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李光明， 徐冬柠
河海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 参照群体影响新市民对自身处境的主观感受、社会态度和行为，影响着和谐社会构建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研究表明，两代新市民在参照群体选择方面存在代际差异：老一代新市民的参照群体以农民或农民工等隶属群体为主，而新生代新市民的参照群体则以城市居民等非隶属群体为主。究其原因，从个体因素来看，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特征是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现实条件，融入城市意愿与符号价值追求构成了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动力源泉，身份认同成为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心理基础；从环境因素来看，社会关系变迁是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纽带牵引，而信息媒介的应用方式则构成了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外部促动因素。鉴于此，应创新新市民继续教育制度，构建新市民终身教育体系，不断提高其文化素质和认知水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资源统一配置；创新新市民管理制度，加强新市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发挥参照群体的正向影响和规范性作用，引导新市民的城市行为，以使其尽快融入城市。
关键词： 新市民；参照群体；代际差异
新市民，亦称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是指城镇化过程中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新增城市常住人口[1]。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171万人[2]，他们对城市社会的态度，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会产生重要影响。新市民对城市的态度与他们对参照群体的选择有密切关系。参照群体是指个体在自我评估和形成态度时作为参考框架的个人或群体[3]。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比较标准，会直接影响新市民对自身处境的主观感受，进而影响其社会态度[4]。因此，新市民参照群体的选择及其影响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纳入标准：（1）患骨科疾病，入住骨科；（2）年龄＞60岁；（3）接受四肢和脊柱手术；（4）临床资料完整可靠。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将研究聚焦于参照群体对新市民的态度、认知和行为的影响[5-7]，鲜有研究涉及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的。尽管有少量的研究指出，老一代新市民的参照群体以农民或农民工为主，而新生代新市民(1980年及以后出生)则主要以城市居民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8]，但对于参照群体选择为何会出现代际差异问题，尚未见学界从理论上进行解释与探究。鉴于此，本文拟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维度，分析两代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成因，以为政府和社区对新市民进行分类管理、正确引导新市民的城市行为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运用类型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划分和归纳，通过案例文本、初级编码、提炼概念、归纳类目等一系列步骤，对访谈对象提供的内容做解释性理解或领会，对其相关社会关系和行为特征进行分析性概括，提出可供后续验证的研究结论。访谈采取半结构化方式，访谈问卷中的问题不设定固定答案，由访谈对象进行开放式回答。问卷内容涉及新市民的相关信息来源、主要参照群体选择、务工务农经历、社会关系、城市生活和消费情况、手机等信息媒介的使用、消费过程中的态度、认知和意愿等。
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均来源于2017年1～9月在兰州、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对108名受访者进行的深度访谈，样本涵盖中部、东部、西部三个区域，尽量涉及不同的性别、职业、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态、打工年限。样本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分布的大致情况为：男性多于女性，已婚者多于未婚者；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新市民占比为54%，老一代新市民的占比为46%；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占8%，具有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教育程度的占21%，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占57%，具有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占14%。访谈对象既有以苦力工人、非技术工人、服务人员、销售人员等为代表的中低端职业群体，也有以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为代表的高端职业群体。受访的新市民普遍具有较为丰富的打工经历，打工年限均在1年以上，其中62%的访谈对象打工年限超过3年。
二、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个体影响因素
——城市清洁工，女，41岁
1.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特征：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现实条件
[访谈资料 2] 读完高中就出来打工了，自从来到城里，越来越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幸好读完了高中，很多东西一学就会，一般有问题时我会去请教城里的朋友和师傅，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了我不少帮助。
相较之下，新生代新市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仅占6.1%，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6%，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0.5%，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2.8%。也就是说，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了新生代新市民的1/3，比老一代新市民高出19.2个百分点[11]。新生代新市民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他们成长在改革开放后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思想观念新，年纪轻，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水平较高，他们有能力通过学习使用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术来获取知识和信息，以便接受并适应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12](见访谈资料2)。个体认知和学习能力越强，对信息质量的辨别能力越高，越有能力打破传统的具有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来获取信息和知识，实现自我提升和发展。可以说，受教育程度为新生代新市民选择城市居民等非隶属群体作为参照群体提供了现实基础。
[访谈资料 1] 我文化水平不高，电器什么的不会挑，说明书我不想看，也看不懂，看不出来哪个好哪个坏，所以村里人用什么，我们就跟着用什么。
这条线路以休闲观光为主，以欣赏庐山西海和庐山佛教圣地的建筑艺术、坐禅文化，感受庐山西海及庐山的自然风光。
——纺织厂工人，女，43岁，小学文化程度
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颁布。这标志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出了综合性的扶贫目标，即除了强调贫困地区经济水平与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增加外，还注重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改善。二是开展了“整村推进”计划，使扶贫瞄准的精度进一步提高。三是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为极端贫困户提供最后的生活保障。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减贫速度最快的阶段，按照现行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2965.7万人。
受教育程度与新市民的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息息相关，是反映新市民认知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他们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基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老一代新市民中，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4.7%，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1.2%，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2.3%，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8%[11]。可见，老一代新市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面对城市中的新环境和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几乎没有能力去接受与适应城市居民的消费和生活等行为方式。受限于个体能力，要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他们必须依赖熟人社会的信任，不敢脱离其所隶属的群体，因而他们就将隶属群体作为主要参照群体(见访谈资料1)。
——车间技术工人，男，24岁，高中文化程度
职业特征决定着新市民与城市居民等非隶属群体的接触频率和互动机会，而新市民的就业分布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特征[13]。老一代新市民通常在特定的低技术、低收入和非垄断性行业工作，工作地点多集中于工地、工厂等体力劳动集中的地方[11]。工厂和工地对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实行统一管理，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将工人与工厂或工地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厂区和工地在地理上已经成为一个真实的区隔，将老一代新市民与城市社区分隔开来[14]。与此同时，就业和收入的不稳定也使得老一代新市民大多集中居住在工厂宿舍、建筑工地、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鲜有机会、时间和经济能力接触城市社会，难以与城市居民建立交往纽带(见访谈资料3)。因此，老一代新市民获取信息也主要依赖工友、同乡等其所隶属的群体。
新生代新市民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他们的就业呈现出显著的“去体力化”特征，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较好的行业，多以制造业、服务业或办公室工作为主[15]。相较于传统的建筑等体力工作而言，这些工作具有明显的高社会接触特征，他们在工作中与城市居民等非隶属群体接触的概率大幅度提升。就业行业的转变，打通了新生代新市民与非隶属群体的沟通渠道，因此其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受城市居民的影响日益显著，信息来源也不再限于新市民群体自身(见访谈资料4)。这使得其从非隶属群体获取信息的可能性不断提高，也使得这些群体逐渐成为新生代新市民所选择的参照群体。
[访谈资料 3] 每天都在工地上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周末也要继续干活的，偶尔闲下来了也就和工友们打打牌、打打麻将，很少离开工地，更别提和城里人打交道了，哪里还去看他们做什么哦。
——建筑木工，男，40岁
[访谈资料 4] 帮客人剪头发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闲聊几句，他们会告诉我哪些地方有打折的衣服，哪些地方比较好玩……等下班或者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和小姐妹一起去转一转，是他们让我开始了解这座城市。
——理发店员工，女，21岁
2.融入意愿与符号价值追求：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动力源泉
融入意愿反映了新市民是否希望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决定了其社会预期与参照对象。“城里赚票子，回家建房子”是老一代新市民的真实写照，他们虽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但其始终是城市的过客，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打工赚钱的地方，其最终的归属和根系仍深植于农村[12]。据调查，有89.7%的老一代新市民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15]。这充分说明，虽然城市是老一代新市民目前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乡村才是他们的最终归宿(见访谈资料5)。可见，绝大多数进城老一代新市民不是为了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里人”，而只是为了谋求更高的收入。换句话说，老一代新市民的社会预期使得其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依然主要受其所隶属的群体的影响。
——电子厂流水线工人，女，47岁
[访谈资料 5] 到城里来打工也是想多挣点钱，挣的钱给家里寄回去，或者等过年回村的时候，带家里人去县城置办些家电和年货，买东西也不可能像城里人那样讲牌子，一般都是看邻居或者亲戚都用些啥东西就买啥。
——搬运工人，男，43岁
[访谈资料 6] 城里有很多老家买不到的商品，城里人穿衣服的款式、质量和样式都要比老家人好很多……我读完书就出来打工了，没种过田，将来也不会回农村去生活吧，所以平时会学城里人怎么打扮、怎么生活，还是想像城里人那样把生活质量提高点。
40年峥嵘岁月，40年春华秋实。在改革开放、产业重组、开拓奋进的路上，食品工业成为受益者，并跻身于我国几大产业前列。
——服装流水车间工人，女，22岁
消费具有外显性符号价值，人们会通过这种符号价值来进行印象管理和自我价值表达。但是，对符号价值的解释是建立在群体成员对符号的共知意义达成一致的基础之上的。老一代新市民融入城市意愿较低，他们不会寻求与城市居民在消费符号意义上的一致(见访谈资料7)。研究表明，老一代新市民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单调重复，除了做工，就是休息和睡觉，文娱活动匮乏，有简单的食物和便宜的衣物，以及能避风遮雨的廉租房，原则上能做到温饱就行[12]。他们更多追求的是商品的价格与功能，满足的仅仅是生存和安全等基本需要。这样的消费方式虽与城市居民大相径庭，却符合农村传统的勤俭节约理念。可见，老一代新市民仍然保持着与其原隶属群体一致的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选择商品或进行消费时，较少受到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而更多会参考借鉴亲朋好友等其所隶属的群体的消费方式。
新生代新市民具有强烈的融入城市意愿，他们在选购商品时，会考虑其在城市社会中的外显符号意义，将消费视为淡化与城市居民之间差异、获得市民身份认同的便捷通道[12]。调查显示，新生代新市民的日常消费不只停留在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上，还扩大到了对人情消费、素质消费等方面，上歌舞厅、健身、上网、去博物馆、学习技能等，都已成为新生代新市民的日常消费内容[18]。这些消费内容很多超越了农村的消费内容，只有在城市社会中才具有相应的符号意义，而这些消费方式中隐含的符号价值满足了新生代新市民在城市社会中的社交、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等较高层次的需要。对符号意义的理解和学习，也需要新生代新市民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群体，慢慢接受、认同甚至内化城市居民消费方式的符号意义(见访谈资料8)。
根据表4各区县的风险值及表5的雷电灾害综合风险值R评判标准，可得到长沙地区雷电灾害风险区划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长沙县、宁乡县为雷击灾害极高易损区，望城区为高易损区，天心区、岳麓区、浏阳市为中易损区，芙蓉区、开福区、雨花区为低易损区。
[访谈资料 7] 咱们在农村吃苦习惯了，省吃俭用，饭能填饱肚子就行，衣服能穿暖和就好。咱们不能跟城里人比，穿那么好看就不是农村人了嘛！我自己要是花那么多钱吃得好、穿得好，过年回家没钱带回去，村里人都会说闲话的。
截至12月3日，全国共有21个省份发生79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虽然疫情整体可控且并不传人，但持续4月之后，非洲猪瘟对市场影响仍在不断发酵。
与老一代新市民相比，新生代新市民没有务农经历，强烈渴望融入城市社会，城市居民便成为了他们预期的社会化对象。因此，新生代新市民会学习和采纳城市居民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并通过提升消费、改变生活方式等外显性行为方式来缩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以获取融入城市居民群体的可能性(见访谈资料6)。研究表明，老一代新市民是“进城打工，回乡消费”[16]，而新生代新市民则在很大程度表现为“进城赚钱，在城消费”[17]。在外务工的新生代新市民月生活消费支出人均为939元，比老一代新市民增加19.3%；新生代新市民人均寄回或带回老家的现金为12802元，比老一代新市民减少29.6%[11]。可见，新生代新市民将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等显性行为方式的改变作为其向城市居民靠拢的途径，他们自觉接受城市居民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将城市居民等预期社会化对象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
[访谈资料 8] 我跟我爸妈他们的观念还是不同，我觉得买东西，品牌还是挺重要，好牌子的衣服不仅质量好，穿出去也体面。不上班的时候，我也会学明星或者那些穿得好看的女生那样打扮一番，然后去逛逛商场买点衣服鞋子啥的……至于价格，在能接受的范围内就行。
——咖啡店服务员，女，23岁
观察组术后6个月的关节退变、囊性变、关节面塌陷、坏死等并发症总发生率为8.5%（5/59），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5.4%（15/59）（P＜0.05）。见表3。
3.身份认同：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心理基础
身份认同(或群体身份认同)是一种心理认知，是个体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属群体，接受并内化该群体的价值观、目标等关联因素的程度[19]。按照自我分类的观点，个体一旦通过对自我身份的定位，解决了“我是谁”“我和谁一样(属于哪个群体)”等根本性问题，就会将自己划分至某类群体，用该群体的标准去描述和评价自己[20]。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农民”的老一代新市民占54.8%，比新生代新市民高出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或打工者”的老一代新市民占22%，比新生代新市民低10.3个百分点[15]。这说明老一代新市民对农民身份的认同程度要远远高于对以工人为代表的城市身份的认同程度。由于拥有浓厚的乡土记忆和乡土文化，老一代新市民在心理上对城市的归属感始终无法产生，难以摆脱土地束缚，也无法摒弃原先的农民身份认同[16]，参照群体仍以老家的邻里与亲属、一同外出打工的朋友等其所隶属的群体为主(见访谈资料9)。
相较之下，新生代新市民已开始明确排斥在户籍管理制度下的“农民”身份，积极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尤其是在1990年代出生的新市民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仅为老一代新市民的1/5[15]。此外，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加多样且态度积极。有人曾明确表示，自己是“城里人”、是“劳动者”，是与城市年轻人一样的“上班族”“小白领”，甚至是中产阶级，对于社会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农民工”称呼并不认可，甚至认为该称呼有歧视意味[21]。他们在身份认同上更加倾向于“市民”这一其所非隶属的群体，在情感归属上更加偏向于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19]，希望或已经实现身份认同转变的新生代新市民，通常会按照城市居民的标准要求自己，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自觉内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22]，因而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其所非隶属的群体对其能产生更强的示范与规范效应(见访谈资料10)。
[访谈资料 9] 种地种习惯了，还是喜欢和别人说自己是种庄稼的……本来就是啊。现在在城里做工也是临时的，等钱挣够了，就回去继续种我的地，所以不能跟城里人比啊。
社会心理学家乔治·H.米德指出[9]，个人的自我感受会直接地依据同一群体(也称隶属群体)中其他成员的一般或特殊观点。也就是说，个人所属的群体构成了对自我评价有意义的参照框架。默顿等[10]基于参照群体行为功能理论，通过引入预期社会化的概念强调非隶属群体对人们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所谓预期社会化，是指个人采纳他们希望加入的非隶属群体的价值观，接受他们的信息影响，从而使自己更易于被该群体接受或适应该群体。对于新市民群体来说，其隶属群体主要是家乡的邻里与亲属、一同外出打工的朋友等，非隶属群体则包括城市的居民、工人、服务对象或产品、广告代言人等。由于两代新市民在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进城动机、消费需求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他们在选择参照群体时的能力和意愿也有所不同。
[访谈资料 10] 虽然还只是个普通的工人，但我感觉自己已经像个城里人了……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日常习惯，现在都更多是向城里人看齐，不会再总是跟农村老家的人比了。
（2）试验材料 钢制安全壳材质为SA738Gr.B，其为美国ASME规范中的牌号，随着中国三代核电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再创新，目前我国已经具备SA738Gr.B钢板的自主制造生产技术。本文所用材料即为国内某钢厂研制的S A738G r.B钢板，供货状态为调质（淬火+回火）状态，板材规格为400mm×800mm×52mm，主要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如表1所示。
——空调维修工，男，20岁
三、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环境影响因素
环境会影响个体与信息的接触，决定信息可获程度的高低。在从乡土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由于新生代新市民未曾经历其父辈的生活，其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也与父辈不尽相同，二者在社会关系和沟通媒介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进而造成两代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上的差异。
1.社会关系：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纽带牵引
从连接纽带来看，社会关系可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血缘关系以生育或婚姻为连接纽带，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其他亲属关系；地缘关系以土地或地理位置为连接纽带，如邻居、同乡、街坊；业缘关系以职业为连接纽带，如同事、同行、下属、同僚和生意伙伴[23]。
老一代新市民在家务农时间较长，普遍拥有丰富的务农和农村生活经历，他们在农村地区构建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都具有先赋性和持久性特征，并且相互复合，是一个完全的熟人社会[23]。在自身资源匮乏、社会福利缺失的情况下，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为他们抵御社会风险和降低生活成本提供了保障，处在关系网络中的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信任、高度依赖，并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许多老一代新市民外出打工的务工信息也是通过这种关系获取的。进入城市社会，建立的新的社会关系会向松散、陌生和开放型的关系转变[23]，要建立信任和认同，对于能力受限的老一代新市民来说存在一定困难。因此，老一代新市民仍然会遵循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特征维系彼此关系和信任，其思想和行为也会更多以亲朋好友等隶属群体作为参照群体(见访谈资料11)。
“如此说来，我天下第一的剑术就要在今日被人赶超了？”诸葛玉为自己的想法而感到不安，他闭上眼睛仿佛看见了他将要刺出的那一剑已经被赵白接住并化解，而后赵白当着所有人的面击败了他，所有人都在嘲笑他，说什么天下第一剑客完全是浪得虚名！
与老一代新市民相比，新生代新市民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都相对淡化，他们农村生活和务农经历较少，对乡土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不高。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生代新市民恰恰是在父辈外出打工的时间里度过了童年，或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或小小年纪就随父母进城，他们与家乡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对家乡的责任感也没有老一代新市民那么强烈[24]；另一方面，他们远离祖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对农业、农村、土地不像父辈那样熟悉，农村已然没有他们所要的生活基础和精神认同。此外，新生代新市民社交需求更多依赖业缘关系，大多为亲近同事、工作伙伴、服务对象和身边的城市居民[24]，这部分群体对其牵引作用更加强烈，因而成为新生代新市民的主要参照群体(见访谈资料12)。
[访谈资料 11] 以前在老家，亲戚大多跟我一样是种田的，农忙互相帮忙，农闲就一起聚聚……到这边打工也是我姐夫他们带出来的……现在没事的时候，我还是喜欢给老家亲朋好友打个电话，村里有点啥事我也都知道。
——建筑工人，男，48岁
[访谈资料 12] 高中毕业就来这边工作了，平时就和同事还有客户交流多一点吧，他们对我也挺好，我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现在工作都挺忙，就过年回老家一下，时间长了，跟村里很多人都不认识了，平时也就是跟家人联系一下。
——美容店服务员，女，26岁
2.信息媒介：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外部促动
1961年2月5日，毛泽东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谈到生产队的规模问题，他说，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等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生产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还交待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6］18他关于社队规模的谈话不仅对浙江，而且对全国其他地区的调查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新生代新市民与老一代新市民在信息媒介使用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他们不仅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还能熟练运用社交媒体工具[26]。从能力来看，新生代新市民受教育程度较高，认知和判断能力较强，更容易接受新兴媒介和社交工具等新事物，较少依赖血缘与地缘建立关系和信任。从动机来看，融入城市意愿较强的新生代新市民会借助现代信息媒介和社交工具去发展新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信任，以获得个人发展机会、赢得认同和消除孤独，从而实现他们在城市中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城市社会的融入。因此，新生代新市民在新兴信息媒体使用方面与城市青年趋同性很高[26]。新兴信息媒介的普及扩大了新生代新市民的社交范围，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与城市居民等其所非隶属群体互动的机会(见访谈资料15)。因此，城市居民等其所非隶属群体带给新生代新市民的信息可获得程度越来越高，也因此成为他们主要的参照群体。
[访谈资料 13] 原来在农村的时候连个电视都没有，出来打工也是听人家说这个工地招人招得多，待遇还不错，就和同村的人一起来了……我们那边都是靠你传我、我传他来交流这些信息的，所以还是熟人靠谱些啊，可以相互关照。
——建筑工人，男，48岁
[访谈资料 14] 前几年手机太贵还买不起，现在手机便宜了，买个手机和亲戚朋友联系也方便……基本上都是用手机给老家人打电话，再就是看看老家那边的新闻，人回不去，至少能一直了解着。
——早餐铺老板，女，45岁
[访谈资料 15] 现在通过微信跟客户沟通比较多，有些客户还成了朋友，经常会跟他们聚聚，聊一些业务以外的事，学到不少东西……我现在上班的这家公司待遇比之前那家好，就是其中一个朋友帮我介绍的。
媒介是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主要途径，也是新市民社会关系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因而成为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外部促动因素。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在新市民群体中迅速普及，他们可以高效地利用手机等媒介交流互动，从而维系初级关系、发展衍生关系。只不过，老一代新市民对于手机的使用更多是维系高度同质化的强关系[14]。受限于个体能力与文化习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关系更容易赢得老一代新市民的信任。因此，他们在搜集工作、生活等信息方面也高度依赖传统社会关系，甚至许多老一代新市民仍然使用的是非智能手机，很少使用社交软件与陌生人建立关系和信任(见访谈资料13)。他们通过手机等现代信息媒介维系的社会关系仍然是旧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以乡土社会中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编织而成，其内在纹理仍然以“差序格局”的传统关系模式为基础[14](见访谈资料14)。因而现代信息媒介并没有扩大老一代新市民的人际交往范围，提升他们的社会资本，反而让他们退缩到更靠近核心的社会关系圈内[25]。因此，老一代新市民仍然会以周围的亲朋好友等隶属群体作为自己消费或生活等行为的参照群体。
——业务员，男，36岁
2）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199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制度框架已经初步搭建。改革的星星之火，很快成燎原之势。1997年开始，云南、黑龙江、湖南等省份出台了本省的“职业教育条例”；北京、辽宁、河南、江苏、河北、陕西、西藏、内蒙等地设立了本省（市、自治区）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我国职业从此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发展的新阶段。根据有关报道，截至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区、市）制定了职业教育条例、实施办法或相关的配套法规和政策措施，一些省市制定了中等职业教育条例，一些地方还开展了相关执法检查[5]。
压实工序也是保障二灰碎石基层的施工质量的有效措施。在浇筑材料之后，下一步的压实工序也是重中之重。此道工序不但为了确保基层混合料的密实度，还是为了促成火山灰的反应，使基层能够获得足够的稳定性和强度。碾压过程中应该注意两点问题，首先，应该在适当碾压过粗集料密集的地方迅速均匀撒上一定量的细集料，当然选择除去路面面层粗集料密集的部分，循环上道工序不失为好的方法；其次，替换路面面层细集料较为集中的部分，循环上道工序。混合料的密实度会影响到二灰碎石压实度是否满足规范要求，最终影响施工的质量。因此做好对混合料密实度的检测工作。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两代新市民的参照群体选择具有明显的代际差异，通过对新市民的访谈资料进行归纳总结，从个体和环境两个维度探究两代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存在代际差异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近年，山重建机坚持“系统创新、效能为先”的研发理念，结合“十二五”战略规划突出科研投入、掌握核心技术的要求，着眼于长远战略发展，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创新工作的重点放在节能环保产品的研发上。山重建机积极与国际知名公司建立战略合作联盟，全面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国际知名度，以具有国内外领先的高新技术产品支撑企业的战略发展，备受国内外客户青睐。
其一，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的能力基础，而职业特征直接影响着新市民与不同群体的互动频率，两者构成了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产生的现实条件。
其二，融入城市意愿决定新市民的社会预期，符号价值追求表明新市民与哪个群体在认知意义上达成一致，二者成为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产生的动力源泉。
其三，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决定新市民选择以何种标准来要求、评价自己，这构成了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产生的心理基础。
其四，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的淡化和以业缘为纹理的社会关系的兴起，是老一代新市民与新生代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出现代际差异的引擎，具有牵引作用；而现代信息媒介的应用方式在维系和构建社会关系方面造成的差异，构成了两者参照群体选择出现代际差异的外部促动因素。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应发挥参照群体的正向影响和规范性作用，引导新市民的城市行为，以使其尽快融入城市。为此，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其一，创新新市民继续教育制度，构建新市民终身教育体系，以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质，提高其认知水平。受教育程度不仅决定新市民的认知和学习能力，还是他们职业选择的基础，这两者都是新市民选择非隶属群体作为参考群体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政府部门一方面应通过政策和制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源投入新市民的继续教育，另一方面应给新市民提供免费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
其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资源统一配置。“农村”与“城市”的传统户籍制度决定了我国城乡资源配置上的差异，导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只有打破户籍藩篱，实现城乡资源统一配置，让新市民平等享有教育、医疗等资源和服务，才能消除新市民的心理障碍，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和对城市居民的群体认同。
其三，创新新市民管理制度，加强新市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属地管理部门应通过文艺活动、文化展示等主题形式促进城市居民与新市民之间的交流，改变老一代新市民对现代社会关系的看法，给他们提供更多与城市居民互动的机会，弥补他们在利用信息媒介建立新的关系和信任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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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reference group selection of new citizens
LI Guangming, XU Dongning
[收稿日期] 2018-08-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GL015)
[作者简介] 李光明(1979—)，男，湖北省麻城市人，河海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消费、市场营销。
引用格式： 李光明，徐冬柠.新市民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4)：36-44.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0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4-003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