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183;物的尺度#183;人的尺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尺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文明，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生活，以至于人类对自己的伟大、智慧更加坚信不疑；同时，人类的实践活动又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消极效应，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机”。有学者严肃警告：“如果人类仍然按照目前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下去，那么人类将自我毁灭。”（注：《共同创造地球的未来》， 载法国《外交世界》（月刊）1994年第4期。）
人类要生存、发展，就不可能停止实践，但现实已经表明，人类的实践方式存在问题。因此，必须规范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对实践活动加以控制，失去控制的实践将产生难以挽回的后果。如何规范实践，促进实践的合理化？这个问题已成为当前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个事实也表明：实践的负面效应暴露得更明显，人类对实践的认识更深化了。
考察实践的历史发展，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实践的负效应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无遗。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的，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32页。）早期的实践对自然界的干扰水平很低，其负效应也几乎可忽略不计。近代社会，人类的实践水平随工业革命的完成得到不断提高，人们不再畏惧各种自然现象和偶发事件，开始对人类的力量充满自信心。近代社会，人类的实践力量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人类已经控制自然界的可见部分，但还未突破自然界自身的承受能力。即实践已能改变自然界的表层面貌，但还未能触及自然界的深层结构；对单个事物、现象已有所控制，但还无力在系统的水平上干扰自然。因此，近代社会，整个自然界还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转。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还没有受到实践的动摇，人类活动的负效应尽管比古代社会有所增强，但还没有强到足以引起人们警惕的程度。因而，当时人类的实践活动无需考虑自然力量的作用，既然不需要为自然担忧，当然就没有必要与自然“协商”，以求自然的“合作”。近代社会实践水平的特点，形成了一个貌似正确的结论：人类的生存、发展，实践是唯一的力量。实践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在当时获得的，随着实践取得更辉煌的成就，实践至高无上的地位更加巩固。现代社会的实践，其水平、规模、效应已今非昔比。现代实践是人类实践发展的一个新纪元，它所依托的科学技术是以往任何历史阶段不可比拟的。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武装下，现代人类实践已发生质的变化，现代实践在技术、规模、效应上都是以往的实践不可相提并论的。现代实践的特征表明，人类已拥有了强大的实践力量，已经可以干扰自然物质的系统运行，从空气到水系，以至各种生命支持系统都出现了紊乱。也就是说，人类今天的实践力量已经强大到不仅可以触及自然的深层结构，而且已经能够动摇整个物质系统。人类实践的负效应在当代社会暴露无遗。
正是在实践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代社会，人类才理智地认识到自己的实践急需规范，认识到实践至高无上的地位需要审视，实践需要有合理尺度来规范，否则，解决“全球危机”就是空谈。
人类要发展，就必须合理规范实践活动，探讨当代实践活动的合理尺度。人类实践遵循的尺度最早是由马克思发现的。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这里，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活动遵循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所谓物的尺度，是指人类实践必须遵循客观世界自然物的属性、本质和运动规律所设定的尺度。所谓人的尺度，是指人类实践还必须遵循由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所设定的尺度，即人根据自己的要求、愿望和需要去改造自然物，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发展。
实践活动的进行，按照马克思的上述发现，无论何时何地，无不处于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控制之中。古代社会，人对自然界的理解水平即对自然物的属性、本质和运动规律等的认识极其有限，因此，古代社会实践的物的尺度是极其粗陋的，古代人类的需要也是极其简单的，生存需要是其主要内容。古代实践的两大尺度决定了其实践的水平极其低下，规模极其有限，效应极其弱。因此，古代社会自然界的物质运动过程几乎不受人的实践的影响，实践的效应无论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与强大的自然力量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到了近代社会，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属性、本质和运动规律等的认识大大前进了，近代社会实践的物的尺度精致化了；人类的需要也发展了，无论是需要的内容还是需要的水平都有了质的变化。近代实践的两大尺度决定了近代实践的水平提高了，规模扩大了，效应增强了。但是，近代实践虽能够改变自然界的表层面貌，但不能触动自然界的深层结构；虽能控制单个事物，但还无力干扰系统。也就是说自然界还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系统的层次上正常运转。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对客观世界自然物的属性、本质和运动规律的认识无论是认识的深度，还是认识的广度，都大大前进了。人类实践在物的尺度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所受的限制大大减少了。与人类实践在物的尺度方面的自由相适应，人的尺度极度膨胀，突出的问题是：过分地张扬物质需要，人的精神需要受到物质需要的遮蔽，精神需要仿佛可有可无。现代社会实践两种尺度的相互作用，终于导致现代文明伴随现代危机，前者标志人类的进步方向，后者却警示人类只陶醉于已取得的成就，我们将失去的可能不仅是现代文明本身，而是人类的生存基础。
现代社会实践力量的巨大发展，标志在物的尺度上人类实践可为的深度、广度都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这就更迫切要求人的尺度能起主导作用，指导人类正确地进行实践活动，保证实践不偏离人的真正需要，避免反人类的实践出现。实践负效应的出现也表明实践的物的尺度方面存在缺陷，在物的尺度方面，人类还有许多认识任务有待完成。考察实践的历史发展，我们得到如下认识：人类实践从它产生直到现在，都是受两种尺度制约，无论是物的尺度，还是人的尺度都处于历史的变动中，但这种变动必须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解决当代全球危机，必须在改变实践方式上着力，必须完善实践的两个尺度，没有完善的尺度，就不会有完善的实践。
鉴于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已经强大到足以危及到人类生存的基础。完善实践的两个尺度必须了解实践的现状，尤其要明确当代实践的基本特征。
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探索和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是由许多要素和环节构成的复杂系统，因为作为实践的基本构成要素的人、物和技术中介本身是由诸构成成分组成的系统，人类实践是一种由诸多要素以多种作用方式所展开的动态网络体。在构成实践系统的诸要素中，技术中介系统（手段、工具、方法的有机结合）是关键性要素，它决定着实践活动的方式、规模和效应。因此，技术中介系统的发展状况能说明实践的基本特征。
人类实践的技术中介系统的发展经过早期的手工性技术、中期的机械性技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20世纪，人类实践的技术中介系统的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随着电力技术的广泛使用，机器大工业生产获得了一种蒸汽力无法比拟的新动力，人类原有的机械性技术的威力被空前地放大和增强。从20世纪开始，电力技术的发展更趋迅速，不仅在原有的产业部门更加广泛地应用，有效地促进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而且还促使了一系列新技术和新工业领域的产生，特别是促进了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电力技术构成20世纪人类实践技术中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实践技术中介系统本身还在向纵深发展，到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结出了硕果，引发了近现代史上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诞生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主要物质标志和核心的当代高新技术群，这是人类实践技术中介系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发展。历史上手工工具延长了人的自然肢体，蒸汽机、电力等进一步放大了人的体能，部分地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与上述完全不同的电子计算机则开辟了智力解放的新时代。它作为一种智能型的工具广泛地运用于当代技术的发展中。
当代实践的强大科学技术基础，决定了当代实践在其效应方面也是非同寻常的。当代实践已经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经济、政治到文化，无不处于巨变之中，社会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管理结构以及人们的劳动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都已出现了显著变化。当代人类实践的效应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无论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因其影响巨大，都使人类不能漠然处之，人类需要巩固已有的文明成果，更需要有效控制实践的负效应。
现代实践发展到当代，使人类拥有的实践力量足以威胁自然界在系统的水平上正常运行。如果自然界在系统的水平上的正常运行不能保证，那么各种生命支持系统就会受到威胁，人类的生存危机就出现了，因此必须结合当代实践的特点，对实践的两大尺度加以完善化。
在物的尺度的完善化方面人类还任重道远。此说是否言过其实？单单看我们正在承受着的实践负效应的严重性，就会明白人类还应在物的尺度方面作出巨大努力。
当代人类实践所遵循的物的尺度的局限性，概括地说，它所揭示的自然物的属性、本质和运动规律还不是人类所需的最后之真，这一点已经由实践的负效应昭示得很清楚了。
完善当代实践物的尺度，基本点是要揭示系统的规律，即要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揭示事物的性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揭示系统规律的必要性及方法论已由系统论的成果说明。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物质形态，它们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事物或事件，这些事物、事件也是自成一体的系统。这些系统都由一定的要素组成，每一种要素也都是系统，这就是系统的层次性。在一定的条件下，那些一个个的具体事物、事件或要素，互相作用，产生一种结合能，于是这些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个的事物、事件，就会在不同层次上按一定方式组合成一种具有总体结构的复杂的整体性系统。这些系统具有自身特定的结构，具有具体的属性、规定，这样的属性、规定，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不变性。也就是说，一个系统，只要其内部各个构成要素之间保持一种基本的关系集合和总体结构，它们的属性、规定，也就会保持不变。
上述说明，系统的属性、规定的保持不变是有条件的，当某个系统在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由于其内部各个因素、各个部分之间的结合能消耗过度，原有的关系集合和总体结构就会分解和解体，于是此系统就不复存在。在新的条件下，解体系统的原构成要素又作为独立的系统同其他系统按新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并产生一种新的结合能，组成具有新的属性、规定的整体系统。
系统论的这些基本观点说明人类在物的尺度上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相反，实践发展到当代，要求人类必须在系统的水平上揭示自然界的规律，只有在系统的水平上揭示事物的规律，才能避免实践中顾此失彼的负效应。
由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基础是自然与人类实践的和谐，人类在完善实践的物的尺度时，必须把实践活动作为重要变量纳入自然系统的变化之中，因此上述所说揭示系统的规律，必然包含揭示实践活动的结果对系统的影响，要求人类有意识地认识加入人类实践结果后的自然系统变化的可能状况，即认识必须具有超前性。信息论的成就表明，人类完成此任务不是不可能，而是具有现实可能性。按照信息论的观点，现实事物、事件的现状预示了这些事物、事件的未来变化趋势。因此，人们可以运用逻辑思维能力预测和推论现实事物、事件的未来状况。
完善实践的物的尺度，要求揭示系统的规律，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明确人类与生命系统及非生命系统的关系，以便确定人类实践活动到底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基本的方面有二：其一，依赖与被依赖关系；其二，选择与被选择关系。显然，生命系统依靠非生命系统。生命演化史告诉我们，未有生命时，就有非生命存在；生物灭亡了，非生命仍存在，而且，生物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质、能量，以及生物的生存、活动空间，都必须依靠非生物提供。在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的选择与被选择问题上，生物具有选择性，非生物处于被选择的地位，因为只有生物才有生存的需要。但并非任何非生命系统都适应生物界，因此，生命系统必须有所选择。
从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的基本关系的两个方面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生命系统要生存，必然要依赖非生物界，但并不是消极依赖，而是要使非生物按照它生存的需要来变化，这一变化取决于生命系统的选择。因此，世界虽然先有非生物，后有生物，但世界的面貌和发展方向，最终由生物的生存需要决定，生物是世界面貌和发展方向的主导者。
在生命系统中具有独特地位的是人类，这是由它的实践力量决定的。人与生命系统是什么关系，基本方面也有二：其一，相互依赖关系；其二，相互适应。在相互依赖关系问题上，首先是人对生命系统的依赖，同时生命系统的最终生存也依赖人类。人对生命系统的依赖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生命系统的最终生存为什么要依赖人类呢？因为生命系统的生存，必须选择非生物界并进行自我选择。因此生命系统必须存在一种自觉力量充当调节中心的作用，只有人才能担此重任。因为人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智慧动物，因为有了人类这样的智慧动物，生命系统就可以通过人类，自觉地调节和控制自己，自觉地创造自己生存的条件，使生命系统的最终生存有了可能。
上述分析说明，人类要生存，必须要维护整个生命系统的生存，且人类又具有维护生命系统生存的能力。因而人类维护生命系统不是份外之事。
人类要完成维护生命系统的任务，就必须实现人和生命系统的相互适应。即人类要适应生命系统，生命系统要适应人类，即要协调人类的生存需要与生命系统生存需要之矛盾，人类要通过自己自觉主动的活动，按照生命系统自身生存的需要选择非生物界和生命系统，对生命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调节、控制。强调人类是生命系统的维护者，实际上是由人类的需要决定的，人类离不开生命系统，没有生命系统的存在，就意味着人类的生存条件不存在了。
当代实践活动的负效应，除了物的尺度方面存在问题，人的尺度也有其局限性，因此，人的尺度也需要理性的分析。人的尺度主要是人的需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实践的效应。对人的需要的确定，其意义非常重大。但是人的需要的确定决不是主观任意的，某种意义上，确定人的尺度比物的尺度更困难，核心问题是在当代实践背景下，什么样的需要是合理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关于人的需要问题的基本观点，是确定当代人的需要的重要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需要的论述中，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对需要所下的定义：“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条件依赖关系的自觉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页。）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需要理论还精辟论述了需要的产生、需要的类型、需要的层次、需要的属性、满足需要的条件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论述，也是确定当代人的需要的重要方法论。对需要的产生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类历史的起源，同时，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又正好是需要的起源，它们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相增进，共同发展。对需要类型的分析，马克思认为，人们有许多需要，根据人的需要同个人活动的特点的联系，可将人的需要分为自然的需要、精神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三种类型，恩格斯从物质资料的角度又将人的需要归为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三种类型。后来，斯大林又进一步将人的需要归类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对需要属性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需要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个体需要的满足要通过社会需要的满足来达到，因此个体需要最终表现为社会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需要属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需要的无限性。需要的无限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某一范围的需要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这个过程是无限的，另一方面人的多方面的需要不能同时得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需要无限性的分析，实际上得出：人的需要具有历史的变动性，人的需要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生成和发展这样一种活的并有自我否定特征的社会历史现象。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32页。）
运用上述关于人的需要的基本观点分析当代人类实践的尺度的局限性，我们就能得到人的尺度完善化的基本思路。
首先，有一种理论观点值得分析。面临当代人类的生存危机，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除了关心人的福利，还关心地球上千百万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福利。因而生态伦理学实际上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这个基本主张能否成立呢？这就要回答在当代实践的背景下，人的需要与其他物种的需要是否是完全平等的？显然人的需要与其他物种的需要不能是完全平等的。因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不能成立。非人类中心主义基本主张的现实背景是当代人类的需要确有其不合理性，但不能由人类需要的不合理推论出人类的需要和其他物种的需要平等。由人类的需要的不合理性只能推论出规范人类的需要，使之合理化。人的需要合理化的第一个方向是要区分哪些需要是基本需要，哪些是非基本需要。确定基本需要的重要依据是：它的实现不能破坏生命支持系统。凡是破坏生命支持系统的人类需要，都是非基本需要，不能使之实现，与之相关的实践活动应严格禁止。
其次，当代人类需要合理化的第二个方向是实现人类需要结构的合理化。其中的重要方面是建立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合理关系。在当代实践背景下，在强调满足人们合理的物质需要的同时，决不能再忽视人们精神需要的满足，精神需要在当代人的需要中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当代人的需要合理化的当务之急是确立人类需要合理化的观念，并由相应的机制、体制来保证这个观念的现实化。当代通讯技术、交通工具的发展，人们交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人们形象地称地球为“地球村”，地球上的人类也就成了“地球村”上的“村民”。而这些“村民”又归属于不同的共同体，因此，“地球村”的“村民”们的需要是通过国家、地区的形式满足的，表现为国家需要、地区需要，因此，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在需要的满足上必然存在矛盾，这个矛盾必须合理地调节，因为在当今人类拥有的实践力量背景下，上述矛盾得不到有力控制，任其激化，其后果必然是人类的自我毁灭。应该承认，各个国家、地区的需要必须以不危及其他国家、地区的需要为前提。要承认人类需要的合理性，为此必须确立国际准则，并有相应的机制、体制来确保这些国际准则的贯彻。在这方面，人类已迈出重要步伐，但离问题的解决还有相当距离。人类能否协调好自己和同类的关系，这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能否把同类的合理需要的不受侵害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之一，这是检验人类是否远离动物性的重要标准。
上述分析表明，实践活动始终受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同时制约，两个尺度之间有着紧密的相关性，在近代以前，表现为人的尺度受制约于物的尺度，在当代，由于自然和物质力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当代人面临着既要发展物的尺度，又要合理化人的尺度的双重任务，其中，人的尺度的完善化更为迫切、艰难。当代人类危机是人类实践方式的危机，危机的解决还要靠实践方式的改变，实践方式的合理化，必须由合理的物的尺度、人的尺度来规范，这就是本文探讨实践的两个尺度问题的兴趣所在。
标签：社会属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