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织的张力——后现代主义思潮与青年价值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思潮论文,冲突论文,价值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一词最早曾在19世纪70年代使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到70年代其影响已较为广泛，80年代以来以法国为中心，后现代话语开始在全世界流通，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F.Lyatard)等。后现代主义对囊括一切面面俱到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它的目标在于消除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非决定论而不是决定论，是多样性而不是统一性，是差异性而不是综合性，是复杂而不是简单。它特别关注合法化危机和支配世界文化系统以现代计算机和传媒为特征的这些方面，对基于共识、理性沟通行动和人类自由之上的理论和科学深表怀疑，试图寻求关于社会、语言和人类主体的新观念。后现代主义更新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它不仅是一种“主义”或“思潮”，而且还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现代化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已发生了诸多新变化，它所受到的西方后现代性的诸多渗透，使其不再是传统的旧形象，也不是完全走向现代的理性主义形象，而是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和人文话语的同时，也吸收其社会科学以及如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具有激进主义色彩的一些思潮后，构成的多元开放的新形象。如今，在将自己融入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现代、后现代共生，三种思潮相互角力形成张力，作用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构成了当代青年的价值冲突。
一、“放逐理想”导致了终极目的的消解和价值理想与生活世界的若即若离
放逐理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理想与乌托邦的不同看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主义中，理想与乌托邦是不一样的。理想可以转变为现实，而乌托邦却不可能变为现实，现代主义强调两者的区别。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看法中，两者是一个东西，都是对未来的愿望，对未来的意识，现在不会实现，将来也不会实现，强调放逐理想。工业革命后，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当时的著名科学家金斯认为人类不再相信自己的精神是神与恶魔的玩物，而是自己灵魂的主人，认为人类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而20世纪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理想蒙上了阴影，后现代主义对理想的放逐就是在此之上产生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时间不再是连续的，只是碎片，只有现在。小约翰·科勃认为未来与现在是没有联系的，未来是不可知的，大卫·霍伊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是乌托邦的思维，对现在毫无意义。后现代主义对名利看得淡漠，如同隐士一样。他们认为理想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空洞的字眼，他们不再强调对未来的奋斗。“放逐理想”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冲击主要表现在：
1、终极目的的消解
终极目的的解构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个世界性过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本土化过程。谢遐龄教授在他的“目的论之解构及由此而来的儒学拯救人类之可能性问题”一文中认为：启蒙运动以人类理性来理解信仰和圣经，其结果是消解了神学目的论；理性时代以“人格性”概念取代上帝概念，实以“人正论”取代“神正论”，确立“人学目的论”；人们从崇拜上帝转向崇拜国家，而存在主义宣示每一个体的切身存在为一绝对诉求，在把终极意义和绝对价值归于个人时，实际上更彻底地消解了终极目的。因为“一旦价值—意义知识私人化，社会秩序的公共制度结构中，就再也找不到责任共负的伦理意识和公理”。改革开放前时代，特别是文化革命时期，乌托邦理想既造成了青年人宗教式的狂热盲信并由此而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也培养了他们高尚的情操和圣性的人格。改革开放，西学东渐，在终极目的消解的世界历史景观中当代青年的价值选择处境是“目的论被解构，无论神圣的基督教理想，还是世俗的自由主义理想、共产主义理想遭到青年一代的忽视。青年人投奔‘组织’（为实现上述理想所建设的组织及其机关）为的是寻找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青年人多半没有体现终极目的的理想，仅有一些具体的人生奋斗目标，人们称之为“功利主义”。
2、价值理想与生活世界的若即若离
改革开放，带来了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以及各种西方思潮与价值理念的不断涌入，这不仅仅使青年在进行价值评价和价值取舍时有了更多的参照，而且也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观念震荡和价值冲突。不同程度地感受着价值的疏离感和“无根”心态。主义和理想虽然仍是具有社会法权的主导价值，但现实生活世界已不再见乌托邦式的超越理想；原来无所不包的单位其政治整合、社会教化、精神涵养等功能弱化甚至消解，而逐渐变成了仅有单一功能的组织；生活的逻辑和力量也变成了经验、实证、效率、利益、世俗价值。理想价值与青年的生活逐渐失去其有机联系，而是与新的生活世界若即若离。
二、对“多元化、差异性”的强调导致了价值观的分化和价值选择标准的多元化
传统观点强调统一性，认为在繁杂的世界中有其共同点，人类寻找文化的共同体是为沟通的需要。后现代主义则认为，这种统一性会产生僵化，会导致文化霸权，主张寻找多元化。他们认为，不存在统一万物的第一原理，差异是现实的，统一是乌托邦的幻想。统一性的错误思维在于没认识到世界的多元性，而把之看成苍白、唯一的世界。世界的本体应是多元的。当代青年价值观多元化的取向和由于价值的多种标准造成的价值选择的迷茫是对后现代主义“多元化、差异性”的折射。
1、多元的话语空间使青年价值观呈多元分化趋势
改革开放结束了以一种主义或话语作为社会唯一正统的伦理价值话语的时代。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虽然仍是社会的主流话语，仍具有绝对价值的性质，但这一主导的意识形态已不再具有唯一性，已非唯一的话语系统。它与由于国门开放后而涌入的各种西方的主义、思潮、话语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的话语空间，并且产生彼此对话的可能和竞争的局面，由此也使得选择包括非主流话语在内的任何一种价值观成为每个社会个体成员的合法自由。彼此对话且竞争的多元价值观空间为出生伊始就置身于其中的当代青年价值观的选择与追求提供了众多的方向。他们在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之间求共识，在依赖倾向和独立倾向之间求生存，在求是务实和享受生活之间求合理，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分化趋势。
2、文化的多元化分裂了青年价值选择的文化根基
人们现实生活的法律、道德、艺术、教育乃至于维持基本生存的功利活动，都仰赖于人们现实的价值选择。然而，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多元文化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并存，给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树立了多种价值标准，整个社会不再有至高无上的文化权威，人们的政治、经济和道德行为也失去了唯一的解释标准。青年赖以解释自己行为的文化根基发生了分裂，造成了价值选择的迷茫。如果说这种价值选择的迷茫，在过去主要表现为选择机会的匮乏，那在现在却是选择尺度的遗失。青年尚处于社会化的关键阶段，而选择尺度的遗失，使他们只能“跟着感觉走”，然而当选择仅仅依赖于感觉时，在现实中往往会形成两种极端：要么是别无选择；要么是“什么都行”。两极相斥相通，将青年置身于价值选择的“真空”状态。
三、“责任的消解、去中心化”为道德相对主义提供了市场，弱化了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后现代主义不再讲责任，要消解责任。而现代主义则认为，责任是重要的，讲责任是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是指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和自由的决定，选择者在作出选择后，应对其负责。在萨特看来，人的自由就是选择自由，而选择结果就是人对自由的体验。人希望通过选择达到自己愿望，人也想通过选择回避不利。所以，选择前的焦虑不安是痛苦的，是对自由的体验，自由意味着责任，而责任又是与选择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而后现代主义者对责任的理解是同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认为一个人的行为能引起什么后果，是行为者无法控制的，要求人为之负责是不合理的，要求消解责任。福轲认为，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权力关系使人的自由空间受到很大侵蚀，人是不自由的。权力关系是一张大网，一切都受权力强制，个人只能成为权力关系实施的工具，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普遍权力化，认为个人无能力控制行为后果，因而不能要求个人为行为后果负责。
后现代主义另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是去中心化。认为随着社会在整体上被解构，社会再一次分裂成一个个私人，中心也随之终结。消解责任和去中心化，为道德相对主义提供了市场，也弱化了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道德相对主义的出现直接源于后工业社会生产形式、组织形式和文化格局，在信息高速公路的雏形互联网中，却找到了它最适宜生长繁衍的领域。互联网是一大片相互联接在一起的网络，没有哪片网络统治哪片网络，也没有哪片网络是主要的，是一个绝对没有中心的网络世界；同时互联网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亦即没有终极。青年思维活跃敏锐、接受新事物、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也比较强，互联网一出现几乎就迷上了它。然而青年一进入这个由光纤电缆和调制解调器构成的世界，就变成了电子化的飞速运动的存在。这种状态，除了使他们忘记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外，也会让他不想对任何东西负责。因为作为一个个体，陷在无边无际之中，他无法觉得自己有能力对任何事情负责，也就是说，小小的个人在无边无际的网中是无能为力的。这为道德相对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借口。
网络社会是人类为自己开拓的另一个生存空间。在互联网上没有任何的官方组织者、管理者或控制者，谁都没有绝对发言权但谁又都有发言权。在这里，任何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原则说任何话，做任何事，而不需要承担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似是一个真正容许言论“自由”的地方，一个彻底“民主”的地方。在这个崭新的信息世界中，基本上还没有法律规范，青年只是按照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体验和内心信念来约束自己，而不像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要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三者同时来维持。这对青年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的道德规范形成强烈的冲击，使道德规范约束力减弱，甚至引发道德行为方面的种种失范行为。
四、解构与重构：面对冲击的反思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分解着原有的价值秩序，给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建立和形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的空间，但也带来了各种价值的碰撞、冲突与选择的困惑、焦虑，造成了价值和规范约束的事实上的不统一和混乱，并通过青年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转变折射出来。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状。
面对这一现状，从鸿学硕儒到市民百姓，无不疾呼青年的“道德重建”、“价值重构”。有关“价值重构”理论的观点主要有：主张复兴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价值教育的“回归论”；主张让青年摒弃传统，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主导价值观——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作为移植的主体的“西化论”；主张将传统道德与西方市场精神兼容并蓄来构建青年的新型价值观念的“折衷论”等。然而，无论是“回归论”的传统价值复兴，还是“西化论”的西方观念移植，抑或“折衷论”的中西道德嫁接，都试图用一种价值取代社会变革过程中形成的多元价值并存的局面，用同质性的价值规范代替异质价值的冲突，以此来克服由于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并存造成的时空压缩而带来的多元价值的冲突、阵痛和“信念危机”。但反观任何一个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社会中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或宗教的统一性，随着社会多元化进程的加速，任何教授单一的道德规则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由于青年尚处于价值观形成的探索时期，其价值观的最终形成，要经过长期激烈的思想冲突，反复的实践、比较和检验。由此，笔者认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青年价值观的现实存在状态，正视并容许其存在的价值，正视青年价值观发展过程中的多元性与不确定性，增强面向青年价值观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在考虑社会生活的导向作用中落实价值教育的基本内容，使价值观教育与社会生活接轨；在承认个人追求物质价值的同时，又引导他们追求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从而实现主体价值——青年所追求的比较前卫的个体价值、主流价值——能被社会绝大多数群众接受，并能影响未来实际走向的社会价值以及主导价值——主导意识形态文化提倡的规范价值的统一，是进行现实的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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