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间经济差距与协调发展之辩证观——兼论经济特区未来发展的特殊功能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特区论文,区间论文,协调发展论文,未来发展论文,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地区差距的拉大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中国地区间原已存在的经济差距加大了。旧中国沿海与内地差距巨大，解放后国家为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根据有关资料推算，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中国东、中、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之比为0.939∶0.935∶1，东中部不相上下，西部地区那时略高一点，这一时期的地区差距有缩小的迹象。由于改革开放后国家调整了发展战略，从1980年至1994年的15年间，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速度之比变成1.260∶1.027∶1，东部地区年均增长速度高于中西部四分之一以上。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33元，东、中、西部之比为1.39∶1.11∶1，199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921.62元，三者之比扩大为2.25∶1.75∶1；1993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别为2879元、1887元和2045元，三者之比为1.408∶0.923∶1[①]。东、中、西部差距在拉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正视差距，认真研究差距，在条件成熟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缩小差距，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科学、时机适当、决策正确、措施得力。其实，对地区差距问题的重视并非自今日始。早在80年代中期地区差距有所扩大的时候，经济理论界已经就经济发展中的区域政策问题展开过一场为期数年的激烈争论，当时争论的焦点是，我国是否应实行由东向西的梯度推移的发展战略。那时在理论上虽未达成共识，但国家实行的政策则明显地具有梯度发展战略的倾向。从那以后的十来年间，东西部差距在继续扩大，以至引起了更多的人的关注。近一个时期，在如何看待地区之间的差距和缩小这种差距的探讨中，还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倾向。有人从地区差距的扩大是绝对的坏事这一观点出发，将地区差别的扩大主要归咎于东部特别是特区享有优惠政策以及由特别的制度安排给予的特权，指责特区经济是特权经济，将特区的发展归因于政治寻租经济寻租，要缩小地区差距就应“解决”特区。这就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发展战略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象我国这种地区之间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的超大型国家的经济的发展问题，如何认识和解决它们之间的差距？特区在新时期是否还应该特下去并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以继续发挥原已赋予它的功能作用？
二、改革开放后地区之间差距扩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对于地区经济差距，不能抽象地进行褒贬，而必须放在宏观背景下具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的扩大应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这种扩大有它产生的必然性。说它具有必然性，一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过程中，由于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秉赋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历史文化不同，所以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可避免，如我国东部地区开发早，各方面基础好，区位优势明显，自然就发展快一起；西部地区限于人才、基础设施条件，特别是管理与技术的条件，又远离国际市场，其发展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也就赶不上东部，差距拉大就难以避免。二是在生产力较低的国情下，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特别是财政所掌握的财力资源有限，不可能利用政府的力量通过转移支付来拉平这种差距，而且从全局的长远利益来看，也不能在近期勉强去做这样的事。前面我们提到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几乎齐步走，西部还略快一点，这样，地区差距也可以不扩大甚至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那是以财政的大规模的空间转移支付、牺牲整体经济本可达到的较高效率、更高的发展速度为代价的。在新时期要实现经济起飞尽快使国家现代化，我们当然不能重复过去的做法，而必须实施能大幅度地提高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战略，地区差距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的拉大就是必然的。
与必然性相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也就具有合理性的一面。说它是合理的，因为它符合国家民族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还有利于将来缩小直至消灭这种差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结论不是随便作出的，不是泛泛之论，它是对我们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期艰苦探索中，没有很好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包括没有很好解决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反思的结果。当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时候，在这条道路上让有条件的地方经济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比如东部地区尤其是特区高速发展，由于并没有以其他地方（比如中西部）的发展停滞为条件，更没有以牺牲中西部的利益作代价，这种超前发展就是正常合理的；进一步说，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在共同前进的过程中其差距虽有扩大，但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了，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都上了新的台阶（只是东部尤其是特区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更快些），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一时期地区间差距的相对扩大是合理的。
看不到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扩大的合理一面，我们觉得是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消极文化传统积垢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的地区差距在拉大，这是事实，现在应该引起重视并将问题的解决提上议事日程。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能将基点定在东部特别是特区发展太快上。地区差距的缩小不能在经济特区和东部方面打主意，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地区利用各种合法条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政策的支持，能快就不要慢，能搞多快就搞多快，这应该提倡、应当继续予以支持。何况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东部的发展被人为地压低了，那段时间里，西部有些地方的发展甚至比东部一些地方还快，因为那时中国是一种战备经济，东部沿海地处海防前线，指导方针是“打完仗再建设”。中西部虽然有一部分也是边防前线，但在总体上却是经济建设的重点，从“一五”时期开始就上了许多大的建设项目，特别是中苏关系紧张后，那里作为战略大后方，开展了大规模“三线建设”，形成了条件好的地区反而发展慢的格局。如果说当年的西快东慢，西部并没有责任；那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整，使在大家发展都快的基础上发展更快，也就谈不上谁有什么责任了。可是，当年那种对加速整个国家现代化并不利，以丧失本可发展更快的东部地区的发展机遇和牺牲整体经济效率而换来的地区差距的缩小的局面，并没有受到诘难，为什么在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加快、人民的脱贫致富进程加快的前提下，仅仅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群众富得更快时，就有人对富得快的地区颇有微词呢？我们以为，“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传统文化中消极面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不可低估。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东到西生产力发展如此不平衡，经济发展的起点又这么低，企图在短期内都富起来是不可能的，各地齐头并进步伐整齐地走向富裕只能是一种幻想，客观上只能是有快有慢、有先有后。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首先抛弃我们这个曾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的国家留下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积垢，不仅要承认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地区差距有所扩大的现实及其合理性，而且还要看到今后一段时间在共同发展中差距继续扩大的可能性，要科学地预见到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地区差距的缩小对整个国家才是有利的，同时也才真正对原来比较落后的地区有利。当然，这要以不存在马太效应为前提。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存在“马太效应”
今天的中国，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改革开放的大政策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国民经济欣欣向荣，国家面貌日新月异。地区之间虽有差距，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但这并不是经济上一部分地区发展一部分地区不发展，而是都在快速发展，只是快的程度上的差异；不是一部分地区变富一部分地区变穷，而是都在脱贫致富，只是脱贫致富进程相对快一点和相对慢一点的差异。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相对慢一些、在中西部地区比较典型的陕西省为例，虽然它与东部的差距主要由于它充分发挥自身资源、文化和科技优势不够而拉大了，但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199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1978年的3倍，年均递增9%。这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现在存在的差距，是发展中的差距[②]。有人说中国目前处于马太效应的阴影下，这种判断不是实事求是的。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无论就各个地区还是各个居民群体而言都是如此。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马太效应的本意。马太效应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篇第十三章中这样一段话：原本富有的人，将因所得较多而更富裕；本来就穷的人，就连他原来拥有的那不多的一点也将失去而更加贫穷。对照我国的现实，我们当然可以明显看到原来比较富有的群众更加富裕了，有数以亿计的人这些年已从“温饱”进入“小康”，东部许多地区甚至中部一些地区已经比较富裕；但我们并未发现（因为不存在）哪一类人或哪个地区因原来较穷而每况愈下（局部地区遭灾、个别家庭因灾因病除外）。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贫困人口已从改革开放前夕的2亿左右，减少到1995年的6500万人。这就是说，在过往的十几年中，约2亿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脱了贫，说明他们原有的少量财产并没有失去，相反，他们的收入在增加、财富在积累。从改革开放前最贫穷的西部地区来看，收入状况不仅没有恶化，相反其经济以较高而且加快速度增长。以人均国民收入为例，从1978年到1985年，西部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14倍，这7年间年均增长11.5%（只比东部的1.3倍和年均12.6%的增速略低）；从1985年至1992年，同样是7年，西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65倍（东部为1.9倍），年均增长14.9%（东部为16.4%），高于前7年[③]，发展趋势是不错的。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健康的，人民之间、地区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马太效应”。
四、经济特区的超高速发展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经济差距拉大，实际上说明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在实行特殊政策建立经济特区以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未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我们这里是变通地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用于一个国家内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将其定义为：资源在各地区之间的配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任何变更资源的配置方式，已经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一个地区经济状况变坏的情况下使某一个或一些地区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其他任何地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能使某些地区变得更好则是“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可取的。邓小平提出创办经济特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源适当地集中于特区，包括配给一定的政策资源（如给予若干优惠政策），以便其发展更快，达到预期的经济政治目的，特区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没有任何地区经济处境因此而变坏；纵向比较，它们的经济反而毫无例外地都比此前发展得更快了，这当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总的情况是如此，分别从不同类型的资源配置具体分析来看也是这样。
我们先来看要素资源配置的调整。我们这里不必详细讨论涌向特区的民工潮，因为谁都认识到这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改变，不仅对特区建设有利，而且对民工潮的源头——中西部的发展也有利，它既解决了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增加了收入，又为中西部的发展培训了人才；不少打工仔、打工妹在特区学到了技术和管理，回到家乡成了当地生产经营中的能人。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如何看待人才的“孔雀东南飞”和资金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总的来看，这是实行市场取向改革，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的必然结果，主流是合理的。改革开放以前，西部许多地区的银行是存差行，资金也是向东流，而且是只能得到低利率的计划流动；而近些年一部分资金向特区流，用于创办内联企业，不仅获得较本地高的投资回报率，而且得到了技术、信息、管理等多方面的好处。还应当指出，西部这些年的资金也不是一味地向东流，事实上存在着相向流动：一方面是市场配置中存在的向东流出，另一方面是依靠计划配置的流入——银行从存差行变成贷差行，在资金上得到了中央银行和国家专业银行总行的支持。此外，在近年来西进战略的实施中，东部的、特区的资金也开始向西流了。至于内地人才在特区荟萃，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央各部和内地省区在特区创办所谓内联企业，派出了一批高素质人员，这种配置自然是合理的；二是许多人本着“树挪死，人挪活”信念到特区工作，一般而言，他们的离开并未使原地区受到损失——受损失的事例当然也可举出一些，但在普遍存在人浮于事、学非所用、大才小用的地区也只是个别现象——却在新岗位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实现了远比原来为高的人生价值，所谓原来是一条虫，现在是一条龙，应该说这属于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从总体上应该说，特区挖掘的是中西部人力资源的潜力而不是墙角，何况它冲击了本应改革的落后的干部人事制度，对今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也是一种贡献。可见从全局来看，一段时期的“孔雀东南飞”是好事。
再来看人们议论更多的政策资源配置。毫无疑问，在创办特区时，中央给予了特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政策资源，人们通常将其称之为优惠政策。给予特区的特殊政策从经济利益上讲可分为3类，一是中央直接的大力支持；二是间接的财力支持，因为某些政策与收益有较紧密的联系，所以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说过“我的政策就是钱”；三是允许制度创新形成新的机制使资源配置优化效率提高带来的利益。诚然，政策资源原则上应当共享。但这个问题很复杂，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有些政策只在一定条件下在特定地区起作用，因而无法由各个地区去共享，比如给予特区与发挥毗邻港澳台优势相关的特殊政策，我国西部地区就很难共享。更重要的是，政策资源与物质资源在稀缺性上有不同特点，上述3类政策中的第一类中央直接给钱，因有数量限制，与物质资源配置一样在共享方面存在矛盾，第二、三类政策资源（它们占绝大多数）在配置上可以是全空域的，即各地能够共享，不存在数量不足的问题，却存在着配置或者说共享的时机问题。在这方面人们往往提出这样的问题，政策为什么给他不给我？这就涉及配置效率特别是宏观或全局利益。每一个地方要求给予特殊政策都有它的道理，但是，毛泽东曾经有一个很正确很重要的思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国家要全方位开放以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大市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要实现现代化，有限的资源先配置在何处更有效率更有利？邓小平同志当年决心办特区时，说的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有限的“给养”当然应该先保证他们，尽管其他各个方面也很需要。办特区，财政给几千万或让出几个亿，人民银行再给几亿开发性低息贷款，就杀出了一条高速高效发展经济的道路，而西部一些地区，国家财政给予的转移支付比这多得多，当然很必要，但同样的投入，其产出效率和对全国经济发展的促进，恐怕暂时还无法与特区相比较。对特区实行政策倾斜，是为了国家全局的长远的利益作出的高透明度的制度性安排，这与“特权”、“寻租”风马牛不相及。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不能靠拉平，拉平的结果还是不平衡，在新的水平上的不平衡[④]。当然，现在全国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特区有了相当的实力而西部又基本具备了快速发展的基础，这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中合理调整政策资源的配置。但这种调整不能使特区不特，它着重解决的应是从宏观上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去加快中西部的发展。
五、进一步办好特区对协调地区发展的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这十几年，中西部地区比改革开放以前那30年间任何时期发展都快，但比过去任何时候对现状都更不满足，这应该说是好事，是改革开放的功劳，也是创办经济特区的功劳，他们不再满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普遍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他们普遍要求缩小东西部差距是很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是，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要使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我们的工作着眼点究竟放在哪里？我们认为，当前不应当放在马上缩小地区间差距上，而应当放在如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上。李鹏同志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的提法很科学：在“九五”期间，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人们通常讲地区之间差距的变化轨迹是倒“U”字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不能断定目前的差距已经接近顶部。我们觉得，我国的地区差距按客观发展走势，很可能还有一段上升区间，因此现在不宜勉强去缩小差距本身，而是朝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认识到这一点对指导我们的近期行动很有意义。
创造条件使中西部发展更快，但对东部和特区也不能“釜底抽薪”。前面我们谈到迄今为止我国东西部之间地区经济差距扩大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是，承认它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今后要继续维持甚至扩大业已存在的差距。相反，我们在承认现存差距合理性的同时，又要看到在适当时候采取措施朝着缩小地区差距的方向努力的必要性。现在应当是进行这方面努力的时候了。作出这样的判断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应当认识到，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是硬道理，缩小地区差距只能有一种正确选择，那就是在不影响先进地区发展的前提下，加速落后地区的发展，促进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以高于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如果说此前没有这种可能，那么，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积聚能量，创造投资的软硬环境，加上东部地区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西进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已经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东部，目前这些地区已经出现若干发展速度较高的经济增长点就是证明。例如，按1980年价格计算，安徽省提前6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提前5年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1995年，安徽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居全国第一；安徽还确立了力争本世纪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到2010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目标[⑤]。又如广西是贫困地区，在“八五”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也明显加快，国民生产总值均增长16.9%，与全国同步，提前5年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目标[⑥]。因此，缩小地区差距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差距不应当在东部踏步或放慢速度的等待中缩小，而应当由西部在加速追赶速度中逐步缩小。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差距的拉大，并不是西部经济发展停滞或衰退的结果；那么，未来地区差距的缩小，也绝不能通过有意识地降低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以便等一等西部的举措来达成。因此，东部包括特区还是应当能搞多快就搞多快，对这些地区不能在资源上“釜底抽薪”。加快西部发展固然主要靠加快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通过解放生产力、聚集生产要素加快发展，但也不能缺少国家和东部包括特区的支持，特区发展得快一些，对中西部地区支持的力度也就大一些。
加快落后地区发展需要“骨髓移植”。我们记得，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曾经就西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和发展问题，以人体的血液作比喻进行过一次较集中的讨论，当时虽有“输血”和“抽血”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但西部经济的现状是“贫血”，需要增强其“造血”功能则是大家的共识。我们当时的意见比较折中，认为既有输血（主要是巨额财政补贴）问题，也有抽血（主要是按指令性低价计划调拨出去“原字号”产品，如原煤、原油、原粮、原木、原棉及矿产、牲畜、毛皮等原料）现象存在，在中、西部地区，有些是输血量大于抽血量，但有些则是抽血量大于输血量。为支持中西部发展，输血的形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保留，而利用价格抽血则应尽快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以求逐步减少直至消除。但更根本的问题是要增强中西部地区经济的造血功能。如何增强造血功能呢？我们曾在西藏拉萨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西部地区为增强经济的造血功能需要进行“骨髓移植”。就是说，原来的体制和机制是贫血的根源，现在必须通过开放与改革植入新制度、建立新机制，特别是从作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特区移植。经济特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改革开放中积聚了资本，大大增强了综合经济实力，可以而且应该为此作出贡献。比如在中西部收购兼并嫁接改造原有企业，独资或合资创办新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输送人才、技术管理，以形成新的机制，提供可资效法的榜样，使西部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这就起到了如同骨髓移植的作用。已经实施了几年的这种西进战略成效显著。比如深圳特区，到目前为止，已向内地80多个地区投入130多亿元，建立起1390多个项目，并将本市的企业向内地转移出500多家。这对于加快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缩短中西部地区与国际市场的距离，实现特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⑦]。只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经济特区3个不变的指示精神，在世纪之交的新阶段继续加快特区的发展，才能有更多更健康的骨髓移植到西部，有更多的资金支持中西部（包括多交税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和直接到那里投资），以加速中西部的发展，实现对所有各方都有利的地区差距的缩小。那样一种地区差距缩小是更高形式的“帕累托改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注释：
①转引自《光明日报》1995年3月12日丰捷文。
②见《人民日报》1996年3月17日《以开放促开发 以开发促发展》。
③引自1995年4月26日《中国市场报》王运国文。
④引自《经济日报》1996年3月17日《“九五”开篇话“协调”。
⑤见《人民日报》1996年3月12日《抓住历史机遇 实现三大跨越》。
⑥见《人民日报》1996年3月14日报道。
⑦引自《深圳特区报》1996年3月18日文章《先行一步看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