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调发展中的北京人口调控:产业异化驱动人口解决_北京疏解论文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北京市人口调控: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北京市论文,京津冀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0~011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10.015

       近二十年来北京人口不断膨胀,屡屡突破设定的调控目标。截至201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已超过2156万人,仅近五年新增的300万人就相当于一座Ⅰ型大城市的规模。在人口总量膨胀中,就业人口过快增长表现得尤为突出,城镇新增就业量连续8年超过40万,给城市承载力带了严峻挑战,引发了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环境脏乱、违规建筑等一系列“大城市病”,成为威胁首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突出问题。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提出了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强调到2020年,总人口要控制在2300万人,疏解非首都功能。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产业疏解有哪些具体办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人口疏解?

       1 理论和文献回顾

       在区域经济学理论上,人口、产业、区域三者密不可分,人口是产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产业又总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实现布局,因此,探讨人口问题必须从特定区域的特定产业入手。李嘉图最早从国家间论述了人口与产业的关系,他认为两国根据“比较优势”分工,会带来进出口结构的不断变动,推动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是通过国际间的产业梯度转移来实现的。发达国家将自身落后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会随之放弃大量的低端就业,但高端就业的培育过程却相对漫长,在此期间就出现了产业迁出国就业人口萎缩和承接国就业人口扩大,此现象在英美与亚洲国家间已经得到了一定印证。Autor,Dorn,Hanson and Song[1],Justin R.Pierce和Peter K.Schott[2]计算了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人口快速下降对上下游部门的影响后认为,服务业新增就业无法抵消制造业下降的负面效果,亚洲制造业崛起导致了美国就业萎缩。David Greenaway[3]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1979年到1991年英国制造业中的167个细分部门,发现随着对外贸易比重的提高,进出口部门的劳动需求均出现了下降。形成对照的是,Kozo Kiyota[4]利用1975到2006年的日本投入产出表估算了出口对本部门和其他部门就业的影响,发现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出口部门的劳动需求都增加了,制造业通过产业关联间接拉动了非制造业就业。

       如果把“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京津冀地区,北京—河北依照欧美—亚洲国家的产业梯度转移模式,就有可能带来北京就业量的绝对下降和河北就业量的绝对提高。产业梯度转移的前提是要求两地产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梯度差。对比京冀两地的发展状况,2014年北京市人均GDP突破16278美元、城镇化率达到86.4%、服务业比重超过77.9%,按照国际通用的经济发展阶段标准,已经进入服务型经济为主的后工业化阶段。而同年河北省人均GDP刚达到6486美元、城镇化率不及50%、服务业比重仅为37.2%,尚处于工业化中期,京冀两地在发展阶段中存在两个极差。从具体产业来看,重化工业是河北省的优势产业,劳动生产率超过18万元/人,但仍低于北京市的21万元/人,在其它非优势产业上河北的差距就更加明显。

       尽管京冀具备足够的产业梯度差,但现实中两者并没有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分工。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提出了地理性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在后起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存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回波效应占据主导性,具备先发优势的发达地区要素报酬率高、投资风险较低,吸引大量劳动力、资金、技术从落后地区流入,导致地区差距越来越大[5~7],只有当产业集中超过一定限度,出现规模报酬递减时,劳动力、资金、技术才又会向落后地区扩散。为了增加扩散效应,必须将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结合[8]。但由于竞争多于合作,地方政府间缺乏良好的规划机制,致使一些地区间的合作意图难以真正实现[9]。叶裕民等[10]通过对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流动特征的分析,认为长期以来京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中心城市,充分享受了对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吸纳的聚集效应,但是由于行政分割,生产要素的扩散作用却被弱化,没有起到中心城市的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京津冀城市圈区域与城乡协调的发展格局,核心任务就是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

       通过理论和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北京市就业人口膨胀是北京乃至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失衡的结果。一方面,北京市承载了太多的城市功能,产业过多、扩张太快,一些低端产业的发展不断吸引周边大量来京务工人员;另一方面,河北省农业占比高、工业偏重、三产滞后导致产业吸纳就业能力长期不足,天津市的服务业比重偏低也限制了分流首都人口的能力。北京市要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聚焦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四个中心”建设,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形成三地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合理布局,进而实现自身2020年2300万人的人口控制目标。

       2 研究方法

       投入产出法是一种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它通过编制投入产出表,来揭示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和分配的内在联系。根据计量单位的不同,投入产出表可分为价值型、实物型、劳动型、能量型等种类。目前我国官方编制的投入产出表均为价值型,反映的是部门之间的货币交换关系。若要全面反映出作为生产基本要素的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平衡,必须编制劳动型投入产出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学者邵汉青、钟契夫、张守一等人为探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问题曾尝试编制了完全劳动消耗表(下文统一简称“劳动表”),但当时表中的大部分数据采取了假设的形式,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劳动表”。本文依据2012年北京市投入产出价值型表,编制了真实的“劳动表”,提出了劳动感应力、活劳动转化系数的概念,给出了某一产业影响其他产业就业量的计算公式。

       2.1 数据说明和部门划分

       依据统计局最新的2012年投入产出价值表编制“劳动表”,关键是获得精确的行业从业人数。然而北京市统计年鉴仅提供各行业城镇在岗职工数,覆盖面较窄,与全市就业总量相差较大。因此我们放弃统计年鉴指标,改为选用北京市经济普查公布的各行业法人企业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数之和,供编制当年的“劳动表”使用。在“劳动表”的部门划分上,充分考虑了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特点,并进一步参考了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部门分类法,最终将北京市投入产出价值表中的42部门合并为不含国际组织的19部门。

       2.2 “劳动表”的编制方法

       参考邵汉青[11]的“劳动表”编制五步法:

      

       将投入产出表中各行的第一、第二象限各元素分别乘上对应部门的自给率系数

,分离出“本地表”:

      

       第二步,获得部门从业人数。根据经济普查资料确定各部门的年平均从业人数。设

为i部门的年平均从业人员数。

       第三步,计算直接劳动消耗系数。用各部门产值

去除从业人数

,得到部门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活劳动)系数

       第四步,计算完全劳动消耗系数矩阵。

       第五步,把“本地表”转化为“劳动表”。“本地表”的一二象限各行分别乘上

,这样就将以货币量表示的本地产品流量转化成了劳动量表示的流量。第三象限的换算比较简单,即直接以各该部门的就业人数

填列即可,“劳动表”编制完成。

       表1是编制完成的“劳动表”,计量单位由“元”变为“人”,形态结构与价值表类似,依然存在列向、行向的平衡关系。行向是产品分配平衡方程:

      

       2.3 “劳动表”的使用方法

       根据“劳动表”,我们提出劳动感应力系数、活劳动转化系数的概念,并给出关联就业下降量的计算公式,用于文章第三部分的实证分析。

       (1)劳动感应力系数(

)。劳动感应力系数是从行向上考察产业间的劳动消耗关系,衡量的是某一产业的完全劳动使用中用于其他产业生产过程的劳动消耗占比。劳动感应力系数越高,则该产业的劳动消耗受到其他产业的影响越大。在现实中,存在某些产业具有很高的就业量,但这些就业人口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产业的发展所带动的,是为上游产业服务的。通过较高的劳动感应力我们就可以识别出这类产业,通过疏解上游来间接缓解该产业的就业膨胀。

      

       (2)活劳动转换系数(

)。活劳动转换系数是从列向上考察产业间的劳动消耗关系,衡量的是某一产业的完全劳动消耗中活劳动消耗占比。列昂惕夫认为,投入产出模型中的诸多比例关系,反映的是经济系统的技术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利用活劳动转换系数,我们可以定量计算产业疏解对关联部门就业人口的最终影响程度。

      

       3 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

       3.1 调整思路

       北京市产业疏解的首要目的是转移过剩人口,所以我们主要分析完全劳动消耗大的产业。其次,我们将这些产业按照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分成两部分。劳动生产率低的产业基本属于要转移的产业,而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中也有不符合“四个中心”要求的产业,这些产业同样需要转移出去。最后,我们根据产业是否可贸易以及产业的劳动感应力的大小选择合适的转移方法。具体的转移思路见图1。

      

       图1 北京市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思路

       Fig.1 Population distributing by industrial transfer

       3.2 具体分析

       根据“劳动表”,定量计算减少10%产值带动本部门和关联部门就业下降量,排序后具体分析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的效果,结果如表2所示。

      

       第一,对农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直接转移。农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都是直接转移的重点部门,它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可贸易的,压缩本地生产规模、加大从外地调入力度可以大量减少本地劳动消耗。当前,北京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为2.58万元/人,不及全市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农业人口相对过剩。通过强化农产品省外供应,减少本市10%的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将下降5.82万人,同时带来0.54万关联就业的减少,共计疏解6.36万人。

       制造业一度是北京市的支柱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90年代初期曾超过40%,但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工资上涨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原有的制造业比较优势在不断缩小,将北京市部分制造业外迁至河北,一方面将大大促进河北省重工业的转型,减少当地高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缓解京津冀地区的大气雾霾。另一方面,制造业产业链条长、上下游关联性强,拉动的关联就业很大,减少本市10%的制造业总产值,关联部门就业人口减少高达8.22万人,能有力缓解人口膨胀压力。

       北京的批发零售业在过去10年间发展极快,从业人数从139万扩张为217.5万,净增近80万,是造成本市人口膨胀的重要原因。批发零售业的发展离不开低物流成本的支撑,首都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和雄厚的市场购买力为其提供了良好发展机遇,但随着土地、劳动力、运输成本的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和空间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空间将愈加狭窄。基于批发零售业的可贸易性,北京市主动向外疏解可大大减少对低端人口消耗。从国际特大城市的发展经验看,土地稀缺和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农业制造业外迁、农产品和工业品自给率下降是普遍趋势。

      

       第二,对租赁商务服务业、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居民服务业转移上游。租赁商务服务业、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和居民服务业主要为本地上游产业提供配套服务,具有很强的地理属性,我们可以通过“劳动表”的行向数据,寻找对其拉动较大的上游部门。一旦上游产业转移,本地配套服务的劳动需求就会大大减少。例如租赁商务服务业主要是为批发零售、金融、制造业提供相关服务,转移这三个上游部门10%的总产值,能分别减少租赁商务服务2.2万、1.5万和0.9万的最终就业人口。又如交通运输业共有28万人为上游部门服务,其中为批发零售、制造业服务的人数就超过14万人,占比超过51%,批发零售和制造业疏解10%总产值后,对本地交通运输的劳动消耗会下降1.4万人。住宿餐饮业,同样可以通过“劳动表”发现它的上游集中在金融、科学技术服务、公共管理和制造业,这四个部门中任何一个产业的疏解都会最终减少住宿餐饮的劳动消耗。相对而言,当前居民服务业从业人口为32万,总量有限,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转移后,其劳动消耗会自然下降。

       第三,对教育、卫生限制需求。教育、卫生部门的产业链条较短,与其他产业之间关联性不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直接面向终端消费。由于没有明显的上下游,对它的疏解可以通过限制最终需求来实现。事实上,恰恰是最终需求的膨胀拉动了北京市教育卫生部门的就业人口膨胀。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间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北方最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北京,引发了大量来京读书、就医需求,进而拉动了北京市相关部门的劳动消耗。如教育部门,北京市拥有26所211高校,相邻的河北省为0,每年大批河北生源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会进入北京高校就读。在卫生领域,2013年来京就医的外地患者中,河北省高达700万人次,占据了近四分之一。如果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北京市教育、卫生部门的最终需求下降10%,将减少近10万北京市就业人口。需要强调的是,房地产和建筑业相关就业人口主要也是由购房需求膨胀带动的,但是房地产市场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有现象,随着房地产需求相对饱和,未来相关的就业总量会呈现自然下降,无需主动调控。

       第四,对金融业、科研与技术服务、信息软件服务转移环节。金融、科研技术、信息软件服务都是高端服务业的典型代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平均水平,但与常识相悖的是,我们通过“劳动表”发现,由于产业链条上的某些环节和流程不尽合理,结果消耗了大量低端劳动力。因此,将部分产业环节外迁,能够强化三地的对接协作,促进产业、人口的合理布局。具体来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北京市经济的引擎和中枢,北京市的金融业发展从长期应明确方向,国家监管功能应逐步强化以配合政治中心的实现,部分金融市场功能可以通过提高进入门槛和市场集中度来实现产业组织优化,一些金融非核心业务、非核心环节可以向津冀转移。科研技术、信息软件服务部门是北京市实现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但对住宿餐饮(4.2万人)、租赁商务服务(4.1万人)、交通运输(2.4万人)三个生产率较低的本地配套部门劳动消耗很大,存在调整部分产业环节的可能。

       4 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北京市在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方面应该做好以下四点:

       第一,加快北京市农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对外疏解。在农业领域,要强化京津冀合作,在北京周边共同建设若干个农业示范园,加大农产品从河北的调入力度,减少北京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消耗。在制造业领域,遵循先易后难原则,优先外迁一批科技含量低、规模效应差的中低端制造业。对高精尖制造业,要强化研发环节、转移生产环节,可以采取先增量后存量的方式,通过在河北新建分厂,逐步压缩北京工厂产能,完成由生产制造向研发销售的转型。在批发零售业领域,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把一批服务于北京周边甚至全国业务的批发市场如动批、大红门、天意等就近搬迁至河北、天津,以缓解北京承载压力,在搬迁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历史背景、商业文化和承接地的实际情况,努力提升当地的投资营商环境,加快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当地服务业发展。

       第二,优化北京市金融业、科学技术、信息软件服务的产业链条。金融业的调整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观察上游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疏解后,对劳动特别是低端劳动消耗的变化情况。第二步,如果变化不如预期,可直接调整金融业,通过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市场准入门槛来优化产业组织,通过对外疏解一些非核心业务流程来减少劳动消耗,如向天津河北转移呼叫、数据、信用卡、培训等金融后台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信息与软件服务业的调整,重点同样在于转移不合理的生产环节,如把部分实验基地、服务器中心转移至天津、河北,推动三地产业协作。

       第三,加快提升河北省教育医疗水平。提升河北省教育医疗水平离不开中央政策支持和北京市帮扶措施。对北京市来说,可以加强市属211高校和市属公立医院与河北共建,通过合作办学合作办院、建设分校分院的方式,在扩大自身品牌影响力的同时,更为当地引入优秀专家队伍和先进管理理念,为河北当地教师、医护人员创造更多亲身观摩、学习、实践的机遇,进而丰富当地人才队伍,提高河北省自身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最终减少来京就医上学人员。

       第四,聚焦“四个中心”建设,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北京市高端服务业。迈向高端服务业是特大城市在工业化后期面临的重要课题,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通过成功转型,有效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由于转型失败,陷入了贫富差距分化、竞争力下降、城市病加重的中等收入陷阱。当前北京市人口膨胀、雾霾频发,生态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重点聚焦“四个中心”建设,将优势资源逐步配置到信息、科技、文化等高端服务业中。加强制度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社会氛围,促进自身向高端服务业迈进。

       致谢:感谢北京市统计局2014年投入产出课题组《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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