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性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性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07）01 —0064—06
2006年10月27日至29日，中国哲学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7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许全兴、陈正夫、宋志明、郭齐勇、李存山、陈卫平等先生分别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这一主题以及“江右哲学”、“传统儒学和现代新儒学”、“道家哲学与佛教哲学”、“中国哲学的创新和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 关于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
毫无疑问，中国哲学既具有普世性价值又具有地域性传统。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哲学的时间性的历史源流，而对中国哲学的普世性价值特别是地域性传统这一显著特征的研究似乎有所不足。
陈卫平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上说，关于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从空间角度看，中国哲学的普世性与地域性的关系问题即世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也即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第二，从时间角度看，中国哲学的普世性与地域性关系问题即中国哲学的时代性与传统性的关系问题，它涉及中国哲学的时代价值与理论价值问题。第三，从中国哲学本身的特点来看，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传统贯穿在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全部历程。先秦诸子是如此，两汉至隋唐也是如此，宋元明清哲学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就是中国近代哲学也还是摆脱不了地域性传统的影响。
中国哲学为什么具有普世性价值和地域性传统？或者说，中国哲学的普世性价值和地域性传统是如何可能的？
陈卫平先生指出，第一，人类在精神世界中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而人们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这就使得中国哲学具有普世性和地域性。中国传统哲学并非因时代变迁而失去了价值。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能够进行创造性转化或现代诠释的根据所在。第二，中国哲学具有独立性。隋唐时期佛教儒学化即是一个典型例证。到了近代中国，随着地理环境对人们交往的限制越来越小和西学成为了学术的范导，地域性传统似乎不再贯通于中国近代哲学的历史进程。但是，近代哲学和古代哲学不是断裂的，而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的表现之一就是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依然影响着近代哲学对西学的吸取。第三，从认识论角度看，正如希尔斯在《论传统》和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中所指出的那样，学术传统具有明确阐明的部分和未阐明的部分，前者通过概念、范畴、原理等予以言说而延续，后者即“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 knowledge）”成分；或者说，前者是名言的传统而后者是研究的传统。由于后者得以有效传递的方式是师徒授受，因此学术传统的延续就限制于一定的空间而形成地域性特征。这种理论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地域性传统何以如此显著，因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传递基本上是以私人讲学的师徒授受方式进行的，与手工艺的流传极为类似，于是以各处的讲学（宋明时期就是书院所在地）为中心就产生和形成了有地域性传统的哲学。
宋志明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上说，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所谓普世性即合人类性。任何一种哲学都具备这一特征，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同时，哲学的普世性也离不开地域性，哲学的普世性必须通过地域性哲学来表现。哲学的地域性和普世性最终必须落实在现实的人上，因而必须具有此在性或者说即时性。
郭齐勇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上说，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的关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所谓普遍的哲学，第一是说不分东方西方的哲学，所讲的概念或道理是普遍的，第二是人类各族群的活动，总有一些观念在指导，有些观念是互通的，而且有观念就有普遍性。这是其共性的或者具有可比性、可以通约的方面。同时，不同民族的哲学观念是有差异的，哲学观念总是通过具体的民族生命来表现的，因而又是特殊的。
有些学者还以中国哲学的一些重要范畴来说明中国哲学的普世性价值。王中江教授的论文《儒家的“慎独论”与“为己为学”及“公共关怀”》，从“心性论”和“德性论”上对“慎独”作出新的界定和诠释，并揭示其作为儒家“为己之学”、“修齐治平论”（“内圣外王”）而体现的“道德安身主义”及“公共关怀”的特质。余治平教授的论文《性情和谐：儒家对现代性的救治一种》指出，儒家性情和谐观可以调适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人生理想，因而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救治。李振纲教授的论文《“天人合一”哲学及其现代价值》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谋求可持续发展和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周建华教授的论文《道学在南安奠基考论》，从地理环境和历史机缘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哲学地域性传统特征。以道学在南安奠基为例，从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司理，创始道学，到二程兄弟拜周敦颐为师，专心圣学；再到宋理宗赐匾“道源书院”，确认南安为“道学之源”；以及此后历代名流在南安论述和吟咏“道源”等历史事实，都说明了南安之所以成为道学的创始地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缘有关。
另外，蔡方鹿教授的论文《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以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的关系为例，研究了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关系。指出，时代思潮体现在地域性文化之中，通过地域性文化的本质特征表现出来；地域性文化的发展演变不能脱离时代思潮的影响，并以其鲜明的个性最终融入时代思潮之中。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理学思潮的影响，同时，宋代蜀学对促进宋代理学和巴蜀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关于江右哲学
中国哲学不仅具有普世性价值，而且还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因此本次大会还以江右哲学为主题展开了讨论，并着重探讨了王安石、李觏、陆九渊、吴澄等人的思想。
李存山先生的论文《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认为，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作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作分析。他强调，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可以从思想传统和历史现实两个角度予以评价。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说，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要解决当时宋朝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李承贵教授的论文《王安石与佛教》，探讨了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认为中国儒家学者排斥佛教，主要是出于一种复兴文化教化本能，因为儒家学者所沐浴所接受的是儒学为中心的语言、思想、价值等，所以儒士本能地排斥佛教是由其思想文化“基因”所决定的。然而，王安石是一个例外。王安石能够超越自身“文化基因”的“先天”限制，去欣赏、研究甚至应用佛教，提出“尽经有取舍”、“乱俗非佛教”、“一性亦无性”、“空身即法身”等思想，从而获得可供后人认真研习的卓越成就。王安石认知、理解、评论佛教的实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孔令宏教授的论文《王安石学派的儒学思想与道家、道教》指出，王安石学派的思想特点，后世称其为“杂学”，这一概括未必恰当。受李觏等学者的思想影响，王安石明确地意识到，必须从哲理思辨上提升儒家思想的深刻性，建构严谨的、有说明力的哲学体系，方可战胜佛道二家。王安石在深入研究《庄子》的基础上，通过探寻庄子立言本意、真意而调和儒道二家的分歧，力图把本具批判性的庄子哲理转化为建设性的思想资源。调和儒道矛盾、以道家道教的思维理路、思维形式为本，借鉴道家形上学的成果而与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相融合，为政治变法服务，是王安石学派的特点。
张锡勤先生的论文《论陆九渊的怀疑精神》指出，陆九渊怀疑精神充分体现了他“自作主宰”的宗旨，对明代陈献章、王守仁等人产生了直接影响。韩钟文教授的论文《现代新儒家与陆九渊散论》探讨了陆九渊与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的关系。饶国宾教授的论文《礼统内外——李觏对儒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探讨了李觏的儒学现实主义精神，指出其“礼统内外”、“礼顺人欲”、“学礼成圣”等思想是从理论上系统地深化了儒学的现实精神。王新春教授的论文《吴澄理学视野下的易学天人之学》对吴澄理学视野下的易学天人之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吴立群博士的论文《吴澄之“心”论》对吴澄之“心”进行了分析，指出其论“心”之最大特点是以“仁”为本心之全德，提出心即“仁”。
郑晓江教授在论文《试析宋代江右思想家之特质》中指出，宋代江右思想家之特质是以其追求思想的独特性、创新性为基本内涵的。从欧阳修之“史论”、“易论”到诚斋之“诗论”、“易论”；从李觏之“礼论”、“易学”到荆公之“新学”；从象山、梭山复斋之“心学”，再到文山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等等都是如此。
三 关于传统儒学和现代新儒学
1.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问题
陈卫平先生在《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一文中指出，这个问题应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即如何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如何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如何实现儒学传统的价值？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不仅要阐释正统儒学的传统，也要发掘非正统儒学的传统；不仅要梳理典籍里的儒学传统，更要考察实际中的儒学传统。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必须正确应用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两个尺度，并将它们相统一，不仅从外在的时代根据，而且从内在的民族智慧来评价儒学，走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轮回；对儒学与西学之长短的评价，需要确立辩证的尺度，认识到两者的价值互补性，使得对儒学当代价值的阐明，既有抗拒西方文化霸权的意义，又不导向国粹主义。当代中国实现儒学传统的价值，需要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文字这三个环节上作出制度上的安排；由此来实现儒学的当代价值，不是其原有价值的翻版，而是融入于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之中。
2.儒家伦理
景海峰教授在《儒家伦理的形而上基础探讨》一文中指出，儒家伦理的形而上根据不在天地自然，也不在天命，而只能在人或者社会本身的结构之中得到说明。儒家重视人伦，把人伦教化看作是人的自然状态和社会性存在之间的分水岭。自孟子“五伦”观念确立之后，“五伦”可以说是进入儒家伦理世界的津梁。于“五伦”之后，汉儒又立“三纲”和“五常”。“三纲”是对五伦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和凝聚，而“五伦”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化的加固。“三纲五常”自汉代以来即为儒家思想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对于“三纲五常”学说，首先需要的是解释，而不是解构，“三纲”与“五常”不可剥离。其次，倒了纲常，儒家伦理的形而上根基完全坍塌，人们将陷入道德价值迷茫，观念浮游无根之无限困局。第三，“三纲五常”学说除了哲学理论方面形而上的意义之外，更包含了信仰的成分，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王立新教授在《儒家伦理的作用方式》文中认为，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儒家伦理对中国古代政治发生重要作用，首先是通过齐景公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话语的“创造性诠释”而实现的。正是由于这一“创造性诠释”，孔子从此成为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理论确立者，儒家伦理也因此成了“科层制”式样的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维护者，从而实现了儒家伦理向政治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崭新历史局面。通过教育的活动，儒家伦理不断向知识阶层渗透，并通过知识阶层影响基本民众，向下层普及，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伦理韵律的主调。
詹世友教授在《中国古代“公”伦理的悖论及其现实出路》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公”伦理道德价值被提到极高的地步，但是这并没有很好地培养国人的公德意识，也没有让公共领域得到很好的发展。其中的症结有二；一是中国古代的“公”领域实即统治阶层的“私”领域；二是古代“公”伦理思想总是排斥私人利益和个人意识，从而使人们不能在个人自立的基础上，通过交往而形成大家可共享的公共空间。因而只有打开这两大症结，才能走出悖论。
3.宋明理学
杨柱才教授的论文《东亚思想图解和谐演进——周濂溪〈太极图说〉与郑秋峦〈天命图说〉之比较》，对周濂溪《太极图说》与朝鲜中期的郑秋峦《天命图说》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周濂溪《太极图说》和郑秋峦《天命图说》都是根据《周易》和《中庸》这两部经典作出的综合性的思想创造，也都是以图解的方式表达思想。周濂溪《太极图说》将太极、阴阳、五行与万物贯通起来，建立了一种宇宙生成论的模式，同时也贯穿了儒学本体论。朱子从理学的思想系统出发，以理气和性气两大思想观念对于《太极图说》作了创造性的诠释。郑秋峦的《天命图说》在具体解释图意的过程中，其思路实际上也是理气、性气两大观念，这是对于朱子思想的继承，尤其是对于朱子《太极图说解》的继承，而在源头上也是对于周濂溪的继承。从周濂溪《太极图说》到朱子《太极图说解》，再到郑秋峦《天命图说》，有着先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表现出和谐演进的态势。当然，由于时代背景及思想背景的差异，周濂溪《太极图说》和郑秋峦《天命图说》也存在一些差异。周濂溪的思想体现了综合之创造的个性，而郑秋峦则表现出创造之综合的特点。
朱人求博士的论文《宋代定性说的历史发展——从明道、朱子到西山》，指出明道在横渠的追问下首创“定性”学说，朱子从人性论的视角对其进一步阐发，把明道的“定”（性）工夫论带向强调“性”（定）的效果论，西山则把“定性”上升到本体的高度，提出“理定于中”、“理即事也，事即理也”等重要命题，极大地丰富了定性学说的理论内涵。
何静博士的论文《王阳明〈天泉证道〉所及的本体工夫论之探微》指出，王阳明的良知是一能动的具有道德知觉的存在（价值）本体和境界本体，良知本体之理之可顿悟，而达致或保任良知之境需渐修，因此，在工夫上虽兼容顿渐，但心仪先悟后修。
4.现代新儒学
黄玉顺教授在《当代儒学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儒学三期”新论》一文中指出，旧的“儒学三期”说，根本没有进入当代思想的“存在—生活”视域，而是将儒学在现代的“第三期开展”仅仅归结为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存在者化的“本—末”、“体—用”的哲学建构，因而这种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与所谓“第二期”儒学、即宋明理学同质的，结果，儒学在现代的“第三期开展”就只能有两种结局：要么是在现代性境遇中陷入“本”与“末”、“体”与“用”的严重脱节，导致“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的尴尬；要么是走向在现代生活中无法“顺天应人”的某种“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境地。而这两种情况，正在成为当前儒学复兴当中的两种典型的困境。我们只有回到儒家的最本源的生活领悟，才能在儒学的当代复兴中成就一种在当下生活本源上的崭新的儒学重建，而避免原教旨主义的危险，这也才能真正有效地复活儒学的精神。
乔清举教授的论文《为什么说金岳霖是新儒家》探讨了关于金岳霖是新儒家还是新道家的问题，针对学术界普遍认为金岳霖是新道家，他指出金岳霖是新儒家。
柴文华教授的论文《关于冯友兰哲学研究的两个问题》指出，冯友兰哲学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冯友兰哲学诠释框架的转变问题。不能否认冯友兰哲学立场转变的内在因素。冯友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框架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他理性的选择。二是冯友兰哲学的地位及启示问题。不能因冯友兰学术立场的曲折而否定冯友兰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中应有的地位。冯友兰哲学的启示：一是中西哲学的融会是可能的；二是哲学不能没有现实关怀。
四 关于道家哲学与佛教哲学
1.道家哲学
王兴国教授的论文《老子哲学中的“反”及其与“道”关系》指出，“反”是老子哲学的根本特征与最大特征。“反”的涵义及其特征主要有：第一，“反”是“道”的内容，表征“道”的运动、演化特征；第二，“反”是现象界的经验事物——天地万物的本性，从而成为天地万物自身得以呈现为“有”（存在与运动）的法则；第三，“反”是道的“复命”之“反”；第四，“反”是《老子》的思维与语言方式。因此，如果不能理解与把住“道”的“反之动”，那么也就不能理解与把握“道”。
郭树森教授的论文《论老子的“有”、“无”和“道”》从名学定义的角度，对老子的“有”、“无”和“道”的义理及其相互关系，作了合乎逻辑的深刻诠释，不仅读通了《老子》而且揭示了老子的世界有起源、运动和发展的思想是与量子理论相通的。
刘俊哲教授的论文《老子道家哲学的和谐观及其当代价值》指出，老子的《道德经》中有着许多独到的社会主张和人生感悟，尤其是它的和谐观能给社会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资源，也可给世人以诸多有益的启迪。老子的和谐观主要有两个层面上的内容：一是对个人的和谐要求；二是对社会的和谐构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内所有事物运行的最高准则，只有遵循道，世间的万事万物才会和谐；只有懂得做人之道，不断加强人生修养，才能保持人的内心以及与外界的和谐，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和谐是衡量发展是否健康的一把标尺。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各种矛盾更加复杂，老子的和谐观对于营造和谐气氛，对社会的良性运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佛教哲学
关于洞山良价之研究，学者多以“五位君臣颂”而论说。然而各家之研究，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以“易卦”解读者，有以“禅定”解说者，有以“思想”论述者。苏树华教授的论文《“五位君臣颂”的禅学意境》则立足于“心”本位的禅学立场，分别阐述了洞山良价“五位君臣颂”的禅学内涵。指出，“正中偏”即尚未发明心地，属于“凡夫位”；“偏中正”即顿悟本体，属于“见道位”；“正中来”即证体起用，属于“修道位”；“偏中至”即摄用归体，亦属于“修道位”；“兼中到”则即体即用，属于“究竟位”。
黄檗希运是福建籍的著名禅师，在中晚唐以至整个传统禅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刘泽亮教授的论文《黄檗禅学及其现代意义》指出，《传心法要》、《宛陵录》集中反映了其卓越的心性论、禅悟论、传释论、解脱论的智慧，这些智慧超越时空，对今天的哲学思想文化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对现代社会文明也具有重要的批导作用。
蒋九愚博士的论文《略论长沙景岑禅师禅法思想特点》认为，长沙景岑继承和发展了南泉普愿的禅法思想。在心、佛关系上，长沙景岑以佛教般若思想为基础，同时融合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对“平常心是道”这一南宗禅学命题进行新的阐释。在禅、教关系上，长沙景岑坚持禅教并举、不废经教的原则，显然不同于当时主张废弃经教文字的主流禅界。在禅机禅风上，长沙景岑以平朴质实的禅风为特色，显然有别于中唐盛行的棒喝、机锋之禅风。
五 关于中国哲学的创新和未来走向
中国哲学的创新与未来走向问题是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创新中国哲学，既要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主要特点，也要借鉴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一句话，要处理好本土化与世界化、普世性与地域性的辩证关系。
1.中国哲学的特点
陈正夫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上说，和谐思想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精神。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宋志明先生的论文《关注人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指出，西方哲学从存在出发，中国哲学从人生出发。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主客二分，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中，人生哲学以及与人生哲学相关的价值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比较发达，而对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宗教哲学重视不够。中国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指导人生、安顿价值，从来就没有成为神学的婢女。因此，研究中国哲学不能套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必须注意抓住中国哲学关注人生的特色。他还强调，研究中国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以中国哲学为内容，同时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
许全兴先生的论文《中国哲学认识主体修养论》指出，重视认识主体修养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认为，智生于仁，崇德以致知，认识论与价值论、修养论相融通。中国传统哲学认识主体修养论主要包含认识主体的立场、态度、思维方法、情感等方面的修养。发掘、阐释和发挥中国哲学认识主体修养论，这对建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重要意义。
郭齐勇先生的论文《儒释道三教的人生智慧与心理调节》认为，儒家、道家、佛家是我国文化史上三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中国人文精神，尤其表现在人生智慧上。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老子、庄子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空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儒释道三教的哲学，充满了普遍和谐、园融无碍的智慧，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与意义。
何尚蒙博士的论文《“情”的范畴与中国哲学的普适性价值》认为，“情”是中国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之一，中国哲学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关注的人的生存。
丁为祥教授的论文《中国智慧的具体性及其解读——21世纪文化重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指出，与西方的抽象智慧相比，中国智慧主要表现为具体型。但具体智慧同样具有普遍性蕴涵与超越性追求，其特征在于：或以个别类推一般并含括普遍，或以具体蕴含抽象并表达超越。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同质”还是“异质”、物理认知还是人伦价值之间。只有以其本身的特征去接近传统，才能正确地解读传统；也只有正确地解读传统，才能以开放的诠释，拓展传统文化的普遍性蕴涵并提升其超越的价值追求。
2.中国哲学的创新之路
郭齐勇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导言》中指出，中国哲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一方面，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互通性，因此相互翻译、诠释、比较、沟通、会通的哲学研究工作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意义与价值，它有助于我们吸收不同哲学传统中的精华，促进哲学创新。中国哲学能哲学地建立起来，即以现代话语与现代哲学型态、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这可能对中国哲学有所损伤，但却是不能不通过的途径。因此，强调中国哲学学科成立的正当性，强调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特色，并不把中国哲学作静态的处理，其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含着内外不同地域、民族的和同一民族不同的哲学传统的渗透与融合。
李霞教授的论文《多维融合：中国哲学当代创新必经之路》指出：“多维融合”是中国哲学当代创新的必经之路。这种融合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既包括方法和视阈上的融合、内容和材料上的融合，也包括精神和价值上的融合，既包括传统二级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内部各种思想与流派的融合、传统一级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内部各二级学科之间的融合，也包括哲学与文史等相关学科之间的融合，还应包括哲学对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张连良教授的论文《操作本文与操作平台》指出，哲学思辨活动作为追求普遍之理的思维活动，需要一个能保证其确定性性的操作本文和一个能保证其可理论化、系统化、明晰化的操作平台。中国古代哲学活动操作平台是感性和圣人之言；西方哲学的操作平台是语言逻辑。中国古代哲学是以操作本文代替了操作平台，其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妨碍了哲学问题的不断深化展开，使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停留于同一层次上的不同观念的纷争，也使一些哲学原创期已显露出来的深刻的原则性思想，在观念纷争中被淹没，例如孟子的人性论思想。西方哲学具有强势的操作平台意识和传统，其弊在于易沦入以平台代替本文，故近现代时时有回归生活世界的召唤。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性选择，就是坚守本文，锻造平台。
王国良教授在《从长时段看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论文中，以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历史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表现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时代精神精华的凝聚统一。儒学的复兴与重建，表现为顺应时代潮流、能够包容求富求强的本体论的重建，这种新本体论应改造、提升传统的心性论，不再与物质以及人的需求相对立，而是实现与现实、生活、世俗的和解，即形上与形下的和解，同时又为时代潮流和现实生活端正方向。这一新体系的基本内容构架是：存理顺生，立性尽才，正义求利。
魏长宝博士的论文《文化自主与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指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应当以广阔的视野，多元的方法，以放眼世界的胸襟，直面现实的勇气，破除某一学派或者某一学科对新哲学建构的话语霸权，把各派哲学思想、各种哲学资源都作为建构新哲学的广阔理论背景，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会通，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融铸出一体化的面向未来的新哲学。新哲学应当是一种具有本土化风格和民族化气派的哲学，一种具有中国化问题意识和理论架构的哲学，一种具有话语独立性和文化自主性的哲学。
收稿日期：200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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