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伪满洲国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新时期论文,伪满洲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6-0150-08 “满洲国”是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后策划构造的伪国傀儡政权。对于这一特殊社会空间，新时期以来产生了诸多以其为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形成了小说创作领域引人瞩目的伪满洲国叙事现象，显示出鲜明的社会人文意义、历史内涵和学术研究价值。遗憾的是，对这一重大文学现象，学界迄今还未见有系统、整体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就此展开研讨。 一、问题的元解 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域，限于“新时期”。 “新时期”是当代中国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时间概念。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文学，一般称为“新时期文学”。问题的关键是，学界对“新时期”历史范畴与时间规定的认识并不一致。就其开端而言，有“1976年说”和“1978年说”。前者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后者则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终结期则有“1987年说”“1989年说”“1992年说”和“迄今”说。此四说均是基于对文学内在运行规律把握而得出的结论。“1987年说”是缘于“新时期出版业改革”基本完成的社会文化背景；“1989年说”是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体制改革进行中的文学商品化获得法律认定；“1992年说”则是由于文学与文化的时代转型而形成的观点；“迄今”说也许是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延续性的论断，具有泛化运用的特质。这种观点的施用，不乏他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组织刊发了一组文章，专栏标题为“新时期文学30年：‘反思与前瞻’笔谈”，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以及“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反思的基本态度”。①这一专栏的标题，是对“新时期文学”概念泛用的明证。陶东风、和磊著《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一书，“以文学思潮为线索，把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化批评等串联起来，把新时期主要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深刻的评述”②，书题是“新时期文学”概念泛用的又一力证。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后，又有学者将1989年之后的文学史归纳为“后新时期文学”，并形成了对这一特定时期关乎文学现代化的论争，表露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本土化移植的概念形态。本文“新时期文学”概念是取于当代文学历史的泛化性内涵。 本文的另一关键词——“伪满洲国”，是基于异族侵略造成的一种特殊的时间与空间的割裂。人类社会空间是一种总体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必然是在时间和空间的两个方向坐标上的显示。就时间而言，不同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显示着一种纵向性的“历史”风貌。就空间而言，特定地域范围成为生存于此人们的有限认知视阈，而由此形成的人文认知，又构成文化积淀，对这一特定地域产生和发挥着影响。法国思想家列菲伏尔创造性地提出以空间性、社会性和历史性三元辩证法来解构人的生活空间，在这种阐释中，列菲伏尔将“他者”引入空间的研究路径格外引人瞩目。这将一种原来的“同质空间”转变为“异质空间”，形成了空间外部的物质形态转换与内部的非均质性；同时又展现出特定空间由单一性、静态性向复杂性、流动性转化的过程。“异质空间”的这一跨学科批评概念的意义之一，是表达着“后殖民主义对文化帝国意识形态的抵抗”③，为我们解读“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伪满洲国书写”，提供了方法策略、哲学理念和思维向度。 二、现象的浮出 若论新时期中国长篇小说的伪满洲国书写，首先应当说及的是王汪，他是新时期最早集中从事伪满题材创作的重要作家之一。王汪本名王宗昌，王汪是其1955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我的爷爷》时使用的笔名，“取其姓王又家近河边之意”④，1930年出生于吉林磐石。其早期作品多以农村为题材，努力反映东北乡村新的人物与新的生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历经“文革”磨难、创作渐入佳境的王汪在创作上寻求新领域的突破，这便是对伪满洲国的叙事与书写，他将自己对这种创作题材的选择称为矿工采煤中“自己作业的‘掌子面’”⑤。 严格地说，在新时期之前，王汪就已经开始了对伪满书写的创作。收入《王汪中短篇小说集》(2009年)中的《渔家女》(短篇小说)创作于1961年，讲述了一位渔家姑娘身负枪伤为抗联部队传送情报的故事。新时期伊始，王汪又创作了《满洲姑娘》《寡妇门前》《人逢乱世》《警刀与拐杖》《大江》等多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迥异于流行的抗联英雄传说或‘伪满’溥仪宫廷秘闻，以吉林市、哈尔滨、磐石周围乡镇为地域背景，涵盖关东社会各个阶层的苦难与抗争，全景式地剖示了伪满洲国丑恶的灭亡史”，“透露出其独特的风味”。⑥显然，王汪是新时期长篇小说中伪满洲国书写的先行者，这一文学现象的引发者。 仅据初步查寻，新时期以来以伪满洲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已有30余部，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出版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有李晋熙《真实性——1/2》(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辰汾与梦龄《残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王汪《装男扮女》《她从大海那边来》(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王宗汉《关东响马》(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陈屿《夜幕下的哈尔滨》(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徐栩《月落关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王汪《孤城残夜》《匪首与少女》(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虞生与周冰冰《朦胧烟花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4年)、李碧华《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辛实《雪殇》(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王永生《满洲山怪》(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此外，台湾作家纪刚的《滚滚辽河》(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年，易名《葬故人——鲜血上漂来一群人》)，也可归入这一时期。此际长篇小说的伪满书写，还多带有“十七年”文学创作特征，显现着传统的创作模式，折射出左翼文学的烙印。这可称为新时期长篇小说伪满书写的初创期。进入21世纪后，又有刘迟《新民胡同》(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山飒《围棋少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迟子建《伪满洲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等。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文化内涵丰厚，历史意义重大；对早期作品中伪满书写的政治语境、社会想象、叙事定式的反拨，令人瞩目。这是新时期长篇小说伪满书写的转型期。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伪满洲国书写进入热潮，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严歌苓《小姨多鹤》(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笑天《中日大谍战》(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虞生《皇寺路大街》(沈阳：沈阳出版社，2011年)、高海波《伪满狱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贾志学《越境》(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老许《谍战1933》(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李燕子《咆哮的鸭绿江》(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赵光远和梁帅《马迭尔旅馆的枪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杨大群《伪满洲围演义》(沈阳：白山出版社，2012年)、霏霏《风中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暗地妖娆《盛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董斌《地火》(北京：西苑出版社，2012年)、栗鸿林《东北教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过客《心殇：我在伪满洲国读书的日子》(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张晓伟《雾血关东》(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3年)等，在意识建构、叙事策略、人物塑造、题材结构、审美判断诸方面，都显现出强大、多元的文学阵容。这可称为新时期长篇小说伪满书写的自觉期。 至此，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伪满书写，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学现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三、早期的践行 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具有其产生的历史因由和必然性，小说创作中的伪满洲国书写当然也不例外。追溯历史，伪满洲国文学书写大约与那个时代伪国的形成基本同步。1931年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空前的劫难。继而日本人策动“满洲”独立，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伪满洲国，改年号为“大同”，开始了对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面统治、掠夺和侵占。 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是较早以文学形式书写伪满洲国的创作群体。创作于1934年、出版于1935年12月的萧红的《生死场》，述说着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偏僻山村人们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这部中篇小说共计17节，如果说第1至9节展现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哈尔滨一偏远村庄农人的悲苦生活，那么第10至17节则是对这一地域沦陷后社会生活的书写。这种书写，表明了萧红对异族统治下本民族的深刻体察，也体现了对女性自身命运的无限关切。 罗烽的《特别勋章》，是一篇讽刺性小说，对伪满军警中隐伏着的军事危机给予嘲弄与揭露。面对敌伪军警队伍中发生的士兵哗变以及警备司令之子对其父的反叛，部队军要互相勾结，暗中交易，上下欺瞒，反而谋得“满洲国”皇帝授予的“特别勋章”，作品以此揭示了伪满政权极端腐朽的不堪乱象。白朗的小说则体现着对伪满洲国书写的多维情状。《生与死》将镜头聚焦于伪满监狱，再现充任监房看守的老伯母对“政治犯”的大爱与解救。《伊瓦鲁河畔》则讲述了伪满宣抚员下乡宣讲“王道”所遭遇的抵制。《轮下》展示的当是伪满统治下哈尔滨难民反对拆房而被捕、妇孺死于囚车轮下的悲惨故事。 萧军的《下等人》是较早对伪满工人进行书写的篇章。警署王署员设计陷害铁厂工人于四，将其抓入牢狱。在这位署员升任署长时，于四的工友(高加索人)率一批工人将其斧刃。萧军《疯人》中的疯人，对伪满社会有清醒的认识，正因如此，“疯子”不容于那个社会，被“捆绑着，送进白色的车”，押至疯人院。但是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我的眼前依然是那条悄静的大路”，“闪着灰暗颜色眼光的疯人们，在一家百货店的窗壁下，又出现了两个……”这预示着伪满统治下反抗之火的生生不息。留置于东北本土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担当着那个时代伪满洲国书写的创作主责，体现了这种书写的另一种格调。他们的作品，更多地是对这种奴隶般苦难生活的隐忍与揭示。同样是描写工人题材的小说，秋萤的《小工车》讲述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矿山通勤车售票员冯云祥被生活所迫到赌场赌博而终遭惨输。此时又有一连串的不幸到来：儿子遭到护矿之狗的撕咬，自己也从列车上摔下致伤。其《矿坑》又述说了一位矿工妻子三次嫁人、夫逝子亡的悲剧，“以珍重的笔枝，描写为种种事端所致劳动者夫妇苦痛的运命”⑦。 山丁是钟情于乡土小说的作家。其创作多是对伪满洲国农村的书写。《孪生》叙述了一个农人家庭破灭的故事。基于敌伪当局在农村实行“并村归屯”政策，铁柱一家被驱逐，铁父被气死，铁柱遭绑架，铁母及妻子、孪生儿子被饿死。“并村归屯”政策的实施始于1933年11月，最初由吉林省磐石县参事官前岛升提议而被敌伪当局采纳。并村的方法是：“(1)治安良好地带的村落不动；(2)胡子出入无常地带的村民，移位到指定的可监控的地域；(3)纯为胡子盘踞地带全部烧毁，强行移住以前指定地点。”⑧《孪生》便是对“并村归屯”政策罪恶的举证和指控。《山风》是山丁伪满洲国题材小说的另一重要篇章。“作者企图暴露我们农民的贫困，和旧资本的没落”，但由于表现得过于隐晦而遭到批评。⑨尽管如此，智慧的读者还是能从中感知到山丁在作品中对敌伪政权粮食买入卖出、贱贵悬殊的剥削政策的揭露和谴责。作品披露的敌伪实行粮栈制度、“牟取暴利”的行为，便是明证。同样是以伪满农村为题材的小说，小松《铁槛》中的农人邱青，被迫到自卫团、村公所、复兴会、警察队差事，又受逼给敌伪武装背运给养，表现着伪满农民在令人窒息空间中的生存状态。关沫南的《堕车》则讲述了一个更令人心碎的故事：毫无人性的日本士兵在狂笑中开启军车，将不堪苦役的中国苦工活活轧死，再现了伪满洲国社会悲惨的一幕。 从以上早期伪满书写的文本中，我们不难窥见当时两类不同地域作家的生存与创作状态。东北作家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写伪满形象的先行群体，在经历了重大社会变故后流亡他乡，怀着不泯的故乡情愫，在“彼岸”之地抒发着对“此岸”家园的恋情，而且正是在这种“流亡”与“被放逐”中，东北作家群在异乡土地上获得了对故土的更深刻认知，将家园话语推向了异质层面，成为无家可归的那一代文学创作群体多舛命运的隐喻。 如果说东北流亡作家属“无家”之群，那么留居本土的沦陷区作家则为“居家”的集合体。然而，他们在物资家园的留守中已然丧失了故有的精神家园。他们多与命运无法抗争，痛苦的灵魂在精神的流亡中游弋、迁徙，依存着民族文化中的文学言说，期待着“居家”状态下的民族复归。 四、他者的想象 在现代历史上，日本人的伪满书写，是令人关切的创作现象，呈现出一种特有的“他者”想象。日本作家岛木健作受日本农民文学联谊会委派，于1939年3月22日从日本东京出发，于4月11日抵达长春，开始了为期百天的“满洲”之行。围绕这一行程，岛木健作创作了小说《满洲纪行》(1940年出版，一说“报告文学”)。在作品中，“岛木勇敢指出了‘五族协和’这一宣传至少剥夺了‘原住民’——‘满人劳动者’的土地，并且日本人歧视‘满人’的事件也像家常便饭，时有发生。这些充分体现了岛木的诚实和良心，对‘满人劳动者’的同情，以及对‘满洲’当时‘五族协和’的实质的大胆揭露”⑩。这种“较为客观”的“记录”，在当时日本“众多的作家作品中”，似乎“是个例外”(11)。 北村廉次郎的《归心》，是一部“描写在萨尔图特设农场劳动的勤劳服务队”(12)的短篇小说，发表于《文艺》1943年第1期(第11卷)，后收入作者以此篇命名的短篇小说集，国民画报社1943年6月出版。那时的伪满文坛，对“满洲文学”有着自己的定位：“满洲文学的基础不是现实的满洲，而是所谓满洲国所具有的伦理上的理想世界。它的对象不是满洲社会的现实，而是‘辉煌的前途’。”(13)而《归心》则被视为“没有明确把握住新现实所要求的清新的情感和思想”(14)之作，遭到一些日籍文人的谴责。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村及其《归心》“紧贴现实生活或忠实于自身感受的文学姿态”(15)。 然而，当时充斥文坛更多的是宣扬日伪殖民主义思想的所谓“建国文学”。长谷川溶的《乌尔顺河》(长篇小说，1941年)，竭力颂扬了一个为“满洲国”的建立战死的日本军人竹树而自杀的日本女人“若子姑娘”的殉情精神。八木义德的《刘广福》(长篇小说，1943年)，则通过塑造“满人”刘广福的形象，鼓吹所谓“勤劳奉仕”“五族协和”的“国家”精神。 战后，日本作家的伪满洲国书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清冈卓行的《洋槐树下的大连》(1969年)是一部具自传体性质的长篇小说，复现了作者在殖民地时期居于大连挥之不去的情愫与生活岁月。水上勉的《沈阳之月》(1990年)，同样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以时空交错的方法讲述作者19岁时“在沈阳做工头”(16)的故事，述说了中国工人在伪国制度下纯粹的人性之美。进入1990年代之后，日本文坛的伪满洲国书写，应以村上春树的作品为代表。从“青春小说”起步的村上春树之所以转向以“远离日本”的方式来“说明日本”的文学创作，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海湾战争的爆发，激发了美国人的反日情绪。这深深刺痛了其时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驻校作家的村上春树，令他深感：“在悼念50年前那场历史事件的亡灵时，我无法讲出‘和我无关’一类的话”，“作为日本人或多或少必须承担历史的责任”。(17)由此，引发了村上春树对二战历史的深思。当他比较完整地查阅了诺门坎战役史料之后，便产生了“让1939年蒙古、‘满洲国’边境的那场战役”出现在“东京的现实中”的创作冲动。(18)这一时期，村上春树的伪满洲国叙事的作品有《寻羊冒险记》《IQ84》《发条鸟年代记》等。而这种创作冲动的直接后果，便是长篇小说《发条鸟年代记》的创作。 《发条鸟年代记》由《贼喜鹊》《预言鸟》《捕鸟人》三卷组成，计80万字，此三卷分别于1994年、1995年由新潮社出版。如果说此前村上春树惯于“平行”地结构小说，那么，此际的《发条鸟年代记》创作则在结构上有新的展现。这种艺术上的改变，村上春树这样形容说：“一切就像圆环般连在一起，那圆环的中心是战前的满洲，是中国大陆，是昭和十四年的诺门坎战争。”其可称为“坐标式的十字结构”(19)。纵观《发条鸟年代记》，不难看出作者竭诚致力于对诺门坎战役的全景性暴露与罪恶的揭示。村上春树笔下的战争屠戮、死亡等待、活扒人皮等的描述，令人触目惊心。尽管这种描述在客观上具有其实在意义，但村上仍然没脱离日本“自我”的出发点。 韩人的伪满书写，是同样令人关注的文学现象，“他者”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以短篇小说集《萌芽的大地》等为代表。我们知道，二战期间，朝鲜半岛与中国同样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与统治。据推算，此时至少有200万以上朝鲜半岛的原住民移居到中国东北，他们中间以农民居多，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岁月。于是，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伪满书写成为一种必然。 在日本统治者鼓吹“五族协和”的口号中，朝鲜或韩人是其中一支。而且在此空间级层中，韩人似乎还是伪满社会居于华人之上的人种，这在某种程度上，染就了韩人伪满书写的助纣色彩，构造了作为社会推手的顺民形象。安寿吉的《水稻》复现的是东北原住民与韩国移民之间发生的社会摩擦，韩人的期待因求助于日本商人中本而获得实现，表明了韩人对伪满统治的某种受用与依附。安寿吉由此被视为“不自觉地卷入满洲理念的执行者”。 金昌杰的《暗夜》则表达了与其相反的人间情怀。小说主人公明守从庆尚道来到伪满洲围农村做了地主家的佃户，本以为贫困的生活能有所改善，然而依旧身处食不果腹的境地；与其相爱的高芬，家庭又债台高筑，被逼走上卖儿卖女之路。前行无路的明守和高芬无奈地选择逃离山村去寻找自由，然而前程仍然被暗夜笼罩。作品中的暗夜意象，隐喻着朝鲜半岛移民茫茫无际的苦难生活。与《暗夜》一起收入《萌芽的大地》的《秋夕》(申曙野)，同样表现了伪满朝鲜移民的痛苦生活。年逾花甲的穷苦农民金女婿，身负沉重的苛捐杂税，生活无着，不得不冒着被检举揭发的危险偷藏米粮，又冒着判罪的危险贩卖沙弥，结果又受到统治当局百般刁难，以妨碍交通罪被带走。(20)接踵而至的痛苦，使金女婿陷入了无边的悲哀中，禁不住泪如雨下……从朝鲜作家移民受难图中，人们体察到的是伪满统治者的苛政与残暴，民众生活的悲楚与惨痛。 “满洲国”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一个伪国家，虽然仅仅存活了近14年，但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却是悠长的，尤其是作为域外“他者”的韩、日等国家的人们对中国东北的历史认知与型塑，形成了文学文本中一种特殊的“他者”镜像。揭示这种伪满书写的“他者”世界，对于深入解读新时期长篇小说伪满叙事，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五、特质的凸显 新时期中国长篇小说的伪满洲国书写显示着审美的多元特征。其一，历史想象中的宏大叙事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以迟子建《伪满洲国》为代表的作品中。如果说，既往的伪满文学书写更多的是体现着一种“侵略—抵抗”模式，那么这种主流叙事的一致性显然汰弃了伪国境遇下人们隐忍受难的日常生活，而这也许恰恰是更常见的社会景状。诱发迟子建以一种独特视角绘写伪满洲国历史的直接动因，是她在1990年底到日本访问与一位老人的邂逅交谈： 一位两鬓苍苍的日本老人突然走到我面前，他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从满洲国来?”我当时有一种蒙羞的感觉，因为满洲国的历史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而那段历史对东北人民来讲又是苦难的历史。这位老人在三十年代来过东北，当时是一家新闻通讯社的记者，他向我了解如今的东北的情况，表达了想再来看看的愿望，这对我是一种震动。我想起了东北一些老人在忆起旧事时常常要说的那句话：“满洲国那时候……”这段历史何以给中国人民留下的烙印如此深刻?(21) 迟子建内心涌动着《伪满洲国》创作的激情。 迟子建的伪满书写充满了一种历史情怀。这种情怀，呈现出鲜明的史诗性。尤其是作品的编年体书写方式，更显示出其庞大的历史容量和丰厚的文化内涵。但是，迟子建的历史构建，是个体生命体验与日常生活感察的汇集，而这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叙事。正如迟子建所言：“在我眼中，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正是南无数的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22)作者对重大事件的叙事也是通过底层人物的描画而实现的。中秋月圆之际，从长春嫁到平顶山并已怀孕的美莲一家正尽享生活之乐，然而，子夜时分的抚顺却突遭日本守备队的侵袭。次日中午，日军包围了这座山村，将全村男女老少强行拖至东山坡的洼地里。“就在一个日本军官挥手之间，机关枪的火舌像炽烈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顷刻间，人群中血肉横飞，惨叫声惊天动地地响起。”中枪负伤倒地的美莲看到日本兵开始用刺刀刺杀一息尚存者： 美莲觉得自己身上的重量忽然减轻了，丈夫被刺刀给拨拉到一边，她连忙闭上眼睛装死。这时她忽然觉得身上一阵凉爽，在一阵狞笑声中她的裤子被扒下来了，她高高隆起的肚子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苍天和手持刺刀的士兵面前，她微微颤动的肚子把生命喘息的信息危险地传达出去了，她只觉得肚子突然一阵粉身碎骨般的裂痛，刺刀已经挑开了她的肚腹。美莲惨痛地狂叫着，恍惚中看见刺刀忽然挑出一团紫红的东西，她觉得肚子空空如也，她拼足力气挣扎着起来扑向那团血肉，日本兵机敏地将刺刀端头的婴儿抛绣球般掷向远方，然后返身麻利地刺中美莲的咽喉。美莲照例同经历这个瞬间的其他人一样“呃”地叫了一声，便再无声响了。她的肚腹却依然喷出一汪汪的血水，远远一看，就像艳极了的红牡丹的花瓣在临风舞动。(23) 在作者笔下，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完整、立体而真切地通过普通村民的世俗生活展现出来。这里，日常生活与宏大历史叙事获得了高度的融合。 史诗性的另一鲜明标志，便是对英雄人物和历史真实人物的书写。《伪满洲国》中，着墨不多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杨靖宇，简洁、凝练勾画出的毛泽东、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以及傀儡皇帝溥仪等形象，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作者笔下，他们以普通人的形象而成为社会中的“类代表”，显示出其非“神圣”的真实生存状态。迟子建的这种原生态的人物塑造方式，形成了作者独特的叙事策略和美学风范，体现了这部小说的特殊意蕴。 其二，现代东北民众生活的苦难叙事。苦难叙事素与文学结缘，并具有鲜明的悲剧色彩，是生活的本质呈现。苦难具有宗教、哲学和现实等多个层面的含义，在现实层面上，苦难的原因在于贫穷和不幸福。然而，伪满洲国文学的苦难叙事，更多地内含着精神性的意义，体现着人的尊严、民族的荣誉和国家的信念。早期的伪满文学书写如《残夜》(1982年)，以伪满统治下的杂木屯为历史背景，以底层人物塑造为中心，描述了给东北民众带来巨大灾难的强征劳动、开拓团进驻、侵略者的疯狂屠杀等；《朦胧烟花巷》则以对一个特殊的妓女群体的勾描，显现着那个时代“光鲜”背后的本质底色，呈现出伪满社会光怪陆离、恶气充盈、晦气弥天的情势。这种苦难叙事中的“肉体”指向，于道德判断中凸显人性的呼唤与社会性蕴含。台湾作家纪刚的《滚滚辽河》虽初版于1970年，依然可以归入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属纪实性小说文本。该书意在记录“东北爱国青年有组织的抗日活动”，对伪满社会的描写真切而翔实。当木莎对“我”说：“怪不得大家都说你得了神经病，听你方才说的话，真有些神经兮兮的了。”“我”答道：“患精神病的人是有福的，我虽不敢说天国是他的，至少这个世界的苦难、烦恼，都与他无缘了……”(24)作者笔下的辽河充满殖民社会特有的况味： 你痛苦的时候 毫不悲怆 你欢乐的时候 也不歌唱 你背负着岁月沉积的泥沙 你拖载着千万人们的希望 你从不诉说 你遍体敌骑的创伤 你永不改变 你飞跃奔腾的方向(25) 上元节时辽河岸边的自然风光，也体察着“我”苍凉、悲苦的心境： 小雪初霁，月光隔着云层像遮着布幕的一盏灯，厚重处仍感暗黑，微薄处则显苍白，河上景物倒可依稀辨认。靠岸的渔帆都熄灭了烛火，生活的艰苦使多数人忘却了灯节的乐趣。河的中央，解冻而逐流漂下的一列列大冰排，在混浊的河水中，闪着惨白的光辉，发出闷喳闷喳的声响，徐缓地向前移动着。 辽河真像只疲惫的老牛，拖着沉重的车载，缓慢而不停息地流动。(26) “我”的这种心境，正契合着民族置身噩梦、期待命运改变的时代情境。作者将对自然景色的勾画与精神苦难的审美书写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有着人文意味的图景，令人回思不已。 其三，体样的多元。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伪满洲国书写体样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题材的多样化。新时期的长篇小说文坛，伪满洲国书写的作品不胜其多，有以表现伪满民众抗日英姿的《真实性——1/2》，展现伪满关内移民生活的《闯关东》，以市井书写为主调的《皇寺路大街》《发舒里胡同》《朦胧烟花巷》《雾血关东》等，以史诗性、全景性描写见长的《伪满洲国》《满洲国演义》等，以跨文化叙事为特色的《小姨多鹤》《围棋少女》等，讲述情节跌宕、悬疑重重的谍战故事的《越境》《谋战：1933》《马迭尔旅馆的枪声》《地火》《中日大谍战》等，基于正统历史和红色叙事的《她从大海那边来》《残夜》等。表现文体也十分多样。《伪满洲国演义》正如题目所示，是以演义体形式表达那段特殊的历史，《伪满洲国》是以纪年体格式尽现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停车暂借问》《滚滚辽河》鲜明体现着历史生活的纪实体特性，《朦胧烟花巷》《发舒里胡同》《皇寺路大街》是沿袭“三部曲”体式的“北市场”主题小说，《东北教父》《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等呈现出鲜明的传记色彩，《盛宴》则显示着长篇小说的“推理”形态。 其四，精神世界中民族意识的执着追寻。尽管当下学界对民族意识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是，民族意识始终是文学作品中绕不开的话题，文学历史难以斩断之流。一个人无论对民族意识是疏离或是亲近，民族意识是文学永恒的显现。尤其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时刻，民族意识的崇高地位更显突出。在新时期伪满洲国书写的长篇小说中，李燕子的《咆哮的鸭绿江》凸显了这一特征。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的辽宁宽甸为背景，描绘出普通民众任人宰割、饱受摧残的历史场景，以及以原始方式进行抗争的悲壮场面。作品中的乡绅白选三，虽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和高贵的社会地位，但在保持民族气节与附逆妥协之间，最终勇敢选择了前者。他的惨死，是民族精神的决绝践行，体现了不朽的民族品格和永恒的民族尊严。也许正是这样的选择，使我们的文学找到了自己的“根”。 本文试图以宏观审视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代作家于特殊社会空间的文学想象进行阐释，对新时期长篇小说特定主题书写呈示出的文学现象予以解读。当然，迄今而言，我们还仅仅是对这一空间的分解，对这一现象的剖析。尽管这种空间是一个“实在的”、历史的存在，但对它的研究却是一个流动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渴望这一“抛砖”之作尽显现“引玉”之能。这是我们的初衷。 注释： ①“新时期文学30年：‘反思与前瞻’笔谈”一组文章，刊载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②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③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④上官缨：《艺文乱弹》，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41页。 ⑤转引自上官缨：《艺文乱弹》，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41页。 ⑥朱晶：《关东人的灵与肉——从王汪小说谈起》，《吉林日报》2010年3月18日。 ⑦大内隆雄：《秋萤之近作等》，牧之译，载陈因编：《满洲作家论集》，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年，第282页。 ⑧《满洲国史各论》，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1971年1月。 ⑨辛嘉：《评〈山风〉》，载陈因编：《满洲作家论集》，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年，第33页。 ⑩王玲玲：《岛木健作的“满洲”之行——以〈满洲纪行〉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6期。 (11)王玲玲：《岛木健作的“满洲”之行——以〈满洲纪行〉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6期。 (12)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靳丛林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10页。 (13)加纳三郎：《幻想的文学——关于满洲文学的出发》，《满洲》1937年10月22日。 (14)横山敏男：《与抒情的诀别》，《满日》1943年2月9日—11日。 (15)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靳丛林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16)李德纯：《风景旧曾谙却换了人间——战后日本作家中国题材作品》，《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1月10日。 (17)村上春樹『村上春樹全作品の1990-2000』東京：講談社、2003、562-563頁。 (18)村上春樹『村上春樹全作品の1990-2000』東京：講談社、2003、562-563頁。 (19)转引自尚一鸥：《村上春树的伪满题材创作与历史诉求》，《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0)金允植：《安寿吉研究》，汉城：正音社，1986年，第48页。 (21)迟子建：《伪满洲国·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22)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艺术广角》2006年第2期。 (23)迟子建：《伪满洲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24)纪刚：《滚滚辽河》，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54-55页。 (25)纪刚：《滚滚辽河》，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183-184页。 (26)纪刚：《滚滚辽河》，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182-183页。标签：伪满洲国论文; 小说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文学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迟子建论文; 归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