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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初期，美国的文化外交活动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文化关系处直接拨款。尽管 在今天看来，中央情报局的慷慨资助也许不是很合适，甚至是适得其反，但是那段历史 的确在提醒我们，华盛顿曾经是多么重视通过文化交流以达到相互理解。当时的决策者 们深知征服境外民心与战胜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认识到文化外交对美 国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今日，美国严重缺乏如此远见，许多决策者们似乎认为军事力量足以应对伊斯兰极端 恐怖主义。他们最好牢记前任者们的真知灼见：在易于倾向极端主义的社会，要赢得温 和力量的支持，对话是最重要的。
在整个战后时代，发展中国家绝望且被剥夺选举权的年轻人通常会从共产主义中寻求 安慰。为阻止这种趋势进一步蔓延，美国当局发动了一场坚定的并最终取得了成功的意 识形态之战。正如学者拉詹·梅农(Rajan Menon)所说，“在美国，很少有人能够深刻 领会，了解美国文化对战胜共产主义的贡献，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是通过参加我们的文 化交流项目，参观我们的文化展出，还是仅仅通过收听美国之音。”今天，穆斯林世界 的年轻人既对自我身份认同感到非常困惑，也对腐败、独裁的执政当局极度不满，他们 希望在许给他们更加美好、更有尊严的生活的另外一种极端思想中寻求避难之所。美国 应该汲取过去的成功经验，为他们提供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
富裕的穆斯林瓦哈比教派的教父们，观念陈腐而教条，如果他们可以在所有穆斯林宗 教学校向年轻人提供死板而机械的教育，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可以想方设法和当地 的温和力量一起创造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教育模式呢?在出生率高而又贫穷的穆斯林国家 ，一般家庭之所以通常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伊斯兰学校，不是为了在那里接受教化，而是 因为那里除了提供宗教灌输以外还提供食宿。事实上，大多数家长更想让他们的孩子学 习数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学和计算机技术，而不是神学。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作出那 样的选择。如果能够提供一项现实的替代选择方案，美国就可以在普通民众中同极端主 义开战，并且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国最终能够战胜极端主义。
在过去几年里，全球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在中东尤为突出。为扭转这种态势，美国必 须立即着手以武力和传统外交以外的方式与穆斯林世界沉默的多数建立有意义的接触。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反美敌对情绪就是强烈失意爆发的表现，穆斯林对自身落后的觉察 更加剧了这种敌对情绪。美国决策者们不要认为伊斯兰教天生地比其他宗教更崇尚暴力 ，而应该意识到，在中东之所以出现普遍不满是有现实原因的，并尽力提供切实解决方 案。果真如此，他们应该从冷战时期成功的文化外交之中吸取灵感，同时使他们的努力 适合现在所面对的新的环境和新的敌人。
文化外交的转变
在二战后美国开始担当全球领导权的时候，文化外交被视为其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持境外文化活动，组织国外会议，资助诸如《邂逅》和《证据》 这样的知识出版物。这些活动在后来成立的美国新闻署的资助下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 代。
然而，在冷战末期，美国改弦易辙。许多政府官员认为苏联的倒塌是美国摆脱海外困 境的大好时机。在20世纪90年代，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国会对世界的理解与美国的大国地 位极不相称，他们对美国应该通过教育、文化交流等途径传播信息的观念也开始产生怀 疑。大量削减驻外事务处的职位，许多大使馆仅剩下从事一般外交事务的工作人员。“ 美国中心”(American Centers)——美国使馆在当地的重要延伸服务机构——也关门了 。华盛顿的普遍看法是，美国完全可以从人际交往事务中解脱出来，在大众化的电子通 讯时代，技术可以代替所有这些工作。正如罗斯·佩罗(Ross Perot)所说，“我们还需 要外交官干什么呢?”“发发传真而已”。
于是，正当巴尔干半岛战火愈烧愈烈之际，美国政府关闭了自己在贝尔格莱德设立的 图书馆，这可是塞尔维亚人可以获得外界信息为数不多的一个通道。就在世俗主义者和 原教旨主义者加紧为土耳其精神而战之时，美国在安卡拉的图书馆也关门了，这就关闭 了年轻学者和研究人员可以与美国最新出版物及演说接触的惟一通道。在结束前南斯拉 夫内战的代顿协议的执行阶段，美国关闭了“民主研究中心”，它是为了调解波黑地区 克族、塞族和穆族之间冲突而在维也纳创立的中立机构。就在巴基斯坦的反动势力不断 膨胀的时候，美国政府关闭了设立在伊斯兰堡的“美国中心”，将胜利拱手让给了数年 前攻击过自己的愚昧的萨尔蒙·拉什迪反对派。
这些“美国中心”，在国外灌输对美国的积极看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事实 上美国在全球各地外交姿态的延伸，这些机构不仅具有图书馆的功能(尽管仅此一点就 可以证明它们存在的价值)，而且还为美国访问学者与当地听众提供交流场所，他们在 那里可以畅所欲言，从外交政策到计划生育。正如土耳其北约分析家德格·塞泽(Duygu Sezer)所说，安卡拉“美国中心”无疑为土耳其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大众传媒同美国学者和外交人员，以及在他们内部当面交流关于美国的看法提供了场所。这些机构大多还设有听众席和展览区，参与文化演出。
然而，这些“美国中心”成为20世纪90年代政府草率而短视地削减预算的首批牺牲品 ，它们被降格为信息资料单位，即经过预约且为数极其有限的观众得以进入因特网的场 所。大学生不再来这里做研究、撰写论文，新闻记者与美国专家以及外交官讨论外交、 经济事务的传统地方论坛也不复存在。美国似乎认为，已经不再有必要与外国人进行对 话。
帝国的职责
分配给公共文化外交的资源严重不足。在里根政府期间，美国新闻署的年度预算超过1 0亿美元。现在公共外交的全部预算还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三。假如每年在这个领域投资2 0亿美元，也许就能防止耗资高出这个数目许多倍的战争。
美国可以说是罗马时代以来最大的军事强国，今天，它为塑造世界秩序而造成的境外 负担至少相当于过去所有帝国在这方面的花费之和。然而，先前的帝国——希腊、罗马 、拜占庭、奥斯曼、英国、甚至蒙古——都认真履行它们的帝国职责，修路筑桥、建立 学校和医院、疏浚河道，甚至设立公共浴场和剧院。美国明智地摒弃了那些表面华丽的 帝国行为，但是也忽略了它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和世界大家庭一员的责任与义务。
如果美国希望对外塑造良好形象，它就应该特别致力于以下五个活动领域：鼓励外国 教育改革；扩展现存的对外交流项目；拓宽外国公众接触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通道；促 进国内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复兴美国海外志愿行动。
正如在乔治敦大学任教的埃及学者萨马·谢哈特(Samer Shehata)所说，“在埃及和其 他中东地区，需要对教育理念进行一场革命。改革的重点是，推进批判思维、独立思考 和置疑陈规，摒弃机械记忆和照搬。”美国应该通过教师培训、课程开发和图书译介， 对处于极端主义威胁之下的国家创立进步的教育体制给予大力支持。
美国也应该进一步扩大文化交流项目。近来，富布莱特基金项目就为外国的教育和研 究人员在美国获得更高学位提供了途径，同时它也允许美国学者在国外花上一年时间从 事重要的教育项目。美国国务院设立的国际和志愿访问者项目应该尽全力允许更多的年 轻政治领袖、学者、新闻记者、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到美国考察美国的制度，以及与他 们相对应的人物进行会晤。此外，应当鼓励青年交流活动，比如美国战地服务团，进一 步扩大它们在穆斯林世界的作为，以便让这些地区的中学生能够和美国家庭一道生活一 年。也许会有批评者指出，2001年“9·11”事件中有几个劫机者就曾在美国呆过很长 时间，可见文化交流并非始终有效。那些接受过灌输的人不一定都能得到有效改造，但 是，总的来说，证据是不容质疑的：在塑造美国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加深符合美国长远利 益的相互理解上，文化交流项目是极其有益的。
布什政府也应该对外国民众大力宣传美国价值观。“美国中心”应该重新开放，为有 兴趣了解美国的年轻人提供图书馆和研究设施。这些机构应该促进英语培训，提供辅导 学生的便利条件，恢复美国演讲者计划，以便美国的杰出学者、政治分析家、文学名家 和新闻记者能够向外国听众介绍他们的观点。国务院应该重新运转原有的美国艺术处， 以便它能把最好的表演艺术家和展出介绍给外国观众，尤其在缺乏美国文化存在的国家 。国务院还要复兴图书译介计划，以便让外国教员和学生有机会获得以他们自己语言印 刷的最有影响的美国出版物。
不仅对外要努力推进文化间的理解，对内也要如此。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带来一 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美国许多年轻人似乎已经对其他文化丧失好奇心。如果美国公民 不了解外部世界的现状，他们就很可能对以美国中心主义为基点的外交政策作出错误的 判断。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塞涅卡(Seneca)的警 世名言：“罗马人征服到哪里，就居住在哪里。”弗格森，这位十足的新帝国主义者指 出，英国的管理者在殖民地一呆就是数十年，而美国人似乎至多几个月就对那些国家和 地区失去兴趣。尽管美国担负塑造国家的职责，但是许多美国青年却全然不知，土耳其 人和伊朗人不是阿拉伯人，也不知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生活在东亚、南亚和中亚。
人的力量
美国必须意识到，世界正在注视着它重建被毁社会的努力是否与其军事力量相称。为 了最大限度地履行人道主义职责，美国应该重新启用维和部队。在冷战高峰时期，成千 上万名聪明而敢于冒险的美国青年选择花费两年时间在世界各地传播英语知识，支援各 地的发展事业。他们所获得的经验对国家来说是一笔巨大财富。许多刚刚归国的维和部 队志愿者都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比如，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汉语等。一 部分人还晋升为美国外交部高级官员。
一流的当地知识和语言技能应该是担任美国驻外外交官的前提条件。公共文化外交只 有由老练的、尽责的，并情愿长期呆在国外的人们来执行，才能取得成功。外交总是一 条双向街道。为了确保工作切实有效，外交官应该懂得他所派驻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历 史，必须学会倾听。因此，政府应该提高学习战略性语种的助学金，更加积极主动地将 掌握必要语言技能的年轻人招募到外交部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驻外事务处都犯了相同的错误 。情报部门过分倚重于电子手段收集的资料，而过于轻视人工信息，即依靠真人、活人 收集的信息。美国新闻署，按照国会部署将要缩小规模并准备与国务院合并，它在海外 的外交职责已经由技术手段代替。结果，各国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新闻编辑不再与新闻 参事进行会晤，更不用说收到访问美国的邀请了，相反，收到的是大量来自千里之外的 电子邮件。如果询问丹尼斯·罗斯，这位谈判老手，在多年致力于中东和平进程的过程 中，他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开展更多的人与人的接触。”决 不可以将技术手段视为人力的替代品。
一项名为文化保护大使基金的文化外交创新方案所取得的成功，已经清楚证明，以实 际行动显示对他国真正富有兴趣所产生的效果。此创举就是，约请来自不发达国家的使 馆人员将文化保护项目呈递给由区域专家、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经过 一年一度的评选，那些优秀的建议会获得高达2万美元的奖金，然后，再由美国驻相应 国家的大使公开宣布获胜者并颁发奖金。美国驻外大使对这个方案极度热心，因为通过 它可以使当地民众知道美国尊重他们的文化，特别是在那些由于疏忽大意、环境退化和 恣意破坏而导致文化制品濒临险境的国家。进一步扩展类似的朴实方案，对保持美国在 重要地区的存在势必发挥积极作用。
文化外交是美国军械库中最有威力的一件武器，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它的重要 性，却热衷于炫耀武力。文化外交决不是可有可无、锦上添花之举，而是美国的当务之 急。布什政府应当像冷战初期的前任们那样认识到，在向极端主义进行单向宣战时，赢 得外国民众对美国事业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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