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北方谈话的“破”与“立”
丁亚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地视察时发表了事关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谈话，这些谈话主要从三个方面着重强调了“破”与“立”的重要性：思想方面破“两个凡是”，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济方面破“平均主义”，立“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破“禁闭”，立“对外”的发展路径；政治方面破“机构重叠”，立“精简机构”的行政管理体制。邓小平同志的北方谈话不仅解决了当时东北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还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经济、政治的蓝本，对改革开放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北方谈话；改革开放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之后，在返回途中视察了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在思想、经济、政治三个领域的三“破”、三“立”，被胡耀邦视为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学术界也将这一系列谈话称之为“北方谈话”，并认为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音符。
一、为改革正名：破“两个凡是”，立“实事求是”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大地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新面貌，但同时，“两个凡是”[1]455被提了出来。“两个凡是”涉及到如何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关系的问题，涉及到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有序发展。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之后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此篇文章刊登之后，全国上下一直处于讨论与争辩的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关于中国未来道路走向的较量与博弈。东北地区从7月开始讨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辽宁省委第二书记任仲夷在讨论会上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标志着东北地区进入“两个凡是”问题讨论高潮。但同年8月初，宣传部长张平化视察东北时要求干部拥护“两个凡是”，并四处暗示有人要“砍旗”，给这场讨论大浇冷水。
邓小平此次的东北之行，一是为了纠正张平化的错误讲话，二是让东北地区继续坚持讨论，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在为期一周的视察里，邓小平发表了万余字的谈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讲的次数最多、分量最重的内容，尤其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中共辽宁省委第一、第二书记曾绍山、任仲夷的汇报后发表的讲话为代表。其中“实事求是”一词谈到13 次，“实际”一词提及9 次，反复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破除“两个凡是”的枷锁。他强调：“‘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2]379这是此次北方谈话的重大一“破”一“立”，破“两个凡是”，立“实事求是”。
二、为改革领航：破“平均主义”，立“按劳分配”；破“禁闭”，立“开放”
（一）破“平均主义”，立“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为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共存。政府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3]310的政策发展经济，对不同的经济成分实行不同的分配政策。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开始，学术界对分配方式提出了质疑。一些极左派分子利用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法权”言论，开始攻击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分配方式上坚持以精神激励，反对物质刺激的态度，要按照中国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进行分配，最终导致了“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等现象。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因而受到抑制，也使我国的生产力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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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北方谈话时明确提出重立“按劳分配”，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9月15日邓小平在哈尔滨听取黑龙江省委书记李立安、王一伦等汇报七八月工业生产下降的问题时，他指出：“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2]376针对黑龙江省委对按劳分配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不是按劳分配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怎么用该政策的问题，需要在工作中开动脑筋，继续研究，把按劳分配政策落实下去，激发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听取吉林省委书记汇报后，邓小平又强调考核制度也要建立起来，要真正搞按劳分配，这是北方谈话在分配领域的一“破”一“立”。
（二）破“禁闭”，立“开放”的发展路径，为发展提供外在动力
除此之外，北方谈话，强调了民主管理，批评了过去干部的包办制。邓小平认为干部包办疏远了党群关系，极大危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在选拔干部上，他也强调“要注意人的品质，注意思想，宁肯笨一点，朴实一点，不要只看他会说会写”[2]383。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现的出国考察热潮，让中国人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邓小平深知要缩小这种差距，必须立足于世界，积极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以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谈到本溪、本钢的发展时首先就强调：“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不然老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你们在国内是比较好的，但是同发达国家比，还是落后的。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2]373邓小平提出开放的深层意义不言而喻。在大庆视察设计院地质陈列室时，了解到我国在钻井、勘探和综合利用方面同国外存在明显的差距时，他指出：“你们可以买美国的，要快。”[2]374在吉林听取正在建设的霍林河煤矿是否引进联邦德国的技术时，他指出联邦德国的机器是完全自动化的，一定要引进并且也要引进对方的管理办法来组织生产。
另一方面，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关于“开放”作了详细阐述，他在鞍山重复了此前与金日成谈话中提出的“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的观点，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行不通的，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邓小平认为依托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引进外资来进行中国改革，无疑是当下最快、最直接的办法。邓小平此次提出的走出去、引进来，有两大历史意义，其一，为当时东北地区企业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方法，使东北地区较快解决了存在的问题，走向了新的经济发展之路；其二，也为接下来中国该如何开展新的经济发展之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及方法。
三、为改革护航：破“机构重叠”，立“精简机构”
“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一部分，总是与中国的改革相伴而生，互促共进的。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要建构一套符合现代经济、社会需求的行政制度”[5]61。虽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行政体制已经进行了许多次的改革和优化，但由于十年动荡的破坏，我们改革开放前冗杂低效的行政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部分地区和企业，官僚主义等行政不正之风盛行，摆架子、讲资历、独断专行已成为部分干部的标签，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还将阻碍改革开放有序推进的步伐。
参考刘文惠等[4]的方法，并稍作修改。准确称取肌苷酸标准品1 mg，用流动相定容至2 mL，摇匀，逐级稀释成不同浓度梯度，绘制标准曲线。
2.4 两组患者术后排尿情况比较 术后6个月研究组患者排尿潴留、排尿困难、尿失禁、尿急及尿频的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350，P<0.05)。见表5。
针对官僚主义盛行的问题，邓小平在哈尔滨的谈话中提到，“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都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2]376，办一件事要跑好几个部门，走很多程序，相关部门往往出现扯皮、转圈子的现象，导致行政效率严重低下。以国务院为例，1956年进行改革，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机构由80 个减为60 个，但到1965年又增至79 个。面对这冗杂的行政机制，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两个积极性，无非是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2]376邓小平深知充满官僚主义氛围的行政体制，必将为即将展开的新局面埋下隐患，阻碍改革的进程。所以，必须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使其适应新的工作需要，减少改革阻力，从行政体制方面为改革保驾护航。
新中国成立初期，世界基本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我国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方面总会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不敢让西方一些先进技术走进我国，担心侵蚀了社会主义的纯洁性。
药学专业是技术性非常强的专业，旨在培养学生掌握药学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使其具备从事药品生产、质量检验、药物调剂、合理用药等能力。药学专业校企合作共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国家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生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该培养模式已成为应用型药学人才培养的主导模式[1～3]。校企合作在双赢基础上长效发展，对于学校而言，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通过企业生产环境和文化的熏陶，加强了其职业人格和职业素质培养，为今后顺利就业打下坚实基础；对企业来说，可以有效地为企业储蓄一批优秀的技能型人才，以实现企业长足发展。鉴于此，药学专业校企合作应怎样紧密对接，共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我们急需探索和实践的问题。
四、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
北方谈话在思想、经济、政治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中国人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开端。
（一）实事求是思想的重新确立，为中国进入新时期奠定了思想根基
一方面，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力才会被充分的解放和提高。“按劳分配”的本质在于激发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合格员工的待遇，增加职工的收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认为：“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2]376关于如何正确实行按劳分配，他还提出了一个工作思路：“不管是公社各级领导干部，还是工厂企业的管理干部，都要考核……企业的考核制度也要建立起来，要真正搞按劳分配，这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益处是发展生产力。”[2]379不合格的管理人员要刷下来，合格的管理人员、积极劳动的工人，应该获得更多的物质回报，真正做到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原则的确立使生产力的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
北方谈话的思想意义在于：其一，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实事求是”和“实际”的重要性，揭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本质，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126，坚持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4]128。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讲话为全国的讨论提供了正确的思想理论向导。其二，北方谈话为三个月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良好的舆论准备。邓小平此次北方谈话阐明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把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有利的舆论空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提前开辟了道路。其三，北方谈话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北方谈话时虽然没有提出像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名词，但是许多随后被提出的一些名词的实际内涵在此时就已经被阐述过了。因此，邓小平同志的北方谈话在学术界被认为是邓小平理论的“开篇之作”。
（二）破“平均主义”的束缚，立“按劳分配”，为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了动力
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凯歌奋进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历史也证明了我们在任何时期、任何阶段都不能脱离实事求是这个思想精髓。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破“两个凡是”，立“实事求是”，给中国立了一个要冲破旧的思想牢笼的典范。是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的思想标杆，为打破当时徘徊不前的局面提供了思想基础，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
北方谈话期间邓小平一直在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世界，不做“井底之蛙”，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4]129。邓小平强调要清除过去那种关门主义，强调开放，以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北方谈话，无疑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同时也让世人看到，破“禁闭”，立“开放”才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理论界开始进行正本清源，首当其冲的就是进行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1977年，国内的各大报刊开始发表有关“按劳分配”的文章，2月在北京召开经济理论讨论会首先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方面的谬论，4月、6月、10月至11月间又举行了三次按劳分配问题的理论讨论会。1978年3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邓小平看了此文章后，表示：“写的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4]1015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把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推向高潮。
邓小平在经济方面的种种努力，使中国从文革刚结束的1976年底至改革刚刚起步的1979年底，国内生产总值从2988.6 亿元到4100.5 亿元上升了1111.9 亿元，比之前二十年平均每年增加将近4 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有力的证明了改革开放是一条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三）精简机构，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科学高效的行政体制
各地方、企业的领导班子是政策的直接决策者、贯彻者，对改革能否顺利推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改革之前我国的官僚主义盛行，领导班子老龄化，思想保守且办事程序冗杂繁琐，行政效率低下，甚至部分政府机关与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领导班子工作作风不端正等问题，这远远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
面对此种情况，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提出精简机构，去除从苏联引进的那一套行政管理体制，为企业、个人等办事提供了便利，也为下一步改革的进行提供一个高效的领导班子。基于行政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地方与企业缺乏主动权等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2]376机构庞大、部门重叠、人浮于事，势必为官僚主义提供滋生的土壤，他明确提出干部选拔“不能注重会说会写”[2]383，要注重品质及干事的能力，来克服官僚主义；又指出要从放权入手，增加地方的主动权，避免大权集中在上层，大包大揽，用简政放权的方式来克服官僚主义的，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风清气正且科学高效的领导班子，这也为后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提前做了准备。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是为中国即将进行的改革开放，提出的新理解、新认识、新方法，直接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下，我们正逐步踏入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北方谈话对于我们今天继续坚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解放思想、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3．不同病理分级NEN的SCGN、CgA阳性表达： G1、G2、G3级NEN中SCGN阳性表达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8.472，P=0.018，表2)，其中G1与G2级、G2与G3级NEN的SCGN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G3级NEN的SCGN表达率显著低于G1级(秩均值：13.67比24.1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506，P<0.017)。不同病理分级NEN的CgA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党员开始外出务工，农村党支部对党员的管理出现了真空地带，农村党支部无法管理，而务工所在地党组织又无法管理的现象，由此也造成了党的各项生活无法进行或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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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1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9）08-0022-04
[作者简介] 丁亚盼（1993-），女，河南濮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2017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孙 静
标签：邓小平论文; 北方谈话论文; 改革开放论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