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残酷和诠释现实的小说：罗伯特·183的解读；波拉尼奥的护身符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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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7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6-0079-08

       智利作家罗伯特·波拉尼奥(Roberto

，1953—2003)被誉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拉丁美洲小说家。著名杂志《星期》(Semana)于2007年在其创刊25周年之际，评选出自1982年以来创作的100部最佳西班牙语小说，波拉尼奥的两部作品《荒野侦探》(Los detectives salvajes，1998)和《2666》(2004)分列第三、第四位。而早在1999年，波拉尼奥就凭借《荒野侦探》获得拉丁美洲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Premio Rómulo Gallegos)。

       波拉尼奥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个中下阶层的家庭，十三岁跟随家人移居墨西哥。年少轻狂的波拉尼奥十六岁便辍学，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与写作中。他的文学创作始于墨西哥城，最初涉及的是诗歌领域，1975年与马里奥·圣地亚哥(Mario Santiago)等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和街头戏剧的“本能现实主义”(Infrarrealismo)运动，挑战墨西哥当时诗歌创作的主流。波拉尼奥提出“抛弃一切，重新上路”，这不仅是“本能现实主义”的宣言，也成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宗旨。(Madariaga：13—15)

       1977年，波拉尼奥随母亲来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文学创作逐渐转向叙事文学，并赢得了评论界的关注，而《荒野侦探》的出版更是奠定了他在西班牙语作家中的地位。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的叙事文学创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逐渐向现实主义回归，这一时期以政治倾向划分的左派、右派不再泾渭分明，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文化的多样性更是催生了多元化的文学创作。人们对文学创作是否能反映或诠释社会现实的功能产生了怀疑，开始更多地关注新的叙述形式，而恐怖小说、黑色小说、侦探故事、冒险传奇、色情文学等新小说门类也在这一时期不断涌现。(Labebé：93)侦探小说是波拉尼奥擅长的题材，他的侦探故事把悬疑与哲学思考结合在一起，把众多的人物、故事和复杂的剧情穿插在一起，构建起多重的叙事结构。他的小说更像是一幅拼贴画，把读者带入到拼贴故事的游戏中。智利著名作家爱德华兹(Jorge Edwards)曾说过波拉尼奥的小说是文学中的文学。(13)

       真正让波拉尼奥蜚声世界文坛的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遗作《2666》，该书被《时代》杂志选为2008年度最佳图书。波拉尼奥在美国的影响迅速升温，成为美国市场新的拉美文学偶像，人们开始争相阅读他的作品。1999年出版的《护身符》(Amuleto)是波拉尼奥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小说，资深翻译家赵德明教授将作品翻译为中文，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小说中叙事者的好友阿图罗·贝拉诺是《荒野侦探》中的主要人物，而在《护身符》中，作家又首次提到2666，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作品是串联其代表作《荒野侦探》和《2666》的重要纽带。

       一、1968年的残暴罪行

       “这可能是个恐怖故事，一个谋杀、侦探、黑色的恐怖故事。但实际上不是，之所以不是，是因为讲故事的人就是我。我就是说故事的人，因此不会是这样。可实际上，这是个讲述一桩残忍罪行的故事。”(1)《护身符》以主人公乌拉圭女诗人奥克里西奥的内心独白开篇，她自称是墨西哥诗坛之母。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充满谋杀、暴力、恐怖的元素，但正如主人公所说，这并不是一部烘托侦探情节的小说，而是作家假借女主人公的叙述及故事中其他人物的见证，揭露了一桩残暴的罪行。但是作家笔下的罪行，并非特指具体的事件，而是泛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年轻人的不幸遭遇。

       女主人公奥克里西奥20世纪60年代流亡到墨西哥，她记不清究竟是哪一年，1967年或是1962年。时间在她的回忆中不断被推翻，看似模糊的概念，实则加深了读者对这些年代的关注。惟一能够确定的是，她到达墨西哥的时候，落脚在西班牙流亡诗人莱昂·费利佩(León Felipe)和佩德罗·加菲亚斯(Pedro Garfias)的家中，后者于1967年逝世，由此可见，奥克里西奥应该在此之前到达墨西哥。和两位西班牙诗人的共同生活引出了女诗人的尴尬身份，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三位流亡人士有着不同的遭遇，费利佩和加菲亚斯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辗转抵达墨西哥，已经流亡在外几十年，而奥克里西奥则是选择了“主动流亡”，没有人把她从乌拉圭驱逐出境，她像开始了一场漫无目的的旅行一样，从蒙得维的亚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继而到了墨西哥。“也许推动我旅行的是狂热。本应是狂热，那时我认为狂热就是文化。”(3)狂热带给奥克里西奥的是流亡的文化，但无论是主动流亡还是被迫流亡，生活都不轻松，她既没有收入，也没有合法身份，偶尔在大学打点零工。

       虽然生活窘迫，但是奥克里西奥始终没有离开文人的圈子，享受着狂热的文化流亡带给她的生活洗礼。夜晚的生活和白天迥然不同，白天如蚂蚁般忙碌的她，到了晚上化身为蝙蝠，参加各类文学聚会。在诗人聚集的酒吧，忧郁的年轻人朗诵着他们的诗歌，交流着彼此的创作。放荡不羁的夜生活让奥克里西奥看到了自己，实际上，她并不推崇当时年轻一代创作的诗歌，也不敢苟同他们愤世嫉俗的态度。在她看来，这些诗没有流畅的语言，只有蹩脚的词汇，而那些辞藻宛如镜子的碎片，映射出了奥克里西奥的内心。她在努力拼贴碎片，似乎想要看到前途，却又充满疑惑。这是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但是她坚信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年代里，生活在幸福中。

       然而随着1968年的到来，一切都变了，人们早就嗅到大祸临头的味道。1964年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o Díaz Ordaz)上任伊始，就爆发了一系列反对政府的罢工活动，在他的总统任上，墨西哥人除了要忍受当局对独立工会、农民的镇压，还成为政府财政紧缩的牺牲品。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开幕在即，政府为了维护首都的稳定，加大对各种抗议集会的控制，由此激化了各方的矛盾。同年的7月23日，墨西哥政府动用防暴警察控制局势，警察强行进入第五职业学校。国立自治大学校长组织学生进行和平示威，抗议政府暴力镇压学生运动以及公然侵犯大学的自治权；9月，罢工委员会号召墨西哥人民参加游行。为了阻止示威活动，墨西哥政府派遣军队占领了国立自治大学。“1968年9月18日那一天，我在系里。那一天，军队践踏了大学自治权，冲进了校园，见人就抓，见人就杀。不对。大学里死人不多。死人多的地方是特莱特洛尔科，这个广场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19)1968年发生的抗议活动，不仅有大学生的参与，也有教师、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等。游行被军队武力镇压，最终演变成墨西哥政府对学生、平民抗议者以及围观的无辜群众的大屠杀。波拉尼奥把这场真实的历史事件虚构成文学作品，他的写作凸显出一种无序的世界观：无序的时间和无序的情节，如同他所描写的拉丁美洲大陆无序的社会一样。他的小说似乎是将现实与文学区分开来的媒介，而现实与虚构的差异才是文学的意义所在。(Labebé：92)

       二、叙事者——残忍罪行的见证人

       小说的主人公奥克里西奥并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她没有被逮捕，但是她所处的特殊环境让她意外地成了整个事件的见证人。“唉，一回想起来就让人感到可笑。真想哭上一鼻子啊!我是不是在哭?整个事件全都看见了，与此同时，我又什么都没看见。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所有诗人之母，我不允许(命运也不让)那场噩梦打垮我。”(19)事件发生时，她正在哲学文学系大楼的卫生间里阅读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女主人公对这位诗人的钟情更像是作者刻意的安排。加菲亚斯是西班牙先锋派诗歌运动的重要推动者，西班牙内战时，他不仅通过诗作表达自己对民主、共和的支持，还亲身参与反法西斯的战斗。手中握着加菲亚斯诗集的女主人公似乎得到了诗人的庇佑，逃过暴力的一劫，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共同见证了自由被践踏的残酷现实。

       卫生间里安静的阅读与外界的喧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摔门声、脚步声、窗外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宁静的大学校园变成灵魂的喧哗，加菲亚斯的诗歌也变成破灭的泡沫。虽然奥克里西奥用第一人称叙事，但是她更像一个“观察者”，因此也从“我”变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她像是在观看一部电影，看着屏幕上人来人往，看着文学系的那些曾经熟悉的身影鱼贯而出：有的拿着文件夹，有人抱着书，一切都符合大学校园的身份，唯一不同的是，一些纸张散落在地上：这些人是被赶出来甚至是被拖出来的，她还看到献血染红了白色的手帕。孤身一人的奥克里西奥，像幽灵般在教学楼的楼道里跑着、跳着，她看到惨剧就在眼前发生，却无能为力，她既像影院中的观众，又像置身于一场梦境中。作家安排奥克里西奥用戏谑的口吻讲述自己躲在厕所的窘境，却掩盖不住女主人公的恐惧。重新回到卫生间，她继续阅读诗集，但是眼中的文字已经重叠在一起，分不清行，辨不清字母，词语跳动着，如同她慌乱不定的心绪。走廊里的皮靴声如风一样挟裹着恐惧，为了不暴露自己，她把双脚举起来，像是准备分娩的孕妇，褪下的内裤束缚住她的双脚。她屏住呼吸等待士兵搜查卫生间，她甚至准备誓死捍卫国立自治大学自治权的最后一块阵地。但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外面像死一样寂静，时光破碎了，碎片飞向了四面八方，士兵没有打开卫生间隔间的门，却践踏了女主人公的尊严。她从对面的镜子里看到自己，也看到了照镜子的士兵：“那士兵还在出神地照着镜子，我可以听见他的动静和想象到他的样子。但是，我在这独特的马桶间里发呆。从那一刻起，我俩的独特性就构成了一枚钱币的两面，残酷得像死神一样。”(26)所谓硬币的两面应该喻指马桶间的里面和外面、自由与束缚、被害者与加害者。

       士兵离开的脚步如同倒带一样，卫生间回到原来的样子，没有反抗也没有冲突，“分娩”结束，奥克里西奥守住了最后的阵地。当大兵消失在校园的树影间，消失在坦克装甲车的轮廓中时，寂静的校园迎来了黄昏，随后在血色的黄昏中又迎来了黑暗。作者没有用过多的笔墨直接描述军队冲进大学施暴的惨状，而主人公奥克里西奥置身事外的视角，成就了她第一人称的叙事。她的内心独白，她目睹惨剧发生时无序的话语，以及她不合常规的比喻，间接地传递出事件的恐怖。月光照在女厕所的瓷砖上，冰冷寂静的空间衬托着女主人公的无助与绝望。而作家对奥克里西奥丢失门牙的描述，进一步让读者看到1968年的残暴罪行给女主人公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在墨西哥，我掉了牙，如同在墨西哥丢失了别的东西一样……”(28)因为没有钱看牙医，牙床一直空着。每当她说话或是开口笑的时候，非常自然地用手捂住嘴，就像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皇后为了掩饰大大的龋齿，用手帕或者扇子遮挡口唇，却依然充满魅力。奥克里西奥用自嘲、黑色幽默的方式调侃她掉了的牙齿。作家没有透露她究竟为何缺失了四颗门牙，但小说第三章的最后一句话告诉读者，她的牙齿是在活人献祭的祭坛前丢失的，这似乎泄露了秘密：奥克里西奥的牙是在军队冲进大学、她躲在女厕所时丢失的。作为女性叙事者的奥克里西奥不仅是残暴罪行的见证者，同时也成为受害者。尽管她照常和年轻诗人谈笑风生，但是人们却看到乌拉圭女人豁开的嘴、秃秃的牙床。丢失的牙齿变成了烙印，刻在她的脸上，她需要不断掩饰，时刻带着缺失面对今后的生活。

       然而这仅仅是梦魇的开始，时间在奥克里西奥躲在女厕所的日子里被折叠起来，又被打开，噩梦久久挥之不去。“1968年变成了1964年，变成了1960年……还变成了1970年、1973年……仿佛我早已经死去，是从一个新角度观赏上述年份那样。我想说，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历史，如同思考自己的现在、将来和过去一样……”(28)小说从此处进入叙事高潮，时间结构在厕所的环境中被打乱，奥克里西奥开始回忆过去，讲述未来。故事似乎进入了女主人公的梦呓中，梦中的场景时而将她带回刚刚抵达墨西哥的日子，时而穿越到惨案发生之后。回忆中的奥克里西奥不仅想念她的牙齿，还思念着别的事情：她思念年轻时的阿图罗·贝拉诺，他是女主人公认识的墨西哥诗人之一。他们相识的时候，贝拉诺不过十六七岁，然而却发生在暴行之后的1970年，这显然与主人公被困女厕所时的1968年在时间上相冲突。需要指出的是，阅读波拉尼奥的作品，读者必须要把他的叙事时间延展拉长，或是在不同的时间之间跳跃，1968年9月的主人公可以讲述1970年的事，她的自言自语又会引出另一桩恐怖事件。小说家的时间观具有超现实主义特征，这和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时间观异曲同工。伊格纳西奥·埃切瓦里亚(Ignacio Echevarría)指出，波拉尼奥的小说是博尔赫斯所能认同的写作手法，而博尔赫斯正是波拉尼奥最推崇的作家之一。(Villoro：28)女主人公对自己豁牙的嘲讽，是面对惨烈的现实表现出的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这种幽默是一种对待现实的态度，是人在荒诞的现实面前所做出的绝望反抗，是超现实主义者超越现实的不妥协精神的一种反映。(李万文：56)

       三、梦境下的残酷现实

       上节中提及的阿图罗·贝拉诺是《护身符》中的另一重要人物，在众多的年轻诗人中，他是最得女主人公奥克里西奥青睐的一位。小说的第七章，奥克里西奥忆起一段与贝拉诺有关的奇特经历，她的描述似真似幻，让读者分不清究竟是真事还是卫生间里的奥克里西奥的梦境。某个夜晚，她正和朋友在酒吧聚会，无意间听到了同性恋诗人埃内斯托和贝拉诺的谈话。可怜的埃内斯托和格雷罗区的男妓王产生了纠葛，他的肉体和灵魂都被迫卖给了后者，如果他不顺从，就会被男妓王枪杀。埃内斯托恳求贝拉诺帮他赎回自己的身体，他不愿再受男妓王的摆布。贝拉诺欣然接受了这个危险任务，奥克里西奥偷偷跟在他们身后。三个人穿过深夜的墨西哥城，城市的道路就像是玻璃的管道，蒸腾的气体从管道中流过，像是人的肺在呼吸。“这时的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凌驾万物之上的一座坟墓，但不像1974年的公墓，不像1968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年的坟场，而是像2666年的丧葬之地。”(72)这是波拉尼奥在他的作品中唯一一次提到2666，它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黑夜”、“地狱”、“死尸”这些字眼是作家对通往男妓王住地的描述，给这个人物增加了神秘感，也渲染了恐怖的气氛。男妓王是个危险的人物，他代表着权威、暴力和压迫。一切通达那里的道路都是肮脏的，承载着人们的创伤，带着血腥的气味。然而，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正走向恐怖的男妓王，准备挑战他的权威。

       埃内斯托因为对男妓王的恐惧，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想打退堂鼓，但是贝拉诺却继续前行。幽灵般的旁观者奥克里西奥，此时更像是游走在虚幻世界中，会面的场景也如同梦境：男妓王在说话，但没有任何声音也不张嘴，奥克里西奥却知道男妓王在威胁两个年轻人。男妓王的目光不断转变，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浮现，像一场无休止的噩梦。埃内斯托的恐惧、贝拉诺的果敢、男妓王的暴力，纠缠在一起的三股力量最终以年轻人的全身而退告终。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对抗，还带走了躺在男妓王屋里病得奄奄一息的胡安·德迪约斯·蒙特斯，而他才是被男妓王囚禁并要被杀害的人，贝拉诺和埃内斯托的到来避免了杀戮的发生。

       和男妓王的纠葛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很难分辨。故事中的人物身份是虚构的，场景也被作家描述得虚幻缥缈。漆黑的夜、深深的河流、城市中蒸腾的气体更似一场梦境。故事中的人物冲突模糊不清、混乱无序，时而激烈，时而和缓。但是在结尾处，奥克里西奥的叙述又回到了1968年9月的女厕所。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情节的安排有更深刻的隐喻。《护身符》中的主人公群体，是拉丁美洲带着创伤的一代，小说正是要揭露梦境下现实的创伤。奥克里西奥以第一人称叙述，边讲述，边探寻。所有的调查都为故事的结局服务，也在呼应第一章关于残忍罪行的开篇。女主人公奥克里西奥的回忆构成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们是见证了大屠杀的一代年轻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不同的信仰，每个人都带着乌托邦的梦想，但是都被镇压、被屠杀。对墨西哥大学自治权利的践踏是有组织的暴力在拉丁美洲国家的集中体现。作家似梦似真的写作手法，内心独白的叙述方式，以直接抑或隐喻嘲讽的语言痛斥着残忍的罪行。

       在贝拉诺身上，读者可以看到作家波拉尼奥的影子。书中的贝拉诺是智利人，一家人在1968年移民到墨西哥，这和波拉尼奥的经历如出一辙。贝拉诺是流亡年轻人的代表，而他的故事，恰似那一代智利青年人的典型。十七岁的贝拉诺已经写出了长篇小说，奥克里西奥从这部作品中看到了一位少年的志向与恒心，而他的恒心，打动了奥克里西奥。她和贝拉诺以及他的母亲和妹妹成为至交，贝拉诺也是在奥克里西奥的见证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幸福从容地生活，然而彼时的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弥漫着一种分裂、令人绝望的气息。1970年，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在智利总统大选中获胜，这件事情让远在墨西哥的贝拉诺感到自豪，因为遥远的祖国让民选总统获得了胜利。然而好景不长，当选后的阿连德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革，激化了国内外的政治矛盾。1973年，在阿连德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贝拉诺决定返回智利搞革命。他的这段旅程也是作家亲身经历的缩影，波拉尼奥曾在同年回到智利支持民选总统。这是一场艰难的旅程，无论是对小说中的贝拉诺还是对于作者波拉尼奥本人。山雨欲来风满楼，智利即将发生巨大的政治动荡，现实中的波拉尼奥在到达智利的时候，感到十分新奇，一切就像为他准备的美梦一样，而军事政变让现实开始了巨变。(Fernández：89)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发动了军事政变，民选政府被暴力推翻，总统阿连德也为捍卫民主政府献出了生命。独裁统治期间，反对派及持不同政见者被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智利人被迫流亡。作家没有细述贝拉诺旅程的艰辛，只知道他于1974年1月又回到墨西哥，从智利回来的贝拉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人们想知道他在智利的经历，但是他始终保持沉默。只有奥克里西奥知道他被捕了，蹲过八天监狱，这又与作家的亲身经历完全一致。波拉尼奥也曾被捕，且时隔二十五年才再次回到祖国智利，他说：“智利并不是一个让人思念的国家，尤其是1973年的智利。”(Acu

a Gómez：76)

       小说中主人公贝拉诺的沉默是作家的刻意保留，返回智利的日子没有如预期那般轰轰烈烈，而是铩羽而归。如果说贝拉诺在现实中的智利之旅无所作为，那他在梦境中和男妓王的对抗则是一种胜利。作家在《护身符》中用“勇士”来形容贝拉诺的回归，他的经历在作家眼中体现了男子汉的气概，这个大男孩曾经近距离地面对死神，作家想用史诗调色板上的各种颜色描绘他的英勇壮举。这一切可以视为作家对自身行为的肯定，也是对拉丁美洲那一代年轻人的肯定，是对奥克里西奥最初看到的阿图罗·贝拉诺恒心的正面回应：“阿图罗尽职尽责了，他的良心，拉美男子汉的可怕良心，从理论上讲，是无可指责的。”(61)智利的巨变带给那一代年轻人是创伤的记忆，面对这段历史，作者波拉尼奥的态度是明确的，他认为没有人会对曾让人濒临死亡的国家充满思念，而那些带着创伤的人所谓的思乡和落叶归根的情结，听起来更像是言不由衷的谎言。(2001：43)

       四、“护身符”的隐喻

       小说《护身符》中提及的残暴罪行，喻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拉丁美洲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革命思潮失败的转折点。独裁的当权者用最残暴的手段终结了拉美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与要求，那一代年轻人见证了历史，经历了失败带来的惨烈后果，历史和时间留给他们的永远是悲伤和孤独的结局。在墨西哥举行的声援智利的游行中，奥克里西奥看到了一片没有人烟的大峡谷，这个场景曾在1968年她躲在女厕所时的梦境中出现过。1968年9月的梦出现在1973年的9月，这无疑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因为两件事情相互关联：1968年墨西哥的屠杀与1973年智利政变中所犯下的残忍罪行如出一辙，没有人能够逃脱厄运，人人都是暴力的受害者。

       小说的最后一章，再一次出现了大峡谷的景象。那是奥克里西奥在卫生间熬过了无数日夜，濒临死亡时看到的场景。她全身痉挛，被人发现时已奄奄一息，之后的一切既真实又夹杂着弥留之际的梦境。她感到惶恐、不安、困倦、寒冷，她置身于雪域高原，不停行走，远远望见了峡谷。荒野上万籁俱寂，她发现峡谷的另一头是无底的深渊。这时，一片阴影飘向峡谷，那是一群年轻人，看不清他们是活人还是幽灵。奥克里西奥的眼前出现了一面镜子，她从镜子的一面出来，年轻人则从镜子的另一面离去，他们唱着歌走向深渊。奥克里西奥试图喊叫，让他们停下脚步，但是她没有力气，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颤抖中站起来，听着他们最后的歌声，看着深渊吞噬他们的肉体，歌声依然在峡谷的峭壁中飘荡。

       “那里面有拉美最漂亮的小伙子，有营养不良的孩子，有健康的孩子，有的人应有尽有，有的人一无所有；他们唱出来的歌声多优美啊!”(154)荒无人烟的谷地是死亡的象征，坠入深渊的年轻人则是残忍暴行的受害者与牺牲者。他们或许有不同的思想意识，也会有不同的理想与追求，但在万丈深渊面前，他们保持着一致的步伐，他们在一起歌唱。在作家的耳朵里，那既是一首战歌也是一首情歌，是勇敢、慷慨的脚步声，而这歌声就是“护身符”。在波拉尼奥的笔下，唱歌的有叙述者奥克里西奥，她在警察践踏大学自治权的时候，成为捍卫墨西哥自治大学的最后战士；贝拉诺也在一同歌唱，他返回祖国智利搞革命的决心正是最勇敢的脚步，而他从男妓王手中拯救男孩的壮举，也是勇气的象征，是对自由的救赎；还有贝拉诺的母亲，在声援智利的游行中，她挽住了奥克里西奥的胳膊，一路高呼“团结的人民必胜”。(63)小说的结尾带着伤痛，深渊吞噬了人群，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山谷。“死神就是拉美的拐杖，拉美没有这根拐杖就无法行进。”(62)女主人公奥克里西奥成为残暴罪行的幸存者，当她看着人群走向山谷的时候，她从镜子的另一边走了出来。镜像是虚幻的场景，主人公也从噩梦中醒来，迎接她的依然是残酷的现实，带着创伤的印记，以及她丢失的牙齿与贝拉诺的沉默，只有消失在悬崖边人群的歌声久久回荡。歌声化作护身符，成为对在拉美一切暴力活动中逝去的灵魂的祭奠。

       小说中奥克里西奥在女厕所躲避警察抓捕的日子，成为叙事时间结构的轴心。叙事过程似螺旋状上升又如曲线前行，不断回到1968年9月18日这个起点。故事有时像真实的冒险经历，又时常似梦境。尽管女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她更像是全能的叙事者，如同梦境中的旁观者、造梦者。她的讲述、内心独白和画外音把时间编织成各种形状，如同破碎的镜子造成的多重反射。作者把情节解构为碎片，又试图在割裂的部分建立起连接。他通过重复、模糊、拼贴等方式组成小说的叙事结构，故事情节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结构中交替出现，不断升华并最终汇集成小说结尾处颇具象征意义的梦呓。黑色幽默、梦境、时间与空间的碎片，都是作家运用的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段。而在艺术上，超现实主义试图摒弃传统的写作方法，探索尚未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潜意识的力量，努力表现人性中原始的、非理性的、怪诞的甚至变态的一面，以摆脱传统枷锁，创造绝对自由的文学。(李万文：56)

       波拉尼奥在《护身符》中的写作游刃有余，讲述故事的同时嵌入独立的思考。我们看到拉美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成为不断经历死亡、做出牺牲的一代人。奥克里西奥“诗人之母”的角色是这些人的代表，也是他们生活的见证。选择女性作为故事的亲历者与讲述者，是因为女性的视角带来更多细腻深邃的洞察，还因为的确存在着一位有着相似经历的女性：阿尔西拉·索斯·思卡夫(Alcira Sous Scaffo)是乌拉圭女诗人，1968年军队闯进校园的时候，她躲在女厕所中十几天，靠自来水维持生命，得以幸存。作者为《护身符》中的女主人公安排了与阿尔西拉相似的处境与命运，这种叙事手法也与波拉尼奥的创作原则相吻合：他的作品总是带有强烈的个人体验，通过文学创作把真实带入想象世界，对现实进行重构。他对历史的记忆方式就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祛除历史中的魔鬼，给故事不同的结局。(Rodríguez：6)

       《护身符》是拉丁美洲血腥现实的写照，在这片大陆，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复杂的政治现实总是纠缠不清。波拉尼奥曾把文学创作比喻成在悬崖边行走：“高水平的文字要求作家时刻能够把视角关注在最黑暗的地方，时刻意识到文学创作是一件危险的工作，就如同走在悬崖的边上，一侧就是无底的深渊。”(1999：2)读者可以在这部作品中看到波拉尼奥对新一代年轻人的隐忧：小说中主人公贝拉诺从智利回来后与更年轻的一群诗人聚在一起，和遭受创伤与苦难的一代不同，他们不是从残暴罪行的伤痕中走出的一代。这一代人抱有空洞的梦想，而面对社会的现实，他们更多表现出的是冷漠、无动于衷，仿佛那片大陆与他们无关，他们最终会成为大都市嘻哈文化的孤儿。波拉尼奥认为自己是“全球公民”，(Fernández Santos：88)认为他的小说是对全世界人类生存命运的思考。但是，《护身符》毫无疑问是地地道道属于拉丁美洲的一部作品，小说除了以文学的手段揭露残暴的罪行，也表达了作家对拉美大陆的忧伤。这片充斥着独裁与专制的大陆，那些失踪的男男女女，那些没有得到自由的人的结局，始终是作家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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