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缘政治时代下的跨大西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时代论文,跨大西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11月9日和2001年9月11日，这两个重要日期改变了德国、欧洲和美国，改变了跨大西洋关系，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1989年11月9 日的和平革命导致了柏林墙倒塌，这一革命改变了欧洲，也使德国重新获得了统一。第二个重要日期是2001年9月11日，在这一天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加快和改变了国际形势的发展， 它使人们认识到一种新的威胁。与此同时，先在美国，后在欧洲，人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对世界的看法。一开始，许多欧洲人低估了“9·11”事件对美国大众媒体和美国公众舆论大范围的影响。
冷战后，欧洲不得不认识到，不能再将二战后美国在欧洲的传统参与及大西洋两岸双方的利益自然互补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今天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完成欧洲一体化的同时，又要紧密地保持跨大西洋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努力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
众所周知，冷战的结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跨大西洋关系，也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环境。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要一开始就将变化看作是负面的东西，因为变化同时也会带来机遇。此外，我们还要记住：如果我们忽视这一新的地缘战略环境，坚持冷战时期形成的西欧行为方式和理念，那么就不会巩固大西洋关系，而只会断送大西洋关系。德国认为，即使在未来，跨大西洋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致力于今天就开始跨大西洋关系的改革。我赞同，通过跨大西洋政策和跨大西洋机构的改革，特别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的改革，让一种新跨大西洋关系产生，同时加深北约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几周前在同一天布什与北约和欧盟领导人的会见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新地缘战略形势的特点呢？
在美国人的意识中，能引起冲突的中心议题发生了变化。从地理角度看，热点问题已由欧洲转向中东、近东和亚洲的一些地区。
在欧洲实现稳定的和平体系后，通过统一的德国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欧洲数百年的“德国问题”得以解决。美欧双方能够也应该为德国不再是一种威胁而感到高兴。在东西方冲突中，德国曾拥有关键的地位。而东西方冲突的结束，改变了德国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今天，德国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其作用十分重要；二是德国在参与周边地区及欧洲以外地区未来危机解决方面所作的贡献。50年之久，德国一直是安全方面的消费者。现在人们也要求我们，通过我们对边境以外的和平与稳定所作的贡献成为安全出口国家。德国政治家现在必须考虑，他们政治的主导原则是什么：美国的重要性或是德国的安全与利益？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美国的战略视角已经离开了以前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冲突。在冷战时期，我们德国人倾向于把这种冲突看成是地区性的或是欧洲范围内的或者是地方性的危机。现在美国把集中点放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如：近东、中东和亚洲），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主题（如：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我们必须在共同找到一种新的安全政策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即是否、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愿意准备为我们的安全、利益以及价值使用军事手段。
在过去，欧盟在安全政策上不是主要的行为者。在二战后，德国在亚洲也从来没有充当过安全政治角色。德国军队目前在阿富汗和东蒂汶的驻扎并没有改变这样一种事实，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区仍然是欧洲以及它的周边地区。国际恐怖主义的产生改变了这一形象：有些问题已具有全球性质，对之所以也要求有一个全球性的回答。我们更需要具有全球性的思维，在一些具体情况下，也要全球一起行动。
在过去，美国对欧盟及其成员国针对亚洲的政策作了多次批评。美国认为（有些地方也有一定的道理），欧盟对亚洲的政策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今天，欧盟特别是德国比以往更认真对待亚洲的安全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对亚洲国家的安全利益以及美国同亚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关联因素要进行更进一步地研究和更准确地加以理解。关于欧美之间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争论十分明显地表明，如果美国和欧盟在对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认识方面没有足够的战略对话，那么将会引起双方之间的误解和政治关系的紧张。
第三，在伊拉克这些地区性冲突中（不同于在欧洲冷战时期），美国已不再依赖欧洲盟国以及德国的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胜利也不依赖于其他欧洲伙伴的支持。这种军事依赖性的减少不仅产生了军事结果，而且也产生政治后果。如果谁在军事上不再依赖别人的支持，但只出于政治原因寻求支持，那么，谁就会对合作伙伴能带来的利益与负担进行权衡。这一态度的变化将会影响人们考虑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顾及潜在（未来）合作伙伴的利益和立场。
在冷战期间，美国不会违背重要的欧洲和北约合作伙伴的意志而作出政治和军事决定。那时我们德国人在安全政治方面虽然完全依赖美国，但同时我们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人们在华盛顿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出于政治原因还要兼顾那些不仅怀疑美国战术，而且还怀疑美国目的和战略的那些国家；或者为了美国军事行动的自决权和美国明确的目标，在必要情况下，宁愿选择那些认同美国政策的国家，而放弃那些具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强的合作伙伴。最后美国选择了其他的同盟国，这些国家虽然不是在每个战略细节上支持美国的决定，但在战略取向上支持美国。
华盛顿圈内这一思维的转变是不再以北约内所有合作伙伴的团结作为军事打击的前提。“9·11”事件后，尽管北约要启用《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款”，但美国对此并没有反应。目前，战后伊拉克严峻的形势和事实，使华盛顿一些赞同寻找合作伙伴、建立联盟的人又获得了影响力。面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讨论，我们欧洲人利用此次机会，同我们的美国伙伴一起议定旨在促进和完善跨大西洋关系的方案和战略。对未来共同发展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准确地确定我们自己的利益，并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合作伙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持有哪些观点。为了共创一个新的跨大西洋视角，我们必须重新清醒地审视存在于美国和欧洲政治文化之间的相同性和不同性。在这方面，我本人感到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尽管这些价值在大西洋两岸排列顺序略有不同，但我们都生活在以法制、尊重人权为基础的稳定民主制度中。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说，我们是一种跨大西洋的价值联盟。
在冷战期间，美国赞同在北约内有一根强大的欧洲支柱。美国希望这一欧洲支柱存在，是因为美国认为，强大的欧洲支柱有利于抗衡来自苏联的威胁，成为一种平衡力量，这可以降低美国被卷入地区武装冲突的风险。此外，美国也认为，这一做法也不会形成一种竞争。鉴于欧洲在过去几年乃至数十年的发展，可以理解，美国越来越担忧，随着强大的欧洲在西方的出现，将会产生第二个竞争极。我认为，以美国为对手来定位欧洲是难以置信的，这当然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我们也不赞同在美国有一些人负面地评论欧洲加强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合作。欧洲必须继续改善它的行动能力，欧洲在这一领域的弱点已成为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中心问题。一个行动能力不重要的欧洲，会在全球范围内缺乏影响力。对美国而言，这样的欧洲伙伴就失去了意义，美国不会对一个较弱的欧洲产生兴趣。同样，一个较弱的欧洲也将会削弱跨大西洋联盟。如果欧洲不再对美国有影响力，那么欧洲会为远离美国而感到紧张，更不用说会反对美国。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强大到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而且这个理想的世界又符合自己的利益、价值和梦想。欧洲需要美国，美国也同样需要欧洲，如在反恐、反对和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或是在处理前面已提到的潜在危机或威胁。如果跨大西洋伙伴中有一方决定单独行动，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得到更快、更好地解决。我认为，欧洲和美国发展一种负面关系是不可取的，相反，欧洲和美国应该（如果必要的话）平等相待，经常共同致力于建设性的合作，兼顾一些重要国家，如中国。其目的应该是，能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一起去加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美国绝对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国家”，同样，欧洲也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绝不可缺少的伙伴”。这不仅是针对军事和经济问题，而且最终也涉及到民主文化和环境保护问题。如果美国和欧洲相互排斥，那么必将威胁在世界许多地方建立安全体系与民主制度。
在未来，我们将必须共同回答跨大西洋论坛中出现的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问题。但愿我们能够同所有重要的联合国成员国一起，对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许多问题可以同美国人一起解决，而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我们的欧洲邻国一起加以解决，其中有些问题可以在国家层面上就得以解决。最终涉及到的是，德国在欧洲及全球范围内应起什么作用，我们愿意承担哪些风险，我们想有什么影响力和权力，我们愿意采用哪些经济手段及方式，以实现自己的目标。结果怎么样，这不仅仅受德国国内对此看法的影响，而且也受欧洲合作伙伴和北美合作伙伴观点的影响，并越来越受到我们亚洲伙伴观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