业多为家族企业，经营者自然会将家庭权威用于企业管理，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带入企业管理中，随之以人、人品为中心和特别强调国家利益重于一切的经营理念应运而生。这一方面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有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
这种经营理念的第二个层次在于企业家们开始直言个人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追求个人利益与发展国家经济是不矛盾的观点，这种经营理念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为人观
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观中特别强调人才的作用。在他们的认识中，人才不仅要有技术、管理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为人观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为人的道德观，它强调符合伦理道德的人品，如诚实、勤勉、仁和、协同、责任、正直、忍耐等美德；二是开发为人观，它要启发诱导企业成员的上进，强调人才的培养，进行人力开发、能力开发等经营理念。
强调人品的好坏、道德品格的高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衡量人性的准则，也是中国企业管理者判断人才的基本的原则。企业家们普遍认为，勤勉、节俭、任劳、耐苦等诸美德是企业成功的秘诀；谦让诚恳，勿受意外之财，只可助人、不可损人，只可救济人、不可嫉妒人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之必备条件。上海厚生纱厂的创始人穆藕初就认为，管理人才必须有从事开拓创业所不可缺少的性格素质，如“健全之脑力、敏锐之眼光、灵活之手腕、坚固之信用、雄厚之力量”。①
除了对员工的人品有要求外，企业家们还积极地制订各种政策对人员进行培养，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制订了严格的人才培养标准，设立各种业务训练班、职工图书馆、英文补习班等，帮助和督促职员提高业务知识。培养人才的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人事管理制度，造就有利于人才成长的企业环境，消除人才压制现象，对有专长的职员要大胆提拔，放心使用。对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陈光甫做的颇有特色。他建立了一系列人事管理制度，最为突出的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劳资合作理论，并在上海银行实施了职员认股的做法，将银行新增股份的相当部分“分配行员认购”，使“行员皆成股东……以团结力量”。②
2.革新观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近代民族企业家们为了求得企业的效益和长远发展，对创新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实际经营中也体现出对这些活动的重视。革新观又可分为两类，即管理革新观和技术革新观。
管理革新观强调经营管理和经营革新的理念。民族企业家们认识到在现代竞争中离开科学管理是根本无法经营好企业的，因此他们积极地引入西方的管理理论和经营惯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加以实施。穆藕初第一个引入泰罗制。在此之后，民生公司卢作孚根据其管理实践提炼出一套管理理论，既有中国特色，又与西方科学管理原则相吻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在30年代出版了《科学管理法的原则》。从这些书中可以看出企业家们已认识到加强管理对企业经营的重要作用。
技术革新观则体现出企业家对新技术的迫切追求。民族工业创立以后，由于技术基础薄弱，许多企业面临严峻的局面，于是企业家对技术创新有了更急切的要求。他们添置先进机器设备，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积极鼓励技术人员从事技术试验，进行专门的技术研究工作；积极引进技术并加以创新。“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创办的荣家企业就特别重视引进新技术，他们认为“设备求其新”③，要生产出与洋货相媲美的国货，就必须引进设备，作为保证产品质量的物质基础。仅以茂新厂为例，1905年曾向英商怡和洋行订购18寸英国钢磨6部；1913年又改装美式机钢磨24部，使产品质量达到优异。亚洲第一家纯碱公司——永利化学公司创办人范旭东也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企业之本”④，企业的发展必须以良好的技术设备为物质基础。他坚持不惜花费资金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追求先进的技术。正是这些观念和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3.利润观
近代民族企业家的利润观分为两种，现实利润观和战略利润观。现实利润观强调提高企业效益。企业家采用各种方法提高企业的效益。他们在产品质量上下工夫，用优质名牌产品开拓市场，占领市场；他们对原料和产品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的管理，不断更新产品，改善性能。为了赢得更高的市场份额，民族企业还充分考虑市场需求者的消费水平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水准，在降低产品成本的基础上，采用各种促销策略和灵活的销售技巧，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氏兄弟就认为：“货必求美而胜英美，而价钱则贱过英美，人心自然推向”⑤，这就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在市场竞争中所采用的竞争策略。民族企业家对如何扩大和健全产品推销机构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们建立广泛的销售组织和密集的销售网，东亚毛纺厂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品推销网——“抵羊网”，加强了该厂在竞争中的实力。以华北地区为例，仅仅一年时间，“洋货毫无活动余地，吾货独占华北之势已成”。⑥ 这样企业就可以从供应、生产、销售各个环节上保证产品的质优价廉，为提高效益提供了保证。
二是战略利润观，强调追求与利润有关的战略措施，如健全财务制度，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竞争力等。企业家们不断完善各项与获利有关的措施，实施有效的财务、资本管理与经营。他们高薪聘请会计专家设立会计制度，建立统一的财务制度，在企业集中使用财力、应付对外竞争、保证资金的积累、扩大企业的再生产等方面，均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企业家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筹措资金来扩大生产。财务管理也开始为企业家们所重视，卢作孚就经常强调预算和核算的重要性，他言简意赅地指出：“无计划勿行动，无预算勿开支。”在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上，他提出：“财力须配合事业的要求，事业亦须顾到财力的限度。”⑦ 在具体操作准则上，他还提出“经常预算应按月为之，临时预算应按事为之”。⑧ 这些都是民族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切实有效的思想与方法。
4.社会观
民族资本企业的社会观也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实践社会观，强调实践中应遵循的规范，如顾客至上，诚实守信等；第二层次为理念社会观，它强调一种社会责任，如奉献社会、产业报国、实现公益、与国家共存等。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企业经营中，企业家们所遵循的原则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还有更多的内容。在他们的经营理念中渗透着浓郁的人情味，人们之间要竭诚相待，要“惠民”、“富民”、“养民”，以这种思想来实现经济利益。商业企业在经营时更是注意礼貌待客，“对顾客要欢容款接，善为招待，虽或顾客有所不择，亦当以和蔼言词答，则自然令其悦服，切勿争执，如此则宾至如归矣”。⑨ 中国商业中“买卖不成情义在”的传统在商界中以条文的形式继承了下来。
近代民族企业家管理思想中体现出他们强烈的“实业救国”的投资热情，以及发展和振兴民族工业的爱国主义行为。在“设厂自救”、“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等思想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的近代工商企业相继诞生，在资金的筹措、产品的推销以及技术改进等诸方面，他们又将自己的管理行为与其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作为指导企业发展和立足的基点。他们开设国货工厂、生产国货产品、发起和组织国货公司、举办国货展览会，以不同方式推动国货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也是民族企业家所强调的一种社会责任。
三、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理念的适应性
一种制度的推行能否取得成功，还取决于这种正式制度形成的社会基础和它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近代中国，民族企业家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种管理模式，就因为这种经营理念与中国近代整个意识形态和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相适应的。
1.与中国传统观念的适应性
前已论及，一项制度只有与社会上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相适应，才能发挥其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理念恰恰做到了这一点。这种适应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对形成这种经营理念的影响，二是这种经营理念在社会上的可接受程度。
在中国，宗族观和义利观所编织起的集体主义经济伦理，可以清楚阐明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的经济行为。强调血缘和家族关系的宗族观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由此形成了经济上的集权统治和“家天下”的经营理念。集权式的经营理念在宏观经济上体现为中央对经济的集中控制，在微观上表现为对经济个体的家长式的管理。而在近代，义利观的变化又使人们能够公开言利，正当地追求经济利益，于是投资设厂风气渐起，人们自由地追求合理的经济利益。由此可见，家风式的经营理念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的，权威式的管理是在中国传统宗族观下形成的，而在经营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诚信原则、人本管理和革新观、利润观与义利观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恰恰体现出社会的普遍观念对制度形成的影响。
另一方面，从管理的可接受程度来说，被管理者也是深受中国传统思维影响的人，在宗族观思想下，人们习惯于接受来自家族、国家的统治，并认为服从于这种统治是顺理成章的，而民主却会让人们无所适从。同时，企业家在经营时所表现出的社会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尤其在国内危机四伏、外国商品与资本的输入极大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主权时，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外侮的思想就自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戴，这无疑也会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有利于各项制度的推行和企业效益的提高，因此，这种经营模式符合中国传统和国情，它也一定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2.经济上的合理性
一项制度，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发展的一个表现就是制度创新。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理念的确立与形成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它改变了旧的企业经营模式，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提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的。但是什么诱发的制度创新呢？
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与商品的入侵、商业的发展，人们的义利观发生了改变，从以前的“重义轻利”变得敢于公开言利，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事实上，追求自身利益是在社会中生存的最强大动力，在这种动机下，人们能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利益做出判断，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地最大化。近代由于义利观的变化，人们开始敢于言利，追逐利益的动机诱发了一系列新制度的产生，使潜在利润变成现实利润。可见，非正式制度的变革可以产生出强大的变迁动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二，经济上的合理性还体现在制度的实施成本上。从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的经营理念看，它的确引入了一些西方经营思想，但这一步伐是缓慢的，它远远落后于整个管理学科的发展。之所以当时民族资本企业没有吸收更多的最先进、最前沿的管理制度，是因为整个中国在近代发展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非常缓慢。在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下，强制推行先进的制度，只能阻碍新制度的形成，或在实施中遭受失败，这就是制度的实施成本。从这个角度说，这种经营理念与中国整个制度变迁的步伐是吻合的，它避免了引入西方看似超前，但又会令国人感到陌生和难以接受的新制度，使经营理念与中国缓慢的制度变迁处于同一阶段，从而避免了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矛盾；另一方面，这种在中国环境中产生的原生的制度不需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大大简化了人们认知和选择的过程，因而这些经营思想有助于缩减人们在实施制度时耗费的时间和成本。
四、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理念的落后性
民族企业的经营理念虽然在近代中国是适用的，但它并不是最先进的，它的许多落后性是本身无法克服的。民族企业经营理念的落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中国古代社会虽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但市场主体大多由官营经济承担，个人在交易活动中所占份额并不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在中国经营伦理中推崇的是“利他”，个人不能轻易言及利益，因此个人应尽可能地少参与经济活动。而商品经济是利己经济。利己是商品经济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人们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除了利己，很难想象在商品经济中还有什么动力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也多次谈到，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是为了满足商品生产者自身的利益。而在近代集体主义经济观念下，人们的行为受到礼法、关系等各种约束，因此，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存在许多阻碍力量。同时，在传统道德观念下，过多地强调经济利益被认为是人的品质问题，这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强大的动力支持。而实际上马克思曾反复强调商品经济中人对利益的追求是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但这些在没有被人认识的时候，观念上的局限既不能提高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不能提高社会总福利。相反，却会出现商品经济因集体主义行为而受阻，而不是发展。
其次，规范的商品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法治经济意味着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才会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它要求以正规的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制度在市场中是至关重要的。而在近代民族资本企业中虽也建立了种种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并不是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制定的，而是极大地受到家族观念的影响，体现出浓厚的非制度性色彩，这使得企业经营过程中人为因素过重。这种经营模式体现了企业主对财产的控制权，体现了家族观念在日常经营行为中的作用，它也必将决定这种经营是无效率的、落后的。
第三，商品经济是自由经济，经济主体的行为一般只受自己意志的支配。但由于宗族观的影响，家长制作风使所有决策权都集中在家长手中，最高管理阶层和下属各阶层管理者几乎都是家族内部成员，这样下级基本都听命于上级，从而使企业内部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行政权威；而下属部门只有执行决策的义务，并没有适当的自主权利，这难免会影响到下属各部门的积极性，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果。近代史上有名的申新集团的衰落就与此不无关系。
最后，这些经营观念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重外部经营轻内部管理。在这些经营思想中很少有现代管理中所有的生产管理、财务管理、战略管理、经营规划。总体而言，在他们的经营理念中，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内容远比企业内部生产管理等的内容要丰富、翔实、先进得多。企业家在对待企业外部关系的协调方面也远比对企业内部生产方面的管理要重视得多。由于人们生活的环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使企业家们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关系的协调和平衡，因而使得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这种管理倾向是畸形的，是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
综上所述，传统的经营模式距离现代管理方式是有很大距离的，它更多地停留在人治的倾向上，带有浓厚的非正式制度色彩，它使管理中正规制度的成分被大大削弱。因此，即使这种经营理念与传统观念有着多么强的适应性，在经济上有多么大的合理性，但毕竟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不一致的。从历史发展看，企业家的观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最后终将被时代所抛弃。民族资本企业的衰落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赵清：《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③许维维、黄汉民：《荣氏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④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集》第2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⑥⑦⑧《东亚历史档案》、《预算》、《业务管理·总论》均转引自钟祥财：《近代中国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第85页、第86页。
⑨郭泉：《永安精神之发轫及长成史略》，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书》，中华书局1969年版，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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