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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489(2008)03-0018-06
随着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水平的重要维度。因此，软实力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国软实力研究已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各类相关文章不断涌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宽和加深，本文试综述当前的研究状况，以便日后的深入研究。
一、中国软实力的研究路经
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合作也日益频繁，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知识和人才领域的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这正是软实力提出的背景和被推崇的原因所在。因此，全球化时代，如何构建中国的软实力是国内学术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目前，中国的软实力研究路径大致体现以下方面。
1、纵横比较法，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中国的软实力变迁并进行横向的国际比较。如门洪华指出，中国软实力的研究要纵横结合，既要从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吸取经验、教训，又要向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学习和借鉴有关经验，纵横交织的研究可以构成中国软实力的基本框架。[1](p.21)席会东、郑金标以学术会话的形式回顾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的软实力消长，指出中国的软实力曾盛极一时，但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解体。之后，中国的软实力一直处于弱势。[2](p.95-101)方长平从认知和经验两个角度对中美两国的软实力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应该从一元走向多元，并保持不同领域的平衡。[3](p.21)纵向研究虽有历史视角和国际视野，但某些学者似乎有盛世情结，他们高谈阔论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却不愿多谈非盛世时代的软实力。上述席郑两位学者会话主要聚焦中国软实力鼎盛的汉唐明清，而极少提及中国软实力的弱势时代。横向研究则主要关注大国和中国周边地区，忽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因此，纵向研究的深度和横向研究的广度需要加深和拓宽。
2、传统文化路径法，即从中国诸子百家中寻找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积极元素。坚持此路径的学者津津乐道的是中国儒家的“和仁”思想和道家的“中庸之道”。如康晓光认为中国软实力匮乏在于缺少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的制度，而以上软实力的提升依赖普世体系的构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具有普世价值，是中国普世体系建设的核心。[4](p.34)钱明德认为道家的“中庸之道”和辩证法既是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观和方法论，又是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对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文化心理构造起着指导作用。所以，构建中国软实力应从道家文化中吸取经验。[5](p.123)但对此观点，也有不同看法，陈玉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虽对外界有吸引力，但缺乏普世价值难以被其他文化所接受和转化。因此，此路径不通，稳定、发展、和谐才是中国软实力的研究路径。[6](p.41)
3、中国模式路径法，即从中国模式的价值角度研究如何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如王智军认为中国模式尽管本身也存在问题，但与拉美、印度模式相比，结合了社会主义、民族传统、国家调控市场、现代技术和管理等特点的中国模式可以为世界现代化提供模本。[7](p.107-109)邓显超主张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之路、保持社会稳定、在中外交往中增强和促进中华文化的凝聚力。[8](P.17-20)此路径虽总体上坚持了两分法，以较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中国模式，但主要还是为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大唱赞歌，缺乏对中国模式的深入反思。
4、国际层面分析法，即从国际社会、全球政治层面考察中国软实力。全球化时代，中国只有融入国际社会，才有可能赢得提升软实力的国际空间。因此，学界也重视从国际层面来研究中国的软实力。目前，此路径主要有从整体到部分和内外结合的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以全球问题为切入点，通过让中国融入世界来提高其软实力。如郭树勇把新国际主义与中国软实力外交相结合，认为新国际主义包括反霸、反殖、反核扩散、经济援助、全球治理、军事维和等方面。所以，中国的软实力应该是多边主义、接受内化的政治文明、塑造大国形象、加强外交协调机制建设。[9](P.43-52)第二种思路是把中国与国际组织相连，通过研究二者关系来提升其软实力。如苏长河的《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一文指出，制度建设对大国具有战略性的价值，中国应该加强对其重视程度。[10](P.34)
总体来看，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的软实力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基本的研究路径已被提出，但具体的研究路径有待深化和完善。
二、中国软实力的国际地位
2005年12月，约瑟夫·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的软实力崛起威胁到了美国利益，美国应采取措施遏制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国内主流学术界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中国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的三种软实力要素上国际影响力有限，软实力是中国的软肋，还亟须建设。
在文化上，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的汉语热及孔子学校的普遍开花提升了中国软实力，但美国文化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如庞中英认为孔子思想在国外大受欢迎是中国软实力上升的体现，但是他认为中国软实力面临很多诸如国际影响力不足、文化影响力欠缺等问题。[11](P.67)他还认为“美国的失败也可能是短期的，中国的成功也可能同样。美国有深厚的权力文化，约瑟夫·奈在这点上是比较肤浅的。”[12]刘德斌认为美国享有极高的文化软实力，其文化渗透了世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T恤衫、牛仔裤、旅游鞋传染给了全世界；好莱坞的奥斯卡奖鹤立鸡群，迪斯尼的动画片风靡全球；崇尚独立和个人发展的美国生活方式被世人推崇。[13](P.549)黄仁伟指出：“作为后起的大国，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差距最大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而是各种软力量。”[14](P.109)其实，美国文化在世界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虽是文化资源大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传统，但是文化产品与西方大国相比，相当不足。据统计，文化产业仅占中国GDP的3％，而发达国家占了10％以上。[15](P.76)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非电视节目，一语道破了中国文化产品的软肋。此外，中国在语言方面也不占优势，目前全球推崇英语而非汉语。据统计，美国高中只有2.5万人学习汉语，100多万人学习法语，在美国3000多所大学里只有800所学校有汉语课程。[16](P.16)相比之下，中国高中生几乎人人学习英语，有关英语学习的培训机构被国人强烈推崇。鉴于以上事实，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评价是客观的。
在政治价值观方面，国内的主流学术观点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虽然吸引着世界，但模式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了中国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力仍然不足。如邓显超认为中国的实事求是路线、和平、发展、共赢的理念、多边主义外交和周边政策、积极参与多边合作与协商的态度使中国软实力悄然崛起，但中国的软实力仍然弱小。[17](P.90-92)方长平认为中国稳步推进的民主建设和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提升了中国软实力，但其影响仍然有限。[3](P.21)尽管以上学者阐释中国政治价值观的不同方面，但他们均谈及经济发展观的意义。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下，中国发展观的提出是紧跟时代主题，具有全球意义。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某些制约经济发展的社会问题也被国内学界广泛关注。一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停留在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阶段，存在污染严重、能源消耗大、内需不足等问题。尽管国家采取措施实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但仍未改观，以至于某些学者质疑中国能否持续发展。丁学良认为：“80年代时，日本的模式最被看好，当时世界上甚至出现了走日本的路的说法。如果没有90年代长达10多年的衰退，可能现在世界都学日本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持续？”[12]二是中国经济、政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导致的国内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不完善、法治难以有效贯彻等社会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如卢新华认为中国国内政治腐败、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的软实力发展。[18](P.39)三是国内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影响中国的持续发展。如裴敏欣认为“中国软实力的结构弱点，最大的挑战是缺乏核心价值，中国靠的是经济高增长，经济过热，真正的软实力不是靠经济，如世界竞争力，指标都是软实力。中国一旦经济增长热度减退，软实力是否还存在？”[12]
在外交政策上，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有利于擢升中国软实力，但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有限。如2007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的软力量：理论与实践”的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软力量不足。丁学良认为与美国的蛮横外交政策导致其软实力下降相比，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赢得世人好感；余万里认为革命时期的对外援助政策仍然发挥软实力作用；阎学通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比经济实力弱，但比军事实力强；金灿荣认为：“目前中国软权力还体现在微笑外交上，笑脸、谦虚、魅力、平等、和平相处等等”。[12]由上可知，学术界认为中国的外交软实力是一种观念软实力，缺乏国际舆论影响力、国际组织领导力。此认识也与事实相符，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国际影响力无人能撼；世界的三大全球经济组织(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西方大国垄断；相比之下，中国真正能对国际组织发挥影响力的只有区域性质的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一方面对中国软实力所取得的进步给予肯定，另一方面，更关注中国软实力的不足。至于中国哪方面的软实力更强或者更弱，学术界还未深入分析。
三、中国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要提高中国软实力的国际地位，必须明确中国软实力的构成要素。目前，学术界对中国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未达成共识，并在传统文化和中国软实力关系、中国模式和中国软实力关系、文化力还是政治力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问题上，着笔最多，同时也争议最大。
1、传统文化与中国软实力
提起中国的软实力，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汉唐盛世时期，繁华的长安街头、各国的使节和商人来往频繁；中国的丝绸在欧洲得到热烈推崇；康乾盛世时期，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顶礼膜拜。古代中国凭借开明的政治体制、繁荣的经济、悠久、灿烂的文明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东亚体系。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东亚体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时过境迁，在21世纪的今天，它对中国软实力的构建产生什么作用？从近几年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对利用传统文化构建中国软实力看法不一。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中国的软实力资源？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软实力影响有多大？
在第一个问题上，学界的主流认识是肯定传统文化是中国的软实力资源，持这种观点的有庞中英、吴建民等人。庞中英认为中国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但未得到开发，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资源，国家应该利用此资源来提升软实力。[11](P.67)吴建民认为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中国的文化力由三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就是传统文化的精髓。[19]但詹奕嘉认为传统文化只能是中国软实力的来源而不是资源。因为，目前中国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丰厚的利润吸引世界眼球而不是传统文化，并且传统文化本身也有问题。[20](P.5)
在第二个问题上，学术界的争论颇大。我们暂且可以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是积极推崇派，他们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辉煌的历史，并急于用传统文化来构建社会价值观，代表人物为甘阳、康晓光。甘阳认为所谓软实力是看自己拥有什么，而传统文化是中国拥有的东西。他指出：“什么是中国的软实力？我的回答是，中国的古代文明传统和中国的现代社会主义传统是中国最基本的软实力资源”。[21]康晓光认为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关键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关键一是靠重建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二是靠重建政治哲学或意识形态。中国软实力不足是源于中国缺少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他提出要尊儒教为国教。[4](P.35)
中派是理性看待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中国软实力资源，又具有局限性，代表人物主要有庞中英、阎学通等人。庞中英指出：“不要把发展软力量仅仅局限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软力量资源其实不很丰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许多不符合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方向的糟粕性”。[22](P.63)阎学通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中国软实力的法宝。他指出，许多对中国不怀好意的人是热爱中国文化的，甚至有一些汉语也讲得好。[23]
右派是消极看待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为国人所推崇的儒家文明目前自身难保，不可能用来提升中国软实力，代表人物主要有单少杰。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儒家并不光荣，“儒家在明朝地位最高，干部知识化，中了进士才能当部级干部，但明朝恰恰是到处内乱，最多伪君子的时代。别叫儒家太沉重！现在好像一谈儒家，就需要它对社会负全责。”[24]他提出，不要对儒家文化苛求太多也不要期望过重，简单地以儒家文化来提升中国软实力既是空话，也违背常理。
从学者专业背景看，左派和右派的成员多是学哲学出身并主要研究国内问题，还有新儒学的代表如康晓光。他们主要聚焦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变迁和传统文化自身，而忽视目前外部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持中间立场的学者主要是研究国际问题并关注外交前沿，相比之下，他们的思维方式更具有国际视野其观点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2、中国模式和中国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共识。特别是在2004年5月，雷默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后，中国学界掀起了对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与思考。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以下问题：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关系；北京共识是否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中国模式与中国软实力的关系。
在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关系上，大部分学者对华盛顿共识持批评态度，认为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但也有不同声音，如远山。对北京共识大唱赞歌的学者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两种共识形成的背景、运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相关的文章有张恒军的《“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比较—一种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的视角》；周建军、何恒远的《中国转型的世界意义：“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田春生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初探》；等。[25]这一系列的文章一方面分析中国模式的特点，为中国模式取得的成果而自豪，另一方面也指出中国模式存在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
尽管以上文章看到了中国模式的两面性，但基本上是宣传中国模式的成功，北京共识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但远山不赞同，他认为北京共识不能取代华盛顿共识，原因在于：北京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补充，前者强调到达市场转轨目标的途径，后者强调市场转轨的目标；北京共识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它几乎成了一种外交理论。[26](P.18)
在北京共识是不是中国模式问题上，学术界颇有争论。持赞同态度的有王建辉、程大为等人。王建辉在分析了中国模式特点后，认为北京模式继承了以人为本、平衡发展、经济、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等人类有价值的东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27](P.15-19)程大为认为所谓的北京共识是北京模式，相比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这个模式是以捍卫国家利益、讲实际、反对休克疗法、讲和而不同为特点，并符合世界日程。[28](P.74-75)持反对态度的有庄俊举、郑永年和张弛等人。庄俊举认为与北京共识相比，中国模式更能反映中国的发展经验，因为前者只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后者能反映中国特色。[29](P.25)郑永年、张弛提出要明确区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他们甚至对北京共识是否存在产生了怀疑，“至于‘北京共识’是否有共识，什么样的共识，在哪些人当中存在共识，都不是很清楚”。[30](P.12)他们还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只是一个雏形，谈不上共识。持含糊态度的学者也有，如俞可平虽没有严格明确二者的区别，但他说就他自己而言，更喜欢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31](P.4)
在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上，学术界也意见不一。蔡拓认为中国模式是对全球化的回应；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化；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以，中国模式既是社会发展模式，又是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普世价值和借鉴意义。[32](P.12-14)远山却认为中国模式不具有普世价值，原因在于：“对中国自身进行确切定位是研究北京共识的前提条件”；“北京共识受到新德里共识的挑战；”北京共识还处于初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发展。[26](P.18)
尽管国内学界在北京共识是否为中国模式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很多学者包括对中国模式持忧患态度的人也承认中国模式是中国软实力。如远山指出北京模式这一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有助于提高中国软实力；[26](P.18)秦亚青认为：“中国模式已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3]张剑荆也认为，北京共识是中国软实力提高的标志，显现了中国模式的魅力，但中国模式是一个未竟模式，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34](P.11-12)
以上所述，中国学者对中国模式所持的态度是理性的，北京共识出台之初，曾引起一阵喜悦，但这种民族自豪感很快变为对中国模式的理性思考。如庞中英谈到，切莫为雷默的报告沾沾自喜，因为报告中的很多问题值得商榷。[35](P.46-47)
3、文化力还是政治力是中国软实力核心要素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要素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三个方面。[36](P.74-76)国内许多学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如赵磊认为文化外交、多边外交、对外援助是中国软实力的三个维度。[8](P.150-157)但也有学者把此理论中国化来提炼出中国软实力要素如：张站、李海军认为中国的软实力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中华民族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独立自主的国际影响力”；[38](P.45-49)门洪华认为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国际形象。[1](P.21)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如钱明德认为道家思想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5](P.124)此外，还有学者从人文科学的社会作用中去阐述要素，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39]
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解读中国软实力要素，但普遍共识是不否认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因为文化力是软实力的重要因素。而阎学通认为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政治实力，他以70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为例，认为“当时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实力并不强，但是由于第三世界的支持而加入联合国，这说明文化力的削弱并不意味着软实力削弱，所以文化力不等同于软实力。”“软实力=政治实力×(1+文化实力)。综合国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积，即硬软实力的任何一方为零时，综合国力都等于零。但在这个公式中，软实力却不是政治实力与文化实力的简单相乘，如果文化实力为零，软实力依然存在，但一旦政治实力为零，软实力则等于零。因为一个只有政治实力而没有文化实力的国家照样拥有软实力。”[40]阎学通对中国软实力要素的另类解读实际是从软硬实力关系角度探讨。很多学者对这一观点不敢苟同，如陆钢随即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文化实力，文化实力弱让中国失分。“文化实力不仅渗透于软实力的其他形式，成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而且也渗透于硬力量。即使在军事这个硬力量体现最为明显的领域，我们也看到了文化实力的关键作用。毛泽东讲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41]
阎陆之争反映了学者对软实力理论的不同理解，是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争。这涉及在国际社会中，权力还是观念更具有说服力？这似乎是国内外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连约瑟夫·奈本人也说过，权力能直截了当的解释国际社会，却不能通晓一切，文化则能解释某些国际现象。[42](P.72)
四、结语
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学界在中国软实力的研究路径、国际地位、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理论还需进一步的深化、研究维度也需进一步拓宽，中国的软实力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从目前现状看，国内学术界普遍忽视了对中国软实力的量化。大量的文章都是对中国软实力的理论分析，缺少定量考察。虽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不容易量化，但绝非不能量化。约瑟夫·奈曾说过，软实力是可以量化的，虽然人们不能精确到具体数字，但仍然可以通过民意测验等方法来衡量和关注体现国家软实力的各项指标。[42](P.72)尽管有学者已意识到此问题，但软实力的量化在具体研究中仍未体现。由此看来，国内学者还需对中国软实力的各种具体指标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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