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经验对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谈论文,经验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圣华主持）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5X（2007）05-0030-04
金圣华（以下简称金）：为什么那么年轻就开始创作？
白先勇（以下简称白）：王院长、金教授，还有海洋大学老师们同学们午安。本来去年就该来这的，王蒙院长在香港的时候已经跟我说了，常常到青岛来。青岛是我很向往的地方，我早就知道青岛很美，夏天很凉，还有很美的风景，最令我高兴的是路两旁都是花，开得那么美，我喜欢花，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花不可思议，花是上天送给人间最美的礼物，会有这么美的颜色和形状，一路看来真的很高兴，心花怒放，看到青岛的花，我也真的心花怒放，非常非常高兴，真的难怪都到这个地方来度假，难怪我们院长每年要来两次，到这来我睡的很好，很难得，我睡眠很难睡得好的，我大概轻松了我想，整个的感觉，整个的氛围，我真的羡慕同学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在这。
从小怎么创作的开始，我有一个特殊的童年经验，生了一场重病，按理讲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是肺病，那个年代，抗战年代，可以说是“谈唠色变”，那个时候肺病很难治的，而且大家一听是肺病，简直就是避之不及，我小时候就感染上肺病了，一病就病了四年多，可以说我的童年就病掉了，那个小孩我看大家出去都在外面翻跟头，玩啊，都在外面踢球啊，我给关在家里被隔离，本来我在家里面，我记得是很得宠的，小时候，好像一隔离以后，我心里就非常的闷闷不乐，我想在这种环境下幻想就特别多，小孩就变的很敏感，个人孤独了嘛，刚刚我在车上跟王蒙先生谈起来还说，我们写作可能是小时候没东西玩，不像现在那么多可发泄的地方，我的童年就是看连环图，现在叫小人书，那时我们叫连环图，所以有很多幻想，从那时候开始，有了写作的根。那个时候我家有个大师傅，烧饭的，他很会讲话，能言善道，喜欢看演义小说，隋唐演义等。我就每天在那里听，樊梨花啊，薛丁山啊，他的口才好的不得了，绝对可以做个职业说书的，我想大师傅应该就是我写作的启蒙老师，我的一些真正的启发就是从这些故事这些演义里来的。小时候生病很多地方不能满足，所以就自己去创作一个世界来满足自己，所以就有了写作的冲动。
王蒙（以下简称王）：小时候我的姨妈经常给我的作文进行指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常给我的作文进行拔高，老师出的题目就是风，就是描写北风在怒号，当时已经会说这种话了，但是光说这个不行，我姨妈最后给我加上“风啊，把这大地上的黑暗全部吹走吧”我就问姨妈什么叫黑暗，她就说你甭管什么叫黑暗，你就这么写没错，果然写完之后效果极佳，这几句话老师加了密密的红圈，认为我八岁就已经有志于吹走大地上的黑暗。我跟白先生1985年第一次在柏林见面，后来多次机会包括在台湾，在北京，在香港有多次机会见面，我觉得一块谈谈会是很好玩的事情，我最近刚翻译印度驻华大使的诗，里面有一首诗说，我们都是这些面包的碎片，但是被同一个历史的烘烤机所烤，但是我们俩是两面一起烤的，不是烤的一边的，我是在大陆这边的，像我这走上文学的道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非常浓，虽然非常的浓，但我仍然与白先生有同感，仍然有这种寂寞的感觉，譬如说有爱花的感觉，我对花有痛惜的心情，我看见花开的时候，我揪着一颗心，我就觉得花很快就要落了，所以我觉得只有写作才能把对花的记忆，对花的热爱，对花的情感留下，而且我要写出花来，我要开花，就这么写起来了，但是现在也已经是花瓣凋零。
金：当年我小学的志愿就是当作家，一辈子过来了，到了现在小时候的梦还没圆呢，就变成文学翻译了，一半是创作。小时候看的书跟白老师也很像，而且我也很想写小说，在十一二岁的时候也尝试过写小说结果也没当成小说家到今时今日，所以我想问你们是如何把理想付诸于实行，怎么样把热情、愿望付诸实行。
白：我想写作大概都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自己有一个理想，看到现实、社会、人生，有很多缺陷，很多不满，想自己去创造一个世界，一个作家的不同在于，他能够用文字把心里的世界创造出来，他用文字可以复制他心中所认为的人生，反映出他心中想的东西，对文字的敏感度，还有就是要敢胡思乱想，小说这个类型，英文它是用的虚拟的、假的来翻译的，小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像《红楼梦》，曹雪芹一定是经过《红楼梦》那一类的生活，真跟假之间那种结合，一个作家能够写出来可能他心中有真的感受。作家对生命的惋惜、爱惜特别深，他要把对整个人生的联系要快点记录下来。法国的《解放报》问我为什么创作，我直接就答出来了，我说我创作因为我希望把人类心中无言的痛楚变成文字，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生过病，我对别人心中的说不出来的一种疼痛特别敏感，就想用文字替人把它写出来。
金：如果一个人生活太幸福了，电脑里也有虚拟世界，真亦假假亦真，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很难创作啊？
王：我刚才听白先生说法国《解放报》的问题，我也被问及，我的回答实在是太一般的，我就说因为生命太短促而且太美丽。第三世界的作家回答的都很严肃都很正规。我看到有些像非洲的作家，像中国的巴金、丁玲、马烽，巴金就说我因为痛恨黑暗，同黑暗作斗争；丁玲就说要追求自由，追求解放，追求新的生活；马烽就说因为开始写作是在日本侵略军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时候，所以我要抗争。西方有些国家他就没有很认真，有人说因为别的事都没干成，后来我想也有理，如果他是总统，他没有时间写作，也可以不去写作，如果他是卡恩（德国守门员），他也不用写作，他既不是卡恩，也不是总统，也不是比尔·盖茨，再不写点东西，实在无乐趣，当然这是玩笑话。刚才金老师说一个人在太满足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写作的欲望，但是我认为世界上有些东西太满足本身就是不满足。为什么呢？在你太满足的时候你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你的这个满足会消失，你不可能永远满足，你不可能满足一百年，一千年，但是你希望你永远满足，其实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并不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太伟大了，我是完全参与过了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那时候的青年人对一切都充满信心，认为地上的天堂就是指日可待。我觉得这样一代年轻人能够赶上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是一种福分，是一种机遇。与此同时我又敏感地感觉到这种理想与现实不可能永远打成一片，我预感到这种高潮化的激情是不可能持久的，一种高潮化的一种美梦一般的激情化的生活要离开我们。所以这种最大的满足就是最大的不满足，我生怕青春也会离开我们。从历史的境遇上来说，我与白先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某些东西实际上又是一样的，但在作家对与生命的软弱，对花开花落的敏感与痛惜是相同的。
金：创作小说的基本要素，有人说是情节的推延，对话的描写，人性的挖掘等。白先生先说下您自己创作小说的时候最主要的是什么？
白：人物先走。《永远的尹雪艳》是第一篇被介绍到大陆来的台湾小说，79年登在北京的《当代》杂志，我自己都很惊讶，就想怎么会选那一篇呢？也有很多人问怎么写的？看到后有的人去找角色是谁，有的女士就说我就是尹雪艳。小说是真真假假，真的那部分很可能是作家真的看到那个人，或许听到那个人，也可能是幻想出来的。尹雪艳的原型倒是真的有，但不见得就是真人。我记得在青少年时代，在某一个宴会上，见到一个女士，她从客厅的这一面走到那一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一阵香风飘过。所以我一看之后，那位女士的体态慢慢在我的脑海里成型，当然故事是我自己编的，有些原型的人，一个是尹雪艳，再个金大班是我二十岁左右写的，写完之后别人都说，你一定是个老舞客，整天泡舞厅，其实我一生就去过一次舞厅，是哥哥带我进去的，当时就遇到一位很有趣的女士。后来我写了这篇小说以后，有些老上海他说白先生很外行，他说舞女大班没有女的只有男的，我说上海的舞女大班没有女的，到了台湾有。所以我说呢，小说家喜欢给别人编故事，人物大概有一些原型，所以有的人说小说家是不好得罪的。
金：王先生的小说里有那么多的人物，你到底是以人物，情节，还是大时代的背景为主？
王：白先生说不要随便得罪写小说的人，类似的话我也说过，反正你只要是得罪了写小说的人，写小说的人不一定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他一定能把他对你的不满表现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我写小说，小时候最早看过茅盾讲写小说，他就说通俗小说以故事为核心，艺术性比较强一点的，文艺性强一点的小说以人物为核心。我个人写作时候情绪的影响特别大。我听白先生刚才讲尹雪艳，非常的感慨，我觉得尹雪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白先生的《青春万岁》。同样我写《青春万岁》，我把我现实里的各种体会梦想化、诗化、激情化，所以陆文夫说我写的是小说，其实我是一个诗人。他的意思是说我并不怎么会写小说，并没有写出一个故事性很强很吸引人的小说，而是用一种诗的激情在那里倾诉渲染。
金：王先生写诗，写新体诗、旧体诗、散文，而且小说的种类多的不得了。从最短的小小说，到短篇、长篇各种各样都有，小说还分好多类，去年我看王蒙先生的书，幽默的、滑稽的种类有很多，那么你自己认为怎么去掌握各种不同文类，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种？
王：我的社会生活的面，接触到的人的种类特别的多，而且从开始写作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这50多年包括被迫不能写作的时候，这就造成了我性格的许许多多的侧面，你要光看我那些幽默的东西，你会觉得我比较随便又比较刻薄，当时我们那年AI写作小说的人都收到了许多年轻女读者的信，我不知道白先生有没有这种幸运，但是比较起来我收到的是比较少的。他们分析，一般的女读者不敢和我随便接近，因为我经常写政治，又非常刻薄。但是我也有对人生感伤的喜欢抒情的有时候被认为是小资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有多丰富性格有多丰富，小说就有多种可能，这也跟大陆的体制有关系，我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大陆的大环境，有时候有相对比较充裕的时间，这个条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金：白先生的小说写的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精细，比如说很多的名篇，很多的角色都记着。你说最主要的是抓住角色，比如说《孽子》，这是你写的很出名的长篇，我记得你说你写的是一种情感，您能介绍一下你是怎样处理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
白：小说写人，在社会最底层也是人，他们所向往的也是与平常的家庭的一样，他们一样渴望家庭的温暖父子情，还是以人物为主，我当初写的时候可能在潜意识里主角阿青父亲是跟着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的老兵，没有地位，妈妈是台湾的姑娘也是地位比较低的，他们两个结合生了阿青，现在回头看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小说，中国大陆父亲跟台湾的母亲结合生出一个阿青出来，延伸出很多问题，是军眷区的生活，当时我是无心插柳，但是也是反映现实的一部分，也就成了台湾本身寓言式的一个东西了，常常有时候写小说，写的时候不一定有那个意思在里面，可是成了作品以后它的意义会自己成长，成了这个东西。
金：王蒙先生您说社会主义优越性，有空的时候可以写多种种类，您还没有告诉我们，外国的作家都有这个经验，作家创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到了一个时期有一个创作疲劳感？怎么去突破呢？
王：我先补充一点，《永远的尹雪艳》呢，我觉得对汉语是一个发展，因为我读它之前，我只会用“永远”来形容动词和谓语，它是一个副词，但是它用来形容一个人之后，这种用法被广为传用，甚至大家在打笔墨官司的时候也用，说你也不是永远的xxx，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通过创作，对语言发生了的影响。
关于我写的哪一个东西是我以为最好的，自己最满意的，这是我最不想回答的，觉得无从回答的就是这个。是谦虚吗（金）？是谦虚或者是觉得骄傲，觉得写的都挺好，这也是一种想法，但是确实有一些作品呢，越是那些既没有受到批评界的注意和热烈的赞扬，也没有发生很大的效果，被到处介绍被到处提到，有时候想起那些作品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比如说在所谓80年代复出以后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是《夜的眼》，《夜的眼》外国人都识货，苏联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的长期紧张，已经停止了对中国当代任何文学作品的介绍，后来他介绍的第一篇就是《夜的眼》。美国文革以后，编辑的《玫瑰和刺》里面选择的也是《夜的眼》。但是相反，大陆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我一直处在一个写作的状态之中，我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特别的感到疲劳，体力的疲劳有时会有，我现在正在写我的三部自传，在这推销一下，第一部去年5月已经出版了，第二部这一两天就会大批的印出来了，然后第三部我还在写作过程中，到青岛这两天在麦岛校区我也没有停止，我还在写作，我觉得我这个三部自传是非常投入的。
金：王蒙先生永远在最旺盛的创造力的情况之下，他说他每天要敲打两个钟头，我以为他敲打手呢，他是敲打电脑，写作的意思。我记得白先勇教授绝大部分的精力都在宏扬中华文化，推广昆曲创作，那么明天可以听到他精彩的演讲。我现在想问一下小说创作方面的问题，白先生您自己认为众多作品当中有没有（这个问题作家经常被提问，比如说作家说这些都是我的孩子我觉得每个都有不足或者都很好就看您怎么回答了）那么现在您自己到底是对您的创作的感情如何呢，说说哪个是您最喜欢的。
白：我先再补一下王蒙先生那个话，我想您说翻译成英文的那篇小说，翻译成英文特别好，我想外国读者特别喜欢你那篇，对西方读者更容易接受，我想有翻译的问题。
问我哪一篇最喜欢，是阶段性的，有时候最近写的一两篇，就像刚生的孩子比较疼一点，（王蒙插话：老儿子）可能这样子吧，有时候很难说的，每一个阶段有时候会喜欢这一篇。比较写的辛苦一点的是《游园惊梦》，里边跟昆曲有关，讲的昆曲的一个命运，因为开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式，一个短篇小说写了半年，写了5遍，撕了好多稿子，统统写的不对，写的苦一点，所以那篇作品难产，大概是难产的孩子可能也就多联系一点。
金：您说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感觉或者是不同的感情，那么小说家您两位成名的很早，很早就开始在青春正茂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到现在创作，那么每个时期创作对您来说是越来越容易，还是成名以后有没有一点成名的压力？
王：没有想过有什么压力，因为我的写作啊随着我的年龄、处境、经验、情绪，我是不断的变化的。比如说在50年AI写作的东西和后来80年代、70年代末“文革”结束以后所谓“复出”，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你像近年来我写的《尴尬风流》系列就越来越多的透露了一种老年人的心情，包括老年人的自嘲，包括老年人的自己感觉自己跟不上时代的那种叹息，当然也有一种老年人把什么事都看开了的一种静默，他是随着不同的时期，随着自己的年龄，随着自己的处境，甚至随着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是得病了还是没有得病，在作品里都会有不同的反映。这样的话，写作对于我来说，就和呼吸一样，就和吃喝拉撒睡一样。有人觉得写作特别辛苦，我在最兴奋的时候，那时候还不用电脑，我大概一天写到一万五千到两万字，那个是抄你抄不完，因为你写的时候能写完，抄的时候还要看，脑袋要动来动去，这样的话只能抄到一万字。但是那样写完之后，我就像得了病一样，那时候我正好看医书，说要得了肝癌以后啊你就做噩梦，梦到一只猫坐在你的肝部，那个时候我正好做了一个梦，我就吓坏了，觉得天昏地暗，觉得自己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写，未尽其才啊，后来赶紧去做CT，人家说你那肝好好的呢。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又多少年了，相反我要一连几个月不写作甚至一连两个星期不写作我就开始患失眠症，消化不良症，躁狂抑郁症……可能各项指标都会发生严重的问题。
金：非常好，保持健康的最佳的方法。那么白先生怎么说？
白：非常羡慕王蒙先生，每天能写一万多字，我一天能写一千字就不得了了，我是个慢笔，写作对我来说是很沉重的，也有轻松的时候，我写《金大班》的时候两天就写完了，哪个写的快，不一定。但是我真的羡慕王蒙先生。写作对我来讲呢，困难在于要超越自己，要写不同的，要写另外一种形式。我还有一点呢，年纪越大却反过头来了，我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都写老人的故事，我的《台北人》写的都是中年人老人的故事，奇怪了，怎么搞的年纪轻轻一暮年的心情写的。我写完《台北人》也只不过刚刚才三十岁多一点，写的全是五六十岁的人。现在反过来，想写“青春之歌”要去追念我的青少年。所以，我的心情上希望反过来写。
王：估计再过几年，白先生就要写儿童文学了。
白：儿童文学？对，呵呵……
王：咱们院里朱院长是儿童文学博士，所以他可以密切注意等待着白先生。
白：呵呵……返老还童
金：刚才还担心，王蒙先生说少时不努力，到了老大就不能写爱情小说，听了白先生说的，觉得还有希望。
王：您应该写少女小说。
（本文是2007年4月17日，王蒙、白先勇先生在中国海洋大学所作的“名家对谈”。由温奉桥、郭静静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