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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1)1期0005-06
多年来，中美关系无疑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一对互动体，一个是新兴国家，一个是老牌帝国，力量此消彼长，双方依存度大幅度增加，同时摩擦也在加剧，矛盾范围在扩大。这些合作与摩擦除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结构及社会价值观不同所致外，在亚太地区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即第三方因素。第三方因素指的或是中美各自的伙伴，或是友邦和盟国，也指地区性集团。这些伙伴、友邦和盟国关系形成于历史长河，带有冷战的痕迹和意识形态色彩，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
急速变化着的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和两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为中美两国提出了新的命题：合作还是摩擦？两国是否还要咬定或利用旧有的邦盟关系来维系本国的战略优势？答案是，两个大国除最大限度约束国内因素，避免由此引发矛盾升级外，两国还应慎重对待两国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应竭力维系两个国家的稳定关系。两个国家迎头相撞不但会竭尽中美双方社会财富，也会打破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对于那些企图利用中美关系矛盾获取国家利益的政策，有关各方必须警惕与收敛，因为第三方这样做，既损人，也不利己。
一、中美关系中第三方因素的基本含义
第三方因素是国际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对双边关系来说，第三方因素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对维系甚至巩固双边关系会有一定的缓和或调解作用，也是保证双边国家关系走向正常化不可或缺的桥梁，诸如冷战期间，巴基斯坦很好地充当中美恢复双边正常关系的桥梁。2010年10月在河内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的接触恢复了两国因美国售台武器而中断多月的军事交流。国防部长梁光烈与日本防务大臣北泽俊美的走廊外交同样为近期趋紧的中日关系提供相互沟通的机会，这是第三方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积极方面。
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三方因素，特别是夹在大国或集团之间的弱小国家，会把利用大国矛盾或者拥大国而自重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国策，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漫长的国际关系史中，不乏弱小国家充分利用周边大国矛盾而求得生存甚至战胜大国的例证。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一味沿用旧有思维模式，弱小国家利用大国间矛盾与摩擦，不但会伤及两个大国，也会害及第三方本身，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军事杀伤力巨大的今天，国家间相互依存度比任何时代都深刻，牵一发而动全身，危机爆发的结果有可能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
第三方因素还有一个概念必须澄清：被第三方因素所利用或主动利用第三方来打压对方，即两国利用第三方因素和第三方利用两国的矛盾与摩擦。许多情况下，中美间的摩擦与矛盾会被亚太地区的第三方因素所利用。它们有时并不是想要把中美两国引入危机或者直接的冲突，特别是美国的友邦只是出于拥美自重以与中国相抗衡。美国知道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增，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影响力在迅速扩大，引起周边国家的焦虑和担忧。美国也会担心中国挑战其世界老大的位置，因此会利用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的担忧而鼓吹“中国威胁论”，一方面把美国留在亚洲，另一方面牵制中国的发展。
在亚太地区，中国与美国的确存在着第三方因素影响的问题。由于历史、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都有各自友邦。在许多时候会对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会把两个互相对视的大国置于尴尬的境地，中美两国为了维系地区稳定与和平，不得不动用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来控制地区突发事件，避免危机升级。不论是朝核问题，还是东北亚地区岛屿和领海纷争，一旦这些问题升级，就必然会把中美两国牵扯其中。
在很多情况下，两个国家会因第三方因素而把双边关系搞僵，甚至会出现摩擦或冲突。中美双方都很清楚控制危机升级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正因如此，在最近十多年时间里，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南中国海撞机事件等最终都通过和平手段得以解决。两国同样认为，只有中美两国合作，才能在诸如朝核问题上取得进展。
而对于第三方来说，它们会充分利用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为本国利益服务。具体表现在：中美各自友邦会随着两国关系好与坏采取对华和对美政策。当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或处于良好状态时，各自友邦都会采取比中美走的更远的政策。如当得知美国要越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日本抢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当中美关系出现摩擦或裂痕时，这些国家往往会比美国更急于采取对华强硬姿态，并在相关热点问题上发难，使局势更为复杂。这说明第三方因素有时会给中美关系的稳定带来麻烦。
二、对中美关系中三个第三方因素的分析
在东北亚地区谈及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必然要触及朝鲜、日本和韩国三国。
1.朝鲜。中朝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在多数情况下很难保持绝对“超脱”。周恩来总理曾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与朝鲜半岛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①建国以来，中国除在这一地区帮助朝鲜与美国打了一场局部战争，还在和平时期给予朝鲜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援助。即使在朝鲜核试验后，中国政府仍认为，“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应对，坚持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中方将为此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关切朝鲜半岛事务还出于对地缘战略的认识。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把朝鲜半岛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门户。20世纪50年代，中国因担心美国“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被迫与实力远远超出自身的美国进行殊死之战。许多人不否认这样的结论：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至少50多年的安全“红利”。
中国的未来不但取决于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和政治稳定，还有赖于稳定的国际环境，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在坚持大国外交政策的同时，提出“与邻为伴，以邻为善”和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在睦邻政策和大国战略中，中国始终把朝鲜当成是传统的友好国家来看待。
外界一直认为，作为朝鲜传统的朋友，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对其所施加的压力并不充分甚至袒护朝鲜。例如“天安”舰事件调查结果没公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公开指责中国袒护朝鲜，实属罕见。在对待朝鲜问题上，多少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政府之所以做出如此大的努力来劝说朝鲜弃核，就是要维护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和美国对其盟友日本和韩国的保护与控制是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多年来，中国一直努力与朝鲜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在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努力做到公正、合理，尽力劝说各方保持克制，避免矛盾升级。这种友邦关系与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相比存在本质不同：中国并不想控制朝鲜；中国并没有在朝鲜驻军。所以说，中国能对朝鲜做的并不多，也不希望从朝鲜得到什么回报，更不希望朝鲜为中国去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相对抗，从而牵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活动。
2.韩国。战后60多年，从东北亚战略需要出发，美国不但把军队长期进驻韩国，而且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互为盟友，相互支持，并提供“延伸威慑”。但韩国追求“独立外交”和“自主国防”的思想一直没停止过。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稍有缓和，韩美在对朝政策、军事合作和双边贸易等问题上产生分歧，两国关系出现“感觉隔阂”。这一点在卢武铉总统当政时期更为明显。
2008年2月李明博上台后，推行“有原则的实用外交”，将美国作为他上任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他特别强调要恢复韩美互信，加强同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认为加强韩美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并表示有意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计划。在美国方面，布什政府也希望韩国能更积极地参与美国主导的地区乃至全球安全体系，在朝核问题上与美国步调一致。在对美贸易方面，韩国同意对美开放牛肉市场。从李明博执政以来的言行看，一度遇冷的美韩关系快速升温。
美韩两国均认为，同盟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基石，双方尽管存在分歧，但合作基础没发生根本变化。美国不会听任韩国走得太远，将通过多种手段拉住韩国，如转交军事指挥权、提高韩国解决危机中的地位、敦促日本缓和与韩国的关系等，从而保持美日韩“三角同盟”的稳定性。美国还将通过驻军、军售、外交等多种手段对韩施压，以防韩脱美。韩国还不完全具备摆脱美国的实力，在诸如维系自身安全和在东北亚事务中发挥作用等方面仍需美国为其提供保障。美韩的这种同盟关系无疑会对中韩两国合作带来影响，至少中韩双方在处理合作问题时，韩国会考虑美国的存在，不可能毫无顾忌地进行更深层次合作，这是中韩两国经济关系比政治关系热的重要原因。
2010年3月发生“天安”舰事件后，美国很快插手调查，事态立刻升级，使本应为韩国内部或南北方的纠葛演变成美日韩联合对朝鲜施压的事件。它们一方面在联合国协调一致地打压朝鲜，同时还派出作战舰艇在半岛周边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作为事件受害者，韩国显然想依靠美国来出这口恶气。中国本与“天安”舰事件没牵连，但朝鲜是中国的友邦，韩国又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处理此事件上，中国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妥善解决。韩国政府对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场合上的表态甚为不满，使近几年来一直不错的中韩关系出现嫌隙。韩国官员和学者认为，中韩建交18年，而且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出事，中国却不站在韩国一边。
3.日本。1996年4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双方认为，冷战结束后，维持并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在实现亚太地区稳定方面不可缺少。此后，日美两国根据该宣言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了修改，并于1997年9月出台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然而日本政局一直更叠交替，把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推到了波动的平台。
自小泉内阁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与美国联手，在亚太地区建立“价值观同盟”、 “自由与繁荣之弧”。民主党取得政权后，以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为代表，一度主张建立“密切而对等的日美关系”和“回归亚洲”，加强对华关系，在美国驻日军事基地等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摩擦。菅直人上台，日本保守势力占据政府主导地位，日本重新回到“联美抑华”战略上来。新内阁智囊团发表的《新时代日本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未来——以创造和平国家为目的》的报告指出，“日本应以美国的同盟国为中心，把韩国、澳大利亚等区域内‘志同道合’国家作为安全保障合作的伙伴。”“有必要以日美韩、日美澳等合作关系为基础，多层次地构筑区域性安全保障框架。”报告还多次提出与印度“共有许多潜在性的战略利益”，要发展与它的“合作伙伴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坛右转与美国奥巴马政府东北亚政策的调整正好契合。2009年11月，奥巴马在日本发表亚洲政策演说，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强健的姿态，并承诺美国在亚洲未来的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奥巴马上任10个月以来关于外交政策的第5次重要讲话，为美 国和亚洲地区的关系定下新基调。演说中，奥巴马自称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呼吁扩大美国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主张美国将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指出美国与亚洲命运密不可分，表示美国将与盟国加强关系，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南海问题发表言论，指出这一地区的海上航行是开放的。9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认为，过去20年间，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领域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需要动员国际力量来对付时代威胁。任何国家，不管它有多强大，都不可能单独应对；没有美国参与和领导，这些国际合作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斯坦伯格还指出，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一直把美国当成太平洋国家。希拉里第一次出访就选择了亚洲。奥巴马总统还出席了第一届美国与东盟国家领导者峰会。奥巴马政府一改对亚太地区的“忽视”，已重返亚太地区并要在该地区保持主导地位。
正由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调整，日本政府才变得更有恃无恐地向中国发出挑战。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不止一次地表明：该岛屿适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范畴，即美国愿意把保卫钓鱼岛安排纳入到条约所保护的范围内，这无疑更让日本现政府看到美国的支持，做出更激进的选择。
三、东北亚地区的一些历史性回顾
从历史上看，东北亚地区竞争升级的直接导火索大多与地区动荡与强国介入相关。当前，东北亚地区任何事务，不论是朝核问题，还是领海和岛屿争端问题，都把中美引入其中，正视第三方因素是中美能否顺利地继续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
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一些知名学者喜欢把当前中美关系与一战和二战前后英国与德国关系相比较，即英国当时一直想把德国兼容或打压下来，而德国并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两国只能诉诸战争来解决问题。中美两国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应是两国共同的挑战。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有启示的内涵。过去近百年来，有关大国在这里进行过多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导火索大都是地区动荡或冲突，虎视眈眈大国的介入会改变旧有的地缘政治。一方面是地区国家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大国试图改变现有版图而介入的冲突。大国竞争结果是，各方都为此付出代价。如今，任何大国都很难承担起大规模冲突的后果。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大清帝国依旧例从陆海增兵朝鲜，以维系半岛和平与稳定。预谋已久的日本则看到征服朝鲜的机会，借机出兵，与大清帝国海军和陆军展开血战。结果是日本夺取该地区主导权。
1904-1905年，日本乘沙俄虚弱之际偷袭俄在华军事目标，日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重创，从此沙俄不在东北亚地区称王。
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同样牵动大国神经。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想避战都不可能。
1950-1953年，朝鲜半岛内部的纷争把中美吸引到朝鲜半岛上，双方为此付出了深重代价。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朝核问题，表面看是国际社会要朝弃核的技术问题，但其背后隐含着有关国家，特别是中美的竞争。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急于改变半岛格局，期盼朝鲜政权垮台、社会制度崩溃。2003年前后，美国甚至乐观地估计通过施压朝鲜很快就会解体。中国作为朝鲜传统友邦，不论是从国际声誉，还是从自身战略利益看，都不可能坐视朝鲜政权和体制的崩溃。中国不是要谋求对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而是谋求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这是中国得以继续快速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维持周边的稳定与和平是中国的战略利益所在。
四、第三方因素涵盖亚太地区几乎所有热点问题
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逐和竞争必然会牵扯到各自友邦。这些关系确立于冷战，多以意识形态和历史因素纠缠在一起。美国在冷战期间与日本和韩国建立起同盟国关系，中国为保护朝鲜在半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长达三年的战争。即使冷战结束多年，这种以意识形态和历史渊源形成的关系仍旧没被打破。中国在亚太地区有着自身战略利益，即维系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关系到中国复兴的必要条件。
近期地区形势发展显示出一些新的变化。日本和韩国竞相拉近美国，利用相关突发事件挟持美国。“天安”舰事件是尚未定论的海上事件，韩国政府把它扩大化和国际化。美国的表态无疑是听信于韩国，认定此举是朝鲜所为。而后，美国又宣布将在半岛两侧海域军演。在美尚未宣布其航母战斗群是否要进入黄海演习区前，韩方单方面透露这一消息。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让美国航母战斗群贴近朝鲜，贴近中国，对有关国家示威和施压，但美国最终决定航母不进黄海令韩国非常失望。
2010年9月发生的日本巡视舰撞击中国渔船并扣中国渔民事件同样被日本国际化，拉拢美国介入的目的非常明显，反复询问日美安保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该岛无论从法理上讲，还是从历史上讲，属中国无可争议，日本明目张胆企图占有，显露出其强盗逻辑。美国是钓鱼岛纠纷的始作俑者，它出于与日同盟关系考虑，置国际法和历史于不顾，表明该岛屿也在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但美国并不希望日本进一步把这场危机升级，美国的卷入对迫使日本方面释放被扣渔民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中美两国对第三方因素的选择
两国应避免为第三方“火中取栗”，不利用第三方来打压或“均势”对方，为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进行合作，这不但利于两国，也利于其他国家。
美国对亚太地区政策的调整，给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明显影响。“天安”舰事件显然离间了中韩两国之间的关系，中日钓鱼岛之争把中日两国关系拖回低谷，美国对南中国海政策的表态又把东盟相关国家的胃口调的很高，中国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前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日内瓦演讲时指出，当代主导世界事务的核心区已离开大西洋，转向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亚洲主要国家正在崛起，基辛格认为，中国已宣布一系列的“核心利益”。对中国来说，这些利益不可谈判。
基辛格认为，美国的主导力衰退是个不争的事实，美国连续卷入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三场战争。美国和大西洋同盟的经济状况无法支撑军费开支压力，这将限制其军事干预能力。但是，尽管不再独占主导地位，但美国仍是所有集体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美国必然会与其他正在崛起的力量中心一起承担起建立国际秩序的义务。
基辛格的结论是：中美两国的国情或许会促使双方对立，就像德国与英国从友谊走向对抗一样。两国领导人应采取切实举措，避免这种趋势的出现。和欧洲民族国家比，美中两国少了些民族性。两国领导人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一方不可能主导另一方，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将会竭尽双方社会资源并危及世界和平。这就需要两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保持持久的合作，而不是纠缠于短期内危机的论争。
无疑，当今的中美关系已经演变成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但又最为复杂的一对。但中国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诸如经济、军事、技术以及社会等领域仍有许多短板，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相比。对中国发展的态度，国际社会一直分为衰、兴两阵营。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唯一超级大国还在为伊拉克、阿富汗战事奔忙，中国这边风景独好，总引人们过多的想象和议论。“被强国化”后，就意味着中国要去承担超自身能力的国际义务，还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
美国对华焦虑不是坏事，它可让美国有继续前行的动力。但需要警惕的是，当一国对另一国感觉到焦虑时，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往往就会扭曲。美国从去年底以来回归“均势”理论与实践，试图以第三方因素来平衡中国力量的影响，显然与今天的形势相悖：第一，中美两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互依存，特别是经济领域里的依赖度之高，牵一发而动全身。第二，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军事摩擦和冲突将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第三，国际社会仍处在金融危机的低谷，在亚太地区制造中美两国间的摩擦都将使这场危机雪上加霜。这些新因素的存在使美国不可能再回到“均势”的老政策上来。
两国关系中存在许多矛盾升级点，其中第三方因素如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朝鲜等，都会把两个不时发出猜疑的大国引入面对面冲突。两国都必须有足够的智慧，不为第三者所动，把避免中美直接冲突当成维系两国稳定和确保亚太地区安全的首要任务。
对美国来说，其亚太政策的调整显然增加了对中国的压力，美国利用一些地区矛盾或突发事件，一方面可以借此在东北亚地区久驻军队，另一方面让其友邦、与中国有包括领土争端或担心中国强大后威胁其利益的国家出面与中国周旋，以达到牵制中国和维持其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战略目标。美国有其长远的战略考虑，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即中国力量的增长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扩大，第三方不可能如冷战那样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而且利用第三方因素来遏制中国也是一种玩火行为，即一旦第三方失控，美国必然会卷入危机甚至战争当中。而对第三方来说，任何试图利用大国矛盾，或企图充当一个大国制约另一大国工具的国家来说，面对两个如此巨大的国家，同样也会危及自身。
总之，国际安全形势再次进入快速演变的时期，中美两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在做相应的调整，不论如何，两国必须处理好第三方因素，为维系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做出努力。
〔完稿日期〕2010年11月2日
注释：
①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