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康社会论文,中国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D614;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3-0015-06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范畴，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目标和现代化战略的阶段性目标；从文化发展的脉络来看，小康社会有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小康社会战略，使中国社会主义完成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迈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向全党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小康社会是一个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的重要概念，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全新课题。
一、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用“小康”、“小康之家”来描述中国式现代化。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中曾根的谈话中明确提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报告都写入了“小康”、“小康社会”的概念。以小康社会来界定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和历史进程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贡献。小康社会既体现为中国共产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统一，也是国家现代化目标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小康社会理论是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核心范畴，它不仅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标准和起点问题，也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首先，小康社会在战略上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对超越阶段的空想论。在20世纪人类世界变化中一个重要的、有希望的方面，“是出现了致力于世界大同这个观念的新力量”（注：[美]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6页。），这就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所产生的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来，共产党人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是那么执著和强烈。然而从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发展不可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而直接达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迈进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曾经科学地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同样，在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分三步走，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才能达于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迈进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从社会转变和发展的意义上说，小康社会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具有同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三十多年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战略目标，它的定位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邓小平在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时说：“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超越阶段。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两种社会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转换，即从“人民公社”到“小康社会”、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定位上，核心问题是依据生产力标准还是固守生产关系标准。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因此，我们要保持共产主义之志，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事，其根本之点在于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它所决定的分阶段实现小康社会发展战略，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里实际上触及了党在社会主义阶段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其次，小康社会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提倡富民政策。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走向富民强国之路，这是小康社会的基本精神。关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邓小平思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中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康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财富观和社会生活观，这一点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社会伦理价值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改革开放首先带来的农村和城市人民生存条件的巨大变化。
小康社会综合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一体，即提出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解放问题。我们可以先把摆脱贫穷，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目标，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创造基本条件。在中国谈社会主义，必须强调共同富裕。因为处在现阶段的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致富。“勤劳致富”，要满足大家致富的目的只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过不要忘记，我们在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中的共同富裕时，必须把它同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注：薛汉伟：《创新认识的支点——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5期。）。
因此，消灭贫穷构成了小康社会的经济起点和要求。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如果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呢？邓小平提出了由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的思路，赋予社会主义新的本质，即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并把它当做评判是非的重要标准。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在“三个有利于”中的一条就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条，摒弃了把富裕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同时，也把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和重心下移，即把重心首先放在了广大的农村和农民身上，在于农业实现“两个飞跃”上面，在于加快能源、交通建设和发展教育与科学事业。（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4页。）
再次，小康社会既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范畴，同时也是以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为标准的范畴，这是中国迈向世界的重要步伐。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意义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了一个新的标准和“新的概念”，即国际标准和经济标准，把中国的现代化放在国际社会的范围来对照。邓小平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因此，他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且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20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看到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很低的。1984年3月25日，在接见中曾根康弘时邓小平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即人均生活标准问题。把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多少美元作为目标，是大家很容易理解的一个简明的指标。“中国经济学家们认为，对于中国本世纪末的发展目标最重要的，不是按人口平均若干美元这样一个数字，而是表现为这个数字所反映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采取什么方式，依照什么指导思想来取得这个数字。这里涉及我们希望中国居民接受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接受一种怎样的价值观等问题。”（注：于光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186页。）
邓小平把当时中国的人均水平和新加坡、香港作了对比，但是在制度上他相信社会主义会保证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一千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要好过得多，比他们两千美元的还要好过。”“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八百美元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中国来说，这是雄心壮志。它意味着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到那个时候，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日子就会比较好过。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包含着“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思考的重要范畴，它使我们的现代化走出了单纯追求政府主导的以工业化为目标的“赶超型”现代化道路。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模式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层的涵义。从世界现代化的理论发展来看，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模式更具有综合性和中国特点。因此，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是邓小平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
二、小康社会的中国历史文化基础
小康社会的深刻文化底蕴使它在众多的现代化理论当中更具有中国特色，这也促使人们更加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小康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范畴，它与大同乌托邦思想联结在一起，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留下深刻印迹。小康与大同的疏离关系，构成了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持久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根源，也是当代中国小康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
中国的大同与小康之说，始见于《礼记·礼运》，它阐述了人类大同理想的基本要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等。与大同相对应的是小康，即“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等等。在这里大同和小康的区别既包含相对应的历史特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又保持着历史、道德、文化和逻辑上的关联。
小康既是社会文化和历史观，也是治国方略和社会理想。
儒家大多立意于大同，行事在小康，即以最高纲领为志，以最低纲领为事。因此，儒家的目标在于小康，其“仁政”理想和“经世”精神不太可能鼓动起大规模的乌托邦实践。孟子在其“王道”理想中设计了一个农户的基本生活状况或“小康生活”标准：“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猪，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者，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注：《孟子·尽心上》。）。孟子所描述的“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可以理解为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还不很富裕，人们安居乐业的社会生活状况。从大同与小康的历史进化的角度，梁启超认为：“孔子立小康之义，以治二千年以来之天下”，即用以治理升平世；“立大同之义，以治今日以后之天下”（注：梁启超：《读〈春秋〉界说》，《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即用以治理太平世。因此，后世儒家认为从小康到大同是一个存在许多环节的历史递进过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大同来否定小康的首先是墨家。墨家注重个人身体力行和个人的社会责任，人们说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的确在墨子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大禹的道德行为与时代风尚。可以说，大同之“同”是儒家后学吸收了墨家的“尚同”学说之后取自于墨家的概念。墨家理想的“尚同”社会对后世影响很大，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纲领口号很多取法于墨家，汉代以后“游侠”成为其主要的承传者。从墨家的“尚同”理想到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的“均贫富，等贵贱”的主张，形成了中国大同乌托邦精神传递的重要线索。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就完整地引述了《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学说。
对于大同的向往和对于小康的否定同样符合道家的历史逻辑原则，这一点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中体现出来。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大同理想是建立在道家“法自然”的哲学原则上的，所以《礼记·礼运》中强调“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大同的哲学基础为“大道”，同时吸收儒家、农家和墨家的社会理想和伦理原则，形成了大同学说的整体结构。正因为大同理想具有综合意义，所以才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持续影响力的乌托邦。
不难看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是大同世界，而是“小康盛世”持久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治国模式昭示于后人。因此，小康社会是理性和现实的社会，与中国历代的治国方略、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和民众的生活理想息息相通。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文明同基督教文明一样，具有高度的理性化倾向。这一点可以也在东亚社会发展的现实中得到印证。据此，人们提出了儒家文化价值系统的作用，即精英价值系统和平民价值系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在当代中国，小康社会凝聚着强有力的中国文化传统：富民理想、藏富于民、有恒产者有恒心、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贩者有其摊等等，以历史继承的方式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精神与治国方略之中。但是，由于时代和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当代中国的小康社会与传统的小康理想又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小康理想在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大多属于价值性的描述；而小康社会则不仅含有价值理想，更具有科学体系和目标，属于中国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范畴。从宏观上看，当代的小康水平是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分配制度的改善；从微观来说，则是指居民生活条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注：尹世杰主编：《中国小康水平研究》，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其次，传统的小康盛世代表了中国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理想；而小康社会则反映了在工业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选择。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康图景”。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模式比单纯的工业化诉求更能攫住每一个人的心灵，甚至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是中国人民广泛参与的结果，反映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在另一个层面上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如果说“四个现代化”体现了工业化时代国家的战略和追求，那么小康社会则不仅体现了全社会的目标，并且内化为每一个人的生存动机和目的。
再次，如果同样以关注“民生”为出发点，传统的小康理想属于贤人政治和圣王之道，即属于民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小康社会则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涵概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目标之中。正是在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目标这个层次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一是“发展生产力”或“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致富”或“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共产主义。依此而确立了两大标准：前者是生产力标准，后者是人民利益标准（注：薛汉伟：《创新认识的支点——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5期。）。正是这两大标准成为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首先是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的支点。
对照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我们认为，小康社会现代化模式的确立，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而且这种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文化融合起来，因而具有了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的基础。历史经验表明：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育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命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337～338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中无疑有中国的国情基础和文化的推动力量。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小康文化的结合，意味着我们可以超越“五四”以来的文化主义的论争，使我们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素养真正具有建设性，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基础。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
从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即达到“小康之家”的水平，到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继续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提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特别是“九五”计划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01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时，提出了“向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迈进”的宏伟目标，并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十五”计划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使“十五”计划突出了富民为本和以人为本的精神。
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向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迈进，的确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经过一段持续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实现社会发展质的飞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构成了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的神圣使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我们的起点是“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说明未来任重道远。小康社会是全社会共同推动的民族伟业，要完成这一伟业需要保持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激发全民族的创新能力，在体制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等方面有所作为。可以说，在整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内，创新和创业是历史的主题，“勤劳致富”是根本。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发展经济增量为主、存量改革为辅的政策导向。所谓发展增量，实质上就是鼓励创业。正是由于众多的创业不断发生和成功，使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并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缓解了经济转轨时期的危机与阵痛。这是小康社会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力。二十多年来，一批批创业者开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农民“洗脚上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知识分子“下海”，留学生归国创业，成为新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私营企业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动力；下岗职工转岗再就业，等等。在新世纪，中国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依然是有限的，更需要形成尊重创新和创业的良好氛围。这实际上是人自我解放的起点。鼓励创新和创业是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在竞争与同情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状况、传统和文化。”（注：《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世界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由于中国生产力状况和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小康社会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应该是“和而不同”，即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承认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存在的差异与矛盾的现实，这是由小康社会的历史和经济前提决定的。因此，在经济体制上“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在分配制度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社会建设上，小康社会的伦理和文化应该是有限目标和有节制的，保持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必要张力、与传统文化的良性衔接。邓小平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9页。）。在资源与环境建设上，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基本政策，不仅如此，如果说古人提出小康之家的模式已经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的话，可持续发展也构成了小康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包含两个基本指标：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前者在于富民，后者在于强国。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跨越式发展是一条普遍规律，在每一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国家抓住机遇，实现国家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要求我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通过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在当代，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在高新技术发展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和通过区域创新等方式使中国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97年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在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三大战略中，核心思想和目标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这种跨越式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依据一些学者的早期预测，拉丁美洲要经过40年才能实现小康水平，而亚非国家凭借自己的努力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只有在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基础上，要经过50至65年才能实现“小康水平”（注：尹世杰主编：《中国小康水平研究》，第3页。）。中国发展的经验说明，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不仅仅取决于外部因素。据1996世界银行研究报告《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称：“今后的25年，将是中国产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如果经济按政府预测年均增长6-7%，其经济规模在这段时期将扩大7倍。中国可能将在仅仅1/4世纪的时间内完成像拉丁美洲这样一个地区用了6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用了80年才完成的经济转。”（注：《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世界银行），第43页。）这正是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因此，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来说，其意义都是巨大而深远的。
当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责任重大，特别是面临着腐败现象、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和资源与环境的恶化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
总之，小康社会的现代性，在于它的现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概念的有机统一体。小康社会在中国当代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层底蕴。全面研究和系统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小康社会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课题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全面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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