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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1996年，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于“要不要”、“应不应”的主客观条件的研究；1997年，则深入到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层面。本文试将有关研究文献综述如下。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也有相当部分的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这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涵盖“中国经济学”的产生）“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的“根”
经过1996年的探讨，学术界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经济学有三个根，一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二是西方经济学，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对三个根的侧重点和立足点的认识各有不同，1997年的研究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第一种观点侧重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叶世昌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中，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政府决策，可以说无处不在。”如果中国经济学不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融合，继承其对今天有用的部分，“则这种经济学对中国来说，将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难以在中国生根。”也就不是所谓“中国经济学”。李义平也认为应特别研究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如果我们搞不清这一深层的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照搬照抄，就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问题，也形不成中国经济学。黄少安作了进一步探索，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精神是“节约、互利、均衡”。以往的经济学只重视竞争，把追求最大化作为经济学的精神，这是一种错误认识。追求最大化只是一种基本人格假设，不能作为经济学的精神。经济学在此假设前提下，有更高的追求——节约、互利和均衡。因此，他指出，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哲学基础，创建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黄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是指具有中国文化特征、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更多的具有“和”、“合作”、追求人性和谐的因素，能够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为经济学的革命提供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就能创造出“中国经济学”。
第二种观点，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生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刘诗白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刘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学，其核心和主干是理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刘教授看来，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源泉，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政治经济学旨在揭示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联系，是分析和揭示社会多样经济活动、多层次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础”，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首先要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革新，谋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和科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写出更好更适用的政治经济学专著”。
第三种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主要来源。赵晓雷认为，“从我国的发展趋势看，只要市场化改革不发生逆转，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必然会融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两者一起构成新的理论框架，形成新的主流经济学。”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都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从内容上看，从80年代上半期引进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到80年代下半期引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再到9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都对中国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方法上看，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也对中国经济学有重大启迪作用；从学科建设上看，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学科范畴及与中国经济学的融合都有借鉴意义。
还有第四种观点，以何炼成、丁文峰为代表，认为前面三个“根”，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谈的，称之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更为妥贴。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
三、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第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道路选择。
事物即过程。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道路的选择关系到中国经济学建立的进程和方向。一些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此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李怀、高良谋认为：没有百家并存、相互争鸣的过程，就不会有中国真正成熟的经济学出现。摆在中国经济学面前的道路只能是彻底摒弃传统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偏见，引进各种卓有成效的经济学说，开创中国经济理论与学说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他们指出，多样性的结构互补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和完善的前提；多元化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共性的互补中求完善，在差异的竞争中求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的现实之路。所以借鉴为主，创新为辅，是中国经济学之路最为现实的明智选择。
陈宗胜、徐刚、刘书祥认为，中国经济学过去之所以未能形成一门科学，最主要的是没有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形成的规范来研究中国经济的现实。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发展主要是以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提出问题、建立模型、推导理论统计检验、结论）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中的经济运动，走经济学的中国化之路。金海平也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走国别化的道路。
谷书堂、刘占军指出，中国理论经济学重建之路是在学习和指判的继承现有的市场经济理论及把握好经济学的本质和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才是中国经济学的灵魂所在。为了进行理论创新，经济学界应该对理论创新持严肃科学的态度，并在经济学界形成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假说、批判、争论、接受、修正、摒弃的创新和发展机制。
第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政治经济学为主。刘诗白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首先要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革新”，这就要求人们大力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这一研究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因此他主张拓宽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五个内容：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现实使命；生产关系的完善——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课题；经济体制结构的优化——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生产组织形式——中国经济学的另一研究课题。蒋学模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同资本主义部分应有统一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样才能保持政治经济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统一性。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在内容上由三个部分组成：生产力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
高鸿业认为，中国经济学必须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特别是走经济管理和操作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寻求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但在研究时必然涉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操作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势必引进至少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加以管理和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操作两个问题，所以在建设中国经济学时，必须着重以管理和操作方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提出，马克思论及了股份制、交易所、虚拟资本、资本有机构成、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等市场经济管理和操作的问题，但没有受到理论界的充分认识。对这些分散的概念、原理、论点进行规范化、系统化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陈恕祥认为，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流经济学，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明确肯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应当大力宣传、研究、深化和丰富这一理论。
徐雷认为，要使中国经济学走上世界，必须研究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在具体内容上，他主张中国经济学首先应当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市场机制和公有制，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相结合的内在规律。
第三，中国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陈宗胜、徐刚、刘书祥认为，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就是要在坚持经济研究规范化的前提下，把中国自己的现实经济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出发点。中国近期的经济学是关于“过渡问题”的经济理论，这种“过渡”具有鲜明的“双重过渡”特征。双重过渡表明，中国的经济进程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相互交融、相互推进又相互制约的过程。作为这一进程的理论反映，中国经济学必然是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结合。
谷书堂、刘占军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经济改革中若干重大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培育出新的理论生长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在理论上具有相当积累后，重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在具体内容上，他们认为，发展经济学是中国的理论生长点之一，将扮演着主要角色，值得引起整个中国经济学的重视。
何炼成、丁文峰作了进一步的肯定与深化。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性。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创新的经济科学，除一般应具备的应用类、方法工具类、史学类学科外，其主体理论部分至少可分为中国经济学原理、中国市场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过渡经济学等学科。其中，中国发展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研究方向。因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是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发展经济学最终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客观要求。
李怀、高良谋则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缺乏能够覆盖整体性的的大概念，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中信息含量低，特别是缺乏对生态变量的总体考虑。因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应更多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经济学应当从“自然”中寻找自己的根基，建立起新坐标，代之以融生态变量与物质变量于一体的生态范畴，从全球整体观层面构建中国经济学。
第四，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
1997年中国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学如何具体构建亦有新的突破，但为数甚少。洪远朋、金伯富作了先驱性的探索，提出了建立综合经济学的构想。其思路如下。
1.按时代要求，中国的经济科学不仅应对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属性给出质的规定性，而且应尽可能地给出量的规定性；它不仅应对经济行为和结果作出客观的实证分析，而且应对经济行为和结果按社会主义道德标准进行规范分析。现有的经济学科从某一角度、某一方面作出一定解答，但却未能从总体上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分析。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在完善、加强原有的科学的同时，建立一门综合经济学。
2.综合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其内容主要有：综合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而且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综合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古今中外一切经济理论的合理成份（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经济理论、中国古代经济理论）；综合经济学是宏观经济、中观和微观经济的综合；综合经济学是各门经济学科和相关科学的综合；综合经济学是各种经济分析方法的综合等。
3.经济利益是综合经济学创新的核心和基石。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经济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经济利益也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成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综合经济学以经济利益为研究起点，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并把经济利益概念贯穿于整个经济学的始终。
4.综合经济学的体系框架，包括导论；综合生产力；综合经济基础；经济运行综合体系上、中、下，即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综合经济学与上层建筑；人口、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发展；综合经济系统中的核算工具；及经济学的分化、交叉与综合的经济学说史等十个篇章。
四、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
刘诗白、谷书堂等学者都认为，建立和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刘诗白还提出，要用好科学抽象方法，要引入和正确使用数量分析，使用数量分析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抽象方法为前提。
丁文峰提出了创新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初步构想，包括正确认识和确立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中的地位，改变经济学方法论滞后的局面，对策是建立经济学方法论队伍、研究学会，开辟专栏、创立刊物、开辟课程等；建立中国经济学方法论学科体系；注重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与合理配组；实现经济学方法与其他学科方法的联姻等。