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文本：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文本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梦龙所编《古今小说》第一篇，名曰《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以下简称《珍珠衫》）。每 当阅读现代学者引经据典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论著时，我就要想到这篇难称艺术经典的 明代拟话本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明版的“婚外恋”故事：湖广襄阳枣县人蒋兴哥继承父 业走广东做买卖，因病滞留异乡。年轻漂亮的媳妇三巧儿守不住寂寞，与外地客商陈大郎闹 起婚外恋。不料三巧儿竟动了真情，要与陈大郎做长久夫妻，大郎应允先回徽州老家安排妥 贴，明年再来带她远走高飞。临别之时，三巧儿取出蒋家的祖传宝物“珍珠衫”送与情郎。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冤家路窄，蒋兴哥竟然与陈大郎邂逅相遇并成为知交，一日饮酒之间，无 意中发现陈大郎身上的“珍珠衫”。他心中一惊，表面却不动声色，问起“珍珠衫”的来历 ，陈大郎眉飞色舞讲述了自己的风流艳遇。蒋兴哥强忍悲痛，回到家中，便一纸休书将三巧 儿送回了娘家。三巧儿羞愧交加，欲死未能，嫁给南京进士吴杰为妾，随夫前往广东潮阳知 县任上。陈大郎未忘旧约，前来枣阳重续前缘，不期路遇强贼，人财两空。陈妻平氏闻讯， 前来接亡夫灵柩回乡，不料陷入绝境，衣食无着，经人撮合，和蒋兴哥结为夫妻，“珍珠衫 ”失而复归。后来，蒋兴哥又往广东贩珠，在合浦县遇上人命官司，知县正是三巧儿的后夫 吴杰。三巧儿无意中得知此事，不忘旧日恩情，谎称蒋兴哥是自己出嗣母舅家的亲哥，恳求 丈夫从中周全。吴知县审明此案纯属冤案，依法了结，并请蒋兴哥来家中与三巧儿相见。两 人相见，情不能禁，相拥而哭。吴知县问明原由，也感动不已，遂让这对往日夫妻破镜重圆 。
小说作者想要表达的无非是“果报不爽”的老生常谈，正如“入话”中的四句诗所云：“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与“三言”中的同类小说一样，名 为“喻世”、“警世”、“醒世”，但小说中绘声绘色津津乐道的却是三巧儿与陈大郎偷情 的细节。大概当日的读者或听众最感兴趣的就是偷情的故事，这与今日读者喜欢读“婚外恋 ”小说的心理完全相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名义上的道德说教或道德批判不过是作者躲 避封杀甚至迫害的保护伞。这也正如《金瓶梅》、《肉蒲团》等“诲淫”小说一样，明明是 投读者色情心理之所好，却要祭出“劝善惩恶”的法宝，真个是“挂羊头卖狗肉”。但《金 瓶梅》一类的小说，却是解读人类性意识的经典文本。我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见一30年代伦 敦 版的《金瓶梅》英文译本（依据的自然是“洁本”），译者Clement Egerton声称他是因研究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而注意上这部中国16世纪的小说的，并认为这是心理和文化研究的宝藏。 经过译者的生花妙笔，这部俗不可耐的明代市井小说，读起来居然如左拉的作品（译序中 也确曾将其与左拉和伊卜生的作品相提并论）。其实，这类赤裸裸表现人类性意识的小 说，在中国古代多如牛毛，只不过大多语言粗俗，手法拙劣，难登大雅之堂，入不了现代学 者的法眼。《珍珠衫》还算上乘之作。但这篇明版“婚外恋”小说的技巧也并不高明，采用 的是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千篇一律的“三段式”结构：“入话”——“正话”——“后话”。 这类故事，如果由现代作家来叙述，一定是扑朔迷离，摇曳生姿，波澜起伏；如果是大手笔 ，还会将人性的弱点写得很深刻，令读者对人类情感的复杂性感慨不已，例如英国现代作家 毛姆的《万事通》或译《无所不知先生》。那真是一篇艺术精品，一个普通的偷情故事，居 然从一 个旅游者的视角，被叙述得那么引人入胜，妙趣横生，幽默而又机智，而文笔却何等干净， 何等雍容！比较起来，《珍珠衫》的平铺直叙真是毫无艺术性可言。不过，我们应该理解， “勾栏瓦肆”中的说书人和听众，最关注的是故事的内容本身，而不是叙事的艺术——这也 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共同特点。难怪它们很难再吊起阅读趣味已经洋化的现代读者的胃口。
我之所以对这样一篇小说产生兴趣，并产生解读它的冲动，自然不是被它的故事所感动， 也不是为它的艺术而倾倒。我是从这篇平铺直叙的通俗小说中读到了古代生活的另一面，与 我从经史子集中获得的中国文化印象大异其趣。我觉得，如果将它视作一个社会生活和文化 心 理的文本，那么解读这样一个文本，无疑将会使我们看到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另一面，甚 至是更真实的一面，进而质疑：当今学者引经据典所作的种种历史描述和文化阐释果真符合 当时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实际吗？
《珍珠衫》涉及的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男女问题。按照我们的历史学家或文化史学家的 描述，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受儒家道德的影响，男女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讲究男女之大防 ，男女授受不亲，当然夫妻之间例外。尤其是宋代程朱理学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女性的贞操被视为比生命还要重要。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开篇就讲述了一位贞妇 的故事：王凝妻李氏，因夫病卒于官，携幼子回乡，东过开封，欲投宿一旅店。旅店老 板见其独携幼子，心生疑惑（怀疑她是人贩子），不许她投宿。李氏见天已暮，不愿离去，老 板便“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 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欧阳修一本正经讲述这个令我们现代读者毛骨悚然的 故事，自然是别有用意，那就是羞辱于臣节有亏的冯道及其同类，但其对贞妇的赞美也是不 言而喻的。毫无疑问，欧阳修的这种男女观念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 主流社会的道德准则。唐代张建封死后，其爱妾关盼盼独居彭城故燕子楼十余年，大诗人白 居易为张生前好友，尽管自己很风流，却赠诗关盼盼讽其死（见《全唐诗》第十一函《关盼 盼小传》）。朱熹对汉末蔡文姬的再嫁不但没有同情的理解，还要严加斥责（见《楚辞集注》 ），可见主流人士文化精英的性道德是何等森严，对女性的贞操是何等注重，简直没有商榷 的余地。不仅如此，在男权至上的传统社会中，表彰女性贞节是形成制度的，有章可循，有 法可依。上至朝廷，下至州县，都要为李氏这样的节妇烈女立“贞节牌坊”，其中最优秀者 还要载入正史的《列女传》。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断言：普天下中国人都认同并实践 着这样的道德准则？《珍珠衫》就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证。不仅三巧儿、平氏这样的女性不 拒绝一嫁再嫁，蒋兴哥也并不忌讳再娶已婚女人为正妻。平氏再嫁蒋兴哥前也有一番顾虑： “他既是富家，怕不要二婚的。”媒婆张七嫂说：“他也是续弦了，原对老身说：不拘头婚 二婚，只要人才出众。”这与现代的婚姻观念有何不同？进士吴知县娶三巧儿为妾，后又让 蒋氏夫妻破镜重圆，几时在计较什么贞节观念？三巧儿红杏出墙，也并非喜新厌旧，或风流 成性，而是夫妻长久分居之后精神空虚性欲难熬的古今人情之常。东窗事发之后，她无颜面 对丈夫，无颜面对父母，也不是出于贞节观念，而是自觉对不起丈夫待她的一片真情。尤其 是蒋兴哥和她离婚时的君子风度，更令她追悔不已。这里根本不涉及所谓儒家的道德观念。 如果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好色纵欲，夺人妻妾，不在乎已婚未婚，不在乎什么性道德， 是任何社会都可能出现的无法无天的下三滥，不足以证明儒家性道德在古代中国人实际生活 中的无效，那《珍珠衫》中的蒋兴哥可是知礼守法的善良百姓，吴知县可是饱读圣贤书的士 君子（在那个时代，属于精英阶层），他们尚且不十分在乎女性的贞节，何况经济地位远不如 他们的数量更众的广大百姓？可见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宣扬的那一套道德准则并非放之天下 而皆准。至少，儒家道德准则与古人实际生活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统治者推行的礼教或精英人士宣扬的道德观念是一回事，普通百姓的实际生活又 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朝廷表彰，正史记载，道德家宣扬，正说明在 现实生活中，贞妇烈女并不多见，所以才被捧到这等地步。物以稀为贵，这是众所周知的常 识。尽管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钦定的主流话语，士君子也不乏身体力行者，民间社 会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但我们却不能说广大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男女生活是完全按照这 种道德模式建构起来的。我们读宋元以来的通俗小说，就明显感到民间社会的生活极富 人情味，男女之间，夫妻之间，并非如道学家一厢情愿要求的那么循规蹈矩，那么道貌岸然 。《珍珠衫》不过是其中一例。也许，有人会说，小说家言出于道听途说，甚至是向壁虚构 ，其 真实性值得怀疑。其实，凡治中国小说史者，大概都有这样的同感，中国古代小说家缺 乏的恰恰就是虚构能力。他们不善虚构，或不喜虚构，内容大都取材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或 前人记载，他们不过在此基础上添枝加叶，铺张渲染，以动人耳目。换言之，中国古代小说 大都是现实生活或历史的“通俗演义”。这大概也算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注脚吧。 不仅“三言二拍”如此，《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品花宝鉴》、《 九尾龟》、《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 、《孽海花》等描写社会生活的长篇巨制也莫不如此。所以，考证古代小说的本事，将小说 还原为历史，成了古今小说研究专家的一大嗜好。中国古代小说这种写实的特点，也许是中 国史文化传统在文学上的反映，在今天演变为所谓的“纪实文学”。某些文学批评家不解， 既然是“纪实”，怎能叫“文学”？好像“文学”都非出自虚构不可。他们味于中国古代小 说甚至诗文的纪实传统，不知中国文学自古注重“观风俗，知薄厚”的认识功能。孔子尚且 说“诗可以观”，况通俗小说乎？小说亦可以观，观世态，知人情。窃以为，在认识社会生 活世态人情这一点上，通俗小说的价值也许远远超过精英文化所创造的各种文本。即以宋以 后的中国文化为例，理学家的语录、黄宗羲所编的《明儒学案》、全祖望所编的《宋元学案 》，无非是宋元迄明的学术思想史料；《宋史》、《元史》、《明史》等高文典册，无非是 主流社会的“宏大叙事”；宋元以来的集部，无非是精英阶层的生活写照或情感表现。如果 我们据此来解读中国民间社会的文化心理，或据此重构中国古代社会的全景，虽然方便省事 ，但无疑也是很危险的。
关键问题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有关中国文化的权威阐释和历史描述，大多都是对精英文 化的阐释和对主流社会的描述。即使是所谓的实证性研究，也习惯于引经据典，从主流传统 中 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种种劣根性或优越性的证据，好像几位圣贤的语录、朝廷的制度或正史 上的几个事例，就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这就难免失真，进而误导后学以及广大普通读者。法 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在他们的想象中 ，中国人都以孔子的教导为具体行为的准则，过着理性道德的生活。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 对儒家道德政治赞誉有加。这些赞誉，即使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看来，也有“盛名之下，其实 难副”的感觉。伏尔泰这些第一流的欧洲学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并非“只缘身在此山中 ”。他们误读中国文化的原因，与今天中国学者误解老祖宗的原因几乎一样，那就是眼睛只 盯在精英文化上，忽视甚至无视非精英非主流文化。伏尔泰等人并非想当“中国通”，无 非是想从东方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以批判欧洲当时的封建专制，正如现代某些中国学者引 进西学旨在消解“大一统”的主流话语一样，“郢书燕说”在所难免，情有可原。彼之所谓 “中 国文化”或此之所谓“西方文化”，大都是凭借此邦或彼邦精英人士的某些文本加上自己一 厢情愿的想象建构起来的海市蜃楼般的“空中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至少与现实 生活存在相当距离。如果据此来寻找“庐山真面目”，那无疑会误入歧途。曾有学者声称21 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列举中国文化的种种优点，诸如“自强不息”、“天人合一”、“ 内在超越”等；也有学者对传统文化痛心疾首，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扼杀人性，例证就是程颐 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说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历代王朝宣扬的纲常伦 理，以及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的“吃人的礼教”。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双方的证据 自然都是十分有力的，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还有许多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中国人，他们并 不是都过着圣贤或士君子那样的生活，如在家庭婚姻性生活方面，就不是儒家道德程朱理学 的一统天下。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中国文化。宋元以来的通俗小说如《珍珠衫》等，就展示 了这种生活这种文化的一个片断。即使知书识礼的士君子们，其生活态度道德实践果真就 那么符合纲常伦理吗？以今律古，我始终表示怀疑。我们由此可以推知，古代中国普通百姓 包括不少士君子的性道德性观念，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封闭，那样保守。中国人憎恶 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并非始自现代。须知古今中外的人性如“食色”，是没有什么本质差异 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们从西方引进一夫一妻制后，传统的一夫一妻多妾制被理 所 当然宣布为非法，从制度上给男女平等的婚姻提供了法律保证。至于性意识，我以为，并无 本质的变化。读明清通俗小说，不难得到印证。
80年代学界“文化热”时，曾在《读书》上见一篇文章，说中国文化是“吃文化”，西 方文化是“性文化”。作者旁征博引各种文献证明中国传统道德在男女之事上的禁欲主义和 保 守主义，而在吃喝方面却堪称世界之最，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请客吃饭蔚然成风。吃得花 样百出，吃得稀奇古怪，形成独步世界的饮食文化。官场商场，军界学界，应酬交际，婚丧 嫁娶，逢年过节，无不以“吃”为主题。老子曰：“民以食为天。”民谚曰：“饱暖思淫欲 。”都是以“吃”为人生首要大事。相比之下，西人吃得简单，吃得单调，他们的心思和兴 趣都用在了男女问题上。那证据就是西方爱情诗爱情小说黄色影像远远超过中国。中国多饕 餮之徒，西方多好色之士。我对此观点颇为欣赏，曾以此请教一位在我校任教的老美。这位 老美莫名其妙，问道：“如果说中国是‘吃文化’，那中国这么多人口——世界第一——又 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对此作何答辩。事实上，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食色 并重，《礼记·礼运》就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夫子也曾感慨：“吾未见好 德如好色者。”禁欲或清心寡欲，无非是少数圣贤的道德说教或某些宗教（例如佛教）的人生 取向，不能等同于普通百姓甚至士君子的人生追求道德实践。明清小说戏曲，例如《月明和 尚度柳翠》（《古今小说》）、《闻人生野战翠浮庵》（《拍案惊奇》）、《僧尼共犯》（冯惟 敏杂剧）等，不是就嘲笑了宗教禁欲主义的虚伪，表现了男女情欲的难以遏制吗？如果我们将 这些小说与薄伽丘的《十日谈》对读，就不难发现，在同一个时代，中国人与西方人对男女 性爱的认识，几乎同样开放，同样富有人情味。只有在“文革”十年，中国男女青年的性封 闭性神秘才达到荒谬绝伦、旷古未闻的程度。但这是所谓“制度创新”的产物，不能简单地 归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多元的，是有层次的结构。一部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展示的不过是精英阶层 的精神世界，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现象学”，既非现实世界的翻版，也非中国文化的全部 。仅凭思想或观念来描述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就如同后人仅以几个榜样、几项法令、几篇 社论或我们今天在书斋里创造的各种学术思潮来解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那 无疑是非常可笑的。当然，《珍珠衫》一类的小说戏曲，反映的也只是古代中国人生活的一 个侧面，并非全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我们论及或比较任何文化传统时，最好谨慎 一些，不要妄下雌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